世界形势在过去几十年发生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和技术变化带来了一个多元化和竞争性的现代国际环境。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30年前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早已破产。现在人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乐观地认为全球化即“世界是平的”。即使曾极具解释力的“文明冲突”理论，对现在这个复杂的现代社会而言也显得有些简单了。

我们已生活在一个多极化世界，这种多极化不是传统的强权政治和权力均衡。虽然中美俄“大三角”仍对世界安全格局举足轻重，但多极化趋势更深入了。现代化、国内秩序和国家合法性的多样化，最终带来国际秩序的多样性。

对一些过去为西方民主国家所不容的国家来说，今天的多极化也给了它们自我证明的空间。国家的合法性取决于有效治理，而不一定是所谓自由民主的理想。国家主权并没过时，只是需要重新得到更清晰的理解，即主权意味着有效和负责的治理，另外还要不断强化法治。直到最近仍被一些人视为普遍愿望的自由民主理想，因自由民主制度的“衰朽”迹象而被大大削弱了。世界主要的自由民主体制成为它们自满的牺牲品，陷入了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学者大卫·朗西曼所说的“信心陷阱”。

功能失调已成为当下一些民主制度的特征，比如资本在选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真人秀政治”无所不在、恐惧政治与地方主义的蔓延等等。其结果是，所谓的自由民主正失去以前的那种说服力和吸引力。只有得到修正，它才能继续成为众多模式中一种可取的现代发展模式。

另外，当今世界的政治决策者们还必须了解国际硬实力对比正发生变化。中国的崛起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体现。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影响力都在增强。这种变化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为此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加以解释和预测。

艾利森教授研究了过去几个世纪一些类似案例后得出结论：在历史上，许多这样的情况都以战争告终。今天如果也遵循这种模式，将意味着一场巨大的破坏性战争。我们务必避免这种情况。艾利森教授强调了摆脱这种陷阱的道德义务。当然，我们也在修昔底德的作品《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找到了线索。修昔底德在书中描述了战争的原因，即斯巴达面临雅典日益增长的实力而产生的恐惧。但他并不认为战争是必然的。斯巴达国王当时提出的反对战争的论点，今天仍可用来反驳任何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判断。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既有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关系？过去的简单答案是：遏制。但这个答案已被证明存在严重缺陷。因为遏制本身就必须包括战争的可能性，这就容易形成看似稳定实则永远在战争边缘徘徊的冷战格局。

一定还有更好的选择。正是本着这样的目标，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倡导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虽然这种积极态度的目的在于促进和平与公平的合作，但西方一些评论家，尤其那些遵循西方政治思想中现实主义传统的人，仍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中国对美国提出战略平等的要求。中国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结果又被一些西方国家曲解。无论如何，这些主张在中国正被严肃对待，切实成为积极推动国际体系转变的方向。

这些主张和话语表达反映了一个现实，即前文所提到的，我们已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现代国际社会中。其中各个国家或力量以各种方式相互作用，有时或许对抗，但总体上是趋向合作。过去的两极逻辑等思维已无法解读我们现在的时代，更不用说帮助我们制定合理有效的政策。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把中美关系视为零和博弈是错误的。现实中利弊总是并存，而且参与者一般也不止这两个与制定特定政策有关的国家。

新加坡著名外交家兼学者比拉哈里·考斯坎最近解释说，未来全球合作的新兴架构很可能由多个重叠的框架构成。竞争将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内在要素，但竞争在造成局势紧张的同时也会创造机会，开创新合作的可能性。

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越来越有能力成为这个秩序中负责任的一员，在保证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也愿意分担和承担。因此，中国未来的目标不是扰乱现有秩序，而是要更深入地参与现行秩序和制度，提升自身的贡献和影响。

当今国际体系的另一重要特征，是一些重大变化往往是区域性的，而不是发生在全球层面。虽然一直呼声不断，但至少目前而言，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重大改革仍然进展缓慢。在此背景下，一些全球性机构的有效性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全球层面的重大结构改革相应地遭遇阻碍，而真正能取得进展和成效的改革，往往发生在区域层面。

面对国际环境或国际秩序的这些变化，中国显示出了二者兼顾而非顾此失彼的能力。亚洲基础设施发展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都是推动区域化重大变化的例子。同时，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影响力增强，其在推动全球性机构改革方面将做出更大努力，在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也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作者达尼洛·图尔克系斯洛文尼亚前总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3月20日《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