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1—1934年，中国新疆多地发生叛乱，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在叛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其占据的和阗（今和田）地区还实施了具有宗教极端主义色彩的政策。叛乱失败后，伊敏逃亡阿富汗，其间撰写了一部历史著作，虚构了远自上古、横跨欧亚大陆的突厥历史，成为新疆民族分裂势力最早的代言人，也被当今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者当做凭据。但历史的真相是，伊敏在撰写这本书前后，一方面接受阿富汗政府的生活援助，另一方面与其政治上的竞争对手麻木提争相暗通日本，结果日本看重的是麻木提，并将麻木提秘密接到日本。正当伊敏投靠日本未果之际，1939年1月，国民政府代表团来到阿富汗，在代表团成员艾沙的游说下，伊敏决定归附国民政府，并表达了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和服从国民政府领导的愿望。1942年3月，伊敏离开喀布尔。在归附国民政府的途中，他试图为自己的将来留下退路——联络流亡印度的新疆人。不料，当年4月，他在白沙瓦被英属印度政府以通敌之嫌逮捕；在被拘押调查了大半年之后，于1943年2月被释放。获释后的伊敏，对国民政府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并表示新疆的命运全系于中央的领导之下。20世纪50年代，伊敏在逃亡土耳其、主张分裂国家后，开始对自己的这段历史讳莫如深，致使国内外学术界对伊敏归附国民政府的心路历程知之甚少。而日本外务省档案和保存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朱家骅档案，则为揭示抗日战争时期伊敏归附国民政府的经过，提供了翔实的文献依据。由此也可以看出，伊敏所谓的政治主张，不过是其在与多方博弈中捞取政治资本的道具而已。
关键词：伊敏 艾沙 朱家骅 民族分裂主义 真相
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1900—1965，也叫“穆罕麦德阿明”“毛德明”）堪称中国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最早的代言人。他不仅是1931—1934年新疆叛乱中的重要头目，在其占据的南疆和阗（今和田）地区实施了宗教极端主义的主张，而且在败亡阿富汗期间还撰写了一本历史书，虚构了一部远自上古、横跨欧亚大陆的突厥历史，被当今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作为依据。但是，关于伊敏的生平，特别是他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国内外学术界知之甚少；而伊敏本人和其政治伙伴艾沙（1901—1995）对这段历史也讳莫如深。本文拟通过对日本外务省档案和保存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朱家骅档案有关史料的爬梳，勾勒伊敏归附国民政府的过程，揭示伊敏的所谓政治主张不过是其在与多方博弈中捞取政治资本的道具而已。
一
中华民国在创立之初，即面临近代主权国家的“均质化”要求与“有限性”（limited）之间的龃龉。在中国西部，1912年后，杨增新（1864—1928）统治下的新疆处在半割据状态；1928年，杨遇刺身亡后，金树仁（1879—1941）接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成立伊始的南京国民政府得以介入新疆政治。然而，1931年2月在哈密发生的叛乱，使新疆顿然陷入从东到西、由北及南的混乱境地。
1931年的叛乱是由维吾尔人和加尼牙孜（1889—1941）所领导的。这个民国元年（1912）的叛乱头目在隐匿二十年后重新现身，触发了各地大规模的叛乱。在与新疆省当局的对峙中，和加尼牙孜很快陷于不利境地，于是他目光东向，将与军阀马步芳角逐而败北的马仲英（1908—约1937）部队引入新疆。骁勇善战的马仲英部队一度势如破竹，但不久被取代金树仁的盛世才（1897—1970）所击败。在苏联的武力支持下，盛世才逐渐掌握了全疆政治的主导权。
哈密叛乱，地方实力派间的博弈，加速了新疆南疆地区的叛乱。在南疆，出现了几股较大的势力：喀什的铁木尔、乌斯满（1899—1951）、麻木提（1887—1944），和阗的伊敏·布格拉兄弟、沙比提大毛拉（1883—1934），以及孤守喀什噶尔汉城的马占仓。1933年11月12日，在野心勃勃的沙比提纠合下，喀什出现了一个名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以下简称“东突”）的伪政权，宣称脱离中华民国，沙比提自任“总理”，遥奉和加尼牙孜为“总统”。次年3月，二度入疆的马仲英部队落败后转入南疆，“东突”不堪一击，迅即烟消云散。其后，盛世才招安和加尼牙孜，令麻木提处死沙比提，恢复了对南疆的有效支配。
在南疆乱局中，与和加尼牙孜、铁木尔等相比，伊敏·布格拉是个不太彰显的人物，在以往关于该事件的叙述中，大多略而不计或甚少记述。但是，作为有着经学知识、当过经学院教师的伊敏，是沙比提大毛拉之外最有极端思想的一个，在他所掌控的和阗地区推行的政策具有宗教极端主义色彩。抗日战争期间，伊敏归附国民政府，历任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新疆省政府副主席等职。20世纪50年代，伊敏在亡命土耳其期间，宣称要分裂国家，与对其照顾有加、时任台湾地区“行政院副院长”的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书信往还，互相诘难，《朱家骅先生言论集》收录了朱家骅规劝伊敏的三封信函。在信中，朱家骅严厉驳斥了伊敏的主张，力证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过半个多世纪，阅读朱家骅的信函，不难发现，两人所讨论的问题几乎涵盖了现代民族/民族主义理论中的所有要素。或许因为读者不清楚三封信的背景以及伊敏本人的故事，迄今尚无论著涉及这段往事。
二
1934年，伊敏携家眷逃至阿富汗。客居喀布尔的伊敏活动在由流亡维吾尔人组成的“新疆同乡会”的小圈子里，每月定期收到来自阿富汗政府的500尼（相当于125印度卢比）的生活费。英国学者福布斯（Andrew D. W. Forbes）就此认定，“在和阗艾米尔（指伊敏——引者）与喀布尔之间很早就存在联系了”。但是，阿富汗政府能给予伊敏的支持有限，伊敏时刻盘算着如何重返和阗。对于伊敏的情况，1939年1月，国民政府代表艾沙（1901—1995）、马赋良在访问喀布尔后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朱家骅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
前新疆革命时四领袖之一和阗政府之大元帅穆罕默德·伊敏先生素为一般知识分子及大部民众所拥护，自失败后即来阿京隐居，潜心著述中国与新疆之历史及研究时代知识，不问任何政治，虽敌人不断遣使及走狗往说之，结果均遭其严词拒绝，故阿富汗及印度政府对其感想甚佳，且礼遇之。伊素与麻木提政治见解不同，近日彼此政治意见更形冲突，认为麻木提之赴日，不异蚊萤投火。
此处“革命”一说，反映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基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国族认同需要，对第一次“东突”事件的看法有所变化；所谓伊敏“不问任何政治”，则与事实不符，因为此时伊敏正在用一支笔臆造政治化的历史。从“敌人不断遣使及走狗往说之”等句看，在日本人展开“回教工作”后，“新疆同乡会”内部似乎发生了分化，麻木提决心投靠日本，伊敏予以反对，“意见背道而驰，彼此为政治上之仇敌”。确实，在第一次“东突”事件时，喀什的麻木提附从和加尼牙孜，与和阗沙比提大毛拉、伊敏等在对待苏联和盛世才的态度上意见相左，最后沙比提大毛拉死于麻木提之手，伊敏和麻木提堪称政治上的“仇敌”。但是，在寻求日本的支持上，两人意见并无二致。根据英国领事的报告，1935年，伊敏曾秘密访问过日本驻喀布尔的领事馆，向领事北田正本提交了一份在日本支持下分裂国家的详细计划。伊敏声称，如果日本出兵新疆，他将组织维吾尔人叛乱，“扰乱后方，支持日军的行进”；一旦新疆“独立”——建立中亚的“满洲国”后，伊敏将给予日本以特殊的经济和政治优惠。伊敏的提案，正合意欲打开通向中亚之路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但也许是空想大于实际，最后没有为北田所接受。
就在伊敏暗通日本前后，麻木提也在寻求日本的支持。1935年，新疆乱局初定后，和加尼牙孜赴迪化（今乌鲁木齐）就任新疆省政府副主席，麻木提部队被改编。面对盛世才不断要求其来迪化，麻木提心怀狐疑，虚与委蛇。为寻求反共产主义国家的援助，鉴于喀什通往苏联和外蒙、中国内地、印度的道路皆被封住，麻木提派其兄借去麦加朝觐之机转往土耳其，拜访日本公使馆，谋求日本的援助。日本因为与苏联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友好关系，拒绝了麻木提的请求，只答应将来麻木提遇到困难而需避难时，日本政府将提供庇护。
1937年1月，麻木提带着少数扈从逃到克什米尔后，又派其兄往访日本驻土耳其公使馆，得到的答复是：就地潜伏，伺机再起。不久，麻木提的行踪被中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探知，领事规劝麻木提去南京。麻木提担心，如果到南京可能会被拘留，不去的话又可能被与中国关系友好的英属印度政府逮捕，于是谎称生病，派亲信巴义、席力失代其前往南京。1937年9月2日，巴义等到南京，受到蒋介石（1887—1975）的接见。巴义等向蒋介石痛陈苏联之暴虐，要求中央政府予以支持，而蒋介石则答以等抗日战争结束后再行处理。随后，巴义托辞向麻木提报告而转往上海；一到上海，巴义即与日本领事馆取得联系。1939年，巴义勾结日本的情报为英国情报部所获，英印政府对刚从土耳其返回印度的麻木提立刻下逐客令：离开印度，去伊朗或阿拉伯。麻木提不得已，在誓约书上保证于3月4日离开。之后，麻木提秘密与日本驻孟买的领事馆联系。日本领事馆在得到本国政府同意后，避开英国警察的监视，将麻木提悄悄送上日本海船“远山丸”号。3月23日上午，载着麻木提的“远山丸”号抵达上海，麻木提担心形迹暴露，对滞留上海等待其指令的十多名余党秘而不宣，于27日悄然离沪。“远山丸”号4月1日到神户，麻木提6日抵东京。
正当麻木提暗结日本而伊敏叩门无果时，1939年1月，突然到访喀布尔的两位中华民国的使者燃起了伊敏新的政治欲求。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心仪伊敏甚久的艾沙。
艾沙出生于中国南疆喀什的英吉沙县，维吾尔人，与他一起到访的还有乌孜别克人马赋良。当伊敏在和阗作乱时，艾沙从南京的中央大学新疆补习班毕业，一路升迁，官至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在国民政府退居重庆、抗日战争陷入胶着状态之时，艾沙领导下的“新疆同乡会”响应国民政府号召，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在重庆，艾沙不仅联合了哈密叛乱头目之一的尧乐博斯（1889—1971，也称“尧乐博士”“黄景福”），还出版了古维吾尔文《抗战杂志》，倡言中国境内外穆斯林携手抗战，因此，其行踪引起了日本情报机构的关注。据日方在1938年的调查称：艾沙时年三十五岁，出生于叶尔羌（即莎车，与中文档案所说不同——引者注），维吾尔人，没有学历，因精通汉语，曾在驻苏联的中国领事馆当过翻译。大概因为在领馆工作的经历，艾沙后来得以被推荐进入中央大学新疆补习班学习。
艾沙见风使舵，有行动力。1938年6月28日，他致信朱家骅提出访问中东、对穆斯林进行统战工作的想法，认为借此可“吸引学生内来”。稍后，艾沙进而提议深受国民政府信任的监察委员马赋良与其同往。艾沙的提议很快得到朱家骅和蒋介石的允准。就在中东访问团即将启程时，得悉此事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1897—1969）致信朱家骅表示异议：“惟艾沙君曾在中大新疆补习班服务，据考查，其品格思想甚有可疑之处，专此奉达，敬请先生加之注意。”罗家伦所说“品格思想甚有可疑之处”之“品格”，日方的调查可资参考。例如，艾沙夸言在西安十所清真寺礼拜，求真主保佑中国抗战胜利。而据一位住在厚和（今呼和浩特），经重庆到西安的“欧思曼”（显系日方间谍）的见闻，艾沙只去过其中一座清真寺，而且“起居于汉人旅馆，每日沉湎于酒色，与不良分子往来，当地回民见之非常不满，完全不信任他”。至于思想，大概指艾沙虽然效忠国民政府，但心怀民族分裂的“东突”思想。与艾沙同往中东的马赋良在给朱家骅的信件中曾谓：“艾沙兄此次为国宣传特别努力，惜终不免旧病复发，思想不纯，言语失检，是为美中不足。赋良不应揭发好友之过，但在国家立场，奈何云云。”对于罗家伦的忠告，朱家骅不予理睬，回信称：“弟与艾沙相识多年，察其为人，实属干练，亦尚可靠。”
艾沙一行的目的旨在宣传抗日，一行所携带的宣传品计有《蒋介石题词》《告近东回教民众书》（朱家骅）、《告伊斯兰教胞书》（白崇禧）、《东方人的责任》（麦斯武德）、《我们为什么要拥护中央》（尧乐博斯）、《团结东亚的和平力量》（章嘉）、《我所望于友邦者》（格西嘉饶嘉错）、《一年来的抗战》（马赋良）、《中国的回民》（艾沙）等十七种。10月16日，他们乘法国邮轮出发，抵科伦坡后，辗转到印度孟买、加尔各答。在印度，艾沙一行拜会了印度回教领袖、甘地（M.K. Gandhi,1869—1948）、泰戈尔（R.Tagore，1861—1941）等。12月26日，参加了在巴特那（Patna）举行的回教大会。次年，他们赴麦加朝觐，继而访问土耳其、埃及等国。对于艾沙来说，在这些预定的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与逃亡阿富汗的伊敏会面，也就是他所说的“拉拢各国及新疆流亡领袖，务使其对我国政府有良好印相（象）”。
在阿富汗盘桓期间，艾沙一行受到了阿富汗国王和总理的款待。官方交往之外，一行大部分时间花在了与伊敏的往还上，前引1939年1月15日艾沙、马赋良致朱家骅信写道：“伊素主张新疆不应脱离中央，而须在平等原则下共同建国，此次共与其商讨廿余日，对总裁及中央之一切伟大更为悦服。”艾沙在喀布尔停留二十余日，与伊敏反复交谈，结果如何呢？艾沙在1942年7月2日的另一封信中称：“前岁（1939年——引者注）出国在阿富汗晤及新疆和阗民族领袖穆罕麦德阿明，经沙与之长谈，后愿为我中央服务。”“查阿明君为新省青年志士，不仅为新民所拥戴，且为各回教国家所钦仰，年来困居阿富汗，颇能洁身自好。沙在阿时，与其详论国家大势，及民族前途，渠甚愿合作，为中央效劳。”艾沙急切地希望国民政府接纳伊敏，“麻木提之赴日，自不可轻视，而我政府若得此人，亦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那么，如何“在平等原则下共同建国”呢？
1939年12月，伊敏曾给朱家骅去过一封信；次年5月，由在重庆的艾沙译为汉文，信中清楚地表明了上述艾沙所说的伊敏“愿为我中央服务”的意愿：
恭敬的国民党秘书长骝先先生阁下：
把内心的敬意呈奉尊前。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来统制“东突”的官吏，违犯法律，用种种强暴不法的手段来压迫摧残民众的贪污行为，大概你统明白。我们为脱离专制的统制，为直接服从中央享受民国给予“东突”自然的权利计，乃对于此种贪污强暴的官吏起了民族革命，但是我们没有良好的军械，同时没有经验，以及邻邦敌人的干涉，以致没有成功，同时离开了乡土。“东突”问题，如想离开中央单独去解决，是不会成功的，我老早就有此种信念及认识。当在革命的时候，以至离开乡土之后，我很有意与中央发生关系，我也未能达到此目的，这个的完全原因，是我不敢断定及不明白中央对于这种可怜的民众有没有可怜的诚意。所以这四年的当中，在一个人不注意的角落上，隐姓埋名的静修，作唤醒我们民族、增进知识及社会思想之著作。现在艾沙伯克及马赋良先生到阿富汗，将相会晤，他们把中央对于“东突”的好意及情形相告，给了我一种很大的快愉，所以我愿意把我以前在一个角落隐没的生活放弃，来指导在内在外的同乡们，使他们走向正途，我并决定积极作一点为中国为“东突”民族有利益的工作。我前后的话统向艾沙、马赋良说了，他们一定会当面向你报告，如果我说他们口中要求我的希望中央能够接受，我马上实行我的组建全细密的一个计划去工作，如果中央不能接受，我仍继续我的隐没生活，来维持以前为民众谋幸福而得来的一点光荣历史。最后向你声明一句，我不是一个给敌人做工具玷污了自己光荣的历史，而使民族永远辱骂的人。我恳切的要求你相信我，我唯一的信仰，“东突”的解放，是在中央及“东突”人民合为一体的身上。
无上的尊敬你的“东突”和阗民族革命军总司令穆罕默德·伊敏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在这封信中，伊敏既狡辩其叛乱的“正当性”——反对军阀专制的“民族革命”，也在向国民政府表白绝无叛离中央政府之意：“为直接服从中央享受民国给予‘东突’自然的权利”，“‘东突’问题，如想离开中央单独去解决，是不会成功的，我老早就有此种信念及认识”，“我唯一的信仰，‘东突’的解放，是在中央及‘东突’人民合为一体的身上”。基于这一想法，伊敏表示，“愿意把我以前在一个角落隐没的生活放弃，来指导在内在外的同乡们，使他们走向正途”。那么，如何将同乡们引向正途呢？伊敏言及通过艾沙和马赋良转达朱家骅归附中央的要求：“如果我说他们口中要求我的希望中央能够接受，我马上实行我的组建全细密的一个计划去工作。”这个略显拗口的翻译意思是清楚的，艾沙在转呈伊敏信函的同时，还附上了一封其撰写的信函，言及伊敏的具体要求。与上文引用的艾沙信函一样，艾沙对伊敏竭力吹捧，“惟伊（敏）氏为人忠诚正直，不愿为敌人利用，自失其过去革命之光荣历史，故终未为所动”。在艾沙与伊敏相处的二十五天里，伊敏提出了三项要求：第一，“据传中央政府是否将新疆卖与苏俄，如无其事，中央政府应予确实证明，以使一般旅居国外者安心”；第二，中央政府以实际行动证明“爱护新疆人民”；第三，“惟返国之前，欲先对于政府做有裨益之工作”，将散居在印度的新疆人组织起来，成立“旅印同乡会”，“免为日寇所诱惑”，“驻印领使可随时考察，如发现有违法或工作不力时，则取销（消）之”。
伊敏的信函明确表达了对民国中央的忠诚、信仰，艾沙代为转达的三项要求与国民政府的政治导向不矛盾，自然受到朱家骅及民国中央的欢迎。1940年春，当艾沙、马赋良先后带领十九名和十四名新疆学生回国后，伊敏归附民国政府之事似乎已指日可待。
三
然而，伊敏的归附之路并不平坦。首先，向印度政府提交的签证迟迟得不到批准。据说，麻木提一派放言，伊敏将要转道往赴日本。伊敏在致艾沙信函中称：“系有吾同乡之败类，同情日人，故意造谣，加以破坏，引起印方疑窦。”而加尔各答总领事黄朝琴（1897—1972）1941年5月10日复艾沙信中也说：“有人故意致函嘱其抵印后，赴加城与日本总领事接洽，被邮局检查所得，致印度政府顿生疑窦，不肯签证。”接到伊敏来信后，7月2日，艾沙致信朱家骅：“前岁出国在阿富汗晤及新疆和阗民族领袖穆罕麦德阿明，经沙与之长谈，后愿为我中央服务。”但是，黄朝琴来函则称，印度政府拒绝发给签证，“现据该民函称，谓有人从中破坏，致引起印度政府疑窦，请再设法交涉协助”。艾沙继续写道：“此次竟遭同情日人之同乡奸宄之嫉视，加以破坏，殊甚惋惜。阿明君学识能力，俱甚丰富，为吾族中之杰出人才，倘能罗致为我所用，于增进团结、国际影响，俱有莫大裨益。”在信中，艾沙还附上了伊敏来函的中文翻译：“印度政府原已令阿富汗公使签证，所可恨者，有同情日人之同乡，从中破坏，故施谣言，遂引起疑窦，拒绝签证。”最后，经中国大使馆交涉，伊敏于1942年3月22日离开喀布尔前往印度。
伊敏携家眷和随从到印度后，立刻拜访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得到一些指示后返回拉瓦尔品第。接着，伊敏在4月10日前往克什米尔——聚集民族分裂分子的地方；行至白沙瓦后，据伊敏妻子致朱家骅的英文信称：“英国政府怀疑他充满热情地为中国政府效力而逮捕了他。”被投入监狱的还有一同前往的亲戚黄清兴（1905—1988）。为此，6月4日，伊敏妻子写信请艾沙给予救助。在迟迟得不到消息后，伊敏妻子于7月25日直接写信向朱家骅求救：“在离开我们的家乡和阗后，我们一直在喀布尔过着平静的生活，因为远离我们的祖国，我们没有机会表达对中国政府的忠诚和信仰。”〔Thatafter leaving our country Khutan(Eastern Turkistan) we had been passing ourdays peacefully at Kabul. Being far from our mother land we could not get theopportunity of expressing our loyalty and faithfulness to the Chinese Govt.〕由于“Eastern Turkistan”“mother land”等语的表述存在政治问题，伊敏妻子似乎也觉察到不妥，稍后在写给中国驻德里大使馆的求助信中改称“中国的突厥斯坦（新疆）”〔Khutan-ChineseTurkistan（Singkiang）〕，并重复“他信仰好的中国政府并未动摇，只是因为远离之故而无法表达他的忠诚”（Hisfaith in the Good Chinese Government did not shake but being far away had noopportunity to show his loyalty）。
其实，几个月前在接到艾沙信后，朱家骅即致信中国驻印度大使沈士华（1900—？），要求调查事情的原委。9月25日，沈士华回信称，伊敏在去克什米尔途中与黄清兴在白沙瓦一起被捕，“被英方认为日人间谍嫌疑被捕”。朱家骅的解救工作戛然而止。迟迟等不到结果的艾沙，10月5日再致信朱家骅要求解救，并附上伊敏狱中来信翻译稿：
我奉朱部长之命于5月前离卡布尔赴印，曾奉上长函数封，迄未得复，现正在等候您的复示。印度政府妄信谗言，将余监禁于别沙瓦城（Poshawar），至今已有二月半之久，这确是很痛心的事。一个素以忠厚自持的人，竟无端受着攻讦，如是下场，受此耻辱，实痛不欲生。
因朱部长的劝导，我放弃那安适的生活，最初满以为服务于中央，在工作上得到安慰，且朱部长已接受过要求。为今政府竟不关心，这使我感到很大的烦闷与焦急。如果政府的解释，我相信必能释放，不但于我个人有利，对政府亦同样有利。
亲爱的弟兄，我已无法容忍，我已十分厌世，请即赐复。
接到来信后，朱家骅告知艾沙：“已迭请总领事设法营救，惟英方认为有通敌嫌疑。”11月3日，朱家骅复沈士华信进而写道：“阿明（伊敏——引者注）等原为新省反盛分子，种族成见甚强，既有通敌之嫌疑在押，暂置不理亦佳。”结果，基于麻木提的前车之鉴，英国政府将伊敏等一直羁押到释疑为止。出狱后的伊敏致信沈士华，“从心底里感谢”所给予的帮助，同时要求来函示下：“是否有来自我们中国政府的命令或指示？”（any order or instruction from our Chinese Government.）时在1943年2月12日。
四
这里所揭示的伊敏归附国民政府的史实，鲜为人知。20世纪50年代初，伊敏重新走上分裂国家之路后，对自己曾经向国民政府输诚的历史讳莫如深，乃至国内外的研究均一无涉及。与伊敏一起叛离的艾沙生前留有的回忆录，也仅仅轻描淡写地、错误地说在印度见到伊敏并动员其为中国政府服务。作为南疆叛乱头目之一的伊敏，其在政治图谋失败、亡命阿富汗多年后归附处在抗日战争苦境的国民政府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毫无疑问，国民政府的边疆政策的变化是需要考虑的一个视角。1931—1934年间新疆发生的叛乱，正当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之时。对于新疆乱局的性质，国民政府是置于地方军阀与帝国主义（英国、日本）、苏联三者权力博弈关系中加以认知的，视为分裂国家的叛乱。但是，出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国族认同的需求，对于归附国民政府的叛乱者（如尧乐博斯）加以安抚，肯定其行动中有反对军阀专制压迫的正当性，组织内地新疆人成立“新疆同乡会”。在艾沙的领导下，“新疆同乡会”发行维吾尔文《抗战杂志》，宣传国民政府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主张，主要成员艾沙、尧乐博斯等还奔赴前线慰问抗战将士。在这一情景下，国民政府为了抵制日本展开“回教工作”，应允艾沙提出的组团到中东宣传抗日的要求，伊敏得以接触国民政府的代表团并最后走上了归附国民政府之路。
换一个角度看，就伊敏本人来说，1939年1月艾沙一行访问喀布尔期间，他正在撰写彰显其分裂新疆主张的著作。艾沙一行离开后次年，该书在喀布尔出版。最近，日本学者清水由里子影印出版了得自伊敏女儿的手稿，该手稿长达800多页，除第3—50页阙失外，与今日所见版本无异。清水由里子在英文解说中认为，该书“是一部系统的民族主义叙事”“历史书”（historybook），“在使用该书作为历史数据时，任何人都应注意到其偏差（bias），因为它带有布格拉本人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小说家虚构故事，历史学家发现故事。”小说家与历史学家职责不同，文学与历史的范畴相异。这本分裂国家的以历史为题材的书与一般公认的“历史书”的区别绝非“偏差”，远远超出了历史书写所能容忍的范围，与其说伊敏“发现了”湮没无闻的故事，不如说它基于分裂中华民国现代国家的政治欲求而虚构了历史。该书的最后涉及“独立运动”，大概准备归附南京国民政府，伊敏最初不敢写，后经过反复考虑和周边人的催促才续写了这部分内容。确实，从艾沙等离开喀布尔到伊敏走上归附之路，他有三年多时间在权衡投奔国民政府的利弊。朱家骅档案所藏史料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陷入胶着状态，生活困窘、投靠日本无果后，伊敏放弃了分裂国家的主张，自觉选择了归附国民政府的道路。
作者：孙江，1985年、1987年在南京大学分别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99年在东京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静冈文化艺术大学教授，現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历史学院教授、学衡研究院院長，2015年被遴选为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社会史、文化记忆、概念史研究，代表性中文著作有《镜像中的历史》《作为他者的宗教——近代中国的政治与宗教》，日文著作有《中国の「近代」を問う——歴史·記憶·アイデンティティ》《近代中国の宗教、結社と権力》《近代中国の革命と秘密結社——中国革命の社会史的研究（1895—1955）》等。
来源：《南国学术》2017年第4期第629—6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