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民族思想是中国民族学知识生产的重要来源，是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根脉。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学之知识生产，主要经历了现代民族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初步形成、民族学知识生产全球化、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自觉建构等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形成了独特的演进脉络与内在逻辑。对中国民族学知识生产的历史过程进行反思和梳理，是建构中国自主的民族学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对于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建构也有着积极的探索价值。
关键词：中国民族学 知识生产 知识体系 演进脉络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是继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以来又一次针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本文基于中国民族学知识生产演进脉络与内在逻辑的深入挖掘，尝试对中国民族学知识生产的历史过程进行回溯和梳理，为理解中国民族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认知路径。这既是新时代建构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也有益于进一步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建构。
一、传统民族思想的生产
作为历史底蕴丰富的文明古国，中国曾经创造出连续性的中华文化和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学术传统。以解释纷繁复杂民族现象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民族思想观念和知识体系之生产，以“天下”观为思维框架，以“大一统”为政治理想，以“和合”为社会目标，植根于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中，体现出中国传统学术特性，为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汇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知识根基、思想引领和行动依据。中国传统民族思想是中国民族学知识生产的重要来源，是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根脉。
（一）关于民族和民族观的论说
中国古代关于民族的表述和表达民族观的论说非常丰富，在此囿于篇幅无法展开，择其最为核心的概念“中华”做简要辨析，以求管中窥豹，呈现中国传统民族思想的若干特征。
从殷墟甲骨文和周初金文的外形看，“中”字似旌旗之形，竖笔为旗杆，中间为旗幅，上、下为飘动的旗旒。甲骨文屡见“立中，亡风”语句，意为竖立“中”这种带旒的旗，以测定风向。“引义为空间上的中央”，“又申发为文化或政治上的枢机、轴心地带”。“华”字最早出现在西周青铜器金文中。据《说文解字》：“华，荣也。从艸从。凡华之属皆从华。”《尔雅·释草》云：“木谓之华，草谓之容。”又《诗经·国风·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其后，“华”引申为与“蛮”“夷”“戎”“狄”相对的族属名称。《尚书·周书·武成》云：“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乱略。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民命。”又《左传·昭公三十年》：“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诸华。”“华”用作族名区分的解释，存在“冕服采章说”和“尚赤说”，综其所意，皆认为“华”是古人从文化角度对族属的命名。
“中”和“华”同出于一语句，见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论威》：“‘中国’为‘中国诸华’。”西晋初年，“中”和“华”两个语素组合而成的“中华”一词正式出现，并被广泛使用，如《晋书·刘乔传》：“今边陲无备豫之储，中华有杼轴之困。”《晋书·陈頵传》：“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晋书·殷仲堪传》：“统属梁州，盖定鼎中华。”此三处之“中华”所指，均为西晋所统治的中原地区及其人民即汉人，为相对于“他者”即“四夷”的“我者”自称。西晋末年以后，“中华”的封闭性被打破。在空间上，被视为“居天下之中”和“居四夷之中”的故地中原，成为少数民族战马驰骋、“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称帝舞台；在血缘上，众多少数民族不断迁徙中原，与当地汉人形成交错杂居格局，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族际通婚与血缘融合；在文化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大都倾慕华夏文化，并为了巩固统治而采取一系列“汉化”举措。至隋灭陈，结束南北朝分治局面，实现统一，“中华观”开始发生转变。唐初年，唐太宗曾叹：“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之下，唐代在法律《律疏》（后世称之为《唐律疏议》）中正式把“中华”一词纳入其中，释文曰：“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非同夷狄之语，被发左衽，雕体文身之俗也。”认为凡归顺“中国”的统治、认同华夏的文化，都可称之为“中华”。作为唐朝的国家法典，《律疏》对“中华”做的这一定义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把自先秦以来的民族观做出明确化、正式化的表述，而且上升为全国性的共识和规范。此后，“中华”便出现了狭义和广义两个义项。狭义的“中华”指华夏民族，广义的“中华”则包括认同华夏政权和华夏文化的“天下”之民。唐以降，历朝统治者和精英群体对“中华”的理解与运用有所不同，恪守“华夷之辨”者选择狭义的“中华”，趋向“华夷一家”者选择广义“中华”，且因时因势而转化。在元明鼎革之际，朱元璋于1367年在应天府出兵北伐时颁布《谕中原檄》，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尽管主要内容蕴含着华夷秩序观念和华夏中心主义思想，但并未完全排斥非华夏族类，文末说：“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这一表述体现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观”，强调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民族观。
由此可见，“中”由地理概念、心理概念转化为政治概念（中国），“华”由文化概念（“冕服采章”）衍生为族属概念（“诸华”、“华夏”），至西晋二者组合成一个新概念“中华”。古代文献对于“中华”的界定和阐释体现出中国传统民族观的重要特征：一是内涵的整合性。“中华”既有“天下”中心、“一点四方”的空间含义，又有建立于中原大地上的统治政权的政治含义，还有华夏礼乐的文化含义。二是边界的伸缩性。“中华”既可指称华夏群体，也可以指代包括戎狄蛮夷的内的“天下”之民，在空间范围上可由中原推及全中国，在所指对象上可由汉人扩大至全体中国人。三是文化的建构性。“中华”所指代的群体不是固化的、永恒的，不能用血缘、地缘等实体化标准识别，而需要用文化标准进行判定，凡行华夏礼乐者即为中华，不行华夏礼乐者即为夷狄。
（二）传统族际关系知识
中国传统民族关系思想大致上延续了春秋战国“华夷之辨”以及汉代儒学家对春秋“大一统”思想的阐发。尽管中国古代民族交往关系形式多样，如和亲、朝贡、互市、会盟、战争等，“华夷之辨”也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背景中有不同的阐发，但最终都指向“大一统”的境界。“大一统”是历朝历代治理国家、处理民族关系的核心思想，并通过德治、怀柔、羁縻等方式方法表达。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夷狄入侵，“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华夷之辨”和“大一统”思想开始形成。《荀子·儒效》：“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孟子·滕文公上》：“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皆是强调文化标准而非种族的“华夷之辨”民族思想。秦汉时期，天下由分裂走向统一，“大一统”思想成为主流。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史记》拟构五帝世系，阐述“华夷共祖”的“大一统”的民族关系思想。东汉儒学家何休指出，“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礼，受正朔者，当进之”，“夷狄进至于爵”，肯定夷夏关系的可变性，肯定其可至“大一统”境界。南北朝时期，氐族政权首领苻坚提出“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的民族大融合、“大一统”思想，且在进军西域时嘱托将领：“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体现出儒家“大一统”、德治思想的深刻影响。隋唐时期的君主进一步发挥怀柔、羁縻之道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隋文帝主张以“威服德怀”的民族关系思想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唐高祖为了稳定边疆提出“怀柔远人，义在羁縻”，“就申好睦，静乱息民”的治边方略；唐太宗推崇“华夷如一”的民族观。明清时期，“华夷一家”“华夷不分”的民族关系思想得到加强。朱元璋建立政权后多次表示“华夷无间”“华夷一家”的民族关系思想，“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宁如一”，“朕君主华夷，抚御之道，远迩无间”。明成祖朱棣派遣使者到瓦剌部宣读的“圣旨”中也说：“夫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何有彼此之间？”清朝雍正帝同样主张大一统，强调“华夷不分”的民族关系思想：“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及至鸦片战争以后，“华夷之辨”的民族关系思想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方式方法仍在清代士大夫群体中得以体现。然而，随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思想东渐，经由晚清知识分子的引介推广，现代民族观念逐渐取代了“华夷之辨”。强调民族一体性、整体性的“大一统”思想仍然是理解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基础，对近现代中国民族研究和理论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我国传统民族思想与知识生产，植根于中华传统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受到传统思维方式、学术范式和话语体系影响，注重思想深刻、指向精准、表达生动，而忽视逻辑论证和体系化，不存在学科体制的支撑，具有弥散性、体悟性等特征。
二、现代民族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西方近代学科范式及其理论方法的引进，对中国传统知识及其生产的内容和形式转型产生重要影响。胸怀学术为国为民理想抱负的中国知识分子将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自觉运用于解决中国问题的应用层面上，建构现代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
（一）现代“民族”概念与思想意识的建立
戊戌变法至20世纪初，民族、民族主义、国家学说伴随政治思潮引介至中国，早先被维新派人士所吸收，运用到中国的历史解释与政治改良当中。梁启超是近代以来对译西方民族思想学说，建立中文“民族”概念，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重要奠基人。起初梁启超使用中文“民族”有时指汉族，有时统称中国有史以来的各民族，赋予了中国民族由历史凝成的一体性和整体性的解释含义。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多次使用“中国民族”概念，以“中国民族”的活动来对中国历史进行时代划分。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同年3月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但未作定论。1905年初，梁启超已然意识到中华民族并非“汉族者”一民族，而是经由中国千百年历史混合过程所构成的具有“多民族”特质的民族共同体，悍然断案道：“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梁启超对中文“民族”“中华民族”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意义建立，在当时及后来产生极其深远的学术影响和政治影响。
经由知识界、舆论界人士的阐发推广以及革命人士的政治实践，现代“民族”意识逐渐接替传统天下观念进而与国家意识不断发生结合，“中华民族”更是成为唤醒近代中国各族人民共同体意识，推进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概念。五四运动后中国民族主义受国际社会影响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民族一体性、整体性的意识观念普遍扩散。在民族学人类学领域探讨中，吴文藻赞同梁启超“客观主观，兼而有之”的民族见解，认为符合西洋最近思潮，“最为圆满”。同时吴文藻反对“一民族一国家”学说，主张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并提出“多元文化”“政治一体”推进边疆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以建设现代化的民族国家。1939年初，傅斯年、顾颉刚担忧战时日本企图借“民族自决”名义分裂中国，消解中华民族整体性，提倡“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同年5月，费孝通发文指出，民族一名词作用不至于导致国家分化，反而应从“客观事实”“民族关系”检视考察何因导致民族分化、阻碍民族团结。彼时费孝通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见解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吴文藻的民族观，认为“多元文化、政治一体”在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具有可能性。关于民族、中华民族的学术讨论因恐为战时形势带来不利而告终，这场辩论也为将来费孝通等人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埋下“种子”。
（二）现代学术范式的建构
19世纪仍因“中国热”吸引不少国外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和学者进入，在中国传教、采风、调查，写下一些游记与见闻录。然而这些活动并未对中国现代民族学人类学学术思想发展与范式建构产生多大影响，甚至因之附带殖民主义色彩遭世人诟病。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学术思想以译著的方式在中国知识界广泛传播，以古典进化论为先声，随后不同学派的译著陆续东进，包括一批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著作也被汉译出版。
在当时留学归国的群体中，一批受到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学术训练的学生成为早期建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知识体系、学术体系，推动学科建设的核心力量。留学成员承袭不同学统使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在建设之初便糅合英美与欧陆两大学术体系，呈现拼盘式的学术体系以及多样化的研究范式。中国学者对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解和旨趣的不统一，在学术理路上延展出历史学派与功能学派的分野，又称“南派”与“北派”。历史学派深受经典进化论思想及美国历史学派理路影响，着重运用中国历史文献与民族文化材料，辅以实地调查材料作民族学的比较分析研究。凭借蔡元培在国内的声望，其在1926年发表的《说民族学》一文近乎成为中国民族学诞生的宣言。蔡元培主张以社会进化的认识论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考察初民社会与文化。除了介绍实地考察的民族学研究，蔡元培提出中国经史子集、杂家游记等古籍包含丰富的中国民族材料，可以加以科学系统的研究为民族学所利用。1928年蔡元培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主任，派林惠祥、凌纯声、芮逸夫等人分赴中国各地开展民族调查，运用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与测量技术广泛收集当地民族历史文化、物质文化、体质资料，生产出具有客观性、科学性的中国本土调查报告与民族志作品。蔡元培的民族学思想贴近西方早期民族学人类学初民研究范式，形成了关于民族学天然亲近历史学而与研究现代社会的社会学产生分野的认识，指出研究“现代未开化民族的状况”的民族学可以补助社会学。林惠祥等追随者普遍接受并发展了蔡元培的民族学思想，以“历史的眼光”开展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指出“历史学与人类学关系极为密切”，研究对象为“原始的”社会和文化。与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关注的无文字“初民社会”性质不同，中国的“初民社会”与国家文明进程具有内部整体的关联性。历史学派对中国历史文献的重视和利用，形成了与西方有所不同的初民研究范式。
功能学派具有鲜明实证主义色彩，强调中国社会的经验事实是社会科学的基础源泉，主张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与社区调查方法应用于中国社会的整体研究，在推进社会科学中国化实践中产生奠基性作用。“北派”代表吴文藻在比对美国历史学派与英国功能学派在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的差别后，自觉“功能学派是社会人类学中最新进，而亦是现今学术界上最有力的一个学派”，于是撰写数文在中国推广结构-功能主义，并邀请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来中国讲学，派费孝通师从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战时迁居云南，吴文藻在洛克菲勒基金支持下建立起“燕京大学—云南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The Yenching-Yunnan Station For Sociological Research），着手推进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化建设与实践。彼时吴文藻力邀费孝通、林耀华等人汇聚“魁阁”工作站，组织基于中国本土实情的社区调查研究。“魁阁”学术领袖吴文藻建立起学术基调，包含了“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揉和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以及“社区调查研究对于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有比较深入的作用”等意涵。费孝通提倡“且慢用外国名词来形容中国事实，我们先得在实地详细看一下”的实证主义精神更是彰显出“魁阁”鲜明的学术风范。“魁阁”开展实地调查的范围涵盖中国农村与城市、汉族与少数民族地区，调查主题覆盖农业、手工业、商业，包括政治、经济、宗教等多个方面，1939至1946年期间产生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经典中国民族志作品。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化实践建构起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范式与知识生产的方式，并有意识地将民族学人类学从初民研究范式往现代社区范式推进。由“魁阁”学术共同体建构的“从实求知”、多学科综合研究与社区调查为特点的研究范式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术体系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富民强国、现代国家建设，是绝大多数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学术实践与知识生产的根本目标和主线，基于社会事实的经验研究定位成为共识，田野调查等实地调查方法得以确立。如费孝通的苏南农村调查，林耀华的福建农村调查，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吴文藻、林耀华、费孝通对西南地区苗、瑶、彝等少数民族社会的研究，杨成志、黄文山等人的彝族、黎族研究，杨堃、陶云逵等人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研究等。此外，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因应战时之需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展开研究，发展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边政学研究，应用于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族学、人类学引进不久，吴文藻、费孝通等一批学者就开始自觉地推进中国化。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在此阶段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田野调查等实地研究成为知识生产不可或缺的环节和基本方法，体现近代实验科学精神的社会科学特征和中国传统表述方式的“从实求知”学术范式得以确立，并呈现出鲜明的救亡图存、服务国家建设和人民福祉的应用性特征和中国化努力。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初步形成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逐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指导思想，也成为中国民族研究的主导思想。20世纪50年代在国家力量作用下苏联民族学迅速移入中国，对中国民族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构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中国的民族研究在国家主导下开展紧贴民族工作的学术实践。苏维埃民族学研究范式以及中国官方主导的“族别式”民族调查，共同将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导向了以社会形态发展为“经”、以具体民族单位为“纬”的历史化、实体化、族别化的研究范式。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引进与早期中国化探索
19世纪40年代起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发表大量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包含对民族形成、民族关系、民族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等民族问题的思考，形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俄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革命家看到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自强的可行路径。中国共产党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践行者。中国共产党在对待中国民族问题上与国民党的做法有所不同。在民族观上，国民党蒋介石主张“中华民族”之外皆非“民族”而是“宗族”的大汉族主义。中国共产党主张“民族平等”，“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联合各族人民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中华民族大联合，“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在成长环境上，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有着更深刻的“切身性”认识。长征期间红军经过西南、西北多个省份，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与各族人民产生广泛密切接触，彼此建立起深厚的民族情谊，中共领袖和红军指战员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性，包括习俗、身份、心理和认同等都有不少切实体会。这种切身经历使中国共产党能够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并用于研究、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没有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而是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1938年9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中，中国共产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民族发展道路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不照搬苏联模式建立联邦制，而是基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事实，创造性地提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36年10月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早期尝试。中国共产党早期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探索，强调以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为基本原则，以及注重实地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深刻影响着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开展和走向。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实践与现代国家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民族研究转向围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进行服务于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学术实践。为了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建设，国家组织民族学及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民族调查研究工作，民族研究与国家建设、民族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达西北、西南、中南、东北、内蒙古等地访问少数民族，“传达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对全国少数民族同胞的深切关怀，宣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密切中央人民政府与各民族的联系，加强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隔阂，疏通民族关系，培育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认同。1953年起，中央政府开始组织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学者开展民族识别工作。费孝通、林耀华发文指出，少数民族“族别问题”的研究对民族识别工作具有实际意义，是当时民族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1956年，当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的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要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进行调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的组织领导下，由宋蜀华、陈永龄、林耀华等民族学家执笔起草与修改编印《社会性质调查参考提纲》，规划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的调查纲领，先后抽调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机关干部和高校在读学生1000多人组建16个调查组，1956年起逐步分批分赴各地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此次调查收集到大量珍贵资料，其中文字资料达3000多万字。还收集到一批文物，拍摄了关于云南佤族、凉山彝族、海南黎族、黑龙江鄂温克族及西藏等的十多部纪录片。至20世纪60年代初，以调查资料为基础编印出《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此外，一批学者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讨论“民族”一词的使用翻译问题，讨论民族的形成、少数民族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收集整理少数民族历史文献和撰写民族史等。
这一阶段的民族调查研究对新中国民族学知识体系基本框架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民族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得以确立与巩固，成为调查研究与解释中国民族现象的主导范式；其次，国家成为知识生产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国家意志主导着民族学知识生产的目标和内容，民族学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民族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包括费孝通、林耀华、杨堃、杨成志等老一辈民族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纷纷检讨与批判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及其思想，普遍接受马列主义民族理论。1954年高等教育部提出“苏联经验中国化”号召，中苏双方进入频密的学术交往时期。大量苏维埃民族学论著译介至中国，众多苏联民族学专家学者到中国讲学、调研、开展合作课题，中国青年学者也到苏联访学。期间，切博克沙罗夫（H.H.Чебоксаров）到我国中央民族学院讲学时引介了苏联民族学界提出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并在1958年与林耀华合作编写《中国的经济文化类型》一文，将理论运用到对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科学划分与论述上。代表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范式的苏维埃民族学派是继英美、欧陆体系后移入中国的新的学术体系。虽然苏联民族学在中国停留短暂，但由于受到国家力量主导，对当时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苏维埃民族学派被定位为历史科学，结合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地理学等学科形成综合研究，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探讨民族起源、原始社会史、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等议题。“苏联民族学者往往以一个具体的民族单位作对象，从研究这个族的起源和形成问题到它的现代生活”。受苏维埃民族学派范式影响，中国的民族研究逐渐倾向历史化、实体化和族别化。
四、民族学知识生产全球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得以“正名”，学科迎来恢复重建。与经济建设的对外开放相适应，包括民族学在内的各个学科相继“打开国门”，采用“派出去”（派出学生出国留学和青年学者出国访学）、“请进来”（邀请国外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来中国开展民族调查研究，引进西方民族学、人类学论著及理论方法）、“走出去”（派出学者到国外开展田野调查与撰写“海外民族志”），以及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等方法展开民族研究，出现了引进国外民族学和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中国民族，国外学者与中国学者或分别或合作研究中国民族，中国学者研究国外民族等知识生产全球化景象。
（一）学术国际化与反思性实践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高校逐步恢复了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工作，学术发展迎来生机。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与全球学术有了密切交流的可能。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开始走向规范化、系统化，研究视野呈现学科交叉化、多元化的特征。
面对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带来的新的学术发展环境，学术“本土化”成为一股重要的反思潮流。其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性地借鉴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结合中国田野经验发展出能够与西方对话的理论；其二是充分发掘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文化资源，基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历史实情开展学术研究。学术“本土化”的讨论，实质上反映出全球化背景下学者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学术、知识体系建构的自觉反思与深切追求。
这股反思潮流还体现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之中。民族学人类学的知识生产源于田野工作的“从实求知”，西方民族学人类学有研究人员到异国他乡探索他者“异文化”的田野传统，包括苏维埃民族学派也倡导书写“世界的民族志”。然而，受政治时局和研究条件制约，民族学人类学传入中国以后没有把“海外”列为调查研究重点，很少有学者到国外开展田野工作，绝大多数的调查研究集中于国内农村和国内民族。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者发挥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致力于中国初民社会、汉人社区、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组织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人员大量开展对本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20世纪80-90年代，有围绕撰写“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围绕少数民族地区现状与发展问题，针对人口较少民族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等主题开展的全国性民族学调查。这些研究主要都在中国本土范围之内。本土调查的“内卷化”，往往容易导致材料重复积累，难以有效满足新阶段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知识创新的需要。因此，“无论从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需求来看，还是从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来看，国外民族志研究都是非常必要且迫切的”。
中国民族学人类学长期以来缺乏在异域探索异文化的知识生产局面在21世纪初出现变化。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率先发起海外民族志实践，组织一批青年人类学者到海外书写文化，主张“通过世界而看自己”“从海外看中国”。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以东南亚国家为主阵地，组织多名师生前往越南、缅甸、老挝、泰国调查，完成了一批东南亚民族志，随后向南亚及亚太拓展。随着《海外民族志大系丛书》《东南亚民族志丛书》《亚太民族志丛书》的面世，逐渐填补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在海外民族志领域知识生产的缺失，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区域从本土推向了国际。海外民族志研究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在全球化背景下迈向国际“田野”开展学术探索的重要一步。
（二）民族研究范式的转向
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民族研究除了反思过往泛阶级斗争化和意识形态化之外，更重要的是转向对民族关系性、整体性和共同性的关注，从中形成新的民族研究范式，发展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族别研究范式曾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族研究的主要范式。然而以具体民族为单位的族别研究范式容易割裂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微观、中观与宏观的层次关系，以及局部与整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曾在20世纪50年代发文倡导“族别问题研究”重要性的费孝通在回顾过去的民族研究时也不禁慨叹：“过去的民族研究是按民族的单位孤立起来，分别一个一个研究”，“民族与民族之间分开来研究，很难把情况真正了解清楚。我主张最好是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提出“民族走廊”，一些学者在西南地区开展的民族学区域性研究等，都在有意识地建构起理解中国民族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整体性与族群交互性的民族学区域研究范式。
20世纪80年代的民族研究，逐步将重心从“识异”放到“求同”，强调中华民族整体性与共同性的学术思想在逐渐形成。谷苞在1985和1986年撰文一论再论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形成和发展，陈连开在1987年发文论述中华民族的含义及其历史整体性。80年代末费孝通系统阐发“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极具深厚学术积淀和现实价值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费孝通从1939年顾颉刚的观点中吸取了强调团结和“一体”的合理元素，是对吴文藻“多元文化、政治一体”观点的扬弃，从更高层面上指出了中国境内56个民族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存在，及其与各民族自身认同的辩证关系。理论“对中华民族构成的全局和中国的民族问题作了高层次的宏观的新概括”，使“中华民族”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规范超越基本民族单位的族际现象与族际事实。费孝通对中华民族的新阐释更是引发学界对中华民族整体性和共同性的关注和研究，开始从中华民族整体史、民族关系史论证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性、古今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历史轨迹，探讨中华民族整体历史发展过程。
20世纪80年代，在内地学者与海外学者的学术交流中，“族群”一词开始进入国内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视野。随着相关译著大量引进、出版，族群理论迅速扩散传播成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世纪之交的学术研究热点。西方族群理论的引进对中文“民族”概念带来新的挑战和反思，并对中国民族研究及其范式转换带来深刻影响，促进学者通过发掘中国历史文献资源、开展个案研究等形式对族群理论进行本土化知识体系建构，推动关注互动与关系维度的族际问题研究视角的兴起。
此外，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族研究关注兴边富民、西部大开发，日益贴近中国民族政策，出现了新的研究议题，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法制化，人口较少民族政策和区域差别化对策等。21世纪初，开始关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以及城市民族问题。民族研究从中也得到了长足进步。
与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样，中国民族学的知识生产在这一阶段数量上爆发式增长，总体质量得到快速提升，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学术深度不断增强，调查方法趋于规范化。在纷繁的探讨议题中，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成为贯穿始终的主线，涉及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生态等各个领域，社会转型、文化变迁、现代化和全球化等成为热议的论题。当然，也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除了费孝通、潘光旦等极少数专家之外，许多学人满足于用国内外现成的概念和理论解释中国当下的民族现象，而缺乏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自觉意识和学术实践；二是不少人沉迷于无关宏旨的文化细节的调查研究，民族学的“元问题”和核心论题关注者寥寥。
五、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自觉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鉴于新时代复杂突出的民族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推动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从自在走向自觉。
（一）学术主线的突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研究突显的学术主线，深刻影响着新时代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建设、学术转型和知识生产。新时代中国民族学者开展的相关研究和讨论立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突显的学术主线，并努力尝试发展出具有自主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研究。
一是推进思考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学科建设。郝时远指出建设中国特色民族学必须立足本土、放眼世界、坚持民族学学科母体地位；何明提出新时代如何聚焦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开展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杨圣敏、袁同凯等人倡议在新时代建设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继承性的民族学中国学派。二是促进中国民族学学术转型。徐杰舜指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民族研究必须走出学术碎片的‘沼泽地’”。段红云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民族学研究需要推动吸收借鉴与守正创新相结合、单一民族与中华民族研究相结合、国内民族研究与海外民族研究相结合等，以此不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何明指出，新时代中国民族研究在认识论上应从初民社会范式转向复杂社会范式，从本质论转向实践论，从实在主义转向关系主义，并要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研究，以经验研究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实践与理论研究。三是影响着中国民族学知识生产的创新和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为中国民族学知识生产的创新和发展开了一个好题，新时代以来学界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念形成、话语建构与基本内涵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学理性考究与阐释。学者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的学术研究，呈现出大量具有新角度、新材料和新议题的学术成果。国内一些重要的学术刊物和学术机构也围绕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进行相关的学术实践与理论建设。
与此同时，学界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取得的海量学术研究成果中也明显呈现出政策解读多、逻辑推导多、宏大叙事多以及事实调查少、个案积累少、深入分析少的问题，缺少回归到民族问题本身开展经验研究和进行民族学的知识生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生机理隐匿于中国各民族社会生活及内在逻辑之中，需要经验研究去探寻，以经验研究见长的民族学人类学在此可以有所发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顶层理论设计，需要底层经验研究与中层理论研究作支撑，补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发展。可以说，以经验研究见长的民族学研究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相辅相成的。当前中国民族学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的经验研究成果还较少。扎根于经验研究基础上进行知识生产的民族学具有建构中层理论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这方面民族学前辈们已有所建树，走出了不少路子，早已交出了答案。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命题为中国民族学知识生产的创新和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只有通过加强中国民族学的经验研究，才能切实有效地充实和推进中国民族学在新时代新命题新主线之下的知识生产。
（二）学术理念的重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研究以中华民族整体为面向，以现代民族国家为视角，并紧密贴合中国民族工作的整体走向。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重点强调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心与方向，一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二是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三是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代中国各族人民的关系性、共同性与现代性特征将进一步突显，意味着新时代中国民族研究将因应民族工作的走向和民族问题的时代特征进行学术理念的重塑。
一是现代性理念的强化。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初民社会研究范式长期以来对中国民族研究产生深刻影响。“二战”以后，初民社会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而消失殆尽，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家也都纷纷转向现代复杂社会的研究中去。中华大地上大多数民族早在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中走出初民社会进入现代复杂社会。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等民族学家也早已意识到初民社会研究范式在中国民族研究中的局限性并转向探讨现代国家背景下的民族问题，将现代与国家视角带入民族研究中去。时至今日中国各个区域、各个民族无可避免地进入了现代社会，现代性深刻体现在各个民族的日常生活和交往行为方式当中。现代性理念理应在新时代民族研究中得到加强。
二是关系性理念的强调。任何民族都是关系中的民族，都产生于历史和现实、内部和外部、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自然与社会等相互交织与相互作用的多维关系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庞杂的民族关系体，“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关系性的最好阐释。随着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兴边富民、西部大开发，以及21世纪的社会转型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加快，不同地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日益加深，民族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将研究对象恒定化、族别化、原子化的实在主义理念将难以应答中国当前的民族问题。强调关系性理念是新时代民族研究的重要取向。
三是共同性理念的突出。“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将研究对象特殊化、差异化是西方民族学人类学旧有的学术理念，具有时代局限和弊端。这不仅不适应于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学术研究，也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事实上的差距。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族学家便已意识到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特征，并将共同性理念置于中华民族的研究中去。基于中国民族的社会历史事实与主要特征，新时代民族研究的共同性理念将进一步突出。
六、结 语
中国民族学知识生产历程的深入系统研究是新时代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前提和基础。民族学知识生产历程研究能够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两个方面的主要支撑：一个方面是资源支撑。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和专家学者面对其所处的时代和特定的民族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解释力和有效性的思想、概念、判断和理论，对于解决当时的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或直接或间接的积极作用，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和国家统一的思想根基和学术支撑。这些民族思想、概念、判断和理论是新时代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不可或缺的思想根基和学术资源。另一方面是经验借鉴。民族现象异常复杂，解释民族现象的知识只有置于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验证，才能对其信度和效度做出准确评判，也才能归纳总结出知识生产的经验教训，从而为新时代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参考借鉴。
作者何明，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谭任均，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地址：昆明市，邮编650091。
原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和参考文献删去。引用请务必以期刊发表版本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