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言和白话的区别，不在于是脱离口语还是接近口语，而在于文言使用的是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白话使用的是近代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现代汉语的书面语是白话，但文言在今天仍然需要，白话还需要发展和提高。
关 键 词：文言 白话 上古汉语 近代汉语 口语 书面语
什么是文言？什么是白话？这是讨论了很久的问题。吕叔湘先生写过文章《文言和白话》，张中行先生写过书《文言和白话》。但是有些问题还是不太清楚，所以要写这篇《也谈文言和白话》。
一、什么是白话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白话文”与“文言文”相对而言，其涵义是很明确的。但在历史上什么是“白话”？这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尚书》《诗经》《论语》都是白话，这样说对不对？
这要从“白话”的界定说起。胡适认为“白话”有三个意思。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的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我从前曾经说过，‘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以这三个标准，我认定《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古乐府歌辞大部分是白话的，佛书译本的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很近于白话，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绝句——也有很多的白话作品。”（1928：13）
这三个意思，主要是第一条，即“说得出，听得懂”。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是反映口语的作品。“说得出”就是人们口中所说的话的记录，而且记录时不加粉饰，所以明白晓畅，都能听得懂。这样的语言就是白话。这是“白话”的一种界定。
根据这种界定，就有人认为《尚书》是白话。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文字之始，白话而已。”上古帝王的“文告皆白话，而后人以为诘屈难解者，年代绵邈，文字不变而言语变也”（转引自徐时仪，2015：15）。
钱玄同《尝试集序》：“周秦以前的文章，大都是用白话；像那《盘庚》《大诰》，后世读了，虽然觉得佶屈聱牙，异常古奥；然而这种文章，实在是当时的白话告示。”（1999a：88-89）
确实，《尚书》中很多文告，都是说给老百姓听的，如《盘庚》，是盘庚迁都时动员百姓的讲话，如果用的不是老百姓都能懂的口语，老百姓都听不懂，那还能起什么作用？
有人认为《国风》是白话。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从《史记》《汉书》和汉乐府讲起的。但他在1922年三月廿四日拟定的《国语文学史》的新纲目有一条：“二千五百年前的白话文学——国风”。之所以在《白话文学史》没有讲《诗经》，“是因为我去年从外国回来，手头没有书籍，不敢做这一段很难做的研究”（1928：14）。
确实，《国风》是当时的民歌，记录的是当时的口语。
也有人认为《论语》是白话。徐时仪《汉语白话史》：“《论语》和《世说新语》等，也不妨作为汉语史上的早期白话”，“《论语》……记载了当时的白话”。但书中又说：“先秦……出现了一大批雅言写的文献著作，如《左传》《论语》……雅言……也就是文言。”（2015：19、65、7）
确实，《论语》反映的是口语。《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各弟子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卫灵公》：“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论语》中很多条目都是孔子对学生说的话的记录，当然是反映口语的。
如果《论语》是白话，那么，其他先秦诸子的著作呢？《墨子》《老子》《孟子》等可能“粉饰”的成分要多一点，因为要宣传自己的主张，要驳倒其他学派，总要在文辞上加以修饰。但总的看来，其语言和《论语》差别不大。那么是否也应该说是白话呢？
如果《尚书》《国风》以及《论语》等先秦著作都是白话，到后来（大约是东汉）书面语脱离了口语而形成文言，然后从敦煌变文开始又用白话，那么，汉语书面语自古以来发展的历史就是“白话—文言—白话”。这样的看法自有其道理，但和通常的看法距离太远。
在新文化运动前后，一些白话文的提倡者如裘廷梁、胡适、钱玄同等，主张《尚书》《国风》是白话，是为了说明最初是言文一致的；白话文不是鄙俗浅薄之文，在历史上，诸如《诗》《书》这样的经典都是白话文，“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陈独秀，1917/1922：90）。这是当时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需要。到了今天，我们不必再这样为白话文争地位。
至于说反映口语的就是白话文，这样一种判定标准当然也有一定的理由，但它忽略了一点：同样是口语，殷周时的口语跟唐宋以来口语有很大的不同，反映这两种口语的书面语也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并不需要学者来论证判别，今天任何一个稍有阅读能力的人都能直观地感到。如果因为《尚书》《国风》《论语》和《西游记》《红楼梦》都反映当时的口语，而把它们都称为“白话”，一定会使人大为惊讶：为什么“白话”作品的面貌这样不同！
胡适把“说得出，听得懂”作为白话的标准，吕叔湘《文言和白话》（1944）也很重视“听得懂和听不懂”，认为“白话是现代人可以用听觉去了解的，较早的白话也许需要一点特殊的学习；文言是现代人必需用视觉去了解的”。但他们划出来的文言和白话的界线很不一样。比如，胡适说《国风》是白话，吕叔湘说：“‘求我庶士，迨其吉兮。’……难道我们还能说这不是文言？”问题在于：“听得懂”是谁听得懂？胡适没有明说，但他指的是在《史记》《汉书》时代乃至《国风》时代，当时的人能听得懂就是白话。而吕叔湘明确地说，是现代人听得懂才是白话。实际上，他们两位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划出来的文言和白话界线也不一样。
“当时人听得懂”和“现代人听得懂”这两个标准都不大容易掌握。“当时人听得懂”，我们当然无法让当时人站出来听话，只能通过各种办法来推论（比如《盘庚》是对当时百姓的告示，当时的百姓一定能听得懂）。“现代人听得懂”，第一是“现代人”的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有很大差距，有些作品，有人能听懂，有人听不懂，究竟以什么人为准？大概是以现在的中等文化程度的人为准吧。第二是“白话”的范围不仅仅是现代的作品，照吕叔湘的说法，也包括“唐宋以来的语体文”，这些“唐宋以来的语体文”有的和现代白话文差距还相当大，现在中等文化程度的人未必能听懂；那么，这些还算不算白话文？
吕叔湘曾选了12段文章，请他的朋友来判断：哪些是文言，哪些是白话。这些朋友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7）-（12）中，（7）唐张《朝野佥载》是文白夹杂，（10）宋李元弼《作邑自箴》是文言，其余（8）宋《景德传灯录》，（9）宋秦观《满园花》词，（11）宋《燕云奉使录》，（12）明刘仲璟《遇恩录》是白话。吕叔湘认为这样的判断“反映一般人心目中的文言和白话的区别”。但吕叔湘也说：“和现代的口语合不合？那么连最近的（12）也有相当差异。”吕叔湘的朋友是文化修养较高的，如果请一位中等文化程度的人（比如大学低年级学生）来，把这12段文章念给他听，大概这后面6段也未必听得懂；让他自己看，可能也是一脸的茫然。可见，以“现代人听得懂”为标准来确定白话文也还有问题。
吕叔湘的结论是：“白话是唐宋以来的语体文。”这个结论是对的。但若要问“为什么”，就不能以“现代人听得懂”来回答，而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证。
这要从汉语的历史发展说起。首先要回过来说文言文。
二、什么是文言
什么是文言文？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说法。
张中行说：“文言和白话有分别，概括地说，文言是以秦汉书面语为标准，脱离口语而写成的文字。白话是参照当时口语而写成的文字。”他还说：“称为文言，意思是只见于文只用于文的语言。”（1995：187、16）
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1985）也有过类似的说法：“秦以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估计不会太大，但汉魏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当固定的书面语，即后来所说的文言。”这样定义文言，是把“脱离口语”作为文言的主要标准。按这种标准，就只有汉魏以后才有文言。那就把《论语》《史记》等接近口语的排除在文言之外了。
但吕叔湘（1944）说：“白话是唐宋以来的语体文。此外都是文言……文言是现代人必需用视觉去了解的。”这里所说的“文言”不限于汉魏以后，其判断标准是文言的面貌不同于今天的语言。
其实，张中行上述看法，是“概括地说”，在他的书中已经说到，“以脱离当时口语为标准”有很多困难。“文言，早期的，也许离口语很近，或相当近”。他举了《尚书·汤誓》和《论语·为政》中的两段文字，说：“如果我们以‘脱离当时的口语’为文言的定义，显然，我们只好说这两例是白话。但这就必须放弃我们千百年来死抱住不放的旧看法——说这是文言。任何人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其结果就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有的文言并不脱离当时的口语。”（1995：3、9-10）
他认为文言有一个发展过程。“文言在秦汉时期定形”（1995：102）。在定形以前也算文言，在定形以后路子不变。在6.1.1，6.1.2，6.1.3三个小节中，他分别讲述了这三个阶段的特点。
“定形以前这类商周的文字是定形以前的事物，它可以算作文言，却与通用的文言有分别”（1995：104）。
“秦汉时期秦汉时期文献资料很多……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些都是文言……这些著作是文言的标本”（1995：106-107）。
“汉魏以后直到清末。这个阶段时间很长，但都是顺着秦汉的路子走，也就是用的是同一个词汇句法系统”（1995：107）。
可见，他说的“文言是以秦汉书面语为标准，脱离口语而写成的文字”并不是对文言的完全的概括，而只适用于定形以后的文言。
既然“脱离口语”不能作为判断文言的标准，那么，什么是判断文言的标准呢？
吕叔湘（1944）提出的问题是：“一般人分别文言和白话用的是什么标准？”文章说：“究竟文言是什么，白话是什么呢？大家都苦于心知其意而不容易下明确的界说。”作者举出12段文字，让朋友们判断哪些是文言，哪些是白话，回答相当一致，作者说，这“恰好反映一般人心目中的文言和白话的区别”。我认为，要回答“什么是文言”的问题，应当采用“一般人”“心知其意”的这个标准，也不妨找一些人对一些作品做一个调查，来确定什么是文言。如果做一个调查，问大家：从《诗经》《论语》《史记》以及唐宋八大家、明清桐城派、直到《聊斋志异》，这些是不是文言？大家一定会不约而同地说：这些都是文言。现在中小学都读一些《论语》的选段，如果老师对学生说：“《论语》不是文言。”学生一定感到很奇怪。如果老师对学生说：“《论语》是白话。”学生会感到更奇怪。尽管说“《论语》不是文言”“《论语》是白话”都有一定的根据，但这和大家心目中的标准差得太远。
那么，大家心目中的文言和白话的区别在哪里？其实并不在于是根据口语还是脱离口语。张中行说，文言和白话的区别，“最重要的当然是词汇语法系统，文言有自己的一套，白话另有自己的一套，其中相当多的部分，两者不能通用”（1995：199）。这话说到了点子上。
三、判断文言的标准
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变化。现在能看到的语言资料，最早的是甲骨文和金文。但甲骨文都是卜辞，金文都是刻在器物上的铭文，很难说是全面反映了当时的语言面貌。传世文献中最早的是《尚书》《诗经》《周易》，大致能反映当时的语言面貌，但《尚书》中文告较多，《诗经》是诗歌的总集，《周易》更是一部卜筮之书，都是比较特殊的语体，是否能全面反映当时词汇语法系统也还难说。从总体看，甲骨文、金文和《尚书》的词汇和语法跟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有较大不同。不同的原因是由于时代的不同，还是由于殷代的语言和周代的语言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或方言），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深入讨论，在这篇短文中不谈。至于那些春秋战国时代的作品，基本上是反映当时口语的，反映的程度有所不同，如吕叔湘所说，可能有的是“超语体”，但那也是在口语基础上加以修饰，是语体的差异，而不是由于语法发展演变而造成的不同。由于语法发展演变而造成的不同也是有的，如果比较《论语》和《韩非子》，可以找出因时代不同而产生差异的不止一两处，但这些差异不至于造成整个词汇语法系统的不同。
在西汉，语言又有发展。《史记》作为一部史书，在叙述先秦的历史时不可能不参照先秦的史料，所以在《史记》中会有一些和《左传》《战国策》乃至《尚书》很相像的语句。但是，《史记》对这些史料中的一些句子作了改写，如《尚书·尧典》：“（舜）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史记·五帝本纪》作：“（舜）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这说明西汉的语言和西周的语言已经有所不同。《史记》中还有不少是写汉代的事，有些句子把人物的情态和口气都如实写出来了，如《高祖本纪》：“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张丞相列传》：“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这些肯定是用的口语。但从总体上看，《史记》的整个词汇语法系统和先秦的《论语》《左传》等相比没有大变，所以，当前的汉语史研究一般把先秦和西汉放在一起，作为汉语史的一个大阶段“上古汉语”。上面所说的《诗经》《论语》《左传》《韩非子》《史记》等，都是属于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
到了东汉，语言进一步发展，词汇语法系统和先秦、西汉有较大不同，研究汉语史的把东汉看作另一个大阶段的开始：从东汉到隋唐，是“中古汉语”。但是，从东汉开始，书面语和口语逐渐拉开距离，尽管口语已经向前发展了，但书面语却仍然保持先秦和西汉的面貌，也就是说，仍然采用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其典型的代表是《汉书》。梅思（2013）把《史记》和《汉书》的语言做了比较：“《史记》大体上更加详尽明确，因此字句偶显冗余，这可以视为一般被看作口语语言的典型特征……《汉书》可以视为文言风格的真正起点，它自觉地重回到上古晚期即‘古典文献’的风格，这种风格特别受到赞誉；而《史记》则表现得贴近它那个时代的口语。”《汉书》以后的“正史”，尽管语言风格不完全一样，书中的一些片段反映当时口语的程度也有不同，但总的说来，都是“以秦汉书面语为标准，脱离口语而写成的文字”。不仅仅是史书，从东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人们使用的正规的书面语言都是这样的文字，当然这些文字都是文言文。
所以，文言文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先秦和西汉时期文献的语言，它们是反映口语的，属于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一类是东汉以后的书面语，它们是脱离口语的，继续采用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在是否反映口语这一点上，两类有差别；但在词汇语法系统上，两类一致。今天大家把这两类文献使用的语言都称为文言，正是着眼于它们在词汇语法系统上的一致性。而它们和当时口语的关系如何，主要是研究语言的人关心的问题，一般人是不容易判断的，所以，不必也不能以此为判断文言文的标准。
四、判断白话的标准
那么，什么是判断白话文的标准呢？我认为还是以词汇语法系统为标准。
不过，这里碰到一个问题。正如张中行所说：“文言有相当严格的词汇句法系统”，而“白话比文言个性强，不同时期总有不同的面目”（1995：14、160）。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清楚：文言（特别是后代仿古的文言）都是模仿一个样板，所以其词汇句法大致相同（当然也有变化，只是变化不大）。白话是根据当时的口语来写，而口语随时代变化，不同时代的白话语言面貌就会不同。吕叔湘举的第（12）个段落是朱元璋讲话的记录，其语言面貌就和我们当前看到的白话有较大的不同，吕叔湘（1944）说：“这也难怪，五百多年了呢。”既然如此，我们还能不能以词汇语法为标准来判定白话文？
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使用的标准不是具体的哪一个词，哪一个语法格式，而是词汇语法系统。再说得明确一点，是近代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
近代汉语是汉语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它上承中古汉语，下接现代汉语，一般认为是从晚唐五代到清代中期。近代汉语的时间跨度很长，其间的词汇语法也有很多变化，但其词汇语法系统是比较固定的。而且，和现代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也很接近，用吕叔湘（1985）的话来说：“我们的看法是，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它的语法是近代汉语的语法，它的常用词汇是近代汉语的常用词汇，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而已。”所以，吕叔湘（1944）说：“白话是唐宋以来的语体文。”这就是说，唐宋以来直到如今的语体文，虽然呈现出来的语言面貌有较大不同，但其词汇语法系统是同一个，这样的书面语就是白话文。
那么近代汉语的词汇语法系统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先从具体例子说起。吕叔湘（1944）举出的四段文章，人们一致认为是白话文，原因是什么，吕文没有说，但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词汇语法现象，都是近代汉语有，而上古汉语（文言文）不可能有的。那四段文章是：
（8）诸和尚子，饶你道有什么事，犹是头上著头，雪上加霜，棺木里枨眼灸，疮盘上著艾燋。遮个一场狼籍，不是小事。你合作么生各自觅取个托生处好。莫空游州猎县，只欲捉搦闲话。待老和尚口动，便问禅、问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了塞在皮袋里卜度；到处火炉边三个五个聚头。口喃喃举，更道遮个是公才语，遮个是从里道出，遮个是就事上道，遮个是体语。体你屋里老邪老娘！噇却饭了，只管说梦，便道我会佛法了也。将知你行脚驴年得个休歇么？更有一般底，才闻人说个休歇处，便向阴界里闭眉合眼，老鼠孔里作活计，黑山下坐，鬼趣里体当，便道得个入头路。梦见么？（《景德传灯录》卷一九，云门偃语录）
（9）一向沈吟久，泪珠盈襟袖。我当初不合苦撋就。惯纵得软顽见底心先有。行待痴心守，甚捻著脉子倒把人来僝僽？近日来非常罗皂丑，佛也须眉皱，怎掩得众人口？待收了孛罗罢了从来斗。从今后，休道共我，梦见也不能得勾。（秦观《淮海词·满园花》）
（11）粘罕云：“所言都好，但蔚、应州亦恐阿适走去彼处，候我家兵马到日来商量。所要系官财物，曾思量来，也系不是，便待除去。”粘罕、兀室云：“我皇帝从上京到了，必不与契丹讲和，昨来再过上京，把契丹墓坟、宫室、庙像一齐烧了，已教契丹断了通和底公事。而今契丹更有甚面目来和也？千万必不通和。只是使副到南朝，奏知皇帝，不要似前番一般中间里断绝了。”……粘罕大喜云：“两家都如此则甚好。若要信道将来必不与契丹通和，待于回去底国书内写着。”（《三朝北盟汇编》卷四引赵良嗣《燕云奉使录》）
（12）你每这几个也，年纪小里，读书，学好勾当。你每学尔的老子行。我来这里时，浙东许多去处，只有你这几个老子。来到如今，也只有你这几个。每每和那士大夫翰林院说呵，也只把你这几个老子来说。你每家里也不少了穿的，也不少了吃的。你每如今也学老子一般般，做些好勾当，乡里取些和睦。你每老子在乡里，不曾用那小道儿捉弄人。他与人只是诚义，所以人都信服他。大丈夫多是甚么做？便死也得个好名。歪歪搭搭，死了也干着了个死。（《诚意伯文集》卷一，诚意伯次子閤门使刘仲景《遇恩录》）
人们为什么认为这四段文章是白话？我想，主要是看到下面这些词汇语法现象：
（8）饶（尽管），遮个（这个），合（该），作么生（怎样），好（表祈使语气），莫（不要），抄了（V+了），噇却饭了（V却+O+了），……了也（事态助词），么（疑问语气词），一般底（N+底）。
（9）不合（不该），见底心（V+底+N），行待（行将），甚（为何），捻著脉子（V着+O），把（处置标记），怎（怎么），收了，罢了（V+了）。
（11）曾思量来（来，助词，表曾经），昨来（来，词缀，表时间），把（处置标记），烧了，断了（V了），通和底公事（底，结构助词），甚（什么），……断绝了（了，事态助词），若要（如果）。
（12）每（相当于“们”），里（相当于“哩”），行（词尾），把（处置标记），穿的，吃的（的，结构助词），便（即使），死了（V+了）。
这里只列举了一些常见的词汇语法现象，而没有列举一些较特殊的词语，如（8）中的“体当（体会）”，（9）中的“僝僽（折磨）”，这些词语，读这四段文章的人也未必懂得，但不妨碍他们断定这是白话。人们断定这四段文章是白话，主要是因为上面列举的那些常见的词汇语法现象，这些现象绝不可能出现在文言中，只能出现在唐宋以来的“语体文”中。其中有些在现代汉语中仍很常见，如“收了”“罢了”，“吃的”“穿的”，“把……”；有的和现代汉语有一定距离，如“你每”“通和底公事”，但如果知道“每”就是“们”，“底”就是“的”，那就很好懂了。从汉语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些词汇语法现象都是近代汉语的词汇语法现象。所以，可以说，如果一篇文章的词汇语法现象是近代汉语的词汇语法现象，那么，这篇文章就是白话。
大体上说，近代汉语的代词系统、语气词系统是和上古汉语截然不同的。在近代汉语的代词中，除了“我”和“谁”是从古到今不变的以外，其他的“你”“他”“这”“那”“什么”“怎么”以及“们”都是上古汉语中没有的（上古汉语中有“他”，但不是第三人称代词）。语气词“啊”“呀”“呢”“吗”也是上古汉语没有的。还有结构助词“的”（早先写作“底”），用在动词后面的“（V）得”，助词“（V）了”“（V）着”“（V）过”，表处置的“将”和“把”，都是上古汉语没有的。有这些成分的就一定是白话，不会是文言。
反过来说，上古汉语有自己的词汇语法系统，是和近代汉语截然不同的。上古汉语的代词是“吾”“尔”“汝（女）”“若”“厥”“其”“之”“孰”“此”“兹”“斯”“彼”“何”“如何”，语气词是“也”“矣”“已”“焉”“乎”“耶（邪）”“与（欤）”“哉”，有“是之谓”“不吾知”等宾语前置的格式，这些在近代汉语的语体文（白话文）中基本上是不用的，除非是有意作为仿古的成分使用。
同时，从上古汉语到近代汉语，很多常用词产生了替换，如“目—眼睛”“口—嘴”“面—脸”“食—吃”“饮—喝”“视—看”“寐—睡”“坚—硬”“柔—软”“智—聪明”“愚—笨”等，这也是两个阶段词汇系统的差别。
苏联语言学家雅洪托夫（1969/1986）从唐宋时期的9部文献中找了10多个上古汉语最常用的虚字和近代汉语最常用的虚字，并统计这些虚字在这些文献中的使用情况。
他找出来上古汉语最常用的虚字：
1.代词：其，之，此，何
2.关系词：者，所
3.名词性定语标志“之”和动词谓词标志“而”
4.介词：以，于
5.句尾语气词：也，矣
6.其他：无，乃，则
近代汉语最常用的虚字：
1.代词：这
2.名词性定语标志：底
3.名词词尾：子，儿
4.动词词尾：了，着，得
5.其他：个（量词），里（后缀词），便，只
在他选的文献中，韩愈《原道》、苏轼《赤壁赋》和唐人小说《李娃传》《莺莺传》只用上古汉语的虚字，是文言；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碾玉观音》绝大部分是近代汉语虚字，上古汉语虚字几乎没有，是白话。在敦煌变文《伍子胥变文》《韩擒虎话本》中，可以找到几乎所有的近代汉语虚字，但上古汉语的“而，之，何，无，此，乃”用得很多，这是“人为地‘文言化’”。朱熹《小学》则是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的混合。
所以，文言和白话的根本区别是词汇语法系统的差别。依据上古汉语词汇语法系统的是文言，依据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词汇语法系统的是白话。这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言”和“白话”的区分。
五、什么是古白话
但是，在汉语史上，在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之间，还隔着一个阶段“中古汉语”，指的是从东汉、魏晋南北朝到隋朝、唐朝中期。在中古汉语阶段，书面语和口语已经有了距离，书面语是模仿先秦和西汉的文章，口语却一直在发展。那种书面语叫“文言”，那么，那时期的口语叫什么呢？有时候，人们会称之为“古白话”。这种“古白话”，不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水浒传》《西游记》之类的白话，而是指唐宋语体文之前的“白话”。
比如，东汉和魏晋南北朝的一些汉译佛典，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其语言和当时仿古的书面语不同，有人就称之为“白话”。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1917）：“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
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1936）：“（佛典）质言之，则当时一种革命的白话新文体也。”
又如，当时中土文献中的一些片段，和口语比较接近，也有人称之为“白话”，如刘坚《古代白话文献选读》中选收了《世说新语》的八段，以及王羲之的一些书札，和《昭明文选》中的《奏弹刘整》。
刘坚在书中是这样说的：“《世说新语》的语言是比较接近当时的实际语言的。虽然还不是语体文章，但是用了不少口语语汇，也有一些不同于传统的文言的句法。”（1999：4）
他所说的“语体文章”，大概就是吕叔湘所说的“语体文”。也就是说，《世说新语》还不能算白话文。那么，为什么把《世说新语》的一些选段称为“古白话”呢？大概是因为它们“比较接近当时的实际语言”。前面说过，把“反映口语”作为判定白话文的标准，这种看法我不大赞同，我认为文言和白话主要应以词汇语法体系的特点来区分。《世说新语》之类的文献在词汇语法体系方面有没有自己的特点呢？有的。刘坚说，《世说新语》“用了不少口语语汇，也有一些不同于传统的文言的句法”。确实，《世说新语》在词汇语法方面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如选段中“卿云艾艾，定是几艾”的“定是”，“姓何等”的“何等”，就是当时的口语语汇；选段中“为是尘务经心，天分有限？”“伧父欲食饼不？”之类的句子，就是不同于传统的文言的句法。这些语汇和句法，确实是与传统文言不同的，但都没有保留到近代汉语或现代汉语中。既然如此，它和作为唐宋以后的语体文的“白话”有什么共同点呢？为什么还把它称为“古白话”呢？
我想，把反映中古汉语实际语言的文献称为“古白话”，主要理由并不是由于其语言和近代汉语或现代汉语相近，而是由于它们和近代汉语或现代汉语有继承和发展关系。比如，在汉语史的研究中，对“何等—何物—是物—什么”以及“为是/为复—还是”的发展演变的关系已经作了较充分的讨论。日本汉学家志村良治说：“作为近世汉语中发达的各种倾向的先驱，近世汉语中也多少保留着一些中世的要素……（中古汉语）在音韵、词汇、语法各方面，都可以找到不少现代汉语的祖型乃至原型。”（1983/1995：4）（他说的“中世汉语”指魏晋至唐末五代，和我们通常说的“中古汉语”有一点差别）这个看法是对的。把中古汉语的反映当时实际语言的一些文献称为“古白话”，大概是着眼于它们和近代汉语或现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或者说，它们是近代汉语发展的源头。
根据这种关系，把《世说新语》和东汉、南北朝的汉译佛典称为“古白话”，我认为是可以的。首先，把这些文献称为“古白话”，不会产生概念上的混淆。“古白话”这个名称，既然称“白话”，说明这些文献的语言和“文言”不同；既然有个“古”字，也说明和唐宋以后的“白话”有区别。不像《论语》，如果根据反映口语而称之为“白话”，又根据词汇语法系统而称之为“文言”，那就把人搞糊涂了。其次，把这种语言称为“古白话”，也可以显示作为“唐宋以来的语体文”的“白话”是语言演变的产物，是从中古汉语的实际语言演变而来的。只有一点要注意：称之为“古白话”，并不是说其语言面貌和唐宋以后的“白话”相同或类似。
应该看到，“文言”和“白话”只是一种大的区分，它与汉语史的分期有关系，但不能以“文言”和“白话”的区分来代替汉语史的分期。对于中古时期的文献，重要的是从汉语史的角度来分析其词汇和语法体系，分析其中有哪些是继承了上古汉语的，哪些是中古汉语特有的，哪些是作为近代汉语的源头并到近代汉语中进一步发展演变了的；而不一定非要把某一篇文献纳入“文言”或“古白话”的范围。上面说了，像《世说新语》的一些篇章，称之为“古白话”是可以的。那么，陶渊明的一些文章也比较接近口语，是不是也可以称为“古白话”呢？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清代的吴楚材、吴调侯是选入《古文观止》的，也就是说，大概是把它归入文言文的。我认为这也未尝不可，确实，《桃花源记》词汇语法的总体面貌是大致和上古汉语相同的。但《桃花源记》也有不少中古时期的新的特点：像判断句用系词“是”，如“问今是何世”；用“其”表示第三人称的主格，如“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又如“便扶向路”，“扶”表示“沿着”，“向”表示“原来的”。这都是上古汉语没有的语法词汇现象。其实，说它是文言，或者说它是“古白话”，都不完全能合适。
从汉语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古汉语确实是一个独立的阶段，它上承上古汉语，下接近代汉语，和两者都有联系，但又都有区别。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语法体系的不同，魏培泉《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语法的重要发展》（2003）有详细讨论；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语法体系的不同，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这是汉语史研究的任务。至于中古汉语时期的众多文献究竟哪些算文言，哪些算古白话，这个问题不必深究。
六、文言和白话的关系
上面讨论文言和白话的区别，是就总体而论。强调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系统的差别，也是就总体而论。事实上，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一方面，语言发展既有阶段性，也有继承性，上古汉语的词汇语法有不少还保留在现代汉语中。另一方面，从历史文献来看，典型的文言作品和典型的白话作品都有，但文白夹杂的也不少。像吕叔湘所举的第（7）段唐张《朝野佥载》就是文白夹杂，叙述是文，对话是白。同时，文言和白话，书面语和口语也不是壁垒森严，截然分开，而是会互相影响和渗透。因为唐宋以后的人，虽然用文言写作会竭力模仿先秦两汉，但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受他们当时口语的影响。如《聊斋志异·聂小倩》：“背地不言人。我两个正谈道，小妖婢潜来无迹响。幸不訾着短处。”“我两个”绝非先秦两汉的表达法，是《水浒传》的用语；“谈道”“訾着”也不是先秦两汉的说法。而用白话写作，虽然依据的是当时的口语，但文言文那么强势，在白话作品中也会有不少文言的成分。就是到新文化运动之后，已经是白话的天下了，写小说都是用白话，不再用文言。但一些古文根底深厚的作家，他们写的小说里也会有不少“文”的成分。拿茅盾的小说和赵树理的小说相比，明显地可以看出，前者“文”的成分要高于后者。但这主要是语体的问题。语体的问题相当复杂，当另作专题讨论。
前面说过，“白话比文言个性强，不同时期总有不同的面目”。白话有一个发展过程。张中行（1995）把白话分为三期，徐时仪（2015）也把白话分为三期，两书分期的起讫不完全相同。这个问题是可以进一步研究的。如果采取吕叔湘的看法，把白话界定为“唐宋以来的语体文”，那么，白话的发展史就是近代汉语的发展史。近代汉语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其中有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的词汇语法有什么不同，前一阶段到后一阶段是怎样发展的？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而且，语言的发展演变不但要考虑时间因素，还要考虑地域因素和语体因素。不同地域的语言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同地域的语言发展会互相影响；不同语体的语言状况是不一样的，彼此间也会有一定影响。这些都是在研究近代汉语发展史或白话发展史的时候应当深入考虑的。徐时仪（2015）收集了很多不同时期的白话资料，而且做了很好的分析，对清代的白话文，还注意到南北的不同。但从词汇语法系统来看，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七、文言文在今天仍然需要
在历史上，文言文有很高的地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文言文一直是正规的书面语。不仅如此，直到明清时期，不少读书人在谈话时也使用文言。
《利玛窦中国札记》：“事实上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几个人在一起谈话，即使说得很清楚、很简洁，彼此也不能全部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意思。有时候不得不把说的话重复一次或几次，或甚至得把它写出来才行。如果手边没有纸笔，他们就蘸水把符号写在什么东西上，或者用手指在空中划，或者甚至写在对方的手上。这样的情况更经常地发生在有文化的上流阶级谈话的时候，因为他们说的话更纯正、更文绉绉并且更接近于文言。”（2001：21）
直到20世纪，在蒋光慈的小说《田野的风》里写到乡绅的谈话，仍然是半文半白的。如：“此人不除，恐怕吾乡永无安息之日矣！”“我们特为求教而来，非有别意，望敬翁万勿误会。”
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观念，他们觉得谈话用文言更高雅、更符合自己的身份。一方面是跟他们的阅读有关。张中行说：“执笔的人，总是通文的人。通文，旧时代的，脑子里装满《庄》《骚》《史》《汉》，新时代的，脑子里装满鲁迅、巴金，自己拿起笔，自然就不知不觉，甚至心摹手追，也就《庄》《骚》《史》《汉》，或者鲁迅、巴金。”（1995：167）不但写文章如此，说话也如此，满脑子都是文言文，说话也就接近于文言了。
经过新文化运动，白话取代了文言的地位，成为全民使用的正规的书面语。这在中国历史、文化上是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一转变的重要意义，人们已经谈得很多，这里不拟重复。
但文言文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仍然需要。
现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大家都认识到这是关系到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心，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要了解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不懂文言文。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要懂文言文，而且不能一知半解，否则就不能正确把握古代典籍的含义，甚至会闹一些笑话。从事文化工作和教育工作的，都肩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都要懂一点文言文。从事科技工作的，也需要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事实上，一些很有造诣的科技专家也有较深厚的文言功底，能自如地阅读文史古籍。即使是一般文化水平的公民，也要懂一点文言文，否则，就无法懂得“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样一些深刻的思想，无法了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一些传统美德。所以，学习文言文，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是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需要。
从语言方面讲，我们今天的现代汉语书面语中有不少文言成分。孙德金（2013）对此作了很好的论述：“现代汉语书面语是在近代白话的基础上，融合了文言、方言及其他语言（主要是以英语为主的西方语言）的成分，经过百年多发展而成的”，“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文言语法成分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现代汉语书面语正式、典雅语体风格的主要决定因素”。这些文言成分不是外加的，不是因为仿古、转文而使用的，而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表达（特别是比较典雅、庄重的书面表达）所必需的。比如，“之”“其”“以”“所”是四个很常用的文言虚词，今天在一般情况下，会用现代汉语的虚词代替，“之”换成“他/它”，“其”换成“他的”，“以”换成“用”，“所”换成“……的”。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仍然要用这些文言虚词，如“高山之巅”“自圆其说”“以少胜多”“集体所有”。而且，即使在口语中，有的还是不可替代的，如“三分之一”，“之”不能换成“的”；“以大局为重”，“以”不能换成“拿”。语法格式是如此，词汇更是如此。很多文言词在现代汉语中不单用了，但作为语索还很活跃，如“奥”可以构成“奥秘”“奥妙”“奥义”“深奥”等。有的词在历史上早已被替换，如“舟”已被“船”替换，但在现代汉语中，有时还必须用旧词，如“扁舟”“诺亚方舟”“神舟七号”。在成语中保留文言词语更多，如“唯利是图”“空空如也”“披荆斩棘”“有的放矢”“罄竹难书”“破釜沉舟”等等，这些都要有一定的文言知识和历史知识才能正确理解。实际上，很多文言成分积淀在今天的日常语言中，成为现代汉语有机的组成部分。所以，可以说，要很好地掌握现代汉语，就必须懂文言文。至于文言文对白话文发展提高所起的作用，将在下面说到。
这些都说明，文言文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仍然需要。所以，现在的中小学教育中很重视文言文教学，教育部门要求初中学生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高中学生要有初步的文言语感，这是非常正确的。这对于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有很重要的意义。
八、白话文要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另一方面，白话文要进一步发展和提高。这里所说的不是历史上的白话文，而是我们今天的白话文，也就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体。
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至今已经一个世纪了。在这一个世纪中，白话文有了长足的发展，产生了不少白话的经典。但白话文的发展是否可以到此止步了？当然不是。在肯定白话文发展的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其不足。
回到胡适给“白话”的定义：说得出，听得懂；不加粉饰；明白晓畅。这是白话所必需的。如果用的是现代汉语的词汇语法，但文辞十分艰涩，意思十分难懂，这决不是好文章。但是，是不是像黄遵宪所说的“我手写我口”，完全照口语写，就是好文章呢？
这要看是什么语体。如果写的是说相声的稿子，当然要完全口语化。但在现实生活中，现代汉语的书面语用途十分广泛，根据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语体，有很多语体，如工作总结，工作报告，新闻报道，时事评论，科普作品，文艺作品等（且不说医学、法律、商业等的专用文书），就不能一律“不加粉饰，明白晓畅”。“言之无文，行而不远。”①这话在现代也完全适用，完全照口语写，②会使我们的书面语贫乏无力。总的来说，现代汉语的书面语应该基于口语，而又高于口语。在“高于”这一点上，确实还需要努力。
有人说：白话文的表现力不如文言，今天的文章远不如古人典雅含蓄。这个问题应该怎样看？
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文言和白话都有经典的名篇，拿白话名篇（包括宋元以来的白话小说和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白话作品）和文言的名篇相比，应该说毫不逊色。在表现力方面，文言和白话各有所长。同样是写景，苏轼《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总共不到一百字，只用五六个短句就写出了月色和心境，这是白话文难以做到的。朱自清《荷塘月色》：“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罩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是恰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色彩和光影的描写都很细致，在描写中显示一种朦胧的美，这是文言文不易做到的。同样是写人，《聊斋志异·婴宁》写婴宁，没有大段的描写，只是屡次写到她的憨笑，以及王子服要和她“夜共枕席”，她回答说：“我不惯与生人睡。”寥寥数语，写出婴宁的憨痴。这是文言文之所长。《红楼梦》写凤姐，“凤姐儿滚到尤氏怀里，嚎天动地，大放悲声……说了又哭，哭了又骂，后来放声大哭起祖宗爹妈来，又要寻死撞头。把个尤氏揉搓成一个面团，衣服上全是眼泪鼻涕”。把凤姐的发泼写得绘声绘色，淋漓尽致。这是白话文之所长。
但总的来看，文言文比白话文成熟，这和两种书面语的发展历史有关。一种书面语的成熟是需要时间的。文言文如果从《尚书》算起（《尚书》中的《尧典》等大概是周代的史官根据远古的史料加工写成的），到《论语》大约五百多年，到《史记》大约九百多年，到韩愈、柳宗元则是一千八百多年。白话在敦煌变文中还是雏形，到宋元话本开始成熟，到《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白话经典的出现，也经过了八九百年。而我们今天的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白话文，它不只是近代白话的继承，而是在近代白话的基础上，融合了文言、方言及其他语言（主要是以英语为主的西方语言）的成分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书面语。这种新型的书面语，从新文化运动算起，至今才一百年。这种融合的趋向是对的，但如何融合得好，是一个需要在发展过程中解决的问题。
早在20世纪的20年代，一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钱玄同《理想的国语》（原载1925年9月6日《国语周刊》第13期，收入《钱玄同文集》第3卷。这是钱玄同给周作人的回信，写于1925年9月3日）：
国语应该用一种语言做主干……用了北京话做主干，再把古语、方言、外国语等自由加入……我认为国语应该有三个美点：活泼、自由、丰富。采用活语，方能活泼（作主干的北京话，加入的方言跟外国语，这三种都是活语，唯有古语是死语；但它的本质虽是死的，只要善于使用，自能化腐臭为神奇，变成活泼泼地……）；任意采之，斯乃自由；什么都采，所以丰富。
有许多词句，普通会话中虽不大用它，但表示较深奥、曲折、细致的意思时便须用到的，近来新文学作品中，尤其是所谓欧化的文章中，尤其是诗歌中，到处遇着它。这本也是白话，那般爱凿四方眼儿的人们往往要认它为“文言”——就是古语——因而非难它，排斥它，这是非常地错误，不可不纠正的。（1999b：221-233）
周作人的信（1925年7月26日）：
古文不宜于说理（及其他用途）不必说了，狭义的民众的言语我觉得也决不够用，决不能适切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思。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国语，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具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这种理想的言语倘能成就，我想凡受过义务教育的人民都不难了解，可以当作普通的国语使用。假如以现在的民众知识为标准来规定国语的方针，用字造句以未受过国民教育的人所能了解的程度为准，这不但是不可能，即使勉强做到，也只使国语更为贫弱，于文化前途了无好处。
他们两人的通信中提到，如果把“国语”仅仅限于普通会话，仅仅以一般民众的知识为标准，只会“国语更为贫弱”，而“理想的国语”要“活泼、自由、丰富”，为此就要把“古语、方言、外国语等”加以融合。这种主张是对的。实际上，这一百年来，现代汉语书面语不断在吸收方言和外来词，如“尴尬”（上海话），“埋单”（粤语），的士（经粤语吸收的英语词），酷（英语词），丁克族（英语词），给力（日语词），丰富了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语汇。但钱玄同、周作人对“古语”的重视还不够，“古语”并不是“死语”，很多还是有生命力的；而且，如冯胜利（2010）所说，古语是构成现代汉语典雅语体的重要因素，根据语体的需要，不但要适当地采用古词语，而且要适当地采用古句型，如“少而精”“为我所爱”“为现代化而努力奋斗”“品种之多”等。这些成分如何才能融合得好，现代汉语的书面语如何才能“言之有文”，这是应该引起大家注意，而且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解决的。
我觉得，要使现代汉语书面语有更丰富的表达力，不单要恰当地吸收一些古文的词语，还要注意学习古文的意境和表达。古文很多篇幅不长，但意在言外，含义深远。写景的文章，往往是寓情于景，如上面引的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不但写了月色，也写了作者的情怀；柳宗元的很多山水小品，都写得“凄神寒骨，悄怆幽遂”，使人感慨。写人的文章，着墨不多，但感人至深，如《史记》写廉颇、蔺相如，真是千载下凛凛有生气；方苞写左光斗，只写了狱中的一件事，就写出其“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古文的表达，有很多值得学习。欧阳修写《醉翁亭记》，原稿开头是“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后来改定，只“环滁皆山也”五字。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原稿作“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后来把“德”改为“风”。（杨树达，1953/1980：30、19-20）这样的改动，使文章增色不少。这告诉我们，文章的开头该写得简练峭拔；文章的用字，有时用具体的意象比用抽象的概念气象更为阔大。这都是我们在提高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表达力时值得学习的。
张中行说：书面语和口语要“不即不离”。“不即，是和日常谈话韵味不一样（比一般的口语丰富、深刻、严密）；不离，是就格局说，仍属于口语的系统”。（1995：170）现在又提出了语体的问题，不同的语体，其“即”和“离”的程度又不一样。怎样做到不即不离，而且恰到好处，这是需要讨论的，更是需要在实践中解决的。
总的来说，现代汉语书面语要基于口语，又高于口语，形成这样一种书面语，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①这话是孔子说的。鲁襄公二十五年，郑国攻打陈国，大获全胜。晋国责问郑国为何攻打陈国，子产出使晋国，说了一番出色的外交辞令，完成了外交使命。孔子用这八个字称赞子产的言辞。确实，在重要的场合，如果“言之无文”，是行不通的。
②口语也有语体的不同。两个政府官员在一起讨论工作，两个大学教授在一起谈论学术，以及这些官员和教授回家后和小孩子谈话，用的都是口语，但语体风格却大不相同。说书面语以口语为基础，还要考虑什么语体的书面语以什么语体的口语为基础。但这个问题本文不拟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