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马立诚先生送我一篇文章——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撰写的《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因工作繁忙，当时未及拜读，近日得便翻阅，对文中观点颇为吃惊。

此文可视为马立诚先生《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之后，关于“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又一代表作，对问题的阐述较之马先生的文章更加深入和系统。尽管时教授的欧化语言有些费解，但仔细读下来还是可以明白他的意思：中日关系再这样紧张下去，对中国是相当危险的。因此，有必要进行一场“外交革命”，大力实现中日接近。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就可以“显著增强中国对美外交的杠杆”。

那么，如何实现中日接近呢？殷教授提出了五大举措：

第一，“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将中日历史问题争端大致撇出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对日外交要事议程，也相应地撇出官方和非官方宣传”。（意思是说，日本对侵华战争罪行的反省道歉差不多了，我们大体上该满足了，不必再计较了。）

第二，“加强中日经贸的比重”，“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意思是说，要多和日本做生意，少和美国、欧盟做生意。）

第三，“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扩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内心适当警惕、外表足够大度的政策；改变几乎动辄就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往往被一定程度地夸大了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担忧的做法”。（意思是说，日本扩充军备的危险性往往被我们夸大了，哪有那么危险？我们内心适当警惕一下就可以了，面上要大度一些。）

第四，在重大问题上，以实际行动欢迎、甚而主动邀请日本以大国身份参与，明确让日本得出中国将日本视作明日东亚政治大国的结论。（意思是说，要把日本当作政治大国看待，给以充分的尊重。）

第五，以“一视同仁”的原则对待日本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提出中国未对其他同类要求者（如印度、埃及）提出的特殊条件。（意思是说，不要设置障碍阻拦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为便于读者消化理解，这里不妨把时教授的思想观点整合一下：

干什么——大力接近日本；

为什么——增强对美外交杠杆；

怎么干——全面实行五大举措。

下面，就这几个方面一一加以剖析和评论。

关于“接近日本”。时教授的所谓接近日本，也就是改变中日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不受制止地发展下去”的趋势，实现中日友好。对于这一目标，笔者并无异议。事实上，任何一个有理性而不是感情用事的中国人，都不会反对中日友好。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文化渊源悠久深厚，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日邦交正常化符合中日两国的国家利益。从国家安全角度看，中日友好有助于建立“东亚多元安全共同体”，也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侵略战争的历史刻骨铭心，殷鉴不远，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会比中国人民更加渴望中日和平友好以避免侵略历史的重演呢？所以，我们对于时教授所主张的中日友好十分赞成，这不是问题。问题是，如何实现中日友好？时教授所主张的那种中日接近能否实现？这种接近能否增强中国对美外交的杠杆？

关于增强对美外交杠杆。时教授立论的基点，是以中日关系的改善求得增强中国对美外交的筹码，牵制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戒备与阻滞”。他相信，中日的接近“是一次可以有很大分量的外交举措”，是“一场代价并不高昂的‘外交革命’”，将增加中国对美外交的回旋余地。时教授甚至乐观地断言：“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只要实现了中日接近，中国对美外交和战略地位的显著改善几乎是必然或自动的副产品”。

这里，研究国际关系的时教授却天真地忽略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首先，日本不会以密切日中关系来制衡美国。在目前美国一国独大的国际格局中，中日关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密切到携手制约美国的地步。战后，日本一直以日美同盟为对外关系的支柱，美日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主仆关系，日本的对外政策唯美国马首是瞻。日本民族是一个崇拜强者而蔑视、践踏弱者的民族，日本社会弥漫着浓厚的崇美媚美心理。时教授想让抱惯了美国大腿的仆从站在我们一边制衡其主子，不禁让笔者想起孟夫子的一句话：“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求鱼也。”

其次，美国也不会坐视中日接近以制约自己。事实上，挑拨中日关系，在中日之间埋下争执伏笔的正是美国。时教授可能不晓得，战后宽恕日本天皇战争罪行、保留天皇制，纵容侵华战犯和军国主义分子，策动日本反华反共的，是美国；阻挠中国对日索赔，在中日之间留下历史遗留问题的，是美国；以钓鱼岛问题引发中日争端，进而偏袒日本以恶化中日关系的，也是美国；坐视日本政治右倾化，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篡改教科书和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声不吭甚至偷着乐的，还是美国。以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在二次大战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但它却这样做了，何也？答案只有一个：美国不愿意看到中日接近。美日两国均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美日同盟关系因中国的崛起而更加巩固，这便是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在这一格局下，几乎不存在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余地。

不难想象，倘若中国按照时教授的主张，不顾一切地谋求对日接近，会出现什么后果呢？可以料到的有两点：一是日本成为中美争相拉拢的对象，身价陡增，可以左右逢源，上下其手，坐收渔利。二是会强化美国对中国的警觉和敌意，强化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围堵，甚至促使美国改变中立政策，在台湾问题上铤而走险。这样一来，中国的外交回旋空间是大了，还是小了？中国的利益是最大化了，还是最小化了？

可见，时教授所谓中日接近以制约美国的观点，既不现实，也无益处。

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矛盾是中美关系。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缓解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戒备与阻滞”，主要还是需要依靠中美之间直接的、良性的互动来实现，而不是走中日接近以制衡美国的死胡同。记得国际关系学者郑永年说过，反对美国遏制的最佳途径就是实行对美国的友好政策。此说不无道理。如果说，当今国际秩序的现实使我们不得不韬光养晦、委曲求全，那么也只能用在中美关系上，而不是中日关系上。实际上，如果中美关系改善了，中国就解决了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就会赢得外交的主动地位，中日关系也就不会有大的问题。在美苏对峙时期发生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美国一超独大的今天，事情更会如此。这种历史事实和逻辑关系，同时教授秉持的观点恰恰相反。

关于五大举措。时教授的这五大举措，可谓仁至义尽，无微不至，该想到的都想到了，凡中国能做到的时教授都主张无条件地做，只是对日本一无所求。而且时教授认为，这“五大方面的作为并不代表中国付出真正大的实际代价，更谈不上损伤中国的根本利益”。当年，日本是无条件投降；今天，时教授是无条件友好。难怪日本方面如获至宝，大为欢迎。据报道，“日本媒体铺天盖地进行转载，舆论充斥猜测之声，认为中国政府对日思维将因此发生新的转变。时殷弘也因此受日本外务省力邀，于5月到日本进行短期访问。”

下面，还是对五大举措逐条加以剖析。

关于历史问题。中日之间的种种矛盾纠葛，大多与历史问题有关。时教授的意思是不要再计较历史问题，以免影响了中日接近。面对着沉重且仍散发着血腥的战争历史和一再被刺痛的民族情感，时教授的想法未免过于轻佻和不负责任了。历史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割不断的；人是有记忆的，一个民族的痛苦记忆更不可能被抹掉。德国政府和人民坦诚地反省了历史，承担了责任，而法国、以色列等纳粹受害国人民仍然念念不忘法西斯的罪行。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反省战争，中国人民有什么理由忘记那段历史？俗话说，好了伤疤也不能忘了痛，时教授却让我们伤疤未好就忘掉痛。这是什么道理？中国人民是宽厚大度的，并没有天生讨厌某个国家或某个民族的本能。其实，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不良印象，主要的还不是来自长达七十年的日本侵华史，而是来自现在主导着日本政坛的右翼力量对侵略战争拒不反省，甚至颠倒历史真相的恶劣态度。在战后中日两国的交往中，中国政府以友好大局为重，友善而克制，并没有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不放；倒是有些日本政客常常信口雌黄、挑起事端，肆意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有报道说，今年6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柬埔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敦促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这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活动，从而实现中日两国领导人互访。但小泉却对记者说：“我不这样认为。”重申其继续参拜靖国神社的意愿，并声称，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尊敬“阵亡军人”。明明是法西斯战犯、血腥刽子手，居然成了小泉眼里值得尊敬的“阵亡军人”。最近，小泉又在美国总统布什的私人农场对记者说：“钓鱼岛问题将是对中国的一个重大考验，如果中国执意不在此问题上向日本妥协，日本将让中国后悔。”这哪像一个首相说的话，简直就是强盗、流氓对中国的要挟；因为在主人的农场，又像是狗仗人势，汪汪咬人。在小泉之前，还有一个叫江滕隆美的政客，跳出来胡言乱语，否认南京大屠杀。说完了，既不改口，也不道歉。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死不认帐的倒行逆施和面目可憎的恶霸嘴脸，中国人民怎能沉默不语、无动于衷？在这个是非分明的问题上，时教授和那些“新思维”论者，不去要求日本右翼分子闭上臭嘴，反过来要求中国人民不要吭声；不去要求日本政客收敛恶行，反而要求中国政府宽容大度。时教授和那些新思维论者很迁就日本某些人的所作所为，倒把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忽略不计了。这于情于理，哪一样能说得过去？中国政府如果按照时教授主张的那样，把这一切都忽略不计了，会怎么样呢？只会鼓励日本右翼势力对历史的歪曲，只会鼓励他们对中国人民感情的伤害，他们会暗自作乐：“看，中国人都接受了，我们做对了，以后大胆地干吧！”

历史问题犹如一扇绕不过去的铁门，门上那把锁，只有拿着正确的钥匙才能够打开它，这把钥匙就是对侵华战争历史的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关涉大是大非，也关涉民族感情。任何人都无权要求中国人民放弃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历史、猖狂翻案进行批评谴责的正义权利，如果有人硬要这样做，也要问问十三亿中国人民答应不答应，还要问问那些被日本法西斯杀害的千千万万中国死难者的冤魂答应不应。

关于经济合作。时教授主张多和日本做生意，大家是赞成的。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双赢的事情，谁也不会嫌钱多。但时教授“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的主张，却让人困惑不解。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谁来做生意都是好事，生意越大越好，投资多多益善，何以要“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看来，时教授接近日本的心情实在是太强烈了，以致不惜扬此抑彼，减少和欧美的经济往来。时教授常常说“争取中国利益最大化”，只是不知时教授盘算过没有，这是争取中国利益最大化，还是争取日本利益最大化？ 关于日本扩充军备问题。时教授的观点是，“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扩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内心适当警惕、外表足够大度的政策；改变几乎动辄就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往往被一定程度地夸大了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担忧的做法”。

通常说来，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国防力量；但对于日本来说，情况不完全如此。原因有二：第一、日本在历史上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为祸极深，为害极大，但至今仍对侵略历史不认罪、不反省，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竭力扩张军事力量，就很难视为正常诉求，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受害国人民的关注和警惕。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世界上没有人对德国的军事力量和海外维和表示担忧，原因就在于德国比较彻底地反省了侵略战争，成为一个让人放心的正常国家。第二、日本的军事力量已经超越了防御需要，其对外安全政策也日渐突破专守防卫的界限。日本每年的军费投入平均大约50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其远洋军事力量和远程作战能力的发展尤其引人关注。至于日本的维和行动，实际上名多实少，借维和之名发展远洋军力、谋求地区霸权才更具实质意义。在安全政策上，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海外派兵法、自卫队法修改案、有事法制等一系列法案的出台，已使日本的基本国策之一“专守防卫”形同虚设。可以预见，日本的重新武装必将进一步助长右翼势力的气焰，进一步强化日本对华强硬立场，进一步增加日本对中国统一进行干涉阻挠的危险性，进一步强化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历史、美化侵略的恶劣态度。对于这样一个不反省侵略战争、大肆发展军事力量、抛弃“专守防卫”且正在酝酿篡改和平宪法的日本，中国能够不警惕、不忧虑、不反对吗？如果采取时教授主张的那种态度，会实现中国利益的最大化吗？

关于政治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时教授很强调要尊重日本，这并不错。但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不尊重日本，而是有些日本政客和右翼分子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一再信口雌黄，挑衅生事，对中国相当不尊重甚至怀有敌意。中国对日本的尊重，需要以日本对中国的尊重为条件，尊重只能是相互的，而不能是单方面的。至于中国同意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绝不应像时教授主张的那样作为免费午餐送给日本。以笔者之见，中国政府不妨提出下列条件：一、关于历史问题：像日本对韩国那样，签署正式的谢罪道歉声明，从此中国不再要求日方谢罪道歉；日本首相不再参拜靖国神社，或另建不包括战犯灵位的祭奠设施；承认侵华历史事实，不再篡改教科书；约束右翼势力歪曲历史、刺激中国人民感情的行为；合理解决细菌战、毒气战、劳工、慰安妇等中国民间赔偿等战争遗留问题。二、关于台湾问题：承诺不干涉中国统一，中断与台独势力的往来。三、关于钓鱼岛问题：不再单方面控制钓鱼岛，尊重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以谈判解决该岛主权争端。

如果日本同意或基本同意上述条件，中国可以尊重日本的政治大国地位，同意乃至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又何必一厢情愿地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然，中国必须具有一旦日本不同意上述全部或大部分条件，就断然行使否决权的坚强决心，并将之公示于日方，才有可能促使日本切实考虑并同意中国的条件；否则，中国将很难有所收获。 关于“对日关系新思维”。由时教授和马先生的文章，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认识：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其实质就是要求中国以单方面的宽容大度和妥协让步求得中日友好。

其实，中国对日本的宽容大度、妥协让步早有前例。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扶养日本孤儿，善待日军俘虏，后来又放弃了对日本政府间赔偿要求。这不是一般的以德报怨，而是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以德报怨。但日本对于中国的恩德和大度并未给以善意的回应，日本右翼分子甚至连侵略战争的基本史实都不承认了。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不要以国内的伦理道德准则处理国际问题。对于国际问题，要本着国际规则，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而所谓“新思维”，漠视历史的教训，放弃应有的原则，不问是非，一厢情愿，降格以求，矫枉过正，实在不足为训。以这种“新思维”既换不来真正的中日友好，也换不来真正的战略利益。

我们注意到，所谓“新思维”，是打着“务实”的旗号出台的。“务实”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词汇，但有人已经将这个词庸俗化了，在他们那里，“务实”已经变成为了实惠可以放弃原则的实用主义。但可悲的后果很可能是，你放弃了原则却得不到你想要的实惠。还可能会有一个附加后果：在你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时候，当你的对手发出鄙夷的窃笑的时候，你连原有的一点尊严都失去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新思维来源于一种危机感。正如时教授所说的：“中国大陆经不起在一个往往敌对的美国、敌对的台湾以及可能敌对的印度之外，还面对一个敌对的日本。”他还特别强调指出：“完全可以认为中日两国多数人民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不受制止地发展下去，对中国的中长期未来相当危险。讲穿了，这危险之一就在于恶性发展下去，石原慎太郎之类反华、排外、极端民族主义和政治、军事扩张主义的极右势力就有可能有朝一日控制日本政治和对外政策方向。”让人困惑的是，时教授一边替日方辩解，声称日本的军备扩张的危险性往往被中方夸大了，要求中国不要动不动就对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担忧；一边又画鬼吓人，说什么中日关系再这样紧张下去，极右势力就有可能控制日本，“对中国的中长期未来相当危险”。这种说法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实际上，右翼势力掌控日本已不是一种可能，而是一种现实。正因为如此，才要求我们保持警惕并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时教授却主张以让步妥协乞求友好、换取平安，这实际上是一种苟安政策、鸵鸟政策，不但求不来安全，还丢了尊严。时教授如此不惜代价地谋求中日接近，还与他对中国大陆外部环境的悲观判断不无关系。但我们的外部环境真的像时教授所描述的那样令人恐惧吗？似乎并不尽然。事实上，如果从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的综合情况看，我们目前的外部环境算是比较好的：没有公开的对抗，没有外部封锁，没有战争状态，也没有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无论中美关系、中印关系、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还是两岸关系，都有改善的空间和余地；即便某些对外关系一时发展不顺，也大可不必惊慌失措。至于中日关系，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既好不到哪里去，但也坏不到哪里去，并不存在时教授担忧的“不受制止地”恶化下去的可能。居安思危、处盛虑衰固然应该；但什么事情都有个度，危机感一旦过度会导致杞人忧天式的庸人自扰。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历史底蕴深厚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是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伟大民族，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应当表现出发自内心的从容自信和坚定无畏。什么样的大灾大难中华民族没有经历过？比现在严峻得多的国际环境我们不是也过来了？现在的世界的确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主流，这是不可否认的基本现实，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的根据也正在于此。利用这段宝贵的机遇期，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中华民族必将实现伟大的复兴，必将立于不败之地。

一些人主张“新思维”的一个根据是“无力改变的现状”：既然中日历史问题已成了死结，总不能这样僵持下去吧？既然日本的右倾化和重新武装“终究根本挡不住”，总不能硬顶吧？为了现实利益，我们还是务实一点，绕一绕、放一放、让一让吧。这便是“新思维”放弃原则的逻辑。当年，英国首相张伯伦等绥靖主义者就是循着这一套逻辑对希特勒一让再让，苟且偷安，结果自取其辱，损失惨重。如果当年中国人面对日寇的侵略，也采取这套逻辑，都跑到“低调俱乐部”中跟着汪精卫鼓噪亡国论，只怕中国早就灭亡了。而真实的历史是，千千万万中华优秀儿女挺身而出，奋起抗战，最终打败了日寇，取得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捍卫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并由此奠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个了不起的胜利昭示我们：对于日本今天的右倾化趋向和右翼势力的反华行径，我们应取的态度，不是懦弱地退让，而是坚决地反对。即使不能完全扭转日本的右倾化，至少对他们也是一个制约，至少也可以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并借此提示国人保持警惕。

一些人提出“新思维”的另一个主要理由，就是不要让历史问题影响了现实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而实际上，几十年来中日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去年双边贸易额已突破1000亿美元，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与此相反的情况是，我们与有的国家政治关系良好，而经济合作却不尽人意。这说明，政治有政治的法则，经济有经济的规律，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关键是你这里有无利益可图：如有，资本家会不请自来；没有，请他也不会来。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即便出于功利的考虑，也没有必要放弃我们的政治原则和对历史问题的立场。

“对日关系新思维”已让日方产生了这样的错觉：中国有求于日本。关于这一点，时教授表达得明明白白：“中国对于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实际需求应当认为超过日本在这方面的需求。”这个论点不符合事实，至少不是事实的全部。中日友好关系符合双方利益，中日互有需求，中国没有必要以单方面的妥协让步求得中日友好。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地、全面地加以分析，得出的恰恰应该是和时教授相反的结论：日本对于日中关系改善的实际需求超过中国在这方面的需求。日本以贸易和技术立国，它需要中国这样潜力巨大而又相距甚近的投资和贸易市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如果失去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其损失的大部分可以从欧美寻求替代，而一旦日本失去中国大市场，在世界其他市场接近饱和的情况下，其损失是无可弥补的。此其一。其二，日本经济十多年来持续低迷，至今看不到重振的迹象，而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蒸蒸日上，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这种鲜明对比决定了日本必须搭乘中国快车以寻求经济重振的外力和契机。（当然，如果日本的反华势力不愿如此而导致日本受损，那是他们的事。）第三，从外交和政治关系方面看，在全球视野里，如果我们处理好中美关系；在亚洲范围内，如果我们处理好与东南亚、韩国的关系；在国内建设上，如果我们能够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那么急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恐怕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对日关系新思维”已给日方提供了这样的口实：中日关系不好的症结在中方。中国目前实行的对日政策是有问题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必须改弦更张。事实上，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不难看出，中日关系的症结在日方而不在中方，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日本要做的事情比中国多得多。“新思维”论者犹如一位庸医，还没搞清患者是谁，病症为何，就胡乱开药，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对日关系新思维”还导致了另一个后果：使日本左翼力量和主张中日友好的人士更加孤立无助。多少年来，许许多多日本友人和有识之士如东史郎、内山完造、小川武满、本多胜一、家永三郎、宇都宫德马、尾村太一郎、大江健三郎、小野寺利孝等等，还有中归联、日本妇联、日本工会总评、日本煤炭工会、日本反战运动等团体组织，都在为维护中日友好、推动日本反省战争而不懈地奋斗。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索赔的一系列案件，也都是日本律师义务担任辩护。这些正直的日本人是真正的爱国者，是日本的良心。遗憾的是，他们的阵容还不够强大，他们的声音还相当微弱，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斗争和努力需要我们的援助。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出台后，让日本右翼兴高彩烈，却让左翼人士陷入了被动。他们感到困惑和痛心：我们同右翼势力的斗争需要中国的坚定支持，你们何以放弃了原则立场？借此机会，笔者要对日本友人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未放弃原则，也不可能放弃原则，中国人民对于那些为中日友好、为捍卫良知而奔走的日本友人怀有深切的好感和敬意。

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刚刚当选上任的温家宝总理特别指出：“正确对待和处理日本侵华的那段历史，始终是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希望日本政府恪守中日之间的三个文件，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一方针兼顾了历史与未来，既强调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又指明了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既坚持了自己的政治原则，又推动了中日经济合作的发展。诚然，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方式方法，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某些策略的调整，但决不是实行什么“新思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笔者不认为会有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更加高明的方针。对于这样一个正确的方针，我们应当坚持它，而不是放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