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的长篇小说《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以下均简称《瞻对》)首次发表于《人民文学》2013年第8期，2014年初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单行本①。这是一本非常独特的小说，在内容上书写康巴藏区一个部落近两百年的历史变迁，特别是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形式上采用历史学的方式，大量引用历史文献。这很有创意，对于阿来本人的创作来说是一种突破，在整个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也是一种突破。本文主要探讨《瞻对》的文本形式及其意义。
一
《瞻对》在外在形式上很象学术文本，具有历史性或者说“非虚构”性。读作品，我们看到，作家大量引用文献，其中提到的相关著作就有30多种，笔者对这些著作的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等一一进行了查找，罗列如下：
《清实录藏族史料》(共10册)，顾祖成等编，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其中第10册为索引和附表。
《清代藏事辑要》，张其勤原稿，吴丰培增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清代藏事辑要续编》，吴丰培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西藏纪游》，周霭联撰，张江华等点校，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
《康巴文苑》，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创研室主办，期刊，已经出版40多期。
《民国川边游踪之〈西康札记〉》(收《西康札记》、《西康视察报告》二书)，任乃强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版。
《甘孜州文史资料》，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协编，有藏文版，连续出版物，已出版20多辑。
《西藏志》，陈观浔编，巴蜀书社，1986年版。
《藏族通史·吉祥宝瓶》，泽仁邓珠著，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白玛邓登尊者传》，益西多吉藏文原著，格桑仁珍、格桑慈成编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新龙贡布郎加兴亡史》，昔饶俄热撰，作者为当地学者，出版情况不详。
《英国侵略西藏史》(原名《印度与西藏》)，英国人荣赫鹏著，孙熙初译，西藏社科院资料情报研究所编印，1983年版。荣赫鹏就是率英军攻入西藏的上校将军。
《霍尔章谷土司概况》，当地文献，出版情况不详。
《西藏的贵族和政府》，毕达克著，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
《边藏风土记》(线装本4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查骞撰，林超校点，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
《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译文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和西藏档案馆联合编辑，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版。《瞻对》漏掉“译文集”三字。
《西藏通览》(线装本5册)，［日］山县初男著，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西藏自治区政协编，连续出版物，已出版10多辑。
《西藏改流本末记》，吴光耀著，见《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
《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下)，赵心愚等编，巴蜀书社，2006年版。
《康藏史地大纲》，任乃强著，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西康纪事诗本事注》，贺觉非著，林超校，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喇嘛王国的覆灭》，［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共7册)，多杰才旦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版。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上下)，邓锐龄等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
《边藏刍言》，刘赞廷撰，1921年铅印本。
《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上下)，赵心愚等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瞻对》漏掉“民国”之“国”字。
《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台湾冯明珠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
《康藏纠纷档案选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
《赴康日记》，唐柯三著，新亚细亚学会(版)，1934年版。作者说是1933年刊行，笔者未查到此本。
此外，作品还提到很多藏文书，如《瞻对·娘绒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等，还提到《清史稿》②、《大藏经》、《四川通志》、《理化县志》(内部印刷物)、《西康史拾遗》(内部印刷物)等文献材料。这些文献不仅仅只是影响了作者的思想和观念，影响了作者对民族、宗教、历史以及现实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它们直接构成了作品的内容。作品中有大量的直接对原文的引用，即大量地“抄书”，甚至有这样的话：“我不惮烦琐，抄录这些史料”(第262页)。作品采用的是学术著作的“章”和“节”的形式，有些“章”或者“节”基本上是对原始文献材料的直接引用，比如前三章基本上就是用《清实录》中有关材料写成的，以第一小节“小事一件”为例，这一节的主体文字是《清实录》中的三则材料，分别是：
(川陕总督公庆复)又奏：“江卡汛撤回把总张凤带领兵丁三十六名，行至海子塘地方，遇夹坝二、三百人，抢去驼马、军器、行李、银粮等物。现饬严缉务获外，查官兵猝遇野贼，自当奋勇前敌，苟枪毙一二，众自惊散。讵该把总怯懦不堪，束手被劫。川省界杂番夷，弁兵积弱，向为悍番玩视。若不大加惩创，即摆设塘汛，俱属具文。”……“得旨：所见甚是，应如是办理者。”
四川巡抚纪山奏：“江卡撤回把总张凤行至海子塘被劫，现在饬拏(按，即拿)务获。”得旨：“郭罗克之事甫完，而复有此，则去年汝等所办不过苟且了事可知。况此事庆复早已奏闻，意见亦甚正，而汝所奏迟缓，且意若非甚要务者，大失封疆大吏之体。此案必期示之以威而革其心。首犯务获，以警刁顽。不然，将来川省无宁岁矣！”
四川巡抚纪山复奏：“江卡撤回官兵被夹坝抡劫一事。查打箭炉至西藏，番蛮种类甚多，而剽悍尤甚者，莫如瞻对等部落，每以劫夺为生。此次抢夺官兵行李，理应奏请惩以大法，缘雍正八年征剿瞻对大费兵力，总因该番恃险，攻击匪易。惟恐不筹画于事前，未免周章于日后，是以此案檄饬里塘土司追拏赃盗。原欲以蛮制蛮，相机酌办，断不敢视为非要，稍萌轻忽之念。”③
这三则材料在小说中虽然文字被打乱变得支离破碎了，但都有引号，内容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其他属于作者的文字基本上是穿插性的，是对这三则材料的分析和解释。而且，第一则材料特别具有结构的意味：一方面是瞻对民悍，另一方面是清朝兵弱；一方面是瞻对民众对政府的离心，另一方面是清政府与瞻对民众为敌；一方面是瞻对部族的落后性与自身存在着缺陷，另一方面是清政府各级官员包括皇帝对事件的处置失当，从而造成了瞻对和清政府之间的对立、矛盾和冲突，乃至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战争，这实际上是整部作品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也是小说的叙述顺序或者说结构。
《瞻对》对各种文献资料的引用可以说是惊人的，即使把它看作是学术著作，其引用材料之量大也是极为罕见的。小说中很多引用都加了引号，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是规范的，属直接引用；还有很多没有加引号，而是把文字改写了，但内容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这是间接引用。比如小说中的第12—13页的内容基本上是用《清实录藏族史料》第1卷第498—500页一个“条目”中的三则史料来写的，这些史料大多数都是被直接引用，但也部分是间接引用，比如第二则史料开头一段的原文是这样的：
下瞻对贼番，因官兵进剿，于江东设卡隘数处。最关紧要者系加社丫卡，欲过江攻寨，必先克取此卡。随经建昌镇总兵袁士弼分遣中路官兵进攻，大败贼番，得加社丫卡大小三处，拨汉、土官兵一百余名防守。仍乘胜力攻，逼贼番碉楼之木鲁工地方，复得正卡一处，并木鲁工左右卡二处。(第499页)
而小说的文字是这样的：
下瞻对土司班滚……这回定要与清军较量一番。“于江东设卡隘数处”，其中最重要的一处叫加社丫卡。官兵要从雅砻江东过到雅砻江西，深入下瞻对腹地，必须先将此卡攻克。此卡又是(按：“是”疑为“和”的手民之误。)几处小卡彼此互有犄角，互相守望相助，更增加了攻克的难度。总兵袁士弼派所部中路官兵进攻，经过苦战，将这一大卡上的三处关隘一一攻破，拨兵丁一百余名防守。继续乘胜进攻。又迫近“贼番碉楼之木鲁工的(校：多‘的’字。)地方，复得正卡一处，并木鲁工左右卡二处”。
两相对照，小说这一段文字头尾两处引用，中间则是改写，增加了一些细节，表述上有所差异。
事实上，《瞻对》中所叙述的历史故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大多数都可以找到历史文献的根据，而且非常吻合。比如，罗思举是清朝第三次“用兵瞻对”的重要人物，正是他最终“打败”了“番酋”洛布七力，小说对他征战瞻对的过程写得很简单，也许是因为史料本身非常有限的原故，但却花了不少笔墨讲了他的三个小故事(也许是出于小说的需要)，而这三个故事在《清史稿》中有载。查《清史稿》“罗思举”条，第347卷有传，位列“列传”134，和“杨遇春”等列为一“篇”，对于罗思举征战瞻对，《清史稿》叙述非常简单：“二十年，中瞻对番酋洛布七力叛，夹河筑碉。总兵罗声皋不能克，许其降，以专擅遣戍。命思举进剿，克四砦，洛布七力就歼，请分其地以赏上下瞻对诸出力头目，事乃定。”④《瞻对》也引用了这则史料，模糊地说是“生平材料”，其实《清史稿》应该是比较原始的出处。
看《清史稿》罗思举传，可以知道《瞻对》关于罗思举的第二个和第三个故事实际上是根据这样一则材料写成的：
思举既贵，尝与人言少时事，不少讳。檄川、陕、湖北各州县云：“所捕盗罗思举，今为国宣劳，可销案矣。”再入觐，仁宗问：“何省兵精？”曰：“将良兵自精。”宣宗问：“赏罚何由明？”曰：“进一步，赏；退一步，罚。”皆称旨。⑤
《瞻对》是这样写的：
第二个，赵金龙当了大官后，并不忌讳人说他当过土匪的事情，甚至自己也常常在人前提起，并不遮掩。甚至还给川、陕、湖北等省各州县衙门写信：“所捕盗罗思举，今为国宣劳，可销案矣。”这意思是说，你们以前不是下过追剿土匪罗思举的通缉令吗？现在他已经为国效劳，你们就销案了吧！
第三个。他去北京，受到嘉庆皇帝接见。皇帝问他，哪个省的兵最精。他答：“将良兵自精。”后来，换了皇帝，又接见他，又问怎么做到赏罚分明。他的回答也很简明：“进一步，赏。退一步，罚。”两任皇帝都说，回答很好。(第75页。为节省篇幅，引文中的对话不再分行。)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说的来源。需略作说明的是，有两个比较大的差异，应该是作家的失误。一是书写错误，罗思举被写成了赵金龙，赵金龙就是第一个故事中被罗思举打死的那个人，这里显然是一个笔误，但却很离谱。另一处疑问是理解性的错误，也可以说是知识性错误。原文中的“何省兵精”中的“省”应该是动词而不是名词，同《论语》中“吾日三省吾身”的“省”同义，即检测，判断的意思，“何省兵精”即如何判断部队的精锐。在中国古代，“精兵良将”可以组合成一个词，形容军队的优良，并且“精兵”和“良将”构成对应，具有因果关系，所以罗思举才有“将良”对“兵精”的回答，“称旨”也在这里，否则就是答非所问了。现代汉语中，“省”的基本意义是行政区划单位，但在古代汉语中，“省”主要是动词，作为名词主要是对机构的称谓，如“中书省”，元代实行行省制度，其“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即中书省的地方派出机构。明代改“行省”为“布政司”。清代恢复“行省”，简称“省”，并且成为行政区划单位，但称谓上一般不说“某某省”如“湖广省”、“云南省”等，而是直称“湖广”、“云南”等。
正是在大量引用历史文献、所书写的内容大致都有文献依据的意义上，我认为《瞻对》具有历史的性质，具有非虚构性。读《瞻对》，我感到作品像是一本学术论著，作家阿来像是一个学者。
二
《瞻对》从根本上又是小说，是一个历史学体式的小说文本。外在形式上它是历史散文，但内在品质上却是小说，或者说，是历史的材料，但却是用小说的方式即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述的，属于历史小说。实际上，《瞻对》虽然具有历史性，大量引用材料，很多故事都有文献依据，但《瞻对》和历史学术著作还是有根本差别的，其“非虚构”和历史学的真实性还不可同日而语，其客观性、严谨性以及对史料的分析、甄别、考证等都和严谨的历史研究有很大的距离。就以上述罗思举的两个故事为例，《清史稿》中的叙述和《瞻对》中的叙述还是存在着很大差异的。《清史稿》中的叙述非常简洁、客观，虽然在历史叙述中这已经非常细节化、小说化了，但仍不失为事实的陈述。从历史学的准确性来看，《瞻对》的叙述可以说很不严谨，除了“何省兵精”理解上明显有误以外，还有很多地方也是很个人化地改写了，比如“少时事”，联系前文来看，指的应该是罗思举少年时不光彩的事，包括当土匪，但并不只是当过土匪这一件事情。“再入觐，仁宗问”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再次入朝见皇帝，嘉庆皇帝问他；这和“他去北京，受到嘉庆皇帝接见”显然是不同的，并且存在着巨大的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前者有严格的古代规矩，后者则是现代的可能方式。“宣宗”即道光皇帝，他是嘉庆皇帝的“继位”者，在历史中这是很具体的事实，而“换了皇帝”则是把事实模糊化了，且意味完全变了，“换了皇帝”和“继位”是完全不一样的，“换”在中国古代政权更替中是有特殊含义的，如“改朝换代”，“换了人间”等。“称旨”即符合上意，和“两任皇帝都说，回答很好”是完全不同的表述，“皆称旨”是历史第三人称叙事，是历史陈述，而皇帝说回答很好，则是具体化了，是语言描述。假如是学术著作，这些都是属于硬伤，是严重的问题，但作为小说，不管是有意改写还是无意的误解，只要情理上说得通，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瞻对》所写的内容虽然大体上都有据可查，大体上符合历史的进程和发展脉络，但对历史的具体书写上，却有很多想象和个人的理解，显示出作家的小说家的个性特点以及情感倾向，在具体的书写上尽显小说家的本色。真实的历史永远是遥不可及的，我们只能无限接近，却永远不能抵达，而大多数时候我们只能徘徊在它的边缘。文献的历史虽然是凌乱的、混杂的，但却是有限的，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世界，它有时是隐藏的、晦暗的。学术的历史书写则主要是对历史文献的解释，是对历史文献的主题化、逻辑化，是揭示性的，当然有发现。历史有时很惊险，比小说还小说，但更多的时候，历史是无趣的。不妨作一个假设，如果让一个历史学家来写瞻对近两百年的历史，应该如何写呢？当然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当然是有影响的人物、有影响的事件，当然是各种人物和事件之间的前因后果等。在学术模式上，不管是微观叙事还是宏大叙事，历史学都要以史实为依据，都要对各种史料进行充分的分析、鉴别、考证，得出正确的结论，对事实进行客观真实的描述，历史学本质上是描述事实，揭示真理。但《瞻对》完全不是这样，它完全是讲故事，主要写瞻对这个地方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和冲突，战争是作者特别感兴趣的，作者对历史材料是选择而不是甄别和考证。所以它所呈现出来的“历史”和历史文献所书写的历史以及真实的历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瞻对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县城，但在中国近两百年的历史上，却常能见到它的身影，至少有30多种历史文献有关于它的记录，或多或少，这些文献不能说浩如烟海，但至少是非常丰富的。对于这么多内容，这么多事件、人物和故事，作家写什么和不写什么，其实是要选择的，也必须有所选择，阿来的选择是小说家的选择而不是历史学家的选择。事实上《瞻对》是以战争为中心来写的，小说一共十章，其中前七章写有清一代对瞻对的七次战争⑥，读小说我们感到，瞻对这个弹丸之地二百多年的历史，就是一个“铁疙瘩”史(小说提到了“融化”，但“融化”是突然到来的，没有征兆)，即顽固不化史，就是和政府主要是清廷对抗史，就是一个战争故事，“那些瞻对故事，都那么曲折多变，那么富于戏剧性，那么枝节横生，那么不可思议，那样轰轰烈烈，那样以一隅僻地一次次震动朝廷，死伤那么多士兵百姓，那么多朝廷命官丢官丧命。”(第240页)一部瞻对部族史通过作家的讲述最后变成了一部小说，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我不否定《瞻对》所写的故事都有历史根据，都有文献来源，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文献和根据其实是高度选择化的，因而整体上是高度主观化的。查《清实录藏族史料》第10卷“人名地名索引”，我们可以看到，“瞻对”在此书中是一个高频率词汇，有近200条史料(见370—374页)，另外还有很多“瞻逆”、“瞻酋”的条目。《清实录藏族史料》每卷都有分类索引，比如第1卷“用兵瞻对，拟议善后事宜”共50条(第586页)，第2卷“瞻对班滚复出，庆复、李质粹等获罪”共28条(第1085页)，第9卷“瞻对土司工布朗结父子等骚扰川边，清廷调遣汉、土、藏兵进剿”21条(第4756—4757页)，“瞻对番民因藏官苛敛激变，酌议瞻对善后事宜”9条(第4762页)，“瞻对之争”38条(第4763页)。其他六卷还有很多，可见史料之多，但这些史料真正为小说所用其实非常有限，《清实录藏族史料》从第1卷第364页开始，到第7卷结束(即第3638页)，约百分之七十都是乾隆朝史料，其中有大量的关于瞻对的史料，但小说写乾隆朝瞻对故事不过前两章。
历史本身是无边的，是没有主题的，历史文献是对客观历史的一种选择，总体上是散漫的，也没有主题。《清实录》是对清朝历史的选择记载，近于朝廷的“编年史”，而《清实录藏族史料》则是建立在《清实录》基础上的“专题”资料。《瞻对》于历史来说可以说是层层选择之后的选择，和客观历史之间的距离可以用柏拉图的话来形容：“和真理隔三层”。事实上，《瞻对》所写的历史和历史学家所描述的历史是有很大差别的，比如“瞻对之战”，百度上有专门的条目，彭陟焱的《乾隆朝大小金川之役研究》⑦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西藏研究》等学术刊物也曾发表过学者的研究性文章，对比小说和《清实录》以及这些现代研究性成果，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小说的主观性，小说实际上着力表现的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形：一方面是清廷的愚蠢，乾隆皇帝的不了解实情，战略错误；前线指挥官庆复、纪山傲慢自大，指挥失当，不负责任且有腐败行为，战争过程中互相防范且有内斗行为，弄虚作假，失败后又推诿责任；战场上士官战斗力差。而瞻对一方则相反，土司班滚精明，民众强悍，利用有利地形，战术上灵活机动等；面对强大的清军，虽然有点以卵击石的味道，最后是失败了，但却失败得很英雄。这可以看作是作家对历史的一种理解，但历史本身并不是如此清晰明了的。
与此相关，《瞻对》的结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小说实际上采用的是一种“解构”的结构方式，可以称之为叙事的“二重奏”：一是官府叙事，二是民间叙述，前者依赖的是正史材料，如《清实录》、《清史稿》等，特别是其中的奏章和批示等，后者依赖的是笔记、私人书信、地方志、地方档案、口头文学、民间传说、调查报告以及作家实地考察和采访的田野材料，还有一些藏文文献材料也是属于此类。作家以一种“元小说”的方式在文本中说：“为写这本书，我去踏访地广人稀的瞻对，也看过不少此地史料。”(第14页)在小说中我们看到，正史里，瞻对头人是“酋”，是“逆”，普通人是“贼”，是“盗”，是“匪”等，而在地方志、民间传说中，敢于和政府作对的瞻对头人则是英雄，民间史料并不否认瞻对抢劫的事实，但用的词是“夹坝”，而“夹坝”“在康巴语中本不具贬义”(第41页)。两种史料叙述同一件事情，但在观念上却互为解构，在正史叙事中，清军是正义之师，是威武之师，瞻对人是野蛮人、刁民、强盗、土匪，但在民间叙事中，清军到处杀人放火，是罪恶、是魔鬼，是野蛮的行径，是真正的强盗和土匪。在正史叙述中，政府的决策和行为是正确的，而在民间叙述中，瞻对人的抵抗是捍卫自己的利益，是英勇的、可歌可泣的。两种叙事不仅情感和倾向是相反的，有时甚至结果都是相反的，比如第三次瞻对之战，正史中“番酋”洛布七力被清围攻之后“烧毙”了，但在民间传说以及地方史志中，他并没有死。
所以在《瞻对》中，有清一代，清政府以强大的正规军对小小的瞻对部落一共七次用兵，表面上或者说形式上是清政府胜利了，但实际上每次都是自取其辱，物质上和信誉上都受到巨大的损失。清政府虽然每次都战胜了瞻对部族，但却从来没有真正征服过瞻对，所以才有瞻对部族的一次又一次的叛逆，挑战清政府的权威。清军每一次征战都是大军压境，来势汹汹，大有势不可挡的摧毁之态，但结果则是被拖得精疲力竭，最后不得不草草收兵，为了面子，甚至不得不作出巨大的让步。正是因为如此，小说形成了一种很特殊的“异构同质”且“复调”的叙事，战争的双方同是胜利者或者同是失败者，“显隐双呈”：显在的叙事是，每次战争，双方都是胜利者，清军得胜回朝，都督巡抚加官晋爵，官兵论功行赏；瞻对部族也有收获，有时甚至“贼”也加官封土，并且荫及子孙；而隐性的叙事是，每次战争双方都是失败者，清政府耗费巨大，劳民伤财，导致国力空虚，国势衰退；瞻对部族则是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巨大的损失，许多人家破人亡。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更是小说的结构。
《瞻对》虽然大量引用史料，特别是正统的《清实录》、《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等资料，但决定文本性质最根本的则是阿来是以一个小说家的眼光来挑选这些历史材料，并以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来讲述这些史料。阿来曾经说过：“每一个人在传递这个文本的时候，都会进行一些有意无意的加工。增加一个细节，修改一句对话，特别是其中一些近乎奇迹的东西，被不断地放大。最后，现实的面目一点点地模糊，奇迹的成分一点点地增多，故事本身一天比一天具有了更多的浪漫，更强的美感，更加具有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于是，历史变成了传奇。”⑧我认为，《瞻对》的创作和性质也是如此，不同在于，对历史的不断加工、改造、故事化、情感化、浪漫化等，于《瞻对》来说不是由很多人完成的，而是由阿来一个人完成的，正是在对历史不断地增加细节、放大奇迹、增添故事的过程中，历史最后变成了小说。
同时，《瞻对》中还大量使用民间传说和口头故事，这也是我认为《瞻对》从根本上是小说的原因之一。在文学方面，阿来是在民间文学的熏陶中长大的，民间文学也是他文学的重要特色或者说组成部分。阿来说：“我出生于一个藏人聚居的偏僻山村。在那样一个山村里，除了一所教授着汉文的乡村小学，不存在任何书面形式的文化。但在那个时期，口头的文学却四处流传。……这些故事有关于家族的历史，村落的历史，部族的历史，但每一个讲述者，都依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好恶，自己的想象，随时随地改造着这些故事。文本变动不居，想象蓬勃生长。”⑨读《瞻对》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有大量的民间传说的叙述，只是从读者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区分出哪些是虚构的，哪些是直接来源于作家的收集，但不管是虚构的还是直接借用的，只要是传说，它都大大加强了文本的小说性。
所以，我认为，《瞻对》在大量使用历史文献的意义上是非虚构，但是在对这些历史文献的主观选择以及小说家方式的加工和改造的意义上，它又是虚构；在使用正史文献的意义上，它是非虚构，但在使用笔记、地方志等民间文献以及民间故事和口头传说等文学性资料的意义上，它又是虚构。它表面上看象一个历史学术文本，但实质上又是以故事为根本追求。它并不追求在历史叙述中发现什么，也不解决历史的学术性问题，而是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表达意义，包括宗教的意义、民族的意义、历史的意义等，特别是现实意义。与一般的小说只是讲故事不同，阿来在小说中经常以作者的身份表达观点，比如关于腐败，作者有很多尖锐的表达：“在中央集权的政体之下，下级对上级，地方对中央，报喜不报忧，几乎是各级官员一种本能，盛世时尚且谎话连篇，更何况中央政权日益衰微之时，地方大员捏报事实，更是肆无忌惮。皇帝也许不知道地方上的具体情形，但必也深知奏报中所言一定‘捏饰甚多’，但国势如此，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权当不知。”(第149页)这就不只是在讲清代了。再比如对于清代官场中的“远迎”陋俗，作者议论到：“这在今天的藏区，也是一个普遍现象。稍有权位的官员，到一地，到一县，当地官员都要迎到本县与邻县的交界之处。只是现在不大扰民，大多仅是官员迎接官员。当然，有更重要的官员驾到，那动员民众，学生上路夹道欢迎，献歌献舞，则是另一回事了。”(第70页)这则是在直接批评现实。小说中还有很多借古讽今的议论，能够让人阅读之后会心一笑。总体来说，在《瞻对》中，阿来的批判性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他的批判不仅指向本民族，也指向内地。
三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定位《瞻对》？又如何评价阿来的这种探索呢？
《瞻对》最初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时，编者有一个“卷首”语，认为《瞻对》“有别于一般的‘现实非虚构’，这是阿来的‘历史非虚构’长篇力作。”而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其版权页上则标注为“长篇历史小说”。鉴于上述分析，我认为“非虚构”的定位其实是不准确的。
从文学与现实的对应关系即“真实”来说，文学本来就被划分为虚构与非虚构两种类型，小说和戏剧是典型的虚构文学，散文、回忆录、报告文学等是典型的非虚构文学。美国有一位女作家雪莉·艾利斯曾编过两本书：《开始写吧——虚构文学创作》和《开始写吧——非虚构文学创作》⑩，很受欢迎，她讲的“虚构文学”主要是小说，而“非虚构文学”则主要是散文、随笔、回忆录等。由此可见，小说的本质特征就是虚构。那么，小说何以又是非虚构的呢？“非虚构小说”是否可能？我认为《瞻对》提供了一种文本试验。
近三年来，《人民文学》曾发表了一系列“非虚构”作品，比如梁鸿的《梁庄在中国》等。其实，“非虚构小说”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保卫延安》其实就是“非虚构小说”，但它的“非虚构”是“虚构”与“纪实”的结合，总体上是小说，而“纪实”的因素很重。“非虚构小说”据说最早是由美国作家卡波特命名的(11)，上世纪60年代，卡波特根据一个真实发生的凶杀案故事写了一本畅销书《冷血》(12)，作家声称它不是新闻，而是“非虚构小说”。1976年，美国作家阿历克斯·哈利写了一本畅销书《根》(Roots)，归类上也是充满了争议，这本书在当时的美国图书排行榜中被列为“非小说类”，近年来出版的萨克文·伯科维奇主编的权威的美国文学史《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七卷(13)，没有提到这部作品，可见对这部作品的“非小说”定位在美国近年来并没有变化，但《根》究竟是小说还是历史，这在美国也是有争议的。而在中国，《根》主要是作为小说来翻译和接受的，有学者把它定性为“家史小说”和“历史小说”(14)，有学者把它定性为“非虚构小说”(15)。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中有很多“纪实文学”，而明确称之为“非虚构小说”则是1999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刘心武的长篇《树与林同在》(16)。这之前，刘心武虽然于1985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纪实性的小说《5·19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但都是称为“纪实小说”(17)。我认为，“纪实小说”和“非虚构小说”本质上没有区别。
非虚构小说有各种类型，大多数都是“新闻型”，或者“时事型”，即以新闻或者身边真实发生的事为内容，也就是“现实非虚构”小说，“历史非虚构”小说则比较少见。而在“历史非虚构”小说中，《瞻对》是一个全新的文本，其特殊性在于，它主要是根据历史文献材料和实地调查感受而写成，作品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都可以在相关的文献中得到确认，小说的材料都是有来源的，即非虚构的，差别在于材料本身有真实与非真实、虚构与非虚构的不同，还有情感色彩上的差别，正是这些差别构成了小说的冲突和矛盾以及故事性。材料是客观的，而对材料的选择则是主观的，对材料的组织方式是主观的，所以，在材料的真实和客观性上，《瞻对》是历史的，非虚构的，而在材料的选择和处理方式上，《瞻对》是小说的。
把《瞻对》与《根》进行比较是很有意思的。我认为，《瞻对》与《根》最大的不同不在于小说内容上的真实与否，而在于小说的写作方式及形态所造成的读者阅读上的效果差异。《根》主要是用调查和访问的结构方式，而这也是很多小说所采用的形式，所以虽然《根》所写的是真实的故事，但读者读起来却像是虚构的，尤其是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那是一个遥远的故事，完全没法判断其真实性，完全可以当小说来读。但《瞻对》不同，《瞻对》大量引用历史文献，人名和地名都是真实的，都可以查证，虽然事实上是小说，但外在形态上它更像历史，读起来也像是历史，也可以当作历史来阅读。阿来曾说过：“满世界写狗屁文章的人都尽拿西藏做着幌子，很入世的人拿政治的西藏作幌子，很入世又要做出很不入世样子的人也拿在西藏的什么神秘，什么九死一生的游历做幌子，我自己生在藏地，长在藏地，如果藏地真的如此险恶，那么，我肯定活不到今天，如果西藏真的如此神秘莫测，我活着要么也自称什么大师，要么就进了精神病院。但至今，我算账没有出过千位数以上的错误，出门没有上错过飞机，处世也没有太错认过朋友。”(18)《瞻对》的客观性在于，它展现了藏民既好勇斗狠又神秘武勇，信奉宗教却又积极入世等诸多特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藏区和藏民既并不如有些人理解的那么好，也不是有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