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相由心生”。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许多朋友看不明白我的意思。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也只能点到为止。其结尾处赵太爷、赵二爷云云，是借用赵庄赵国等古典和今典，请读者明鉴。
紧接着，电视里播放民革中央主席回答记者提问。看他那表现，用“相由心生”来衡量，也很恰当。
一、调动工作
要说起来，我年轻的时候不仅是民革成员，还当过它的省委委员。为什么会当上民革的省委委员呢？这事还要从我那年调动工作说起。
1983年，妻子在位于太原市北张村的省公路局宿舍分了一套住房，当时我还在太原矿山机器厂子弟中学任教，每天骑自行车上班要花一个小时左右，所以我需要调动工作。
那年头想调工作至少要过两大难关：一要单位领导批准，二要寻找接收单位。
当时太原矿机中学是双重领导，想调动工作，先要校长签字同意，再由分管厂长批准，才能到人事处办理手续。但是，当我提出调动申请的以后，他们都不同意。理由是：我们刚送你去太原师专进修回来，还没有使用，你就要远走高飞，这实在是忘恩负义，说不过去。
面对这样的领导，我觉得不可思议。你们不是说要解放全人类吗？怎么到了具体问题上，又像奴隶主的管家一样呢？
就这样，他们把我拖了整整两年。
在这两年中，原本是意气相投、无话不谈的好哥们杨某某，由一个普通教师当上了副校长、校长，我以为他能帮我一把，没想到这老兄却翻脸不认人，成了第一个拦路虎。
写到这里，不由得想到时下流行的那个段子：“看了色戒，女人不可信；看了投名状，兄弟不可信；看了集结号，组织不可信”。只不过，那时候这些影片还没问世，所以我对“兄弟不可信”，实在是没有思想准备。
另一个拦路虎是分管副厂长吴某某。此人原本是个普通工人，因为厂里分房，被推选为职工代表，从此官运亨通，在很短的时间里由车间主任、副厂长、厂长，一直当上市经委主任。
我申请调动工作的时候，他还是分管教育的副厂长。不知是不是能力有限，他整天忙得四脚朝天，为此我不知跑了多少回，才找到说话的机会。当时他态度很好，还给我戴上“伟大教师”的高帽子，但说来说去，就是三个字——不同意！
直到1985年暑假，杨校长要去上海开会（当时的开会，不过是公费旅游而已），吴某某也晋升为厂长，这才给了我钻空子的机会。
于是，我找到副校长薄某某和新上任的分管副厂长赵某某，痛陈因为上班路远，影响工作、影响生活、以至于误人子弟的苦衷，终于使二人善心大发、放我一马，分别在请调报告上签上“同意”二字。
到了人事处以后，工作人员问我要调往哪里？我一下子傻了眼——因为我还没有找到接收单位。
二、进入民革
我知道这件事夜长梦多，万一杨校长回来，就可能前功尽弃。于是我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去寻找接收单位。
我的理想是去大学教书，这其实是异想天开。因为我只有专科文凭，还是进修两年才拿到的，其含金量要大打折扣。
经人介绍，我先后与山西大学教育系以及煤炭干部管理学院有过联系。前者是办公室主任需要一个助手，以便在她退休以后有人接班，后者是想找一个简报编辑。对于这两个职位，我其实并不中意，但最后还是因为人家看不上我，没有去成。
正在这个时候，老母亲得知我的困境，便问我愿不愿意去民革工作？因为父亲生前是山西省民革常委，所以我对这个地方是既熟悉又有些讨厌。但是由于时间紧迫，我不得不决定尝试一下。
随后，母亲就带我去了民革山西省委机关，直接闯进驻会副主委张豪若的办公室，问他能不能要我。张是文革前在省政协是父亲的老部下，他听完母亲的话，非常高兴地说：“小智愿意来这里，实在是太好了，咱们正发愁民革后继无人呢！”随后，他当着我们的面让把人事处长叫来，吩咐立刻办理相关手续。没几天，我正式调入山西省民革机关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正是“民主党派”大力发展、引进新人的时候。民盟、民进、九三都有知识界做后盾，他们要引进新人问题不大。相比之下，民革只能以第二代第三代做为发展对象。这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些人小的时候都因为是“狗崽子”、“黑五类”不能正常升学，现在想从他们中间寻找高学历者，很不容易。
正因为如此，在别人眼里我实在是不入流的专科进修生，但是在这里却成了香饽饽，让他们像捡了漏一样。
三、奇葩往事
进入山西省民革机关以后，我被分配在祖国统一办公室工作。当时张副主委对我说，本来想任命你为办公室副主任，但因为需要向统战部报批，所以先给你个“负责人”的名义。
在此之前，我根据自己的特长，希望到宣传处从事文字工作，但这个坑已经被另一个人占据。
此人姓汪，也是当老师的，比我小几岁。据说他父亲是傅作义手下的上校，1949年以后大概是因为倍受歧视吧，所以他为人处事特别谦卑，特别谨慎。后来，他在民革中央副主席周铁农来五台山游览时，奉命陪同侍候，从而深得周的欢心。事后周铁农逢人便说：“谁说我们民革没有博士？汪某某就是我们的博士！”
我听说周的这番话是受到刺激以后讲的。因为就在周入主民革的那个时间段，正好茅海建刚从学校毕业，可能是一时半会儿没有合适的单位吧，便进了民革中央工作。在此期间，茅利用民革中央就在东皇城根的机会，每天泡在故宫博物院搜集资料，最后写出了《天朝的崩溃》等学术著述。
随后他就离开民革，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本来是好事，但却把周副主席气得够呛，觉得这么大个机关，居然被一个毛孩子利用。不久，汪某某被周调到民革中央，好像是给了个宣传部副部长，一下子连升两级，从副处级直接晋升为副局级。
随后，汪某某以落实政策为名（当时落实政策的运动早已结束），要回了他父亲早年在北京买的一个独院，随手又卖了100万元。当时北京的房价还很低，我们听说后感觉这简直是天价。
话说回来，不久，我和汪某某都当选为山西省民革委员，正式进入接班的第二梯队，就等着老一代让位了。但那时候的退休制度还不健全，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往往是常态。比如，山西省民革祖国统一办公室的主任是李恺寅，已经70多岁了，还在坚持工作。我不记得他是怎样来到山西的，只知道他的老上级是当时的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
贾是行伍出身，在抗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抗战胜利后担任青年军复员管理处组长和预备干部局副局长，是蒋经国手下的红人。但是在1949年，他为了策应解放军进攻江南，在浙江嘉兴率部“起义”，并成为中共正式党员。那时候，老李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担任大队长职务。“起义”失败后，李死里逃生，捡回一条命。正因为如此，在贾亦斌爬上民革副主席的宝座之后，老李也得到他的关照。
老李也是行武出身，却喜欢舞文弄墨。当时山西民革的主委是潘瑞征。此人原来是傅作义手下的军需处长，被收编后参加了朝鲜战争，战争结束后担任过山西省粮食厅副厅长等职务。
我进入民革以后，曾经接待过不少来访者，其中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当年傅作义的旧部，在收编时不但连降三级，还被派到朝鲜打仗，回来后又因为历史问题戴上反革命帽子，甚至被送进大牢，所以他们的诉求是平反和落实政策。另一种是看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有“国民党”三个字，便找上门来，表现出一种“总算找到组织”的喜悦。
四、萌生去意
那时候，民革的主要价值在于针对台湾的统战工作。所以每逢相关节日，比如中秋节呀，孙中山诞辰或去世呀，省政协都要召开会议并向对方喊话，也不管人家能不能听见。
1985年中秋前夕，潘瑞征又领到需要在会上发言的任务。他派秘书来我们办公室，让给他写一篇发言稿（这本来应该是秘书的事情）。当时李开恺可能是想考一考我的水平吧，便让我来完成这个任务。
我也需要表现一下，便欣然接受。过了两天秘书前来提货，李把我的稿子交给了他，随后他也跟着秘书。没想到过了一会儿秘书又来了，说潘主委认为不行，要求重写。这对我简直是当头一棒，而且还有口难辩。
第二天，李恺寅重写一篇，让我认真学习以后才交给秘书。我看了他写的那东西，心中暗想，就是给我提鞋子，我也不要。
就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秘书又来了。他说经过省政协领导审查，老李的发言稿没有通过，所以把我的稿子又要走了。这种峰回路转，无论对潘、对李，都是一记重重的耳光，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打脸啊！
这时，我终于吐了一口恶气。
后来我才知道，在山西民革内部，也有傅作义旧部和阎锡山余孽的区别和矛盾。上面支持前者，压制后者，这恐怕也与傅、阎二人在1949年的抉择有很大关系。
众所周知，与执政党相比，民主党派具有曲线升官的优势。比如潘瑞征，他本来是副厅级，当了民革主委以后，就成了副省级。一开始是政协副主席，后来可能是表现不错，又成为人大副主任。我问知情者这有什么区别，人家说别看都是副省级，这区别可大了。其中在秘书配备、保姆津贴、专车标准等方面，都大不一样。
至于潘的继任人李蓼源，则是从一个学报的编辑，就像坐直升飞机似的，一下子晋升为副省级。如果是中共党员，不会有这样的好事。
我进入民革以后，也是从一个不入流的中学老师，立刻成为一个处室的负责人，如果坚持下来，仕途不可限量。
但是，因为上述经历，我才对这样的官场生态环境有了进一步认识。我才发现，这本来就是人家吃剩的一点残汤剩水，你们还要打破脑袋去争去抢，真不值得。
经过再三思考，我终于想明白：这是一个没有是非，甚至颠倒黑白的地方。再呆下去，我可能就毁了。
五、两任主委
有了这种想法，我便决意离开。正在这时，老同事赵某某介绍我认识了山西社科院的张光鉴先生。为了进入这个单位，我请他先把我先借调过去。
在离开民革的时候，我觉得实在对不起张豪若先生，便专门找他道歉。没想到他反而对我表示祝福。这让我想起了矿机的杨某某和吴某某的格局和境界。对于这种现象，我只能用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人来解释。
我虽然离开民革机关，但因为是省委委员，所以至少还要参加他们的会议，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两次换届。第一次换届是潘瑞征要退休了，需要一个人接班。但是统战部在民革内部找不出人来，就让李蓼源来接任。
李蓼源曾担任过阎锡山的秘书。听母亲说，阎在克难坡时，每天早上要召集军政人员及其家属参加朝会。因为李是宪兵学校出身，所以他的任务是在洪炉台上，就像大头兵一样高喊“稍息、立正”等口令。
这本来是一个人年轻时代的笑话，不足为怪。奇怪的是他很早就加入民盟，如今又要当民革主委，而且没有丝毫的愧疚。
几年以后，李蓼源也该退了，于是他又如法炮制，让谢克昌来接他的班。谢因为在英国有过短期留学经历，不仅当了教授，还当上了工大的校长。李与谢的父亲因为赵宗复的关系，1949年以后一直在太原工学院工作。所以他推举谢来接班也是人之常情。问题是，谢当时已经是中共党员，根据统战政策，中共党员比党派成员觉悟要高，所以入党以后就不应该再加入民主党派了。但是为了他们的需要，山西民革宁是召开省委全会，先批准谢克昌加入民革，再选举他为主任委员。我觉得这不符合统战政策，有鼻涕要往眼里流的嫌疑，便表示反对。李蓼源怕我给他们难看，在开会时专门跑过来安抚我。他不知道，我只是来看表演而已，根本没有把他们当回事。
谢克昌上位以后，利用这个跳板很快又到了北京，并一路顺风顺水，占据了更高位置。因为众所周知的缘故，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搜索一下。
最后想说的是，至于其人品，恕我不敢恭维。因为在太原工大，有许多不利于他的传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