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套哲学丛书我非常喜欢。它的题目是《在世哲学家图书馆》（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当然，“library”一词也有“文库”、“丛书”的意思。把它翻译为“在世哲学家文库（或丛书）”也许更合适，更恰当。但是这里我愿意用“图书馆”这个比较大的词，主要是想夸张一些，突出它的意义，以示区别。因为我觉得这套丛书确实与众不同。
这套丛书创始于1939年，至今已70年，主编业已更换两次。它的创始人，第一任主编希勒先生（F.C.S.Schiller，在任时间1939～1981）有一个想法：学界有一个奇怪的礼节，就是当一个哲学家活着的时候，不能问他他提出的一些观点，他表达的一些思想是什么意思。而哲学史上总是有没完没了的争论。因此，如果可以向在世的哲学家提一些敏锐的问题，让他们直接做出明确的回答，不就可能会中止那些哲学争论吗？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希勒先生主编了这套丛书。也正因为有这样的想法，丛书每一本选择一位成就卓著、依然在世的哲学家，选择哪一位，书名就是关于他的哲学，比如第一本《约翰·杜威的哲学》（1939年），最近出的一本《迈克尔·达米特的哲学》（2007年）。而且每一本都要有以下四项内容：
第一，由所选哲学家亲自撰写的学术思想发展过程。
第二，请一些著名的相关学者撰文，对该哲学家的思想提出批评和讨论。
第三，请该哲学家针对这些批评和讨论答辩。
第四，该哲学家所发表的文章著作目录。
第二任主编哈恩（L.E.Hahn，在任时间1981～2001）认为，前任主编关于中止哲学讨论的乐观想法无疑走得太远了，但是尽管如此，该丛书的基本指导思想不变。第三任主编奥克希厄（R.E.Auxier，在任时间2001～）接手时已进入本世纪，但是他认为，没有理由改变该丛书的历史形态和使命。因此，这套丛书的基本形式和内容一直保持不变。
这套丛书目前共出版约31部，选择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如杜威、怀特海、罗素、摩尔、卡西尔、卡尔纳普、波普尔、萨特、奎因、冯·赖特、艾耶尔、利科、伽德默尔、施特劳森、戴维森、辛梯卡、达米特，等等。当然，也有一些非常有名的哲学家没有入选，比如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我猜想，这里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该丛书的出版周期比较长，前期的策划，取得所选人同意，找不同作者写文章，再把写好的文章交给所选人写答辩，等等。在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影响该书的出版。比如，《让-保罗·萨特的哲学》一书就比较例外。其中没有萨特本人撰写的学术生平和答辩，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对他的访谈。萨特接受该书出版计划之后视力出现问题，很快就不能看书写作。为了该书的顺利出版，三位学者应出版社的邀请，认真阅读了专家们写的大约30篇文章，撰写出提问提纲，然后到萨特家里对他作了两次访谈，并作了录音。几经周折，该书毕竟还是出版了。但不知有的书是否在运作过程中流产。此外，专门找人写文章来批评商榷，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尤其是那些名人，也是个疑问。我猜想，维特根斯坦大概就不会接受，因为他认为别人总是曲解他的思想。还有，即使找人写文章，大概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找的必须是专家，而且是比较有名气的专家。但是专家往往个性十足。哥德尔曾经应邀给《勃兰特·罗素的哲学》写过一篇文章，指出并批评了罗素在逻辑中的一些问题。不知为什么，一向潇洒的罗素没有答辩，这使哥德尔非常恼火，因此拒绝了该丛书以后的再次约稿。哥德尔批评罗素的这篇文章大概也是人们能见到的为数不多的一篇哥德尔撰写的商榷文章。
我喜欢这套丛书，因为里面有每位哲学家撰写的学术自传，从中可以看到许多有意思的东西。有人的自传非常长，比如卡尔纳普，好像国内还出版了一个中译本。有人比较详细地讲自己的家族、身世、婚姻，不厌其烦，比如罗素。但是也有人的自传比较短，对这些事情谈得也非常少，甚至不谈，比如施特劳森。从这些地方可以体会到这些学者的一些不同秉性。不过，我对这些内容不是特别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这些哲学家的学术经历，特别是他们对哲学的不同理解。
雅斯贝尔斯在讲述自己的学术历程时谈到他最初得不到哲学同行的承认，他所在的哲学系主任里科特教授（Rickert）就反对他当哲学教授，而且这不是一种个人意见，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因此在职业哲学家的圈子里，他觉得自己被看作是一个外人。
雅斯贝尔斯一开始深受韦伯的影响，认为韦伯是哲学家，而里科特则认为，他有权从韦伯的思想出发构造一种哲学，但是称韦伯是哲学家则是不可思议的。反过来，雅斯贝尔斯也认为里科特根本不是哲学家，他不过是像一个物理学家那样进行哲学研究。他还认为，学院学者们的哲学实际上不是哲学。他们关于哲学看法的分歧确实非常明显，也非常大。
如果说里科特和雅斯贝尔斯关于哲学的看法区别牵涉到学院哲学与一般哲学的关系，或者说，传统的形而上学与涉及其他领域，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的关系，那么在萨特那里，关于哲学的不同看法则典型地反映出哲学与政治的关系。萨特认为，哲学是一种有关是和是者的研究。任何不导致有关是的研究的思想都不是有效的。这样的哲学大概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又认为，在笛卡儿时代做哲学也许可以不考虑政治，但是今天不可能做哲学而没有一种政治态度。当然，这种态度将根据哲学而变化；但是不可避免要有一种态度。每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人而且每一个人都是政治的。有人反对萨特区别意识形态和哲学，认为这是一种困扰人的区别。萨特对此的回应非常明确：“那是因为他们都想当哲学家！”但是他又认为，对他来说，哲学就是一切。它是人们生活的方式。人们作为一个哲学家而生活。我想，这样的认识在萨特这里出现大概是奇特的，也是自然的，因为他早期有专门的形而上学著作，后来则主要撰写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的著作。若是不承认哲学有这种区别，则会把自己混同于那些只会或只知道侈谈现实问题的哲学同行，而真要承认并强调有这种区别，难免会有贬低甚至否定自己后来那些文字属于哲学著作之嫌。不管怎样，哲学就是一切，这种认识固然走得太远，但是他从骨子里蔑视那些妄称哲学家的人，却是有深刻理由的。
这套丛书最有特色的地方，是专家的商榷和所选者的答辩。我的老师周礼全先生曾经向我推荐过《勃兰特·罗素的哲学》这本书，他对罗素在答辩时表现出来的睿智和风度称赞不已。我认真读了这本书，还曾专门讨论过罗素对摩尔的答辩。我正是从这本书走进了这个“图书馆”，仿佛认识了一个个著名的哲学家。但是在那些答辩的背后，可能还有更多的故事。2000年我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借到了1999年出版的《唐纳德·戴维森的哲学》，从该书预告上知道要出达米特、罗蒂、辛梯卡等人的书。但是直到2007年，我才从网上查到并托人弄到《迈克尔·达米特的哲学》一书。2000年在波士顿大学，辛梯卡教授对我说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学术自传，正在写他的答辩。但是直到今年2月在巴黎第一大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史研究所，我才第一次见到《亚可·辛梯卡的哲学》，该书于2006年出版。不知是因为去世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关于罗蒂的书一直未出，而从以上两本书的预告上却看不到该书了。不管怎样，辛梯卡和达米特的答辩居然写了六七年，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前者我只是翻了一下，没有细看。但是从后者看，达米特的学术自传是2000年写的，他在出版时补充了几行，说了几件事，作为跋，注明2006年5月。这说明，他的答辩确实是从2000年写到了2006年。时间是长了一些，不过，看一看答辩的内容就可以理解，这其实是很正常的。达米特一共写了27篇答辩。短则几页，长的甚至有十几页，几乎每一篇答辩都是一篇论文。学术上的事情，真是急不得，快不了啊！
达米特写的跋中有两个地方特别值得一提。一个是哀悼他的朋友戴维森：“令我极其悲痛的是，我的朋友唐纳德·戴维森2003年8月在医院做膝盖手术时出乎意料地去世了；他86岁，本来预计还要活许多年的。”在一个答辩中，达米特也谈到戴维森，他说，戴维森是自己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而且也是自己觉得很容易能够一起谈论哲学的人，尽管他们的分歧很大。我喜欢读达米特写的东西，也推崇戴维森的思想和提出的问题。他们学术观点不同，却能够相互交流，而且成为朋友，这一点真让我羡慕。
另一个地方是最后一句话：“I am now a month off my eighty-first birthday，to the relief or chagrin of the editors of 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前面一句比较清楚，说再过一个月就是他81岁的生日了，后面这句也是清楚的，但是两句加起来就不太好翻译。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说，自己年事已高，答辩写了六七年，迟迟不交，编辑们难免担心出什么事情，如今完成了，他们也就可以放心了。另一个意思是说，他总不交稿，万一完不成，势必影响该书的出版，这是令编辑们懊恼的事情。其中的联结词“or”（或者）大概表明了达米特对丛书编辑的体会和理解，它左边的“松一口气了”是显然的，而它右边的“懊恼”大概是可以猜测到的。这可能说明，在这些年中，编辑们大概一直与达米特保持着“正常的”联系，没有怎么“迫不及待”地催稿。其实真有这样的担心，也是人之常情，毕竟是80岁的人了。
国内丛书的出版，近年来几乎成了学术出版物的模式。不能说这些丛书的出版没有学术方面的想法和追求，但是出版效益大概是考虑比较多的因素，即使不是第一位的因素。我觉得，出书不仅是求生存，做市场，赚钱，而且应该是一项事业；出好书不应该是理论上的说辞，而应该是实际的追求。如今这个时代，对好书当然也会见仁见智，但是像《在世哲学家图书馆》这套丛书，它的创意、规模和运作模式，它的学术水平、特色和影响，至少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该丛书的经济效益怎样，我不知道，但是其中一些已经再版，而《约翰·杜威的哲学》一书已经两次再版。我相信，好书总有人看，而且是会有很多人看的。
原载于《博览群书》2008年第8期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