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白话文运动中，白话报纸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白话报纸中的白话文更多是方言、口语，层次很低，通行局域，不具有统一性，它们对于五四白话即现代汉语的建构作用非常有限。相比较而言，期刊特别是小说期刊层次比较高，语言更规范，情感和思想表达更加丰富，更能够代表正统的白话汉语，也更能够代表书面化的白话，对五四白话更具有借鉴意义和建构意义。那么，清末民初的期刊白话文具有什么特点？普及的情况如何？对五四白话即现代汉语具有什么作用和意义？本文主要回答这些问题。
一
“报纸”和“刊物”在今天区别非常明显，前者是散页的形式，后者是书籍的形式。但在近代，二者的区别不是很明显，概念也比较模糊，大部分冠名为“报”的都是报纸，比如《强学报》《白话报》，但也有少数冠名为“报”的实则为期刊，比如《时务报》以“册”为计量单位，每册厚达60多页，装订成“书”。《译书公会报》也是标“册”，装订成“书”，每期厚达80多页。《民报》其实是标准的期刊，每期厚达160多页，完全是按照书籍的方式装帧。《清议报》也是期刊，每期厚60多页。本文所说的期刊是按照当今的标准区分的，即装订成书籍的定期或不定期的杂志。
但期刊与报纸更重要的区别则是内容上的，一般来说，报纸比较大众化，以新闻为主，语言上多口语，使用方言、俗语等，作者多为新闻记者或“报人”，以普通民众为读者对象。而期刊则相对高雅，以思想文化为主，语言上虽然也用白话，但这种白话多为古白话和官话，相对方言俚语来说是“雅言”，作者多为学者、作家，思想文化领域有一定的名气和影响，以文化人和文学爱好者为读者对象。所以，期刊白话文更具有书面性，对后来的现代白话即现代汉语的建构具有更大的影响和作用。
清末民初白话文运动中，从载体的角度来说，白话报纸是主体。白话报纸主要使用白话，很少使用文言。也有一些白话书籍，包括白话教科书、白话宣讲书、白话翻译书等，但白话书籍中的白话多为古白话，延续《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传统，也即“半文半白”之白话。白话书籍也使用口语白话，现在看来，清末民初时期的口语白话在理路上非常符合现代白话精神，和现代白话也非常接近，理论上应该对五四白话有很大的影响，但实际上并不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流行范围非常有限，比如陈虬《新字瓯文七音译》这样的书仅在浙江温州流布，王照、劳乃宣的“简字书”虽然发行量比较大，但读者更关注的是“字”而不是“文”。而期刊中的白话则比较复杂。
总体上，清末民初没有纯粹的白话期刊，我们现在看到的最早的纯粹白话杂志是改版之后的《新青年》。清末民初期刊白话文有的比较纯粹，有的则只是因素，有的是白话文中有文言，或者文言中有白话。其使用的广度也不一样。
与报纸相反，清末民初的一般期刊都是用文言，或者比较浅的文言，但也出现了白话文章，比如《民报》，“第1号”刊登《记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中广东某君之演说》一文，开头是这样的：“诸君开追悼纪念会，兄弟今天是来迟了。刚才经理人告布纪念的意思，并还有那一位演说的主义，兄弟都不晓得，只听某君演说要完的时候，说要请广东人来讲这事情。”除了“告布”“主义”（字面意义，和今天的“主义”含义不同）几个文雅用语以外，其他都是大白话，并且通篇都是如此。“第2号”开始登载小说，包括陈天华的《狮子吼》和《崖山哀（亡国痛）》，《狮子吼》开头是这样的：“看官，小子是一个最不喜欢读书的，须知道小子不喜欢读书的原故，那诗书上每每讲些兴亡事件，小子自幼生就一种痴情，好替古人担忧，讲到兴亡上，便有数日的不舒快。”“舒快”看起来比较文雅，其实是口语。《崖山哀》“导言”把剧本所用语言说得很清楚：“本剧说白，以中国通行语演之，以便阅者易明。”比如：“哦哦哦，有了，我们本是中国的秀才，肚子里有的是文章，最会吟诗作对，自从弃暗投明，他们蒙古人都闹我是个饱学老夫子，其势不得不凑两句恭维他，显显我的本事。”这是比较标准的近代白话，只是偶有文言句法如“其势”等。
再比如《清议报》上也有白话，第36期“政治小说”《经国美谈前编》开头是这样的：“却说昔日希腊国齐武都有个学堂，那学堂的教席须眉皓白，年约六十余岁，学生七八人，都不过十余龄。一日夕阳西倾，学课已完，那些学生一齐向先生道，今日功课既完，闲暇无事，请先生讲一二故事听听。时学堂塑有几个偶像，先生因指着内中一个道，这个名系格德，乃我邻阿善国的贤君，他那些事迹，脍炙人口，真可羡慕，今讲其大概与你们听听。这些学生齐声道好好。”这里除了“龄”“倾”“道”“乃”等几个字以及“成语”比较文言化以外，其他都是白话，可以称之为具有文言味的白话。
但刊登白话文最多、白话程度最高的期刊还是文学杂志，特别是小说杂志。本文主要以小说期刊上的白话为例来说明清末民初白话文的特点，特别是其承传与新变及其对现代白话的作用与意义。
二
白话为什么在文学领域特别是小说领域大量使用？这与文学特别是小说这种文体有很大的关系。在思想文化领域，文学是最大众化的，而在各种文学中，小说又是最大众化的。
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神话传说和志怪，演变为传奇和话本小说、章回小说，小说由于其故事性，街谈巷语、稗官野史以及说书等特性，而具有民众性，所以大众性、通俗性可以说是“小说”的固有本性。宋代产生“话本小说”，其实就是白话小说，到了元末明初，文人也开始用白话进行小说创作，因而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以及《红楼梦》。“四大名著”都称得上是白话小说，其使用的语言是半文半白，也即古白话。因此可以看到，白话是小说的传统，它和小说的民众性、通俗性是一致的，这是清末民初小说期刊大量使用白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清末民初，文学领域没有“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的区分，也没有相应的概念，但有文学的“通俗”与“高雅”之意识，这种区分不是文学层次的，也即不是按照文学的品质来区分，而是文体的固有特性，“诗歌”和“古文”两种文体属于高雅的文体，而小说则是通俗文体。而小说也有层次的差异，与文体无关，而与作者的文学素养和艺术追求有关，比如《红楼梦》《聊斋志异》相对比较“雅”，而《三言二拍》《三侠五义》则相对比较“俗”。在清末民初，小说的固有品性就是通俗，所有的小说都是通俗文学。梁启超是在通俗的意义上提倡小说，或者说是因为小说的“通俗”特性提倡小说，而不是个人的爱好以及文学革新等原因，也即是社会和政治的原因而不是文学的原因。假如诗歌和古文也能够为大众所接受并起到启蒙宣传的作用，理论上梁启超也会提倡诗歌和古文。他在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新小说》的第一篇作品，也可以看作是发刊辞，上述这段话则是这篇文章的开头语，在今天看来，这非常夸张，但清末的确是如此，小说在当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因为“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也即它的通俗和趣味能够吸引普通读者从而在阅读中发挥其作用。康有为曾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引用了这一段话，可见它对梁启超的影响。康有为把小说的社会功效解释得很清楚，在时间顺序上，康有为的理由正是梁启超提倡小说的原因。通俗和普及是其最重要的理由，而通俗和普及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其语言上的白话性，也即一种民众可以接受的语言。所以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其暗含的前提就是使用白话，也就是说，梁启超不是因为办了《新小说》杂志之后才提倡白话的，恰恰是因为白话的潜在作用才办《新小说》杂志的。
综合来看，清末民初期刊上的白话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古白话，二是近代白话。关于“古白话”（或“古代白话”），至今学术界没有严格的界定，但却广泛使用这个概念，一般人所说的“古白话”就是五四之前的白话，也就是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所讲的白话，就是白话诗词、白话讲学、白话小说、白话戏曲中的白话，就是《水浒传》《西游记》中的白话。现代白话即五四之后形成的新白话，胡适称之为“国语”，即后来所说的现代汉语。胡适的这种区分法为大多数人所沿用，比如徐时仪对“古白话”就是这样定义的：“古白话是与文言相对而并存的一个反映了汉魏至明清历代口语成分的汉语书面语系统，古白话词是汉语词汇史上汉魏至‘五四’以前各个时期流行于社会各阶层的口语中新产生的词语和虽早已有之但意义已有变化的词语，实际上也就是书面记录下来的充满活力而欲替代旧有词语的口语词。”袁世硕也是这种区分，在他那里，“古白话”与五四“现代白话”相对应。 1924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古白话文选》上下册和《近人白话文选》上下册，均为吴遁生、郑次川编辑，为“高级中学国文读本”，两书所谓“古白话”即新文学运动之前朱熹、白居易等人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的白话，所谓“近人白话”即新文学运动之后的胡适、周作人以及蔡元培、梁启超等人的白话，这仍然是沿用胡适的二分法。
但我认为，在中国古代白话向现代白话转变的过程中，还有一个过渡形态的白话，就是“近代白话”，即鸦片战争之后兴起的不同于古代白话的新的白话。我们今天以现代汉语为语言背景，对古白话与近代白话的区别不敏感，但在近代，二者的区别还是明显的。徐珂《清稗类钞》第4册“讥讽类”有一篇《新名词入诗》条：“自日本移译之新名词流入中土，年少自喜者辄以之相夸，开口便是，下笔即来，实文章之革命军也。某曾赋诗四首以嘲之。一云：‘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势力圈诚大，中心点最深。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其中的“团体”“目的”“思想”“精神”“势力圈”“中心点”“以太”（即Ether或Aether的翻译）、“方针”在当时都是新名词，这首诗把这些新名词堆积在一起，明显是在嘲讽新名词。作者的态度是很明显的，把这种用新名词写作的青年作者冠之以“革命军”具有险恶的用心，“革命”也是一个新词，今天它是褒义词，但在当时，在保守派那里，它实际上是贬义的，也是犯忌的。到了今天，这些词语已经成为汉语的基本词语，不用这些词语几乎就不能开口说话，对这首诗既感觉不出嘲讽的意味，也觉得嘲讽本身是无聊的。但这个充满新名词的白话和后来的五四白话也有很大的差别。刘坚编《古代白话文献选读》，其中的古代白话包括“近代汉语时期的白话文献”，但从选文截至《水浒传》《西游记》为止来看，这里的“古代白话”也不包括近代白话，作者所用的“近代汉语”是语言学中的专业术语，指宋元明清时期以白话文献为主的汉语。日本学者小野四平著《中国近代白话短篇小说研究》一书，其中的“近代”也是语言学中所说的“近代”，所谓“近代白话”即明冯梦龙等人的白话。
我认为，古白话与近代白话具有明显的区别，古白话是在汉语内部产生并演变发展的语言，主要来源于民间口语，包括方言、俚语以及通行的官话，不受西方语言的影响，也不能有效地表达西方的事物。汉语口语的起源就是汉语的起源，以口语为主的古白话也起源非常早，“比较保守地说，它是以东汉末年佛教的传入和汉译佛经的大量出现为契机而发展起来的”，一千多年延绵不绝，近代时它和近代白话并行使用，甚至五四现代白话产生以后还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使用，对现代汉语的丰富和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古白话在日常交际层面上主要是民间口语，是大白话，但进入书面语之后就是民间口语与文言文的结合，所以即使最通俗的古白话作品也是半文半白的，因为古代民间口语主要限于日常生活交际，不具有独立的表达能力，一旦书面化表达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必须借用文言词汇。
近代白话则是19世纪以来受西方语言影响而产生的白话，它当然有很多中国民间口语，但更多的则是西方词语以白话翻译形态的存在，西方词语在内容上有很多文化和思想层面上的，但更多的是物质层面的，所以近代白话主要表现为科学和技术层面的词语，即所谓“新名词”。而这种新名词白话化是通过“白话”翻译实现的，也即翻译不再用文言词语，而是用口语，不再用偏僻汉字单字，而是用多音词甚至词组。近代白话是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所使用的语言，所以它除了西化的特征以外，同时还具有口语书面化的特征，书面化也即规范化、精炼化、公共化，所以近代白话不是民间语言，也很少用方言俚语，普通民众可以看得懂，但不是普通民众的语言，不是大白话，而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其表达的内容远远超出民众生活的范围。近代白话因为本质上是知识分子的语言，所以虽然一定程度上欧化，但句法上还是非常文言化。本质上，近代白话是近代受西方影响、一定程度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写给民众看的语言。与五四白话相比，近代白话不是独立的语言体系。近代正统的语言是文言文，古白话和近代白话是并行的，都是辅助性的语言，现代汉语的白话则是集大成者之白话，是容纳了文言文、古白话、近代白话以及大量吸收西方现代新词汇的新的语言体系，近代白话和五四白话不是一个层次的语言。
三
考察《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新新小说》《小说林》等五种清末民初最有影响的小说杂志的语言使用情况，可以看到，清末民初期刊的语言是复杂的，既有文言，也有白话，文言中既有标准的文言，也有浅近的文言，还有掺杂了白话的文言即半文半白，白话中既有古白话，也有近代白话。但总体上，清末民初期刊所用语言介于“中等文言”与“文白话”之间。“中等文言”和“文白话”都是笔者新造的两个词，前者指不特别深奥的文言文，后者指具有文言文味道的白话文。清末民初期刊极少刊登那种很深奥的文言文文章，所谓“深奥”，指大量用典、用生僻的字和词，用古字古义。当时写深奥文言文的作者主要是一些学者和语言上趋于保守的文人，比如黄遵宪、章太炎、刘师培、吴汝纶、王国维、康有为、邓实、黄侃、林纾、严复等，很多人都是后来所说的“选学派”和“桐城派”，其源流可以追溯到“唐宋八大家”的传统，这些人很少在当时的“时新”期刊上发表文章。清末民初期刊也极少刊登“白话报”上的那种新闻和时事性的白话文，清末民初白话报纸其文章很多都是“大白话”，“白话报”中的白话非常接近口语，用了很多方言俚语，极少以“字”为“词”，从思想上来说，已经是“词思维”而不是传统的“字思维”，表现为：大量使用复音词特别是双音词，大量使用民间和生活化的词语，而少用文言词语；大量使用新词语，而尽量减少使用旧词语。所以，清末民初“白话报”上的白话文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听”的语言、“说”的语言，而不是“看”的语言，“白话报纸”的对象主要是中下层人民，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识字，但却可以通过别人“读”报而“听报”。清末民初“白话报”上的“白话文”作者多是记者，本身文化水平也不是很高，很多白话文章甚至没有署名。而清末民初期刊白话文则是书面化的语言，是知识分子的白话，读者多是小知识分子和下层知识人。
清末民初的出版物中，刻印的传统图书是代表正统的也是标准化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读物，相对应的语言是文言文；白话报纸代表新兴的、通俗的、大众化的普通民众的读物，相对应的语言是白话；期刊的语言则介于二者之间，既有文言，又有白话，或者半文半白。其作者也是非常分明的，传统图书的作者多为旧式学者、文人和科举出身的官员；白话报纸文章的作者多为记者、报人、中下层知识分子，有的甚至是商人；期刊文章的作者很多都是受西方思想影响、主张改良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主张启蒙的中上层知识分子，有很多思想家。当然这只是就总体类型而言，事实上，每一种出版物的情况也是非常复杂的。就期刊的语言来说，从“中等文言”到“文白话”，又有很多种类型，大致构成一种从“文”到“白”的“链条”，包括文言、浅近文言、半文半白、文言化的白话、古代口语化的白话、近代西化的白话、近代口语化的白话。通过上述清理，我大概把清末明民初期刊的语言分为文言、古白话、近代白话三种类型，这是就总体而言，其实还可以更进一步细分，同时，这三者之间有时是很难截然分开的，有人的语言介于文言与古白话之间，有人的语言介于文言与近代白话之间，至于古白话与近代白话就不好严格区分了，很多人的白话就是介于二者之间，或者二者混合。就是同一个作者比如梁启超，其语言也不是同一的，其理论文章多是文言的，有时是浅近文言的，而创作和翻译则更多的是古白话或近代白话，有时是半文半白的。
其实，整个清末民初，中国的语言就是文言与白话并用和混用的状况。可以说，在整个中国三千年文明史上，清末民初这一段时间的汉语使用是最为丰富和复杂的，有的人用文言，有的人用白话，有的人则既用白话又用文言。比如刘师培，清末著名的学者，其学术文章是标准的文言文，古雅深奥，但另一方面，他提倡白话文，“白话报者，文明普及之本也。白话报推行既广，则中国文明之进步，固可推矣”。刘师培同时身体力行写作白话文章，比如《论责任》，开头是这样的：“天下顶可恨的人，是个不做事。这不做事情的原故，都是因为不晓得自己的责任。中国的俗语道：‘天高皇帝远。’又道：‘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又道：‘天吊下来有长子顶。’这等俗语，是顶害中国不过的。中国的人，做小孩子的时候，就把这等邪说听下去，所以，一点儿国民资格都没有，只晓得做自己的事情，不晓得做公众的事情。”这不仅是白话，而且还是“大白话”，是非常口语化的白话。这种白话文章在刘师培的文集中还有很多。蔡元培的《新年梦》也是用白话文写的，文章开头是这样的：“公喜！公喜！新年了，到新世纪了，真可喜！真可喜！这两句话，是一个支那人自号‘中国一民’的，在甲辰年正月初一日午前六点钟，从床上跳起来对他的朋友说的。这几句话在这一日说的人不知多少，为何要记起来，这却有个缘故。”民国初年，蔡元培的多数文章都是文言的，但也有很多白话文章。胡适和陈独秀民国初年也是使用两种语言，都是以文言写作为主，但同时也写作白话文。
不仅上层文化人是文言与白话两种语言并用，下层知识分子也是如此。1895年，美国传教士、学者傅兰雅在上海发起“时新小说”征文活动，共收到作品162篇，这批手稿在新世纪被重新发现，现存150篇，其作者多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从语言上来说，这些作品大多数是文言文的，但也有部分是白话文的，或者是半文半白，或者是浅近的文言，比如陈其思的《童子摭谈》，文体为诗，其中《循理》四首，前两首是这样的：“侬家读的书，/都是讲道理，/既做读书人，/如何不循理？//读书学八股，/八股昧了心，/世事既不晓，/无益自家身。”这是白话诗，虽然还不是自由体的。再比如《论鸦片》一文，有这样的话：“吃鸦片的，浪费资财，是他得罪天父也。鸦片为皇上所禁戒，而食鸦片的，违背皇上。鸦片为父母所憎恶，而吃鸦片的，忤逆父母。违背皇上，就非忠，忤逆父母，就非孝，不忠就是奸臣，不孝就是贼子，奸臣贼子，人人可恨，不止得罪父母也。既得罪神，又得罪人，神人都怨，无地容身，罪莫大焉。”这是文言味的白话。时新小说的语言更能够反映出当时中国语言的普通状况。
四
但清末民初白话文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白话文显然具有本质的区别。此期白话文有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文言化。
清末民初期刊白话文本质上是知识分子的白话，也可说是思想性的白话。期刊白话文作者是一批受西方思想影响的旧式文人，他们主张学习西方，主张社会改良，主张思想文化变革，和黄遵宪、章太炎、刘师培、吴汝纶、王国维、康有为等旧派文人相比，他们是“新式文人”，其代表性的作者有梁启超、黄人、包天笑、周桂笙、天虚我生、陈景韩、徐念慈、伍光建等，他们从小所接受的语言训练是文言文，在文言写作上，他们有深厚的功底和良好的训练，出于启蒙的目的，他们用白话来表达，但文言习惯很难改掉，所以写出来的白话仍然具有浓重的文言气息。他们虽然少用甚至不用“之”“乎”“者”“也”，而改用“的”“得”“底”等，但句法上仍然是文言性的，这不仅是“雅”的表现，更是习惯性表达。
在词语上，清末民初期刊白话文主要是使用白话新词，在白话新词的意义上是白话文。王力描述鸦片战争之后汉语词语的变化：“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比任何时期都要多得多。佛教词汇的输入中国，在历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词汇的输入，那就要差千百倍。”新词很大一部分是译词和借词，也即意译词与音译词，同时还有一部分因社会变化和发展而从汉语内部产生的新词。这些新词除了极少部分如“磅”“吨”等度量单位和化学名词如“铝”“镁”“钠”“氢”“氧”等为单音词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双音词，或者说是汉字组合词，这些新词具有自我解释性，比如“政党”“改良”“解放”“意图”“名片”“食管”“世界观”等，这些词大多可以望文生义，可以从字面上进行理解，在通俗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些新词都是白话词语。新名词就是新事物，新事物一定意义上就是新知识；新名词就是新概念，新概念某种意义上就是新思想。在这一意义上，清末民初期刊白话文其背后反映了这一时期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清末民初期刊白话文对于五四白话建构具有先导作用。但它与这一时期的报纸白话文具有质的区别，报纸白话文主要是口语白话，也即日常交际语言，主要是对社会事件、日常生活的记录和描述，它的思想内涵有限。
第二，不具有独立性。
清末民初，正统的、官方的语言还是文言，文言是独立的完整的语言体系，白话文只是辅助性、附属性的语言，它不具有独立体系。语言是从口语开始的，最初，白话作为口语，很多词语都没有汉字表达，主要限于日常交流，也即用于吃饭、穿衣、劳动等日常生活范围，脱离了这一范围，它就无能为力。后来，它才逐渐进入文言，作为文言文的补充，作为一种表达日常生活的语言而存在，并且书面化。正是因为如此，白话在文学的层面相对得到比较多的运用，而一旦进入文化和思想的层面，它的表达就非常有限。所以，中国古代，即使是在文学领域，白话也很难单独进行表达，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古白话作品诸如“王羲之书信”“朱子语录”《西厢记》《西游记》《红楼梦》等，都不是纯粹的白话作品，基本上可以说是半文半白的，即使“元代白话碑”“孝经直解”这样的翻译白话，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白话，也必须借助文言词语才能进行完整有效的表达，在中国古代，脱离了文言，也许还可以开口说话，但却无法真正书写。
近代以后，随着中西交流日渐加深和广泛，也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白话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在中下层文化领域，比如宗教、新闻传播、通俗文学如小说戏剧等方面得到长足的运用，在科学等新兴领域则得到空前的拓展，但它仍然构不成独立的语言，仍然是附属性的，文言文仍然是主体语言，是不可或缺的语言。期刊白话文只有在文学和日常层面上表达比较纯粹一些，一旦进入思想领域，表达思想，它就不够用，必须借助文言文，甚至只能回到文言文。检索清末民初小说期刊，我们可以看到，白话主要运用于小说翻译和小说创作，一旦涉及到文学批评（如“批点”“评解”等），涉及到理论表达，包括提倡白话文的理论文章，无一例外地都回到了文言文。根本原因就在于白话没有相应的术语、概念和话语方式，或者说，文言的思想在术语、概念和范畴的层面没有对应的白话。
第三，书面化。
“世界上的语言有5651种，……约有70%的语言没有文字，有文字的语言大约只有1500种。”一般来说，语言的先进性与其复杂性是相一致的，越复杂的语言其表现功能越强大，复杂的思想与文化是需要复杂的语言才能表达出来的。没有文字的语言基本上都是简单的语言，基本上都是口语化的语言，表现为词汇有限。简单的语言很难表达复杂的思想与情感。在中国古代，白话主要是口语，因为各地语音不同，所以，方言在使用上几乎等同于外语，只有书面化，用汉字表达出来之后，它们才成为民族共同语。但在中国古代，白话只是为了丰富表达才一定程度进入文言，只是为了民众理解才一定程度上使用白话，所以纯粹的白话作品几乎没有，也就是说，白话缺乏充分书面化，这其实是古代白话没有通行并取得和文言同等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今天，有各种各样的所谓中国古代白话文学史，包括各种古代白话文学作品选，但其实，在这些所谓白话典籍中，绝大多数作品主体都是文言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白话文学如《西游记》等其实都是不纯的白话作品，不过是有白话而已。
清末出于启蒙的需要，各种作品大量借用白话，差别只是程度上的，传统文章少量借用白话词语，白话报纸则大量使用白话，包括语法、句式和词语，只有白话不能表达的思想才用文言词语，而期刊白话则介于二者中间，语句是文言的，词语主体是文言的，但却大量使用白话词语。“白话词语”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新造的，包括西方词语的中译和对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所产生的新事物、新思想的命名，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西方新词语的背后也是新思想、新概念、新事物等。二是民间口语书面化，很多过去只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词语，现在则进入期刊，这些词语有些保留原意，但更多的则是增加意义或者改变意义而成为一种新的词语。过去，民间口语词语有的有文字，但更多只有声音而没有文字，现在则根据声音给予文字，有些字不在汉语四声范围之内，则就近赋予相应的汉语声音。方言口语书面化可以说大大增加了汉语的词汇量。之所以说这些新名词是白话，根本原因在于它们能够根据字面进行意义识别，而无需去查词典，或者特别的语言学习，也即这些词语具有自我解释性。“白话词语”的最重要特点是：汉字都是常用的，很少使用偏僻的汉字，不追求汉字的丰富性，更重视使用常用汉字进行组词，尽量避免用典表意。
白话，不管古代白话还是近代白话，要真正成为通行语言，要真正成为民族共同语，必须书面化。现在我们看到，最早的纯粹白话书面化的文本是外国传教士翻译的《圣经》，之后是科学翻译文本。然后是新闻，报纸，大量使用民间口语、方言俚语、官话等，也使用白话句式，对汉语白话书面化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最后才是期刊，特别是小说期刊。因为期刊的正统性、规范性，加之作者的严肃性、严谨性，其文章代表了那个时代的语文水平，所以期刊文章大量使用白话，这对于白话的正统化并且最后取代文言，具有重要作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此，清末民初期刊白话文就是白话规范化、正统化并走上通用语言的一种尝试，五四白话当然和清末民初的白话具有本质的不同，但清末民初期刊白话文可以说是通向五四白话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近代是一个改良的时代，语言也是这样。
五
从以上叙述以及分析可以看出，清末民初期刊白话文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清末民初期刊充分继承了中国古代白话包括晋人书札、《世说新语》、敦煌曲子词、敦煌变文、佛经、宋人语录、元杂剧、元人散曲、元代典章、《西游记》《水浒传》等作品的传统；另一方面，清末民初期刊又大量吸收民间口语和方言中的词语和句法，同时用传统白话、民间口语以及方言俚语翻译西方的词语，更重要的是用汉字组合的方式创造出大量的白话形式的新词语。也就是说，清末民初期刊白话文一方面充分继承古代白话，另一方面又有新变，发展出新的近代白话。
中国古代白话文本很少，选来选去也就是那么一些。这倒不是说中国古代汉语没有白话，或者说白话没有实际应用价值，实际上，大部分中国古人说的语言都是白话，白话是民众的基本语言或主体语言，知识分子的日常语言也主要是白话，官场上的“公文”是文言的，但口语交流却是“官话”也即白话的，使用非常广泛。利玛窦说：“这种国语的产生可能是由于这一事实，即所有的行政长官都不是他们所管辖的那个省份的人（我们下面就要解释），为了使他们不必需学会那个省份的方言，就使用了这种通用的语言来处理政府的事务。官话现在在受过教育的阶级当中很流行，并且在外省人和他们所要访问的那个省份的居民之间使用。……这种官方的国语用得很普遍，就连妇孺也都听得懂。”文言是一种书面语言，很难进行日常交流，所以知识分子的思想交流也是白话性的，或者半文半白，这从“朱子语录”可以看得很清楚。不仅知识分子使用白话，为了清楚明了，有时皇帝批奏章也用白话。在中国古代，白话被广泛使用，只是缺乏充分的书面化，中国近代在语言上最大的突破就是把作为口语、仅在日常交流中使用的白话书面化，使之广泛地进入文学作品，报纸、期刊以及书籍都不同程度地使用白话，白话在汉语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仅就书面语而言，中国古代以文言为主体，偶尔借用白话，主要限于情感和日常生活表达，所以，中国古代白话文主要集中在文学作品中，而到了清末民初，除了白话文学以外，还有大量的白话文章，这些白话文章只在白话无法表达时才借用文言。白话书面化以及在书面化过程中的变化，预示着汉语发展的白话方向，至少显示出白话在中国正统语言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晚清白话文活动的确构成了“思潮”或“运动”。
但是，清末民初期刊白话和“五四”时《新青年》《新潮》等期刊白话具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借用白话，目的是“启蒙”；后者是语言变革，目的是思想革命。虽然五四新文学运动提倡白话直接目的也是为了知识和思想的宣传，也是为了语言“改良”，但事实上它是“革命”，它对传统的文言文具有颠覆性，事实上也最后取代了文言文。
而清末民初期刊之所以要使用白话，主要是为了客观上解决读者的阅读问题，也即解决普通读者由于语言水平有限而不懂文言文的问题，而不是写作者主观表达的需要。对晚清白话文作者而言，从表达的角度来说，不是白话写作更容易，恰恰相反，文言写作对他们来说更顺手、更习惯，也更容易。在今天的语境下，学者们容易想当然地认为任何时候白话写作都更容易一些，其实是误解，在清末民初，情况恰恰与今天相反，白话写作难，除了知识分子接受的文言教育以及长期的文言写作训练等原因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很多术语、概念和范畴，白话根本没有相应的词语，很多思想无法用白话进行有效的表达。谈到翻译问题时梁启超曾说：“纯用俗话”译书“甚为困难”，“参用文言，劳半功倍”，“贪省时日，只得文俗并用”。所以，从根本上，清末是用白话文表达文言思想，作者都是旧知识分子，但他们比较开明，希望通过白话开启民智。
白话之不畅和别扭一直到五四时期仍是新文学作家的困扰。鲁迅是新文学的大师，其白话文成为后来现代汉语的范文，但他也觉得用文言有时比用白话更顺畅和省力，“初拟译以俗语，稍逸读者之思索，然纯用俗语，复嫌冗繁，因参以文言，以省篇页”。鲁迅（包括周作人）之所以在白话文章中参以文言，除了追求文风简洁及个人的语言习惯和审美尚好等因素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有的“意义”白话无法表达或者说不能很好地表达，反而是文言文更容易表达，或者表达起来更简洁和省事。这同时也说明当时白话还构不成完整的语言体系，很多古代概念还缺乏白话词语。那么，为什么他们总体上还是选择了白话而非文言的表达？这就必须跳脱出单纯语词的范畴来看待白话问题了。如此，五四白话与清末白话的区别可概括为：清末白话是古白话的近代白话，一定程度上是文言的白话翻译，目的是让读者看得懂；五四白话是现代思想本体语言，一定程度上是西方语言的白话翻译，出于作者主观表达的需要，不用白话——欧化的句式和结构——很多思想感情就表达不出来。如此，鲁迅式的加入文言的白话表达和梁启超式的近代白话便就有了本质区别。
清末民初接受白话的对象是普通读者，而不是知识分子，由此也可见白话背后是近代的思想文化普及以及提高民众素质的实质，正如朱自清所说：“那时维新的士人急于开通民智，一方面创了报章文体，所谓‘新文体’，给受过教育的人说教，一方面用白话印书办报，给识得些字的人说教，再一方面推行官话字母等给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说教。”“原来这种白话只是给那些识得些字的人预备的，士人们自己是不屑用的。他们还在用他们的‘雅言’，就是古文。”也就是说，清末民初的白话文章本质上知识分子写给民众的读物，目的是传播知识和思想，也即启蒙。就文学来说，白话小说还具有商业性的因素，但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因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承认“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合理性，但清末民初期刊白话文对五四白话文即后来的现代汉语究竟有多大作用，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承认清末民初汉语的变化特别是白话在汉语书面上的广泛运用以及白话对汉语发展的巨大影响这一事实，但不能夸大它对五四白话即现代汉语的建构意义，它具有先锋性，为五四白话文运动作了群众接受的铺垫，也作了语言学理论准备特别是写作实践探索，积累了很多经验，可以称得上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但二者具有本质区别。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是为白话争地位，是把作为民间口语和方言的白话书面化，是增加白话词语，语言主体还是文言文，白话不过是文言文的附属，不具有体系性，本质上仍然属于古代汉语体系，是语言改良运动。而五四白话文运动是语言“革命”运动，是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一种新的思想方式的语言体系的建立。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建立起来的现代汉语已经不是单纯的白话，而是整合了各种语言包括古代白话、近代白话、西方语言的白话，也包括文言文，它不再是附属性的语言，而是汉语主体语言，是完备的语言体系。
白话文在中国产生很早，后来为什么和文言文分道扬镳，并且一直被排除在文言文之外，成为边缘性的语言？为什么清末兴起了广泛的白话文运动且白话文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广泛的运用但却没有取代文言文成为汉语主体语言？对第一个问题，实在不是本文能够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则根本原因有二：一是不可能，二是没有必要。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清末在思想的层面上，文言仍为白话所不可替代，当时白话只是口语，是日常层面的语言，也是文学层面的语言，很多文言层面的思想没有相应的白话术语、概念和范畴，没法用白话表达或者用白话表达就不准确，取消文言就是取消文言思想，也即传统的主体思想，比如孔孟之道、忠孝思想等，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之所以“没有必要”，是因为虽然晚清民间思想异军突起，西方新事物新思想输入导致白话的地位提高，白话词语大量增加，但白话除了宣传和介绍西方思想，在主流思想和文化领域还不能替代文言。只有到了西方社会文化思想大量输入中国，中国开始社会转型、传统思想遭到整体性的否定和批判时，白话替代文言才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王国维说：“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正是在新思想输入的过程中，汉语发生了变化从而最终转型，中国语言体系从文言文形态的古代汉语变成了白话文形态的现代汉语。
【高玉：《论清末民初期刊白话文的传承与新变》，《学术月刊》2017年第9期。本文转自公众号“学术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