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财税配套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使1980年代已反复探讨的价税财联动改革，在价格调放基本完成于“治理整顿”低通胀期之后，又承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东风，推进到打造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和多税种复合税制，从而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经济关系，构建宏观间接调控为主的框架，促成了此后延续至今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活力释放和又好又快发展过程。
但在我国经济仍具黄金发展期特征的同时，要看到伴随而来的矛盾凸显的挑战和压力，现实生活正在呼唤新的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在我国一般商品价格已由市场决定的情况下，当前于资源产品价格、不动产价格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比价关系不能理顺、价格形成机制扭曲问题，愈益形成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最突出的例子是社会再生产“命脉”层面“从煤到电”的配置机制扭曲，比价关系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不能有效形成产业上、中、下游全程各相关主体的节能降耗内在激励。与此同时，从资源开发到社会总产品分配中的重要制度——地方税体系和地方政府阳光融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省以下财政分税制迟迟不能落实，成为政府职能转换、行为优化方面的明显障碍，基层财政困难、地方大量隐性负债、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等为人们所诟病的问题，都与此有关。
因此，在随党的“十八大”而来的新的发展阶段上，需要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不失时机地大力优化我国发展改革的顶层规划设计，抓住基础品价格机制、税收制度、财政体制等重点，实施通盘设计的配套改革，并以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改革事项相呼应，使生产要素配置合理化。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中，营改增改革将在减轻税负、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提振消费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方面产生深远影响；资源税改革有望成为我国基础品价改和电力体制改革攻坚克难的重要切入点；房产税改革试点适时扩大范围将引致地方税体系框架建设及其配套改革事项的一系列积极拓展，并在房地产调控、收入再分配优化等方面产生正面效应；而以省以下财政真正进入分税制为重点的财政体制与行政框架扁平化和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必将更好地释放千千万万市场主体的创业创新活力，缓解资源环境、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矛盾约束，进一步打开我国未来可持续地高速、高质发展的潜力空间。
本文发表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简报》2012年第6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