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罗素可以说是一个明星式的哲学家。其中固然有时代的原因，但罗素本人的所作所为乃至个性因素，仍是不容忽视的。在某种世俗的眼光中，罗素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人生大赢家”：在严格学术的领域，他有《数学原理》这样的巨著传世，并因一系列的哲学论著而被普遍认为是分析哲学的奠基人之一；在社会-政治乃至广泛的文化领域，罗素的声音可谓无处不在，他是声名卓著的公共知识分子，并因其颇为成功的通俗性写作而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学术和政治之外，罗素的情感生活颇为丰富，一生四次结婚、情人亦不少，因此颇有些风流倜傥的意味。
在中国，罗素也有一大批粉丝，有人视他为智慧的象征，有人视他为道义的化身，亦有人对其所鼓吹的“新道德”颇富感应。而像张申府这样的人，则更是视罗素为其人生的导师，所思所行无不以其为榜样。
但就是这样一位“成功”的大人物，在其传记作者瑞·蒙克的笔下，却被认为是度过了悲剧性的一生。这究竟是为什么？考虑到瑞·蒙克花费十年之功，在查阅了大量的书信、档案，并做了大量访谈的基础之上，撰写了一部上千页的罗素传记这一事实，即可想见他的这一判断绝非虚言。
罗素的一生，是围绕学术与政治这一主线而展开的。在普通公众的眼中，罗素或许是一系列通俗著作的作者，也可能是一位反战的英雄，或者是一位婚姻与道德问题的“专家”。但在哲学学术领域，罗素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分析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倡导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来解决传统的哲学问题。也就是说，哲学学术才是罗素的立身之本。
罗素的哲学研究，始于他对数学基础问题的探索。在十多岁的时候，罗素即因哥哥的教育而接触到几何问题，这使他有机会感到后者的“美妙”。这一方面表明罗素在数学领域具有天赋，但同时恐怕也与其童年的生活经历有关。父母早亡，使罗素在很小的时候，即深感人世无常，倍尝孤独的滋味。在这样一种孤寂的生活气氛中，几何那种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个人而单凭证明为真、以及不依时间流逝而有所变的性质，带给罗素极大的慰藉。这也就是说，几何或数学领域的工作，对于早年的罗素而言，绝不只是某种技术性的东西，而是其充实生活的来源。
罗素对于数学的浓厚兴趣，从少年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一战之前。在这中间，他虽然间或对社会-政治问题表现出兴趣，并撰写了相关著作，但总的来说，他理智生活的重心仍在数学问题上。在研究数学基础问题、并撰写相关著作的同时，罗素相信数学的世界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沉浸在这个世界之中，有助于他避开人事的“纷扰”。
热衷于数学问题的早年罗素，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专家，但这并非其最终的目的。其根本性的旨趣，在于通过这一探究的过程，获得一种智性上的满足。罗素说，“我希望在为数不多的专家心中获得知名度。但是，我的主要愿望——作为我调控生活原则的愿望——是纯粹以自我为中心的，旨在获得思想上的满足，探索让我感到困惑的事物。”（《罗素传：孤独的精神 1872～1921》，139页；以下简称“《孤独》”）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就其探索的动机而言，早年的罗素是极为纯粹的。
瑞·蒙克对罗素早年在数学、逻辑和哲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些天才的杰作虽非完美无缺，却是真正能够展现罗素才智的东西。罗素苛刻的学生、哲学研究中的后来居上者维特根斯坦，对于早年罗素所取得的理智成就，亦“从未失去敬仰之情”（《罗素传：疯狂的幽灵 1921～1970》，312页；以下简称“《疯狂》”）。瑞·蒙克和维特根斯坦以及其他哲学史家的评价表明，罗素在其早年的理智工作中，不仅抱有极为单纯的动机，而且事实上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杰出成就。
艰苦而长期的理智工作令罗素感到厌倦，但这并非其告别严肃学术的真正理由。致命的一击来自其高徒维特根斯坦。在本文前面的部分，我们已经谈到，早年罗素从事数学研究的根本动力，在于他相信数学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人事的纷扰，也没有时间的永恒世界；在数学的世界中，他得以摆脱一种致命的孤独。显而易见，这样一种对于数学本性的理解，是典型的柏拉图主义。但早期维特根斯坦的研究表明，数学的本质是重言式。这一结论使罗素感到痛苦，却又不得不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它。
罗素在后来撰写的《我的哲学的发展》一书中，专门用一章的篇幅回顾了上述转变的过程，可见其对此的看重。在该书第十七章“放弃毕达哥拉斯”中，罗素写道：“我已经不再认为数学在题材上是和人事无关。我终于相信（虽然是很不愿意）数学是由重言式而成。”（《我的哲学的发展》，211页；以下简称“《发展》”）与此同时，数学的超时间性也遭到了罗素的质疑：“我想数学的超时间性丝毫没有我从前以为它所具有的那种崇高和庄严，而只是由于纯粹的数学家是不谈时间的。在默想数学真理的时候，我再也得不到什么神秘的满足之感了。”（同上注）
维特根斯坦的批评之外，动荡不安的外部世界，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罗素告别了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投身到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之中。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自那以后，正如罗素自己所言，“我把不少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哲学以外的事情里。”（《发展》，216页）根据瑞·蒙克的传记，罗素后来虽然也曾“重返哲学研究”，并撰写了不少哲学论著，但这些论著再也没有像他早年的工作那样，在专业的哲学研究者那里产生重要影响。事实上，“真实的情况是，到了1944年，罗素在普通公众中的声誉很高，与在学术精英中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此。”（《疯狂》，313页）
数学不过是重言式，认识到这一点，那种早年罗素在数学研究中所获得的形而上的满足，就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混乱的外部世界，也时时刺激着罗素走出书斋。而促使罗素由一名艰深的专业著述者转变为一个自由作家的另一原因，是他和学术体制的关系。一方面，罗素由于对政治问题的积极介入，在学术体制中变得不那么受欢迎。另一方面，罗素对僵化的学术体制本身也感到厌倦。而成为一名自由作家，有比较丰厚的收入，则可以让他摆脱这一切。
罗素最终选择成为一名自由作家，并以其流利的文笔而大受普通读者欢迎，一时之间可谓名利双收。但从学术的角度看，罗素为他的这一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瑞·蒙克说：“与自由作家的生活相比，讲师的职位更沉闷，更乏味，但是，他至少可以从事哲学研究，不受流于肤浅的诱惑（也许可以说免除这样的责任）。当一个人必须出售自己所写的一切文字时，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孤独》，669页）事实上，罗素在成为一名自由作家后，有时迫于经济上的压力，不得不炮制一些肤浅的文字。
但更大的代价在于，忙于参加政治活动、撰写报刊文章的罗素，在离开学术体制之后，切断了与哲学学术界的联系。这使他对后来哲学发展的细节不甚了了。后来，罗素曾一度重返哲学研究，但他悲哀地发现，专业的哲学研究者虽对其示以表面上的尊敬，但事实上并不真正关心他后来的研究成果。赖尔、斯特劳森等都是如此。罗素对此深感愤怒和痛苦，但已无力扭转乾坤。
在撰写通俗文字的问题上，将罗素与维特根斯坦做一对比，或许不无启示。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维特根斯坦对罗素早年的工作，虽不无批评，但始终抱有尊敬。而对其后来所写的一系列通俗著作，则持一种激烈批评的态度。维特根斯坦本人，从未撰写过应景的报刊文章。瑞·蒙克说：“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放下身段，撰写报刊文章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孤独》，669页）一九二九年，维特根斯坦重返哲学研究之后，通过对自己早期思想的批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哲学思想，以至在相关著作出版之前，即对专业的哲学研究者们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于罗素的通俗性著作，这里有必要简单谈一下他的《西方哲学史》。在中国，长期以来乃至于直到今天，不少人都将罗素的这部著作当作哲学的入门书加以推荐。但事实上，罗素本人并不看重此作。在《我的哲学的发展》一书中，罗素认为如果说有一本书是他在哲学上的代表作，那么这本书就应该是他发表于一九一二年的《哲学问题》。如此一来，问题即在于，为什么连作者罗素本人都不看重我们长期以来如此“重视”的《西方哲学史》呢？
要回答上述问题，其实并不太难，只要我们了解一下罗素撰写此书的动机及过程，即可得出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
上世纪四十年代，罗素因为早先在婚姻、性及相关道德问题上的自由化主张，在纽约受到了不公正的道德非议和审判，以至其失去了本已得到的教职。这样一来，罗素一家即不可避免地陷入经济危机之中。这时，正好有一家基金会邀请罗素担任某个通俗讲座的主讲人，而听讲者大多没有哲学专业背景。罗素为准备这一讲座，撰写了《西方哲学史》一书，并为当时的听众考虑，突出了哲学与一般政治、社会状况的联系。这似乎没什么问题。但从哲学史研究的角度看，罗素这一匆忙赶制的著作，在史料的搜集和分析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而如果我们将此作视为哲学的入门书，则问题更大，因为它扭曲了哲学的功能，将哲学视为一项解决政治或社会问题的工具，而不是一门具有独立价值的、自由的学术。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提及，罗素的一生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但就总体而言，罗素对二者关系的处理是失败的。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罗素撰写了大量的通俗文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政治问题的讨论。瑞·蒙克认为，罗素在政治问题上的意见虽非一无是处，但与其在专业著作中所展现出来的敏锐与才智相比较，则不免显得乏善可陈、前后矛盾，而并非像一般公众所期待的那样高明。
罗素在政治问题上频频发言，但却并未展现出多少过人的才智，可能有这样几种原因。一是罗素发表那些文章和讲演的动机，在不少情况下是为了缓解自身的经济危机，而不是为了表达对政治问题的真知灼见。二是罗素有一份贵族的清高，在骨子里看不起普通民众，因此不认为有对政治现象进行细致研究的必要，而只愿意谈论一些相对抽象的政治原则。三是罗素在数学方面的训练，使他在思考一般问题时，倾向于以一种高度简化的方式来进行，但这样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对一个政治观察者而言，并不一定是好事。对于这一点，罗素自己也认识到，“虽然他在数学和数学哲学方面拥有专业知识，可是这并未赋予他就政治问题发表看法的权威。”（《疯狂》，62页）
以上分析表明，健全政治判断的形成，有赖于对复杂的政治现象做细致的分析和研究，但这恰恰是罗素所不愿意去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同瑞·蒙克的判断，“罗素从来不是非常老练的政治思想家。”（《疯狂》，538页）
那么，如何评价作为知识分子而非哲学家的罗素呢？在一个意义上，公共写作和演讲让罗素名利双收，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内心中难以摆脱的孤寂，并在大众之中成就了他现代“圣人”的名声。而在学术的意义上，罗素投身于公共写作和演讲，则是一种巨大的智力浪费，这也正是瑞·蒙克为其痛惜不已的原因。深受罗素影响的中国学者张申府，一生热衷于政治活动，但到了晚年，却在接受采访时不断表示，自己最遗憾的是未在哲学领域留下一部“大书”。
政治之外，罗素就婚姻、性及相关道德问题所发表的言论，引发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对罗素这方面的观点，进步主义者自然大加赞赏、表示欢迎，而保守主义者则视其为罪恶。维特根斯坦则评论说，“如果一个人告诉我，他去过最糟糕的地方，我无权对他的说法进行判断。但是，如果他告诉我，他拥有的超人智慧让他可以去那些地方，那么我知道，他这是在骗人。”（《疯狂》，130页）
就罗素的观点本身，人们自然有权利基于不同的立场，而做出各自的评论。但验之于罗素自身，则其婚姻生活与其所倡导的理论之间，似乎常有不合之处，并令当事人深感痛苦。比如罗素认为，在婚姻生活中，丈夫或妻子有自己的情人，这并非是不道德的。但当其第二、第三任妻子朵拉、彼得有自己的情人时，罗素起初表面上并不在乎，但实质上深怀痛苦和妒意，并终而选择离婚。
而且，即使在离婚之后，罗素亦对朵拉表现出巨大的冷漠，以至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他拒绝与朵拉见面，涉及财产、子女的教育及抚养等问题时，都是委托律师办理，避免有直接打交道的情况。不仅如此，罗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自己的儿女亦不甚关切。有评论者认为，根据瑞·蒙克的传记，罗素糟糕的家庭生活，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
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罗素也曾不无反省，他写信给自己的女儿凯特说，“我越来越病态，反思之余，深感自己人生失败，无论作为丈夫还是作为父亲均是如此。我试图让自己相信，都是别人的过错。但是，这样的事情反复出现，看来说明实情并非如此。”（《疯狂》，349-350页）
瑞·蒙克说，罗素的一生是一个“悲剧”，对于这一看法，人们在读完传记之后，当可有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但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可以看到，每个人在做选择的同时，必定也在付出相应的代价；在某些表面耀眼的人生背后，同样存在着失败的阴影。聪慧者如罗素，似乎亦不能例外。
（《罗素传：孤独的精神 1872～1921》，[英]瑞·蒙克著，严忠志、欧阳亚丽译，浙江大学出版社二○一五年版；《罗素传：疯狂的幽灵 1921～1970》，[英]瑞·蒙克著，严忠志、欧阳亚丽译，浙江大学出版社二○一六年版；《我的哲学的发展》，[英]伯特兰·罗素著，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二年版）
刊于《中国研究生》201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