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辛丑以后，中国的留外学生日多，翻译、出版事业大盛，遂导致来自其中的新名词成为一种舍旧谋新的表征，逐渐流行开来，对青年读者产生的影响尤大，时人秉持“文以载政”的立场对此进行了大量讨论和反思。虽然有一些人为新名词进行辩护，捍卫其出现及存在的合理性，但更多的人则是持批评态度，视其为“护过饰非”工具，被时人滥用后造成很大危害，然而这些批评并未有效遏制新名词的日益流行，乃至由此造成的“为鬼为祟”后果。
关 键 词：新名词 “文以载政” “为鬼为祟” new terms "representing political reality through article"
一、“文以载政”
1909年9月8日的天津《大公报》上，刊出一则有关时人抵制日货事的报道：
日前驻京某国公使往谒那相国，因北京某某两报对于该国货品倡言抵制，业已登载数次，请由民政部预行严禁，以笃邦交等情。闻那相国对以此次风潮亦我国人民自由之行动，官场无法干预，未识某公使如何答复。①
该消息旋即被上海《神州日报》以《那相维持言论自由》为标题进行了转载。②十天后，《神州日报》又报道了天津某校学生公开发送抵制日货传单，结果被地方官缉拿押送给新任直隶总督端方裁决。端方表示学生热心国事，应不予追究，送回学校由监督管束即可。第二天在召见提学使及各学堂总办、监督时，端方又表示：“货品买卖，固属个人自由，官府未便干预，但聚会联络，终非学生所当为，各官回堂，明白晓谕，勿酿事端。”③
由这两个简单报道，我们可以看出清末高官那桐与端方对于言论自由的相对正面看法，以及他们并不讳言支持“自由”的做法。有趣的是，早在1902年，时任湖北巡抚端方却曾向湖北士子出示“简明章程七条”，批评新名词的流行及时人的滥用情况。④稍后端方复留下笑柄：“若端方批某生课卷，谓其文有思想而乏组织，惜用新名词太多，人传为笑。”⑤可以说，当年主动示禁新名词的满洲新贵端方已经无法避免使用如“思想”“组织”等“新名词”，遑论立宪后逐渐成长为朝中“立宪党之首领”的直隶总督，⑥形势逼人，这其实是庚子、辛丑以来清季社会“世变”与“文变”加剧的具体而微表现。
辛丑以后，清廷推行新政，朝野上下竞相趋新，援引新名词成为时髦，上至清廷的上谕、官员的章奏条陈，下到考生的试卷、报刊上的商业广告与社团启事、坊间出版的各类教科书、唱歌集、新的戏曲小说等各种文类之中，均散布着各式各样的新名词。
面对此种情形，一些清廷大员如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人曾忧心忡忡，秉持“文以载道”立场的他们认为，“今日时势更兼有文以载政之用，故外国论治、论学，率以言语文字所行之远近，验权力教化所及之广狭。”鉴于“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又喜“剽窃西学”，摭拾“外国一二字样、一二名词”而有“犯上作乱”“摇惑人心”之举，三人担心“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遂在其所起草的纲领性文件《学务纲要》中明确宣示反对新名词对中国“文体”的“阑入”，“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但其反对依据依然是在其看来更为外来“正宗”的西化与日化的思想资源，依然需要借此对新名词和新学进行正本清源的工作：
近来少年躁妄之徒，凡有妄谈“民权”“自由”种种悖谬者，皆由并不知西学、西政为何事，亦并未多见西书。耳食臆揣，腾为谬说。其病由不讲西国科学而好谈西国政治法律起，盖科学皆有实艺，政法易涉空谈，崇实戒虚，最为防患正俗要领。日本教育名家，持论亦是如此。⑦
形成悖论的是，这个反对新名词的文件亦不得不援引新名词和外来的新思想资源，其他清廷官员依旧在包括章奏的各种文类中大量使用新名词装饰门面，甚至连充满本土文化优越感坚持“新名词不可用”的清廷大员张之洞亦无法避开这个困扰⑧。像张之洞在“自撰”的《学堂歌》(1904)中也主动使用了诸如中国、德育、体育、卫生、公德、赤道、中央、五大洲、地球、文明、黄种、科学、变迁、思想、国文、权利、自由、民权、革命、遗产等大量新名词，尽管他在使用其中某些词时不乏批评谴责之意。⑨
到1907年时，曾有御史鉴于“阅各省督抚章奏中多用新名词”，同朝廷尊孔及以经史为学堂必修科目宗旨相背离，遂上折请求禁止官员在奏章中使用新名词，但清廷高官不但无人理会，且还讥笑之，“疏入，政府诸公均非笑之。”⑩包天笑对此也发表评论挖苦道：
张南皮昔日禁人用新名词，而今日章奏中盛用新名词，遂为某御史所参。谓嗣后应不准用新名词，以重国粹。虽然“新名词”新名词也，“国粹”亦新名词也。我知他日必又有一御史以参御史之用新名词矣。(11)
实际上，新名词在清末的大量出现及流行的前提预设即是积贫积弱的中国不如欧美、日本，本土文化不如外来资源、中国必须取法列强这样的认知，如时人的自嘲：“中国积弱至此，安有学？即有学，安敢与外人较优劣？”(12)“文以载政”，那些被译介进来象征“文明”“先进”的新名词自然非常具有吸引力，让很多人包括如那桐、端方那样的有势力和有地位者，都望风而拜，将之作为趋新的符号与自我标榜的旗帜。过犹不及，新名词的普遍流行也引起许多人的担忧，他们从不同角度开始分析批评新名词的泛滥情形及迷恋新名词导致的危害。
二、新名词之批评
今日我们最容易看到的批评新名词的声音来自时论，当时诸多报刊对此都纷纷发表意见，批评这些主要来自日文中的新名词。(13)像上海《申报》即曾多次刊发评论对新名词流行表达反对意见，但其前后表达反对的依据却不太相同。在1905年前反对新名词的论述中，时尚守旧的《申报》因为惧怕隐藏在新名词背后的革命诉求而反对新名词。如其在1902年发表的一篇“社说”批评“今日应试之士”，“平日束书不观，迨届场期，则广搜坊肆怀挟之书，满纸陈言，令人可厌；号为知新者，则又矜奇吊诡，刺取《新民丛报》及近人所译和文诸书中各字面，诩诩自得，号为新奇。”此种做法“嚣张谬戾，不特有乖于学术，抑且有害于人心”，进而该文开始替时任湖北巡抚端方所出“示预”中的“简明章程七条”背书，希望士子引以为戒：“近日文体多歧，如改良、基础、目的、问题、二十世纪、四万万人之类，不可枚举，徒令阅者生厌……若夫革命、流血等说，则词涉悖乱……”警告士子不要用“改良、基础、目的、问题、二十世纪、四万万人等语”，否则不但贻笑大方，还自毁前程。(14)两年多以后，《申报》继续直斥留日学生无知无学，以致于被“革命”等富有激进色彩的新名词诱惑，盲从于外来的新思潮，而忘却其本：
及在彼中留学一二年，乞假归国，则革命流血之毒已深入于心，平权自由之言竟妄腾诸口，薄父母为顽固，视朝廷若仇雠……日惟以排满灭清诸谬说，公然宣布于大廷广众之中。及考其所学何如，则华文固一无所知，即年来所习之和文，亦只以国脑、国粹、起点、内容、个人、广告、视线、社会、影响、单简、进步、国民、目的、脑筋、学界、商界、舞台、惨剧诸词头填砌满纸，不伦不类，似通非通，叩以彼中之经史百家、兵刑礼乐、天文舆地、化电声光，下逮商贾农桑、百工杂技，不特专门学问无一擅长，即所谓普通者，亦大半茫然不知，瞠目无能对答。(15)
然而当1905年初《申报》立场逐渐趋新后，(16)它对于新名词的批评不再聚焦于蕴藏在其背后的政治危险，而是批评盲从新名词后带来的恶果，“实为误国之历阶”。(17)在其他评论中，《申报》还呼吁应该禁止官员在奏章中援引新名词。(18)由前引《广益丛报》上《请禁章奏用新名词》的材料可知，《申报》上的这种呼吁大概很难得到朝野的有效响应。
与转变立场后的《申报》相似，北方趋新的《大公报》也刊载过多篇评论对此现象进行谴责，其中一篇曰：
吾尝见我中国今日有一种自诩文明者，不过多读几卷新译书籍，熟记许多日本名词，遂乃目空一切、下笔千言，袭西人之旧理论，作一已之新思想，以狡诈为知识之极点，以疏狂为行止之当然，以新学为口头禅，以大言为欺人术，自高其格曰吾文明也。(19)
内中包含的讽刺挖苦之意溢于言表。
类似的批评性论述在清末各报上所在多有。清末报刊舆论总体上趋新甚至激进，但它们针对新名词的批评却如此之多、之激烈，或表明清末新名词的泛滥已经让趋新者对其造成的影响与可能导致的危害忧心忡忡，遂不得不表达严厉谴责乃至危言耸听之意，希图借此提醒人们对于新名词的攀附崇拜可能带来的后果。
这种立场除了公开见之于时论，一些时人在私下场合与个人著述或奏折中也纷纷表达过类似的担忧和批评。像趋向守旧的政府官员于式枚也注意到立宪呼吁流行之后，受到舆论裹挟，滥用新名词之流弊愈发明显：“横议者自谓‘国民’，聚众者辄云‘团体’。数年之中，内治、外交、用人、行政皆有干预之想，动以立宪为词，纷驰电函，历抵枢部……”(20)此类批判性表达，除了发言者展现自身的政治或文化立场之外，或亦显示了部分时人对于新名词作为一种强势文化资源出现后的警惕与反思。
此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时人所著诸多像小说这样的大众文类如《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负曝闲谈》《轰天雷》《女界现形记》《新党现形记》《最新女界鬼蜮记》《官场维新记》《新水浒》《新茶花》《冷眼观》等，对趋新世风、新名词及其使用者也有很多的挖苦讽刺。
可以看出，较早时除了《申报》基于政治理由反对新名词之外，大家均不反对学习西学，只是更多论述仍聚焦于时人将新名词作为“营私文奸之具”，(21)盲目趋新和乱用、误用新名词，乃至其中出现的荒唐状况与导致的弊端，这不但无益于中国的“进步”，还造成道德人心的滑坡，“或利未睹而害已生”，(22)同时也会给维新事业增添阻力。如《申报》上一则社论的提醒：
今且不必为用新名词者责，而以一言为用新名词者劝。要知新法新政，在乎吾人之身体力行，见诸措施，征诸事业。徒借一纸空言，以为中国维新之一助，其收效已属有限。乃犹不自检束，无论著书立说，皆以是新名词为口头禅，为当世攻击新学者授以口实，其无裨于时局固可，惜其以文字贾祸，尤可危也。(23)
此时正热衷于宣传“物质救国”、一意保皇的康有为也直斥新名词导致风气大坏，让人不学无术：
而后生新学，稍拾一二自由立宪之名、权利竞争之说，与及日本重复粗恶名词，若世纪、手段、崇拜、目的等字，轻绝道德而日尚狂嚣，叩以军国民实用之学则无有，欲以御强敌乎，则空疏无用如旧，而风俗先大坏矣！(24)
康有为认为辛丑以后的革命思潮也系新名词所导致，“自由、革命之潮，弥漫卷拍，几及于负床之孙、三尺之童，以为口头禅矣。”(25)
民国肇建后，不甘于沉默的林纾从捍卫桐城文章的角度亦就新名词对中国文章造成的冲击进行了批评，尽管他承认自己无法从学理上清楚阐述“古文”即桐城文体的学术价值——“不能道其所以然”，但林纾认为“自有其不宜废者”，他还批评民初知识界的盲目趋新风尚可能会导致国未亡而文字先亡的局面：“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绝也。”(26)
除了上述批评和反思之外，民国初年一些人也从总结清亡原因角度对新名词、新学、趋新风气进行了回顾与检讨。如忠清的湖南文人苏舆目睹辛亥之变后曾写作《辛亥溅泪集》解释清亡之前因后果，认为康梁及满洲亲贵、袁世凯等皆为亡清的始作俑者，尤其是亲贵们迷惑于新名词(“四译新词”)之表象，重名轻实，盲目趋新逢迎，结果导致清朝灭亡。苏舆最后还揭出终极原因所在——“今日朝廷之亡，新名词亡之也”，语极沉痛。(27)
这时一心想推翻民国恢复清朝统治的蒙古人升允在讨伐民国及袁世凯、孙文的檄文中，矛头则更具体地针对光绪以来流行的新学说、新名词，批评其为惑人的“邪说”，让“无知恶少年喜为平权自由之说”“甘心从无父无君之教”，结果导致清室灭亡，“大经大法荡然无存，纲纪于是坏，民生于是困矣”，华夏沦“为无父无君之国”，面临列强瓜分惨祸。(28)
而亲眼目睹清末民初新名词乱象的小文人彭文祖则直接将有清一代灭亡之肇因归于甲午战后兴起的新名词风气：“殊不知新名词之为鬼为祟，害国殃民以启亡国亡种之兆，至于不可纪极也。”(29)
类似针对新名词的指责在当时颇不乏见，均可展示当时大量涌现出的新名词对于时人产生的冲击效果及造成的社会影响之一斑。虽然不断出现这些反对言论，但新名词的流行势头并未稍减，反倒愈加风行，甚至进一步渗透到清末民初几乎所有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活动中，大大改变了汉语的结构及表达习惯，影响至今。
三、捍卫新名词
相反相成，清末以来也一直有学者为新名词进行辩护，他们接纳所谓日本或欧美经验，赞成引入和使用外来的新名词，并间或批评汉语之繁杂难学。像清末引介西学和新学的先驱梁启超从进化论出发，认为文字与民族文明高下程度相关：“文字为发明道器第一要件，其繁简难易，常与民族文明程度之高下为此例差”，而文字由低阶的衍形向高阶的衍声进化，经过千百年的发展，与其本来面目必然大相径庭，在这样的情况下，言文是否一致其实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高下之分，“故衍声之国，言文常可以相合；衍形之国，言文必日以相离”。进一步，梁启超又从社会层面分析新名词出现之正当性与言文一致之重要性：
社会之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或从积累而得，或从交换而来……言文合，则言增而文与之俱增，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言文分，则言日增而文不增，或受其新者而不能解，或解矣而不能达。
可以看出，梁启超这里其实是在批评汉语太过繁难落后，不如日语和西方语言那样简单易学，以致于中国人学习起来非常吃力，收效也不大，即便有成，“而犹于当世应用之新事物、新学理多所隔阂”，梁启超认为这才是导致中国民众“性灵之浚发所以不锐”、新思想所以传播“独迟”的造因。(30)有此认知，无怪乎梁启超身体力行，成为当时新名词的最大生产者，(31)大量从日文中引入日本名词入汉语，形成所谓“新民体”，对当时及后来的青年读者均影响甚大。(32)
《浙江潮》上也发表有评论认为新名词的日多是因为翻译事业大兴的缘故，有其出现的必然性，但因其新，许多读者对其涵义不太了然，自然会出现一些滥用情况：
自东方译事兴，而新名词出现于学界者日益多。好学之士初读新书，必有半日不得其解者。而译书、著书之人，习之既熟，脱口而出，必强之以另易名词，无论其不便也，亦势有所不能。然则举其非吾之所习者，而一一解之，斯诚今日吾辈之义务，无可容辞者矣。抑尤有进者，名词之解释，不明其害之流入社会者，影响甚大，权利无定解，则必有以权力、权势谓当崇拜者矣。自由无定解，则必有以杀人淫酒为不当受人约束者矣。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其为害之大，又何可言也。(33)
为避免新名词被滥用导致危害，作者这里发愿为读者解释一些关键的新名词，以尽其义务。可以看出，作者这里对新名词持赞赏态度，并愿意付出努力去推广新名词的真义，以防招致误解。
来华传教士林乐知则参考“西国”“日本”的造字经验认为，如“不阻塞中国之进步”，使得中国“人心”得到“释放”，新名词引入中国为不可避免之事：
中国今日译书之中，苦名词之枯窘而借日本所已译者用之，正如英文借德文、法文之比例，且日本之文原祖中国，其译书则先于中国，彼等已几费酌度而后定此新名词，劳逸之分，亦已悬殊，何乐而不为乎？(34)
王国维也与前引林乐知等的见解相仿，他认为中国学术“欲进步”，就不得不创造“新名词”(即其所谓新学语、新言语)，在此情况下，王国维认为新名词的出现是新思想输入导致的必然结果，“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所以日本所造西式汉文才能在中国流行，但是“滥用之”或“唾弃之”均非妥善态度，“日人之译语”虽未必“皆精确”，然其“精密”之处却为中国人提出的类似新语所不逮，“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王国维这里还进一步分析新名词受到贬斥的部分原因在于，“译者能力之不完全是也”，这不应该成为拒绝来自日本新名词的借口。(35)
高凤谦(梦旦)所见略同，也认为当下出现的新名词之来源主要出于翻译，其中沿袭日文俗语而“扞格不通者，诚不可胜数”，但又不能摒弃不用，原因在于“世界之变迁益甚，则事物之孳乳益多，此不可逃之定例也。其后起之事物，既为古之所无，势不能无以名之；此正新名词之所由起，固不必来自外国而始得谓之新也”，部分人之所以反感新名词，乃是因为“谓其来自外国也”，但高氏认为这不能成为贬斥拒绝新名词的借口，因为之前中国已经从对外国文献的翻译中吸收了大量新名词，“何文人皆习见而不之怪乎？”高凤谦又继续质疑，在当前“世界交通，文明互换”的时代，对于外来之新事物已经不再拒绝，“而独计较于区区之名词，无奈失本末轻重之分乎？”进一步，高凤谦为新名词辩护道：
今者译本之流行，报章之传布，上至于奏定之章程，钦颁之谕旨，所用新名词既数见不鲜，又乌得从而禁之？平心言之，新名词之不可通者，勿用可也。既已习用，必从而禁之不可也。治古学者不用新名词可也，必以责通常之人不可也。且谋教育之普及，不能不设学堂，设学堂不能不教科学，教科学不能不用新名词。(36)
因之，如前引《时报》上包天笑的观点，高凤谦认为，即便对于保存国粹者而言，亦无法回避新名词，因为“国粹”这一表达本身即新名词，况“新名词亦新名词”，即便去批评新名词亦不得不用新名词。于此，可以看出高氏本人对于新名词的大力支持态度，其并身体力行地在该辩护文中大量使用新名词以昭法式。
类似林乐知、王国维、高梦旦等的看法，《大公报》上也有时论同样认为目下新名词被大肆滥用，但这并非新名词本身之错，乃是“解释新名词者之自误”，系其故意歪曲利用新名词为护身符所致，人们不必为此因噎废食，就此排斥新名词。(37)而《大公报》上发表的另外一篇《论文字与科学之关系》的时论则从文字进化的角度论证引入新名词的合法性。该文认为中国文字自诞生以后，愈变愈复杂，“孳乳寖多，虽意义闳括，而文字之繁难日剧”，从而成为“吾国民开明之阻力”，由此，遂有“热心之士”倡导“官话字母”，想试图改革汉字，降低学习难度。不仅如此，“虽然我国之文字信繁富”，但若“用之于今日之科学”，导致的问题就很多，远不如泰西文字简洁明了，简单易记，“使学者一见了如，不惟得其形式，且可会其精神”，“此泰西之科学”之所以发达的原因所在。接下来，该时论又批评中国文字相比泰西文字，“其冗杂繁难，固不待言，复经词章家补苴掇拾，语多涵浑，遂至重叠沓冗，义欠分晓”，这对于翻译和研究泰西新学非常不利，而新名词的出现就成为必然，因其有助于弥补这一弊端：“然今日之学界，讲求一切科学，能读蟹行之书者，仍居少数，势不得不导源译本，即读译本，势不得不沿用新名词。此一定之理，而不可丝毫易者。”该文这里又使用新名词质疑“某省大吏”(暗指张之洞，引者注)禁止新名词的做法乃刻舟求剑，于史无据，且与“考求科学”宗旨违背：
乃近闻某省大吏所主持之学堂，屏弃一切，自命保全国粹，饬考求科学禁用新演之名词，及凡特别坚碻之新字。呜呼！其醉心祖国，爱护先型，自是热度膨胀，而独于科学则不能无方枘圆凿之苦焉……(38)
由以上诸例可知，尽管同样承认新名词存在容易被人误用、滥用，乃至由此造成的唯新是从、中国文章受到污染等问题，但捍卫新名词的人均认为援引新名词入中文和向西方及日本学习乃大势所趋，是中国自身文化传统得以维系与更新的必然之举，也是融入欧美日所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表现。如1908年底清廷出使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所揭示的现象：
告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汉唐宋明贤君哲相之治，则皆以为不足法，或竟不知有其人。近日南中刊布立宪颂词，至有四千年史扫空之语，惟告以英、德、法、美之制度，拿破仑、华盛顿所创造，卢梭、边沁、孟德斯鸠之论说，而日本之所模仿，伊藤、青木诸人访求而后得者也，则心悦诚服，以为当行。(39)
于式枚这里敏锐察觉出光绪以来的舍旧谋新趋势之强烈，他希望清廷在立宪问题上要循序渐进，力挽狂澜，以“广兴教育为急”，不为“群言淆乱”、不要急于推广那些称颂西方的政治性新名词。
但接纳新名词就必然意味着对其体现出的“文明”价值观与生产体制(或即所谓文化帝国主义)的认可和追随，人在国外的康有为就观察道：“而今学者，乃以欧美一日之富强而尽媚之，以为无一不超出吾国者；见吾国一日之弱，遂以为绝无足取焉。”(40)这样的取径最后势必滑向一种自我东方主义化的尴尬认同(self-orientalization)(41)，不甘自居于“野蛮”的他者地位，又以不被欧美人、日本人视为文明而感屈辱，造成许多自我困扰与认同危机。
四、新名词之运用
简言之，以上不管是反对或是赞成新名词的，他们其实均相信“文以载政”，意识到新名词及其所代表的新学对于近代中国之重要。正是考虑到晚清以来引入的新名词影响之大，近来不少学者从西学东渐、关键词、概念史、观念史、学科史、学术史、语言学和思想史等角度开始对之进行深入讨论。(42)
盘点既有的研究成果，因研究者关怀所在，他们侧重于从思想史、学科史和概念史的取径入手，比较关注核心的政治概念、词汇或学科术语以及精英思想的系谱，比较强调“新名词”的现代性色彩及其带给中国的正面价值，尤其是对所谓近代化(现代化)的促进，而对于不那么具有政治性或学术意义但同样很关键的某些概念或符号相对不够关注，对于不那么精英的社会阶层乃至普通大众的阅读实践与有关的受众接受情况的讨论也不太充分，同样对于“新名词”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太注意。
在材料的使用上，很多研究者在使用材料上比较单一与精英取向，重视精英类、政治类或思想性强的杂志或某些特殊的精英文本，对通俗性的文学性材料乃至各种各样的商业报刊资料、日记资料等利用有限，甚或对资料自身的形成过程及其局限性也全无警惕与批判意识。
在方法论层面，很多的研究成果太过重视新派的标榜而忽略其实践以及旧派的相关反应，又缺乏传播学的视野，对语言背后的社会因素、物质因素不够关注，容易忽略近现代语言环流及翻译过程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与利益追逐，导致其研究中的近代化关怀、自我东方主义色彩浓厚，等于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历史注脚；还有个别学者过于依赖“数据库”和相信“大数据”，忽略对材料本身的解构与辨析，以及对受众心态暨各种各样反应情况的分析，亦缺乏对新名词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霸权机制本身的揭示和反思。
在以金观涛、刘青峰教授等为代表的量化研究者中，这些问题体现得尤为明显，而且其研究中的后设色彩、启蒙情结、精英主义和因果论取径均比较显著。(43)
于近代中国出现的那些新知识、新名词，虽然它们大多发轫于精英阶层，但莫不是通过各种媒介、经由各种场域传播到一般民众那里才发挥作用、进而产生效果。形成悖论的是，与时人更为关注新名词的接受层面相比，如今的很多研究者却更为关注新名词的内涵及其诞生史，忽略对其接受层面情况的考察。这恰同当时的批评相背反：“学者不明其界说，仅据其名词之外延，不复查其名词之内容，由是为恶为非者均恃新名词为护身之具，用以护过饰非，而民德之坏，遂有不可胜穷者矣！”(44)包天笑在目睹新名词衍生出的弊端后也有类似所见：
往者张南皮辄戒人勿用新名词。窃尝诟其不通。今乃至新名词者大足为无耻者所利用。其“运动”两字之为口头禅者不必言矣，即如贿赂亦可称之为运动费也，“欺骗”则称之为外交手段也，“贪黩”则称之为经济主义也。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是亦近日一种新变相也。(45)
众所周知，公开的言论表达并不一定都能发挥效力或产生作用，其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层面究竟如何，仍是有待大力拓展的问题。如果忽略举足轻重的接受层面，只关注精英的公开表达而忽略其表演和“故意为之”的色彩，只重视其政治性论述而忽略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状况，只重视出现频次而忽略受众的接受情况，那么我们的研究看似“科学”“真实”，其实仍是只重视文本表象与精英外在言论的传统思想史研究的变体，并不能得其门而入。毕竟，言论或文本在传播与旅行过程中肯定会发生诸多变异，给予的东西与接收到的东西并不一致，公开的表达和私领域的实践之间存在明显的落差，这种情况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普遍存在。
就清末民初人对新思潮、新学说的接受情况来说，一知半解者、望文生义者也许更多，新名词之于这些人不过是一种趋新偏好的认同和表达，往往反映了其在日常生活中的食洋不化与逢迎风气。如接下来这个故事所显示的：
宾宴茶楼有某京货铺，系天津郑紫宸之业也。其子名万元者，年前游学东洋，致函于其父称紫宸同胞赐览云云，郑见此信勃然大怒。其子日昨来京，郑训子曰：汝游学东洋，何以来信称我同胞。其子答曰：当今维新时代，上自君王，下至庶民，皆在四万万同胞之内，老父非中国之民乎？郑一时无言以答之。知之者相传为笑柄。(46)
小说《文明小史》中也叙说了一则相仿的故事，苏州趋新的塾师姚文通带儿子及三个学生到上海观摩，当留在客栈中的其子不辞而别出去玩乐归来后，焦急的姚文通训斥了儿子，然而其子却不买账，同样用新名词反驳：
我的脚长在我的身上，我要到那里去，就得到那里去。天地生人，既然生了两只脚给我，原是叫我自由的。各人有各人的权限，他的压力虽大，怎么能够压得住我呢？(47)
可见，对于当时很多趋新者来言，他们更多是受到世风的影响盲目趋新罢了。
故此，近代以来也颇有人批评一些中国人的趋新、爱谈新名词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是赶时髦、假维新，舍本逐末。如《大公报》上的一篇评论所言：
今日新机既辟，新学大兴，号称维新者，触处皆是，人才蔚起，中国之兴，其庶几乎？及一遍察其为人，觉有大不足恃者。盖维新党中其真心爱国、热心救国者，固不少，而其间以冒托维新之名、毫无国家思想者，尤占多数，平居雄谈博辩，满口新名词，陈义极高，目空一切，或指摘某之行事，或谤毁某之为人，问其所以自见者何在？则空言以外，无作为焉。我国家又何贵有此维新党也？(48)
即便对于那些以救世之“志士”自命的趋新者，其也仅是见诸空言，一旦见诸实践，则大相径庭：
今之志士，大都剿袭民权、自由一二新名词，于是睥睨一世，傲慢群伦，以花天酒地为运动之机关，以奸贪狠戾为经济之手段，日言爱群，拔一毛利同群未见其肯为也，日言爱国，得数金而卖国，未见其不肯为也。而且互相骂詈、互相倾陷，胸愤戾而口叫嚣，性凶残而手毒辣，安见其能爱群也。(49)
此类名实乖违、言行脱离的案例在当时颇不乏见。
由上述案例我们亦可推知，当时很多的普通趋新者其实并无坚定的立场，多为追随风气，或仅是浑水摸鱼，搏取趋新名声和谋取私人利益罢了，“用之者未必真知其详”，往往“不过采取虚声”，导致“猎泰西之皮毛”的人滥竽充数，结果“偾事更多”。(50)
在下者的趋新情况如此，在上者的情况更是让人不满。激进的《民呼日报》曾直斥清廷所实施的包括立宪在内的诸举措为“牢笼之政策”和“欺骗之伎俩”，其数量之多“不胜枚举”：
质而言之，要不外阳托立宪之名，以阴施压制之实耳。外虽假政治上、物质上之伪文明，而内实陷生民于苦海。然则今日之当国事者，岂非社会上万恶之根源乎？(51)
以今日之见看来，清廷当日各种举措未能落实，多系无奈或力有不及，但其进退无据、举措失当的表现却让很多“误会欧美之文明”的趋新精英感到悲愤和绝望，“迷信其伪以为真”。像《大公报》即曾发表白话评论，面对清廷上下“假维新”的现实痛心疾首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
我们十数年来，所期的那舍妄来真、寻源讨本、循序渐进的进步，不过是人民嘴上多了几句新名词，社会表面改了几样浮皮毛，添了些个习气，弄得不中不西、不新不旧，在那国利民福上，不但没见有什么益处，而且更加上种种的苦累，危亡之祸，近在眼前，困苦的情形，一天比一天的加紧……(52)
进言之，如上引各新名词的材料所展示的，对新名词的接受普遍存在各取所需、饥不择食、耳食肤受的情况；即或是同一名词或术语，对于不同人其解读不一样，对于不同人在不同时期的阐释也不一样。(53)以下聊举数例，以便读者窥豹一斑。
如时人对自由的理解，很多人的理解都系望文生义，与政治思想上所谓的天赋人权、政治自由相距甚远。曾有清末时论指出这种情况：“今之所谓自由，则肆无忌惮，乃古人所谓放纵也。”(54)像上海即有趋新人士假借“自由”之名行淫乱之实，全然不顾法律礼俗的约束：
新党萃居于上海，乃假开通女子之名以兴女学，然新党者以“自由”二字为护符者也。上海者，又中国法律礼俗所不加之地也，由是新党之好淫者，必借婚姻自由为名而纵其淫欲，女子稍受教育者，亦揭“自由”二字以为标，视旁淫诸事不复引为可耻，由是无娼妓之名，而有娼妓之实。(55)
上述叙述也正像辛亥年上海《时报》发表的讽刺文《新名词别解十二则》中批评的情况，“自由”含义被时人曲解利用：“自由者，逍遥自在，如妻妾虽有外交，而主人不得过问，臣下贪财卖国，而朝廷不能禁制，皆享自由之权利也。”(56)而陈焕章在民国初年居然借助“信教自由”这个新名词呼吁定孔教为国教。(57)
关于“革命”名词的使用情况也同样存在多种差异的表达。如曾有上海文人写作《勾栏革命书》，呼吁妓院改善环境及待客之道，不要任意歧视敲诈客人——此即其所谓革命之义。(58)而刘鹗在《老残游记》里说：“其已得举人、进士、翰林、部曹等官的呢，就谈朝廷革命；其读书不成，无着子弟，就学两句爱皮西提或阿衣乌爱窝，便谈家庭革命。一谈了革命，就可以不受天理国法人情的拘束，岂不大痛快呢？”(59)这里的革命则是任意妄为的意思。讽刺小说《冷眼观》中则挖苦“革命党”为“特别的新名词”“二命党”，原因在于真真假假的革命党流品混杂，为鸡鸣狗盗之辈汇集的乌合之众，系很多人借“革命”招摇撞骗、唯利是图、见风使舵的组合：
原来他们党中的人物，却是各界都有，只要扫帚戴个帽子，皆可以兼收并蓄，拉了来做同胞看待。诸如当扒手的，怕还算是他们内中实业界上的大好老呢！非我说句刻薄话，古语族大还难遮丑，莫说是聚多数乌合之众，我恐怕里头连忘八兔子都敢是有的呢！难怪一旦小人得志，只要被他骗着个磕头虫儿的官儿，就包管立地改变方针，将从前打算革政府命的一番本领，就反过脸来，去革同党的命。从前要想流满洲人血的各种手段，就掉转头来去流部民的血。无一事不是譬如昨宵死、今朝活，实行反对宗旨。因此东洋人就赠他们一个二命党的徽号，这句话真是讽刺得有趣呢！(60)
而前引《时报》那则新名词别解文则挖苦了当时部分人所理解的革命，最后实质是革自己之命：“命即性命之谓，今日后生小子，猖狂无忌，一触法纲，立陷大辟，是与性命为仇，而竭力以革之也。”(61)前引这些关于“革命”含义的种种表达，在陈建华等人的相关研究中并没有得到体现。(62)
又如“共和”一词，中国古语中虽有该词，但其意义与清末时民初人所接受的“共和”之意全然不同，时人却不管不顾，从自己爱好出发以今义比附古义，援中入西。如清末汪康年在笔记中即讽刺“共和”不过是专制之遮羞布：
甲乙数人共谈政体，甲曰：“政体究以何者为善？”乙曰：“莫如共和立宪。”丙曰：“然！然！我国周厉王时已尝行之矣。”乙曰：“厉王时虽有共和之名，然其治绩如何，今不可知矣。”丙曰：“我尚记有一弭谤之事，以卫巫一言而雷厉风发，令行禁止，使道路以目，可见当时政府虚心采纳，尊重民权。即此一事，已足令人敬服其宪政进行之速。”甲、乙大笑曰：“子真糊涂！此事实专制之虐政，而子敬服之，异哉！”丙曰：“二君误矣。天下岂有真是非？但使强权在手，令出而人不敢不遵，虽行专制之实，谁敢谓其专制哉……”(63)
将共和与专制联系起来，刘师培从无政府主义角度也如此阐释：“何谓‘共和’？共和政体者，专制政体之变相也。”“是则共和、专制，其名虽异，而人民受害则同。”(64)
类似汪康年将“共和”同周厉王联系起来的认识与解读，一心复辟清朝而又守旧的升允有同样看法，他直斥袁世凯“假共和之名以盗天下，号称民国，其意盖托古昔周厉王之时与美洲华盛顿之世也”。在升允看来，真正的“共和”要采用其古义——“因国中无君而调护之之谓，非有君而攘夺之之谓也”。升允还认为像“共和”之类新名词迷惑了太多人，凡是使用这类新名词的人，“皆借以为笼络挟制之术也”。(65)
回顾了上述关于“共和”的各种表达外，我们再简单看个徐珂《清稗类钞》中的记载，也可管窥清末民初部分普通青年学子对“共和”名词的认识与观感。当时受到新思潮影响的年轻人争趋“摧专制而建共和”，但他们对“共和”何谓其实多不了解，其中就有“年少佻达之黄立夫者”，将“共和”理解为“共和实行，吾辈可为共同和奸(刑律有强奸、和奸之别)之行动矣！”(66)这样望文生义式的对新名词认识在当时年轻学生中普遍存在，他们喜欢谈论新名词，“以自表其富于新学”，若询问其“共和”“自由”这类新名词的真意，则“瞠然不能对”，或者会认为“窃人之物、损人之书即为共和”，“他的即是我的”“辍业罢课、口角纷争即为自由”。(67)
前引这些资料中显示出的读者对新名词的使用、误用与滥用情况告诉我们，不管是趋新者，或是守旧之人，或是骑墙派，均在使用新名词为自己背书。(68)这些不同的人对自由、革命、共和等新名词形形色色的阅读、想象、理解和使用方式及其背后的利益诉求，乃至最后导致的多种多样效果，或许才应是我们研究近代中国的概念史、知识史、阅读史时需要着力研究与揭示的。(69)但可惜的是，很多精英取向的研究者都视之为不登大雅之堂或不够重要而弃之不顾。因之，关注近代中国新名词、新知识、新概念的生产机制、符号意义和修辞策略，以及其在不同时期、不同具体语境里被不同人士的阅读、想象与使用乃至滥用的情况，乃至揭示隐藏在其背后的物质利益、个人动机，乃至由此折射出来的权力关系，或比仅仅讨论起新名词出现的频次和时间、有多少“实”的涵义与精英如何表达、言论如何独特更为重要、更有意义，因其直接关涉到其究竟如何再生产、如何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如何发挥作用，以及造成何种社会结果的现实塑造问题。
由上述讨论可知，本土的思想资源既然不足以应对“世变之亟”——所谓执“旧法”无法“治近世”，时人不得不寻求他山之石以作为鉴戒和奥援，他们或标新立异、借酒浇愁，或为功利而趋新、或为时髦而趋新、或为“文明”追求和强国想象而趋新。“文以载政”，因文见政，有此形势，遂不断地有更新的“新名词”出来，更新的“学”出来。可以说，新名词在清末民初社会的流行和被滥用情况正体现出外来新学的咄咄逼人，以及当时中国“舍旧谋新”崇拜的强势和虚妄。只是原体制内在的“旧”与“恶”也随着“新”“俱分进化”，“为鬼为祟”，影响深远。
不过，假若我们乐观地看，或确如清末讽刺小说《官场维新记》之作者所言的那样“辩证”：“一二假维新提倡于前，必有千百真维新踵起于后”，现在真维新的人多了，“然而推原其本，还是全仗一班假维新的人导其先路，所以才有真维新的步其后尘”。(70)由此，我们对近代以降中国人的“文明”与“强国强种”想象和追求，以及要与“世界”“接轨”乃至号称要驾乎其上的表达与实践，或亦可作如是观！
最后有必要提醒的是，新名词流行程度虽高，当时仍有不少较为守旧与身处闭塞地区的士子对此不太了然。如据一个书商所言他在1906年冬天去杭州卖书发现参加浙江优贡考的一些士子，甚至“如支那、社会、张博望、心算学普通名词，犹有不能解者”。(71)另据《大公报》报道，桂林广西法政学堂的一百零六名学生中绝大多数(十分之九)都不读新书新报，“故于新名词不能谙悉”。(72)
只是其上这些不太理解新名词的案例，并不能视作新名词的失败。行胜于言，即便是一直反对日译新名词的严复，老年时愈趋“保守”，也不得不劝在唐山路矿学校读书的儿子严璿要适应学校教授国文的风气：“勉强从俗，播弄些新名词之类，依教员所言，缴卷塞责。”(73)到了1920年代初，新名词之优势已不待言，有时人曾无奈感慨：“大势所趋，不可挽救，学者非用新词，几不能开口动笔。不待妄人主张白话，而中国语文已大变矣。”(74)
[本文获得复旦大学历史系专项基金的支持，并蒙多位师友的指点与提醒，特此致谢]
①《外人干涉内地报馆》，《大公报》1909年9月8日，第2张。
②《那相维持言论自由》，《神州日报》1909年9月14日，第2页。
③《端督之丰采可畏爱》，《神州日报》1909年9月24日，第2页。
④《书鄂闱文告后》，《申报》1902年9月7日，无标注版面。
⑤柴萼：《新名词》，《梵天庐丛录》，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33页。
⑥《端督落职后之外论》，《神州日报》1909年11月28日，第1页。
⑦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205—208页。引文标点有更动。需要提醒的是，该文件虽然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及其谋士共同起草制订，但其内容显然必须经过三人首肯才能上报与公开发表。在此意义上，此文件应该是三人相互妥协的产物当无疑问，并不一定完全体现坚决反对新名词的张之洞之立场。
⑧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84—85页；瞿兑之：《杶庐所闻录·故都闻见录》，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7—28页。
⑨转见王扬宗编校：《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下册，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608—614页。
⑩《请禁章奏用新名词》，《广益丛报》第5年第3期，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初十日，“纪闻”，第1页。
(11)笑：《新名词》，《时报》1907年3月5日，第3页。
(12)胡思敬：《国闻备乘》，第43页。
(13)关于清末时人及部分时论对新名词的态度，可参见罗志田：《抵制东瀛文体：清季围绕语言文字的思想论争》，《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黄克武：《新名词之战：清末严复译语与和制汉语的竞赛》，《“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年第62期；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85—320页。其他相关的研究还有实藤惠秀、王汎森、潘光哲、黄兴涛、陈力卫、孙江、章清等诸多学者和师长，不再一一列举其具体成果。
(14)《书鄂闱文告后》，《申报》1902年9月7日，无标注版面。
(15)《说学》，《申报》1904年11月29日，无标注版面。
(16)关于1905年初前后《申报》持论立场的转变情况，可参见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97—105页。
(17)汉：《论新名词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申报》1906年12月13日，第2版。该文又先后被《东方杂志》与《北洋官报》转载，被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是刘师培任《申报》主笔时所作，收入万仕国辑：《刘申叔遗书补遗》，上册，扬州：广陵书社，2008年，第457—458页。
(18)《奏请章奏禁用新名词》，《申报》1907年3月2日，第4版。
(19)《国民文明野蛮之界说》，《大公报》1903年3月1日，第2页。
(20)《出使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奏立宪不可躁进不必预定年限折(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收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06页。
(21)《论今日新党之利用新名词》，《警钟日报》1904年10月15日，第1版。
(22)《论中国新事业之所以无效》，《时报》1906年5月5日，第1页。
(23)《论近日学者喜用新名词之谬》，《申报》1903年9月9日，第3版。
(24)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8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2页。
(25)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序》，《康有为全集》，第8卷，第63页。有关康有为对新名词的态度及其在此一问题上对梁启超的规诫，可参见黄兴涛：《新名词的政治文化史——康有为与日本新名词关系之研究》，收入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00—132页。
(26)林纾：《论古文之不宜废》，《大公报》1917年2月1日，第1张；《民国日报》1917年2月8日原文转载，胡适读了《民国日报》转载的该文后，将之全文收录于日记中，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上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42—344页。
(27)苏舆：《辛亥溅泪集卷二》，胡如虹编：《苏舆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9页。
(28)《升允反抗民国之檄文》，《大公报》1913年7月6日，第2张。该檄文又载于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468—1470页。
(29)彭文祖：《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东京：秀光舍，第4、5页。
(30)中国之新民：《新民说·论进步》，《新民丛报》第10号，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五日(1902年6月20日)，第4—5页。
(31)后来据研究者统计，仅经过梁启超使用后而在国内开始流行的源自日本的新名词，就有一百四十余个。参见李运博：《中日近代词汇的交流——梁启超的作用与影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9—248页。
(32)有关梁启超造成的广泛影响，可参见张仲民：《“亡国之媒”：梁启超与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
(33)酙癸：《新名词释义》，《浙江潮》第2期，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日，第181页。
(34)林乐知、范祎：《新名词之辨惑》，《万国公报》第184册，甲辰四月，第24—25页。
(35)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谢维扬等编：《王国维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卷，第126—130页。
(36)高凤谦：《论保存国粹》，《教育杂志》第1年第7期，宣统元年六月，第79页。
(37)丁宝钧：《评社会流行之新名词》，《大公报》1910年2月28日，第1张。此文被改为《论社会流行之新名词》，为上海《舆论时事报》全文转载，参见《舆论时事报》1910年3月25日，第1页。另本处引文依据为《舆论时事报》。
(38)《论文字与科学之关系》，《大公报》1906年5月11日，第1页。
(39)《出使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奏立宪不可躁进不必预定年限折(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收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06页。原文标点有更改。
(40)康有为：《英国监布烈住大学华文总教习斋路士会见记》，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8卷，第31页。
(41)有关的讨论可参见Arif Dirlik,"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Vol.35,No.4,Dec.,1996,pp.96—118；杨瑞松：《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台北：台北政大出版社，2010年。
(42)有关的部分研究情况，可参见陈建守：《思想的载体：近代中国词汇/概念史的研究回顾与展望》，《日本中国史学》2016年10月号，第75—90页。
(43)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
(44)汉：《论新名词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申报》1906年12月13日，第2版。
(45)笑：《新名词》，《时报》1909年2月28日，第4页。
(46)《新名词之笑话》，《广益丛报》第7年第5期，宣统元年闰二月初十日，“纪闻”，第4页。
(47)李伯元：《文明小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1页。
(48)《论中国新党空言多、实行少》，《大公报》1904年5月12日，第1张。
(49)《今世之人材果足今世之用乎(续)》，《大公报》1904年7月26日，第1张。
(50)《御史徐定超奏更定官制办法十条折(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四日)》，收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67页。
(51)《论趋时派之新迷信》，《民呼日报》1909年6月17日，第1页。
(52)《白话》，《大公报》1909年11月7日，第2张。
(53)王汎森教授用“复合性思维”概括此种情况。参见王汎森：《晚清以来的“复合性思维”》，方维规编：《思想与方法：近代中国的文化政治与知识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6—51页。
(54)汉：《论新名词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申报》1906年12月13日，第2版。
(55)志达：《男盗女娼之上海》，《天义》第5卷，1907年8月，第33—34页。此文也可能出自刘师培之手，参见万仕国辑：《刘申叔遗书补遗》，第1651—1652页。
(56)寿侠：《新名词别解十二则》，《时报》1911年4月30日，附刊·滑稽时报。
(57)陈焕章：《明定原有之国教为国教，并不碍于信教自由之新名词》，《宗圣汇志》第1卷第4号，1913年8月，第7—22页。
(58)藜床卧读生编：《绘图上海杂记》，上海：文宝书局，1905年，卷九，第13—14页。据郭长海教授考证，此“吴县藜床卧读生”当为管斯骏。参见郭长海：《蠡勺居士和藜床卧读生》，吴晓峰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证：郭长海学术文集》上册，第300—303页。
(59)刘鹗：《老残游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17页。
(60)八宝王郎：《冷眼观》，收入《中国近代小说大系·新党升官发财记·后官场现形记·冷眼观》，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410页。
(61)《新名词别解十二则》，《时报》1911年4月30日，附刊·滑稽时报。
(62)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63)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56—157页。
(64)刘师培：《共和之病》，原载《衡报》第1号(1908年4月28日)，转见万仕国辑：《刘申叔遗书补遗》下册，第1030页。
(65)《升允反抗民国之伪檄二道》，《大公报》1913年7月14日；该檄文又见《郑孝胥日记》第3册，第1470—1472页。
(66)徐珂：《清稗类钞》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55—1756页。
(67)醒吾等：《童子随笔》，《童子声》第3期，1914年2月16日，第52页。
(68)《论今日新党之利用新名词》，《警钟日报》1904年10月15日，第1版；《论今日旧党之利用新名词》，《警钟日报》1904年10月17日，第1版。
(69)王汎森教授即曾提出要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重视“思想的社会功能”“思想的形形色色的使用”情况，并注意去厘清“思想与自我利益(self interest)之间的关系”。参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第14卷第4期，2003年12月，第180—181页。
(70)佚名：《官场维新记》，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10页。
(71)四明语生稿：《杭州卖书记》，《时报》1907年3月6日，第5页。
(72)《广西法政学堂琐志》，《大公报》1908年10月23日，第2张。
(73)严复：《与四子严璿(1918年11月8日)》，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册，第809页。
(74)柴萼：《新名词》，收入《梵天庐丛录》，第10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