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近期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民族学学术讨论与学科建设实际，作者提出民族理论研究的八大问题，包括民族关系与民族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发展民族文化与建设中华文化共有精神家园、提升民族地区内在发展动力、注意民族政策的协调性、加强民族学学科与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建设民族学新型智库等。民族学必须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加强重大理论与应用对策研究，适时提出符合实际和现实需要的话语体系和学术概念，建立包容开放的民族理论体系，指导民族政策的适时调整，为解决新时期的民族问题做出更大的贡献。
民族学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中国以来，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虽然历经风雨，但总体上没有中断过；关注重点与研究范围虽不断调整，但与时代主题总是密切相关。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民族现象的复杂性、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民族研究的时代性，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了丰沃的土壤，民族学人适应时代呼唤，响应国家需要，在调查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政策咨询、学术交流等领域辛勤耕耘，产出了很多有影响的重大成果，为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民族学已经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专业领域之一，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讲话中提出大力发展的重要学科之一。
全球化时代民族问题出现许多新现象，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同步发展问题(比如中央提出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加突出。时代对民族学提出的任务依然重大，但我们的学科的应对明显不力。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迅速发展的新局面，特别是与迅猛发展的经济学、法学、国际问题研究等学科相比，民族学领域曾经的辉煌逐渐暗淡；与文史哲等传统基础学科相比，民族学的基础研究似乎更加边缘化；与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取向的一般性相比，民族学似乎变得越来越特殊。当前民族研究领域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如何建立更加适应形势任务与学科发展需要的民族学新型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十分重要。近一个时期以来，通过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大规模实地调查，对民族地区面临的问题有了一些认识。近年来民族学理论热点讨论很是热烈甚至热闹，很多内容都涉及学术研究方向与学科建设。根据调查观察与思考，对当前民族学研究领域一些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一、积极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几十年的民族识别，我们确认了56个民族，除汉族人数超过全国总人口90%外，其余55个是人口数量较少的少数民族，其实不少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也不少，好几个少数民族的人口也超过了1000万人，在国际上看也是“大民族”。在56个民族之上，各民族又都属于中华民族。这就存在着如何看待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56个民族与中华民族等一系列的民族关系问题。其实，这也是民族学长期以来的核心议题之一，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的走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的关系是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会上讲到不再进行民族识别，不再增加新的民族类型、不再增加新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但事实上，有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民族识别工作到今天其实还有一些未识别民族、未识别人群。现在，人口流动过程中这些人的身份证没有归到哪个民族，住店、银行办理存、取款业务等生活诸多方面都有很多不便利的地方。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贵州还有一些未识别人群，他们俗称的“省内粮票”在省内认，出了省就不认可。云南、西藏等地区都还有一些等待身份识别的人群。这些问题要解决不是简单地增加或减少民族的种类和数量问题，其实需要在实践中进行工作创新，尤其是应充分重视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进步所提供的研究条件。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要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中华民族的实体意识。当然，关于中华民族的研究，历来有不同认识。过去一些民族理论专家学者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称对待，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虚拟身份，只有自己归属的某一个民族身份才是实体。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虚拟的概念，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实体。费孝通教授1988年的论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历史的角度阐发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的演进过程。他是一个实体论者，他认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就是一个自在的实体。近代以来，这个自在的实体在对抗西方列强对我国进行入侵过程中形成民族自觉，把共同抗击外敌入侵的各民族变成一个自觉的实体。这是对格局的一种解释。在抗战过程中确实是全民抗战而不是汉族抗战。这个民族抗战是中华民族抗战。二战期间，有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但那毕竟是一个同盟，不是一个国家。在国家概念上，我们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实体，在学术讨论中可以讨论，但从历史包括主流的结论来讲，不应该是什么问题。但实际上，还是有自觉不自觉的一些意见或声音，在对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实体的问题上还是有人不断地提出质疑。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问题是十八大之后中央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特别看重的一个问题。怎样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界与实际工作部门内部还是有一些分歧。比如，要不要推广普通话建设共同语言的问题。作为国家公民和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应该不应该掌握普通话的问题。虽然国家宪法强调要推广普通话，但在一些地方、一些人看来，普通话是汉语，是汉族的语言，推广普通话不利于保护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出现一些不同声音。再比如，关于加强民族团结的问题。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强调的第一原则就是团结。各民族内部要团结，各民族之间更应该团结。关键是怎样把上述原则贯彻落实到位。这些问题在以往的民族理论研究中虽有涉猎，但从民族多样性与中华民族唯一性的角度去理解民族关系，从中华民族实体论的角度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角度切实保护每一公民平等的身份权利，还存在一些未完全阐发清楚的问题，对近年来地方与部门实践工作的指导也很薄弱。传统民族自决权理论以及当代世界各地频频发生“独立公投”等问题，对于多民族国家统一带来的挑战不可小觑。在这种背景下倡导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于促进国民的共同性，遏制国内外敌对与分裂势力通过所谓“民族问题”制造分裂，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是一家人。国家宪法与相关法律法规坚决反对民族分裂，这里的民族分裂不是针对哪一个民族内部的，而是从国家角度对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分裂和对祖国统一的威胁，因此必须坚决遏制。所以，要讲“三个离不开”。我在今年8月份到韩国访问交流时，韩国人认为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历史上能够长期统一、即使一时分裂过后又能走向重新统一是一个奇迹，也十分羡慕。历史上的民族统一确实有很多原因，而当前民族统一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民族政策精准而重要的内容就是“三个离不开”。这是对我国民族关系历史和现状的客观描述，今天倡导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把“三个离不开”原则进一步夯实，把民族团结问题提升到一个新层次。
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民族政策的一个基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内涵丰富，不是简单的自治和不自治的问题。有的人从民族自决权的角度看自治，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就是自决权。还有的从国家和地方的关系角度来看，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是国家内部的一个部分，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是平等的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现代民族国家背景下处理民族多样性与建设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关系，对于中国共产党巩固在全国的执政地位，对于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对于落实民族政策，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国际上也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符合中国历史与国情的正确选择，总体而言也是非常成功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历史是发展的，随着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各地区大规模人口流动，确实可能带来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区划调整等一系列新问题。如何处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发展中的新问题值得探讨，是继续根据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增长和聚居，继续增加一些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还是有可能对一些民族区域自治地区进行适当的区划调整甚至撤(自治)县设市变区，都需要理论上的跟进和新的解释。一些极端说法值得民族理论学界认真思考。比如，有人说自治权是“空”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画饼”；也有人说，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民族分裂活动甚至“三股”势力，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造成的，应当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极端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无疑是错误的，但确有一定的市场。如何进行正确的引导，如何对纷纭复杂的说法进行准确回应，都需要学界认真思考，需要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发展与变化趋势进行深入研究，提出逻辑清晰的理论阐述，提出新的符合实际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一股脑儿把所有问题的产生都归咎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时，我们也不能仅仅固守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数量之壳不根据需要进行与时俱进的必要调整。
三、推进中华文化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因，传承保护民族文化十分重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自然而然的一种现象。中国文化的类型非常丰富，很难把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完全等同起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我国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民族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及宗教多样性都是客观的现实。这种多样性，为中华文明的丰富与发展注入了充足的养分，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珍视的瑰宝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是我们进行现代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而不是负担和包袱。保护好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是保护中华文化活力、促进现代文化建设、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
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有一个如何处理好保护文化资源与合理开发利用的关系问题。这方面各地在实践中积累了不少成功案例，当然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深入研究、认真思考总结，以减少损失、少走弯路。除了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等应用层面的问题外，还有一个民族文化建设的方向问题值得思考。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日益密切，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不分割的一个整体，不能孤立地谈民族文化的个性、差异性、特殊性，忽略各民族文化统属中华文化的共同性问题。各民族文化建设都属于中华现代文化建设的大范畴。同时，国家应当为各地民族文化建设工作提出指导。地方民族文化发展建设应该有一个主线，应该有一个灵魂和主体。这个主线、灵魂及主体就是如何增强中华文化的共同性问题。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建设，都是现代中华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文化建设应当有利于促进中华文化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这个问题关系到文化建设的方向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至关重要，应该成为现代国家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这个原则问题就是强化“四个认同”的教育问题。“四个认同”是中国每一个公民、社会成员都应该树立的理念。这是组成现代中华文化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方向与灵魂，也是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要素和重要特征。在“四个认同”基础上，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又加了一个认同，形成了“五个认同”，即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这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提法，需要认真研究与阐发。总之，在现代文化建设问题上，讲民族文化多样性不能忽视中华文化整体性，讲宗教信仰多样性不能忽视国家意识形态主导性，讲各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发扬要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否则，现代文化建设的主线不明确，中华文化共有精神家园的共同性就比较弱，国家主流文化文化形态就很难覆盖所有的公民和社会成员。
四、努力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近代以来，我国现代化进程步履是蹒跚的、不容易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作为一个面积广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域不平衡、人群不平衡十分突出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必须在现代化过程中注意区域之间、群体之间的平衡发展问题。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是优胜劣汰，各地区实现完全一样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看待发展的不平衡具有客观性，但是我们不能在不平衡发展状况面前无所作为，必须树立区域协调发展、全国一盘棋的理念和发展战略，注意在不平衡中寻求平衡发展。我们不能等着区域经济发展的自身节奏，让发达地区慢慢带动欠发达地区自然演进，在落后地区面临发展困境时无所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使我们对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有所作为。这种作为就是更好地发挥政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发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整体作用、发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在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和发达地区对民族地区、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和援助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这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来说，是实现全面小康、与全国一道完成“两个百年”目标的重要条件。
把在发展过程中寻求国内各区域间的平衡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对民族地区来讲是加速自身发展的难得机遇。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提出先富带后富的战略思想，90年代末期中央把这一思想付诸实践，正式提出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了支持和援助西部地区特别是西藏、新疆、青海等特殊边疆民族地区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虽然不能立竿见影，却具有奠基之功。经过近20年的持续努力，尽管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依然存在，甚至在总量方面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有所扩大，但大规模的支持援助毕竟极大改善了民族地区的发展基础和条件，有效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在民族地区自身努力、国家政策支持、发达地区援助等因素作用下，民族地区的发展速度在增速上已经超过全国平均速度，一些过去发展很差的区域如西藏、贵州近年来的增速甚至名列前茅。这是了不起的成绩。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地区的发展如果没有社会主义体制的保障，没有国家支持和发达地区援助，单靠自身努力发展速度不会那么快。这是我们的体制优势的体现，也是今后继续坚持的基本经验。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强调，民族地区的发展归根结底还是自身能力的建设问题。仅仅依靠支持援助是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没有自身能力的提升，发展就缺乏坚实的基础。落后的原因是复杂的，必须在利用国家支持和外来援助的同时，想方设法提升自己参与发展的意识和能力。要注重发展的结果，更要重视把援助发展转变成内在自生的发展。民族地区的发展与反贫困，必须是坚持援助与自力更生相结合、必须把外部条件转化为内在动力，必须在援助过程中、发展建设中把着眼点放到提升民族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自身能力上来。从促进区域间的平衡发展，进而实现民族地区内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的转型，提升内在的发展能力建设，为民族地区提供不竭的发展动力。
五、促进地区优惠政策与民族扶持政策的有机结合
我国民族地区面积广大，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一个多样化的存在。民族地区只是一个笼统概念。不同民族地区的范围与内涵并不完全一样，民族不同、自治地方不同、发展条件不同，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同。中央对不同民族地区的发展有一般性的制度安排和相对一致的政策、规划，也有针对某些特定地区、特定区域、特定人群的差别化政策。对一些特定的民族地区，又给予特定的关注，如西藏发展的问题、新疆发展的问题。中央成立专门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实施专门的政策和扶持措施。在民族地区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各地对于民族地区的多样性不是很了解，不知道我国民族地区并不是铁板一块，对民族政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了解不深，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民族政策往往从自己的需要进行解读，对优惠政策的相互攀比问题非常突出。
在云南调研时，我对此感触颇深。应该说，云南民族工作和民族团结经验在全国是拿得出手的，从中央到各地都很认可。但我们调研时却发现，针对人口较少民族的优惠政策就存在较强的攀比心理。人口较少民族优惠政策是具有特定条件的，民族人口数量是一个直接标准。但是，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往往与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世代杂居在同一个区域内，当地的发展条件、环境、基础并不存在较大的差异，各民族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产生活条件也比较相似。一些特殊优惠政策根据民族身份而不是根据区域发展水平确定，优惠扶持政策人为地导致同一区域甚至同一乡镇、村落不同民族之间的显著差别，势必形成相互攀比优惠扶持的问题。比如，在同一个地方，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希望攀比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政策，非藏族地区希望攀比藏族地区的优惠政策，或希望能按照藏族地区的政策贯彻落实，而其他藏族地区的政策又没有西藏的政策更优惠，他们又希望能按照西藏的政策推而广之……
民族地区的类型是多样的，各自面对的问题也是多样化的。相关政策不能一刀切，但是差别化的政策又容易导致相互攀比。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在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如何加以引导，如何在实践中切实使民族政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就不是一个大而化之的问题，需要精细的调查研究和切实可行的学理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等多次重要讲话中都指出，“大家不要攀比国家对新疆和西藏的优惠政策。”因为西藏和新疆有一些特定的目标和任务，特别是反分裂的任务很重，发展的特殊困难也更加突出。这些地方如果没有国家的特殊政策，要想实现全国的平衡发展是不现实的。由此可见，都是民族政策，国家层面的考虑和地方层面的考虑是不同的，不同地区的视角是有差异的，不同人群对这些政策的理解也是千差万别的。这反映出我们国家的民族政策，必须与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一般公共政策有机结合起来，该用民族政策的时候用民族政策，该用基本公共政策的时候用公共政策，不要笼而统之、大而化之地把民族地区的发展援助政策、针对少数民族的所有政策，都称之为“民族政策”，都落实到某些民族身份身上，确实需要更加精细地研究这些政策的内涵和实施后果，该坚持的坚持，该调整的调整。不要在导致很多问题后依然坚持民族政策的所谓“刚性”，扩大分歧、固化差异，不利于共同发展，也不利于民族团结。
六、创新民族学学科定位与理论方法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一些挫折，分离主义、极端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极端右翼保守思潮有所上升，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因此，民族问题的存在和民族问题的研究，不以区域和国界为边界，日益成为跨区域、跨国家的大问题，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不是一个局部地区的事情，而是一个全球性的命题。所以，全世界都在关注“一带一路”战略。对这些议题，我们传统的民族学的话语体系、区域政策及特殊的民族政策，是以固定的人群和固定的区域为边界的。现在，面对流动人口越来越多、进城的少数民族越来越多，进入东部和大城市的少数民族特别是西部的少数民族越来越多，包括西部的农民工不仅是少数民族，也有汉族。面对这些新的趋势和变化，传统民族学的工作机制和话语体系就跟不上了。如大家知道的某自治州的一个领导的发言酿成一个不小的事件。在援疆援藏、支持民族地区发展过程中，很多干部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去的，没有接受较多的民族学的知识和多民族国家国情的培训，因而也容易出现不能自觉地设身处地站在当地的立场和当地人民群众的角度看待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等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学科进行了一些调整，把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法学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中合并掉了，当时人类学、社会学的一些专家就转到民族学的领域。所以，中国的民族学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和重建是做了很大贡献的。民族学为这些学科的发展留下了很多火种、人才和知识。所以，社会学的重建并不是完全从零开始。民族学在我国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具有独持的意义。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都有民族学，而在“苏东事件”之后，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学都向人类学这边走，真正坚持民族学的国家不多了。日本的博物馆叫民族学博物馆，但好像它的学位是将民族学和人类学合起来了，而欧美国家是人类学传统。国际上有民族学人类学联合会，但其在真正意义上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少，人类学的多。中国现在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发展步伐不是很快，离我们的要求和目标性任务还差得很远。我们的民族学有没有自己的领域，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目标和定位？我不主张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完全分开，界限分明。我们反对经济学帝国主义把一切经济问题都变成经济学的。因此，其他学科感觉比较弱势。但是，反过来讲，每个学科确实也需要有一定的分工，一定的边界，中国恰恰是在民族学的旗帜下，民族学和人类学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而社会学越来越往外走了。很多高校的社会学虽然有的还在人类学、民族学院挂着，但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开始独立出去。所以，这些学科到底怎么定位？当然，问题是不分界的，但学科是有一定边界的。好在我们国家的民族学还没有像西方那样完全变成人类学，我们还有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此外，我们的研究对象还应该拓展，从学科发展现状也可以看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汉族也是我们民族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沿海地区越来越多地关注民族问题和民族现象也不能说是完全研究民族地区。
我2014年在西南民族大学提出了一个想法，就是中国的民族学应该四个领域的研究都要涉及、都要开展。中国的民族学还有一个特定的领域在相当长时期内还是可以保持的。第一个关注领域就是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这是民族学依托的传统的领域。但是我们要把它拓展成全国范围内的和整个中华民族，而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民族关系也不仅仅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恰恰不能成为民族学简单的领域，有很多是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学的研究领域。如民族工作、民族事务管理就不仅仅局限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民族干部的培养、培训工作应该包括沿海地区、普通高校，而不仅仅局限在民族大学、民族地区的范围。
另一方面，民族学的新领域有可能会带来一些理念如何在学科内部扎根的问题。这一点就像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不是自然而然地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它必须本地化，而本地化过程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所以，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是它的一个本地化过程。在此过程中，民族政策也是一个本地化的过程。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里关于民族理论问题就是共产国际的民族自决权的问题。这个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起草的党章确实号召了所有被压迫的广大劳苦大众包括少数民族劳苦大众推翻旧政权、建立人民主权、民族平等的新政权。但是，也有很多不一定与中国国情完全相适应的地方。中国的国情是各民族交错杂居，并不是完全按照语言等进行分布，有很多类型多样的地区。但是，很多民族交错在一起，不能完全区分某块土地特定地属于哪个民族。所以，我国宪法和政策规定土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是所有中国人的土地，不是哪个民族的土地。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土地也不是哪个民族的地方。这些认识是与我国的国情密不可分的。从20世纪30年代本地化的过程，到今天我们依然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没有照搬任何其他的经验。我们已经从历史的经验中总结出来：只有符合国情的道路，才会有好的结果。所以，我国发达地区的很多政策措施，在民族地区落地、开花、结果过程中也有一个本地化的问题，也有一个如何发挥好当地积极性的问题。因此，民族事务的形势变了，情况变了，我们要树立一些新的思维，新的理念，着手新的机制建设。
七、坚持重大问题研究导向与从实求知优良传统
当前我国民族领域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参加年会的专家学者提交的122篇文章，充分说明当前相关问题的范围之广、之宽。限于时间，我不能一一点评这样厚厚的一大本论文集的观点和意见。其实，这些年民族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大家关注的显学，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投身民族问题研究，课题越来越多、机构越来越多、成果越来越多。如此众多的成果，固然有相同的意见，也必然存在大量的意见分歧。在民族研究领域，要得出一个让大家都觉得正确、都能够认可的意见和结论是不容易的。中国民族学会召集会议的一个目的就是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舞台，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引导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繁荣。
民族学是经世致用的学科，它的发展首先源于自身能够反映实际、符合现实需求的学科特点。中国民族学的问题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是如何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更好的服务的问题。我们的实际和现实是什么？今天的现实就是如何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问题，就是如何为党和政府面对和解决上述任务建言献策的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一直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民族工作、民族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到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以及直到今天，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到民族地区考察、视察，部署和检查、指导工作，不同时期提出不同的目标与任务。从中央到地方尤其是民族地区的各个部门、各相关领域，也都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高度重视。我们国家是多民族国家，虽然也曾有过分裂，但统一是主流；虽然是多民族，但大家都同属中华民族；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今天“四个认同”乃至“五个认同”成为主导话语；虽然各地区有发展差距，但两个“共同”目标实实在在地不断变成现实；虽然不少地区、不少领域还存在很多缺陷、差距与不足，但党和国家对民族问题的重视程度和解决民族问题的投入力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们的民族工作和民族事务管理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为民族学这个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和条件。亟待解决的各类民族问题，又为这个学科发挥作用提供了用武之地。
近年来，中央层面关于民族宗教问题几乎年年都召开非常重要、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专题或重要会议。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是新时期民族工作的最高会议，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族工作大局进行总体部署和谋划，提出解决民族问题一系列新的认识和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和重要任务。同时，中央专门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和第六次西藏工作会议，专门部署新疆、西藏及其他四个藏族人口分布较集中的省份的工作。2015年又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颁布包含“五个认同”要求的《中央统战工作条例》，从统战角度提出进一步加强民族宗教工作的任务要求。2016年4月，中央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我国宗教问题、宗教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判，部署新时期的宗教工作，提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党和国家对民族和宗教工作的高度关注、对民族团结问题的高度关注、对处理好民族关系的高度关注、对做好新时期民族和宗教工作的战略部署与政策方针，确实是我们这个学科需要关注并利用专业知识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重大问题。如果我们离开这些重大问题，不去调查总结、不去梳理分析、不去研究对策，我们就很难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党和政府正在做的事情，不能简单地视作政治问题置之不理。我们做学问，尤其是民族学这个学科的学问，不能脱离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不能离开党和政府关于民族领域的重大决策部署。
稳定与发展是党和政府民族工作的两大主线。发展问题就是现代化问题，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志士仁人的夙愿。稳定则是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和社会治理、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我国一直存在统一与分裂的斗争，面临政权不稳、国家分裂的危险，民族问题恰恰是导致上述风险的重要因素。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国家主权、挑战国家利益、挑战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内部也存在涉及民族因素的诸多争议问题。从国家层面来讲，一个政权必须守住国家主权与领土安全的底线。一旦国家主权受到挑战，很多问题会接踵而至。一旦国家陷入分裂，发展与稳定问题则无法解决。如果国家完全统一无法实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步伐就会迟滞。现在国家统一和领土主权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藏独”、“疆独”、“台独”、“港独”等问题，已经成为复兴之路的重要羁绊。这些问题也不是我们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境内外敌对势力不断给我们制造麻烦，我们面临的也不是一个太平世界。中国的崛起不是所有人都欢迎的，有的人不一定看到我们繁荣发展、欣欣向荣就欢欣鼓舞。民族学学科直接面对上述问题，可以也应该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国家统一、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促进力量。作为民族学学科的学术研究，不一定与国家政策制定与实施完全等同起来，但是学术研究与政策制定与实施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学科建设离不开政治环境，科学工作者也一定要具有政治意识，尤其是民族学这样一个政治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国家政权必须守住主权与领土完整这个底线，学科与学人也必须明确大局意识、守住原则和政治底线很重要。当然，面对上述问题，我们在不同场合(如国内场合与国际场合)的表述方面可能会有所区别，学术话语与政策话语也不一定完全相同，但关键是要树立底线思维，提高民族问题的政治自觉。同时，要积极提升民族学引导发展、促进稳定方面建言献策的意识和能力。比如，针对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要学习借鉴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强化发展问题的综合研究。发展的问题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必须变成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的事业，需要全民动员，需要我们的政策措施更加合理高效，实现更加可持续、更加绿色环保、更加共享和谐的发展目标。民族学要用自己的独特理论方法和研究视角，深入实地认真研究中央与地方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实践，总结梳理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今后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提出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要认真研究促进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如何发挥自身作用的问题；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国家与民众、中央与地方各个方面的关系问题；研究民族地区如何抓住发展机遇、加快能力建设的问题；研究科学评估确定合理政策目标、提升政策精准程度和综合效果的问题。民族学是经世致用之学，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如何发挥好上述作用却是不容易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个学科的任务是很重的。
八、加强民族学新型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指导当前和今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指南，民族学界应当发挥自身优势，从自身实际出发，认真学习好、贯彻落实好。民族学是总书记讲话中提到的11个学科之一，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学学科的重视。近年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哲学社会科学、非常重视社会科学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尤其是提到发挥好新型智库的作用。从去年开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支持成立了很多国家级的智库，很多地方也设置了地方性的智库，其中不少是涉及民族宗教领域的专业智库。这是具有悠久历史和鲜明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发挥自身作用的大好契机。当前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在发展与现代化过程中，还面临着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任务很重。作为民族领域的专家学者，应当具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和担当精神。我们民族地区面积很大，发展很不平衡。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地区就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占国土总面积的64%，少数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8.5%，总数有1亿多人。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2020年要完成所有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整体脱贫任务，实现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时“两个百年”目标的第一个目标。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对民族学学科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民族学界如何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落实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出谋划策十分有必要。
民族学作为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亟须发展的11个学科之一，给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民族学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民族学界需要研究如何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的问题。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对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民族学寄予很大的希望，这也是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希望。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上，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习总书记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如何更好发展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第二个问题是在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时候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第三个问题是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体系，要形成我们自己的特色、风格和气派。自然科学强调无国界，但哲学社会科学却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和文化特点，有地域性、民族性和意识形态属性。所以，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符合人类学、哲学社会科学的一般规律，但也有自己的特色，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我们民族学也要贯彻好这个要求。习总书记讲话的落脚点即第四个问题是强调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习总书记己讲话对新时期构建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学术体系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
如何把上述精神落实到位，确实需要学界认真研究。结合前面的论述，我谈三点意见。
第一是加强新时期民族学学科定位的研究。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框架下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名称不少，但是学科理论方法方面差别不大。我国的社会学曾经中断过。中国的民族学知识应该进不同的高校，这样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干部才不会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国情完全漠视。这是一个领域，即以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为中心的全国民族学的领域。同时，要扩展跨境民族的研究。“一带一路”恰恰就是一个跨境民族和海外民族、世界民族问题的研究。这是我们过去比较看重的。要密切关注其他国家的民族问题。民族问题是全球性的，世界很多国家都面临着种族、宗教问题。他们在这些领域的理论主张、政策措施和实践经验，都值得我们从民族学的角度去关注，需要我们用民族学的方法去调查研究。周边国家是跨境民族、人口流动频繁的区域，民族地区的高校和民族学的学者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优势，可以先行一步。民族学要发展，我们还要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欧洲难民问题、地区冲突及区域性问题。我们要用更加宏大的视角来看民族学，不能仅仅局限于我国民族地区少数民族。
第二是民族理论和话语体系创新。我国的民族理论研究经过了几次大的发展变化。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确定了56个民族的名称，但也尚有部分群体仍未确定民族归属。民族理论背后到底还有哪些东西是我们主张的、倡导的、政策指向的？未来我们要研究民族理论的导向怎样做好平衡？我们是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组成部分，一个大家庭即中华民族，如何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对各民族在国家权力布局中给予恰当定位，确保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原则落实到位，还需要认真研究。文化多样性与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导向问题，也需要民族理论的引导，指向上不能偏废。民族学教学科研中积累的概念、术语、结论，也需要用今天的眼光进行认真研究，需要调整的及时调整。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多元与一体的关系等，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新问题。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提出来的，政治学、民族学、国际问题研究将为这个问题增添新的视角。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民族多样性与中华民族整体性的问题，都需要研究。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不仅要从建设民族国家的角度重视国家民族建设、积极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同时也要使民族的边界是开放的、包容的。民族共同体应该不是民族国家一个面向，对内对外都具有开放的边界。对内我们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外我们要打造地区利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由此可见，弹性的民族边界，将使人群共同体超越多元一体的概念。
第三是大力加强民族学专业队伍建设，促进民族学及相关学科交叉交融与相互促进。作为经世致用学科，民族学的学科生命在于应用，提出管用之策的根本在人才。当今我们面临的诸多问题，迫切需要民族学立足实际提出深刻的思想和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用于指导实践。最根本的举措是要加强专业队伍培养，要加强民族理论、宗教政策在全社会尤其是在干部队伍中的学习和运用。在民族地区的援助工作中遇到了很多问题，解决问题需要正确的理论、观念和方法。现在各地区干部交流频繁，尤其是很多干部不了解民族地区的实际就交流到民族地区工作。实际上是没准备好就投身实践，交流上来就要出政绩，出政绩就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如何把民族地区的干部培养好，民族学学科是有责任的。不能说我们学界仅仅是搞专业研究和培养学生的，培训干部、在全社会普及民族知识，应当成为我们这个学科的分内事务。不要认为他们什么都不懂是他们的事，我们要为培养干部、传播民族知识多做些事情。民族学家、民族学教学科研工作者、民族地区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们应当共同努力。
上述几点看法多是有感而发，未必深思熟虑，尚未深入分析论证，不准确、不成熟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不足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教。希望民族学在坚持全面细致的微观个案研究基础上，深入思考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的大问题，提出一些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实际、更能服务于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的对策建议。这是民族学发挥作用的需要，也是民族学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
①本文根据作者2016年11月7日在2016年中国民族学学会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整理，已由作者本人审阅。
作者简介：王延中(1963- )，山东东平人，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民族学学会执行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