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 writing）不仅在文学、新闻学等学科颇受关注，还波及到一向以实证为标榜的历史学。作为一种文化和学术思潮，我以为“非虚构写作”是与如何应对后现代的挑战有关的，我称之为对抗“虚吾主义”的产物。请注意，是虚“吾”主义，不是虚“无”主义。大家知道，现代历史学排斥个人和主观，历史写作中即使有个人，也是集合单数；即使有主观，也是主导叙事。以前有句话讲得很形象，所谓历史，就是剪刀加浆糊，将有关过去的记录裁剪和拼接即可。
后现代思潮兴起后，骎骎乎席卷人文社会科学所有领域，带来了价值上的相对主义、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蓦然回首，人们发现必须直面两千多年前和苏格拉底隔空论战的高尔基亚斯（Gorgias）的命题——你告诉邻人的不是存在，是语言中的存在。因此，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国际历史学界出现了“返祖”现象——回到叙事，呼唤主体复归，从而有了“虚构”（fiction）和“非虚构”（non-fiction）之辨。窃以为，有关“非虚构写作”的讨论应该放在对抗“虚吾主义”的脉络里来把捉。
非虚构写作在日本很发达，被视为介乎史学与文学之间的存在。新近出版的武田彻《阅读现代日本——非虚构的名作·争议作》一书认为，单纯地介绍证言和事实的是新闻一类的客观报道。如果整理、重构碎片化的事实，释读其中的因果关系，进而勾勒出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或事件，就需要“叙述者”，由“叙述者”讲述的非虚构作品有首尾一贯的“叙事结构”。这就是说，新闻“报道”事件，非虚构“重构”事件。与武田的看法不尽相同，我以为非虚构写作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层指写作形式。非虚构作品之所以不能归入史学范畴，乃是因为它在形式上没有采用现代历史学的书写形式，后者既要接续前人讲，更要言之有据，甚而以繁琐的征引为自持。即使在经验上可以做出判断，如果没有证据，史学写作也只能“眼前有景道不得”。而非虚构写作则不同，它可以根据有限的证据进行合乎逻辑的推断，导出可能的结果，有没有更充分的佐证并不重要；即使有很多证据，也无需一一征引。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史学刊物是《史学杂志》，在其草创之初，刊载的论文形式上象非虚构作品。稍后在兰克（Leopold von Ranke）弟子里斯（Ludwig Riess）的指导下，建立了规范的历史书写，延续至今，从此也在历史写作和非虚构写作之间划下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线。
第二层是写作内容。非虚构作品之所以不能归入文学范畴，是因为不管是过去发生的，还是当下发生的，都可以在经验上证实，这与小说的虚构根本相异。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ur）在《记忆·历史·遗忘》（La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一书中区分“想象”和“回忆”，指出二者虽然均面对“不在”的过去，想象或虚构的“不在”是不存在的，而记忆或回忆的“不在”则是存在的。对于“不在”的过去，人们可以通过音声、影像和文字来把捉，结果不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了事实，而在表征的内容是否具有实在性。
第三层是写作过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无需公开写作过程，历史学者可以独占他人没有的资料，人类学、社会学学者的田野调查可以将地点和人物符号化，对于这种不透明性，人们不以为怪，因为学术共同体内有自律的规则。但是，非虚构写作由于有不同于新闻报道和历史研究的特征，要使自身的探究和写作成为非虚构，就需要公开写作的过程或增加写作的透明度。法国历史学家、作家雅布隆卡（Ivan Jablonka）《我未曾拥有的祖父母的故事》（Histoire des grands-parents que je n'ai pas eus）一书通过仅有的照片和身份证去寻找死于战争的祖父母的故事，由于展示了书写过程，在历史学界广受好评，获得大奖。这原本是非虚构的写作技巧。
上述非虚构写作的三层含义是互相关联的。第一层揭示了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别异于史学的写作方式，它的拥趸不在大学历史学科，在普通读者中，是读者的支持使其得以作为一种写作“类别”（Genre）而存续下来。第二层含义揭示了非虚构写作之所以得以存续乃是因为有凌驾于文学的特长，它追寻线索之间的关联，穿越证据和可能性之间的空白，这既是历史学止步之处，也是文学不可企及之境。第三层含义中的透明性不止于改变了书写的意义，还有超越虚构与非虚构二元对立的示范作用。
一般认为书写上的虚构与非虚构二分传统始自亚里士多德。《诗学》里有两段辨析“历史”和“诗学”（文学）关系的文字。第一段文字在《诗学》第9章，大意是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使用的文体，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诗表现带普遍性的事，历史记载具体的事。“普遍性的事”指根据必然原则可能发生的事，“具体的事”指某人做过或遭遇过某事。另一段话在《诗学》第23章，亚里士多德认为历史所记述的必须是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发生的事，不同事件之间可以没有关联，但诗人用历史方法编写“史诗”时却可以勾连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并赋予其哲学意义。需要赘言的是，这里的“历史”不是后世所说的“历史”，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历史”无论是指探究，还是指作为探究对象的自然，均继袭了自希罗多德以来的用法——“历史”即调查研究及其结果。如果已经发生的具体的事是历史探究的对象，可能发生的普遍的事是诗学要建构的叙事，将具体的、已经发生的事中的人名改为无名，“历史”能否获致普遍性的品格呢？亚里士多德没有言及。结果，亚里士多德指涉人的身份、性格、知性以及实践的普遍性就是关于“人性的类型学”（typology of human nature）。换言之，只要基于“人性的类型学”进行创作，文学/诗学就必然获致普遍性的品格。与此相对，就事论事的“历史”则只能归为具体的不具哲学意义的写作。
在亚里士多德开启的普遍与具体、进而虚构与非虚构的二元关系之外，雅布隆卡独辟蹊径，将自明的作为名词的虚构视为非自明的动词。在《历史即当代文学》（L'histoire est une littérature contemporaine）一书第八章，雅布隆卡专门探讨了作为方法的“虚构”。他认为，作为自动词的虚构指向自我，而作为他动词的虚构指向外部，可以区分为三种不同的向度的虚构：第一、难以置信的（the incredible）。这种虚构将人们引入神话、寓言、奇异和空想的世界之中。第二、真实不虚的（the verisimilar）。这种虚构源于古代修辞学中的辩论，19世纪的现实主义试图为其划定边界。真实不虚的标准是伴随读者看法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因此标准自身是不稳定的。第三、至高的真理（the superior truths）。“至高的真理”通过超越真实的虚构来传达，这种虚构比自然更真实，比真实更现实，给读者的冲击力会令其情不自禁地叫道：正是如此！在此，虚构与其所指示的对象的关系完全颠倒了，虚构成为真实的、现实的世界。雅布隆卡认为，叙事诗、神话、象征等虚构有一种“启示”作用，可以给读者一把解读现实的钥匙。“这些虚构的目的，不是为了规避世界，也不是为了追求文本的愉悦、‘现实的感觉’，而是为了寻找真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历史界定为旨在揭示实在的世界的非虚构的虚构配置呢？”雅布隆卡的自问自答揭示了虚构本质上是一种知识再生产的活动，从而凸显出叙述主体和叙述伦理的意义。
然而，回顾现代历史学的轨迹，原本是“我思”产物的历史学，叙述者在书写过程中却有意识地排斥“我思”，将自身隐藏在书写的背后，似乎不如此便无法做到公正了。其实，排斥了“我思”之后的历史学，不仅留下了大片历史空白，而且在限定的书写中，其推理能力和判断力也极大地弱化了。非虚构写作重视叙述者在重构事件中的作用，这恰是历史学可以借鉴的；而虚构作为方法所彰显的修辞和至高真理，也在提示历史学切不可忘记为何书写的初衷。
本文刊于《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3期“论坛：非虚构写作与中国记忆——文学与历史学跨学科对话”；另收入作者随笔集《学而衡之》（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