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2018年2月27日在中国宏观经济高层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觉得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非常好，是围绕着最高决策层和方方面面特别关注的怎么样防控金融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现在看到的厦门大学宏观预测分析成果内容方面，我觉得也是可圈可点，建议里有非常值得肯定的亮点和我很认可的内容，对前面几位专家发言，我也有很多同感。在此我谈三个角度的看法。
第一个，如何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方面，看来需要特别注重研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从领导人到管理部门，到学界，还有实际工作部门，现在可以说已经有了一个共识，就是新的发展阶段中，不应以GDP论英雄。那么不以GDP论英雄了，以什么论英雄？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GDP这个指标在宏观可用的各种指标里，还是非常简洁的一个龙头指标，它表现宏观经济运行态势、景气水平——虽然有它明显的缺陷、局限，不是说不用它，但显然不能只看它。继之而起的这个问题，就表现为已经强调了几年的不以GDP论英雄之后，现在实际上是以什么论英雄呢？有关的权威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没有实际确立起来，我观察很多的地方层面、管理部门的行动里，如何论英雄，他自己的理解就非常重要了。比如高层领导强调环保非常重要，我们听到在有些地方，就要以推行“环保风暴”的形式来追求它的政绩。我觉得地方政府、管理部门追求政绩无可厚非，“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内在道理是对的，公权在手，有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你当然应该出政绩，当然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但是要把环保搞成风暴，那是不是就靠搞运动了？或者主观上不如此、客观上非常容易陷入一个以搞运动来解决问题的方式，往往副作用就很容易产生。再比如说风险防范现在非常重要，紧跟着高质量发展就得考虑怎么样防范风险，而风控这方面如果成为一个论英雄的指标，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各地又纷纷在这方面有所表现：自己的政绩要体现在我如何加强管理，怎么样防范风险因素，任何一个可能有风险之处，上去非常严格地给予种种限制，各种条条框框堆上去，似乎这就是政绩了。以这样的运动式地达到某一个方面形成突出的表现而论英雄，在看起来风险无所不在、而处处去控制风险论英雄，我觉得也不是我们真正高质量发展的正路。一定要大家共同努力，推动有关管理部门牵头尽快形成一个尽量简洁可用的考核指标体系，即把GDP和其他一些指标，可选择的最主要指标，形成一个可操作的评价政绩的指标体系，把这样一个实际问题解决好。我觉得这是几年来反复体验到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第二个层面，要谈一下防范风险这方面，中央的实质性要求是防范系统性风险，而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怎么认识呢？它一定带有系统性、全局性。可能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在防患未然的角度上，当然要高度警惕，但是不能说哪个地方有点什么风险的苗头，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按住，这就是防范了系统性风险，这样的做法实际生活中容易导致的，就是一刀切地来严防死守，似乎这就解决了问题。但我认为恰恰这样的一个认识，有意无意地是违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主线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性要求的。因为要真正能够防范系统性风险，包括系统性金融风险，所能奏效的不是我们过去驾轻就熟、做起来很顺手的一刀切，什么上去都防范，都控制，都加强管理，以为这就是供给侧改革，这恰恰是违背了供给侧改革内含的顺应规律，区别对待优化结构的要领，违背了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这方面，政府理性供给管理的最本质的要求。实际生活中间，我感觉就有厦大报告里强调的一个“两难”了：要去杠杆，这是一个总量指标，宏观上讲的杠杆，以M2（广义货币供应量）可以衡量；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企业的杠杆，你具体可以看它的负债率。但这个去杠杆旁边，还要有稳增长，报告里指出了这里面有一个两难的困境，如果是需要比较明显地在总量指标上把它压住，那么后面稳增长所要求的优化结构的区别对待怎么处理？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系统性风险的防范，还是要紧密结合着供给侧改革如何深化这个命题。这也就是，处理好供给侧改革，必然是要把结构问题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管理处理总量问题的旁边，更多地要聚焦怎么样找到合理的有效的可持续的区别对待的机制，这个区别对待的机制才是优化结构的好机制，它是配合着总量上我们过去已经有经验的需求管理，更多的要创新地解决供给管理这方面的挑战型的任务。这个供给管理，优化结构，最根本的是前面专家发言里，比如像汪老师特别强调的，要顺应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这个市场规律为主的旁边，政府再去合理地加上认为必要的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等等。但是政府自以为自己认准了，未必就能非常有把握取得成功，一定要谨慎，一定要在这方面给出让创新的不确定性这个弹性空间里有“自调节”同时存在的机制，而且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政府该做的事，是保护产权，加上有方向上的引导，还有就是很多的时候可以采取事前、事中、事后区别对待的一些鼓励措施，看不太准的东西放在事后去做鼓励，看得特别准的东西，你可以放在事前去做引导激励。处理不好，这可能就带来所谓搞新计划经济的错误形相，处理得好，这是供给侧改革里的守正出奇。要遵循市场规律，同时我们还要追求出奇制胜，有我们中国特色，有我们在创新空间里特别的作为。比如我一直说，政策性金融跟产业政策显然是配套的，但你要想处理好它，少犯错误，让它真正能够达到我们的意愿，这可是个挑战性的问题，是个供给侧改革的系统工程问题，是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能一刀切去解决的定制化问题。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显然我们要处理好这样一个挑战性的供给侧改革的任务。行政一刀切地去加强管理，名为控风险，实际上会适得其反，不能优化结构消解风险，反而可能制造风险。
第三个层面，我认为中国现在于投资方面，“有效投资”的空间仍然非常可观。政治局前面几年曾经专门强调过这个有效投资概念，我所在的研究群体，也特别强调了“选择性的聪明投资”，如何以机制形成有效供给，是最关键的。投资空间客观存在，比如中国一百多个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这些城市，规模还在不断扩大，基础设施升级换代的需求看得很清楚：今后几十年是做不完的。北京这些年在拼命发展地铁，在建第二机场，在做其他的很多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这么做的话，公共交通体系半瘫痪的危机考验我们马上就过不去了。北京如此，其他很多的城市大同小异。北京市购买机动车的限制，现在已经在全世界闹出最荒唐的典型，最新听到的是中签率是1900多比1。这是从较早人们说的轮盘赌的40：1概率，又迅速抬升了好几十倍，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一个典型，其实它同时也表明我们的发展潜力和解决问题的投资空间。这种有效投资，怎么让它可持续地提供出来？基础设施投资的特点就是周期长，如资金链一断，形成半拉子工程，全局皆毁，如果处理得好接上了一气呵成，超常规创新发展，这是咱们的守正出奇。我觉得中国的文章一定要在这方面做好。这种有效投资要说小的事情，可再举个例子：有关部门说全中国缺少大概5000万个停车位，（主要讲城镇区域），北京市缺差不多300万个，深圳缺差不多200万个，一个停车位静态算账十万块钱，这就是5万亿的投资，十几年内做这5万亿是不是该做？基本上如此，不会很精确，但这个事情肯定是要做的，那么怎么做？政府没那么多的钱，还得控制自己的负债率，但是有PPP。停车位、停车场还要配充电桩，还要立体化，以少用地皮，这方面企业的智慧和能力恰恰是它的相对优势，而只要这个停车位一用，就有现金流，那正好对应PPP机制。这种事情只要把机制处理好，中国这种投资空间和带来的增长效应，将是非常可观的。
更多的例子就不说了，农村方面新农村建设里可做的事也很多。但是怎么使它资金链能接上？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小微金融，普惠金融，这些事情都要有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方面的出奇。处理不好就是一塌糊涂，大家都得“拉关系”；处理得好我们有法治化，有规范化，有不断总结经验往前推进，那可能高质量发展这个路就越走越宽。所以，从PPP来看，现在财政部在努力推进的过程中是要稳一稳，要控制风险，但是又刚刚发布了第四批入库项目，发展取向与示范仍然十分清楚，绝对不是要叫停，而是要点刹车稳一稳，继续让它健康发展。我观察这方面PPP的当务之急，是要赶快推出更高层次的法律依据。原来有了一些红头文件，曾经说尽快上升到PPP法，现在看来一下推不出，种种中国特色的制约下，能不能尽快做条例，把这个事情做得相对清晰可操作，无非就是解决实际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地方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大家都大眼瞪小眼，听到批评了那么多假PPP，伪PPP，真伪的界限怎么划？这个法治化、规范化的依据，应尽快把它提供出来。PPP必然有一个资产负债这方面处理风险的问题，我的个人观点是不可能让地方政府与PPP负债完全撇清关系，地方政府是跟企业一起以合作伙伴关系来做这些公共工程，怎么可能所有的负债都在企业这边，完全不在政府这边体现呢？至少政府这边有财政的或有负债问题吧？三年滚动规划后面那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那不是会有你的或有负债吗？把这个事情处理好，规范化，不全是由此在这方面阻碍PPP发展，恰恰是来更好地指导、引导，在大家感觉对防范风险机制更有信心的情况下，来激励PPP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这些创新的事情，我觉得是一定要与现在防范风险结合在一起的。还是要由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实话实说，我在地方调研的时候，感觉很多同志反映现在是动辄得咎，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一做就是风险，什么都不做最安全，你只要做事儿，就可能被人抓小辫子，没有创新的氛围了，那我们的前途在哪里？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这是我想谈的三个层面不成熟的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