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谈了学科发展的4点看法:1.三个学科在研究对象、方法、理论等方面是相近甚至基本相同的,其中民族学与人类学实际上是同一个学科。2.在理论导向和问题导向两类研究取向中,应该更侧重问题导向的应用研究。因为理论的检验和创新都需要在这种研究中才可能实现。3.更多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每个人的研究更加专门和集中,是产出更有深度的成果之路。4.中国学界应该在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创新理论和方法,并在国际学界竖起自己的旗帜。
关键词：民族学; 学科关系; 问题导向; 集中研究; 中国学派
我们把人类对主观与客观世界的探索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①等不同的领域，这些不同的领域又被划分成数不清的学科，学科是什么？无非是帮我们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去认识、适应和改造世界的各种工具。民族学就是这样的一种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当今形势下，我们如何才能把握好民族学学科的发展道路，少走弯路，更快进步呢？在此笔者想从民族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民族学研究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和学科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等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民族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一)学科开放是大趋势
现代科学发展初期的特点是将研究的领域划分成一个个范围比较狭窄的学科，这样做有利于在每一个点上发现积累更多的信息，有利于研究的深入。于是几百年来，学科划分越来越细，每一学科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并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知识体系。可是当学科划分过细的时候，也有不利的一面，即当你单独从某一角度去做研究的时候，很容易只见一斑、难窥全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像盲人摸象一样，轻易地以为一片树叶可以代表全局。事实上，任何实际的社会问题，都比单一学科的理论要复杂得多，所以真正要做好社会的研究，你必须从多种理论、多个角度出发，运用多种方法才可能更全面地揭示出这个问题的真相，从而把复杂的问题分析得比较清楚。所以，现代各学科经过几百年比较独立的发展之后，为了解决复杂的问题，就需要各学科之间互相开放、交叉合作才能有更多进展。目前，学科之间的合作，已成为科学研究取得突破的主导趋势。有人做过统计，从1901年设诺贝尔奖至2008年这108年间，在总共授予356项自然科学的奖项中，交叉研究成果有185项，占52%。其中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大部分成果是属于单一学科的，交叉学科占比仅为45%左右，而到了50年代以后，大部分成果则是交叉性的，交叉成果占比达到了67%。同时，对于诺贝尔奖得主的知识背景的考察可知，有跨学科知识背景的学者更可能登上诺贝尔奖的领奖台。诺贝尔奖得主的跨学科知识背景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曾获得过其他学科的学位；二，虽然没有获得过其他学科的学位，但有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知识组成；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合作来开展同一项目的研究。所以，目前，二人及二人以上合作研究共同获奖的比例已占70%以上。[1]著名英国学者W.I.B.贝弗里奇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知识的宝藏越丰富，产生重要设想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具有有关学科甚至边缘学科的广博知识，那么，独创的见解就可能产生。”他还说：“成功的科学家往往是兴趣广泛的人。他们的独创精神来自于他们的博学。多样化会使人观点鲜明，而过于长时间钻研一个狭窄的领域，则容易使人愚蠢。”[2]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科学学教授约翰•齐曼(John Ziman)说：“从认知的观点来看，跨越学科界限，是精神创造力的主要源泉之一。”“重大的科学创新，都是跨越学科之间屏障的结果。提倡在研究中更多的学科交叉，实际上是对更多科学独创性的要求。”[3]面对科学研究发展的这个大趋势，民族学研究也必然要更加开放，走跨学科、多学科合作研究的道路。更具体一点说，首先要淡化与相近学科之间的界限。下面，我们就通过讨论民族学与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关系，来说明这种淡化界限的必要。
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划分界限的理由，缘于他们研究的对象、使用的方法、分析问题的角度和理论是不同的。而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在这几个方面则是相近甚至基本相同的，所以我们说这三者是相近学科。特别是民族学与人类学，其实是相同的一个学科，因为这两者在以上三个方面都是一样的，即相同的研究对象、相同的研究方法、同一套理论。为什么这样说呢？
(二)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
民族学与人类学都以不同人群为考察对象
对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国际学界多认为这两种称呼基本上是指同一个学科。美国称为文化人类学，英国称为社会人类学，欧洲大陆的德、法和俄罗斯等国称为民族学。
现代意义的民族学和人类学，是起源于西方不同国家的同一个学科。
“民族学”一词作为学科的名称最早出现于18世纪60年代德国的哥廷根大学。以后在德国有两个同义词都指称“民族学”，分别是源于拉丁语的德语形式“ethnologie”和纯德语词“vǒlkerkunde”。“ethnologie”由ethnos(民族、族群、人群)和Logie(科学、研究)组合而成，英文称ethnology，顾名思义，是以不同的民族、族群或人群为研究对象的学科。[4]“民族学”这个名称主要被应用于欧洲大陆的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国。出生于德国并在德国学习民族学的著名民族学家Franz Boas(博厄斯)曾把德国的这种分类传统带到了美国，但后来美国较少使用民族学一词，美国学界一般是把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等同看待。Franz Boas也一直被美国人称为人类学家，而且被认为是当时美国人类学界的代表性权威学者。
在美国，民族学一般被称为“文化人类学”(Culture Anthropology)，在英国则称为“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
“人类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由anthropos(人)和logia(科学、研究)组合而成，意为“研究人的科学”。英文称为“athropology”，它通常被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研究体质(生物)的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或称“生物人类学”)；另一部分是研究社会与文化的人类学(称为社会或文化人类学)。而文化和社会都是群体的属性。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即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其实总是各种社会文化的产物，他总是各种社会文化塑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个人的文化和社会属性都来源于其生活的群体、社会环境。所以，无论是文化人类学还是社会人类学，也如民族学一样，都是研究人类不同群体的社会与文化的学科。
由此可知，在国际学术界，民族学(ethnology)，又称“文化人类学”(Culture Anthropology)或“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是通过对各种不同民族、族群等群体的研究来探讨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学科。
民族学(或称人类学)研究的“人群”、“族群”单位，是多层多意的。它可以是以地域为基础的聚落、社区；可以是建立在对某种文化、利益互相认同基础上的跨地域的人群；也可以是以整个文明或现代国家为对象。也就是说，民族学研究的单位，可以是一个民族，也可以是以国别、地域、职业、年龄、信仰、性别、阶级和阶层等社会的或文化的界线划分的不同人群(如：山东人、农民、工人、青年人、穆斯林、女人、男人、资本家、弱势人群、各类明星等)。更经常的情况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同时包含几个不同类别、分属于不同阶层、单位的一个生活群体，一个小社会或一个地域(如：部落、村庄、街道、学校、城镇或一个地区等)。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特点：田野调查
我们说“民族学与人类学都以不同人群为考察对象”这样一种定位和解释，又显得太过宽泛。因为所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主要或重点以人类或人群为研究对象。那么民族学的独特之处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归纳为3点：第一，它的研究重点针对社会和文化；第二，它重点研究当代社会；第三，它的方法主要是“读社会”而不是“读文献”。即民族学/人类学比较多地强调对不同人群、民族的社会、文化的研究。在时空观念和研究方法上，重点是通过对当代的社会与文化进行实地的调查开展研究。
科学研究是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研究的基础是掌握第一手的资料(所谓第一手的资料，就是根据人们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所记录下来的资料)。各学科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方式是不同的，如历史学主要靠查阅文献来寻找第一手资料，而民族学/人类学的第一手资料则主要靠实地的、或称现场的调查来取得。实地调查又称为“田野工作”(field work)或“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方法最重要的特点。民族学/人类学家将自己在调查中的发现和体验用较为细致的方式进行描述、归纳和分析，这主要表现为民族志的撰写。田野调查和撰写民族志，就成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最基础的方法和基本的过程。
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也是相同的
民族学和人类学在历史上曾经是西方国家以研究其殖民地的“异民族”、“初民社会”为主要对象而发展起来的学科，但是殖民主义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学者们对全球人类学民族学的学科历史进行分期时，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称为“殖民主义时期的人类学”，也有人直接称之为“殖民主义的人类学”。二战以后，随着全球绝大多数殖民地的纷纷独立，人类学、民族学已经全球性地逐渐将研究本国、本土、本民族和发达社会作为重点或重点之一，并称之为学科的“回归”。因为已经没有早期西方学者那种明确的为殖民主义服务的政治目标，所以被有些人称为“现代和纯学术的人类学”，由于其研究对象大量转向本土，又被称为“地方性的”、“多样性的”人类学。有国外学者预言，未来的人类学、民族学将是在地方多样性研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全球性人类学、民族学。[6]可见，从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上来看，研究本土、本民族、主体民族，研究城市、现代社会，已逐渐成为当代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主流。②
任何一个学科都要有其主要扎根和生存的土壤，二战结束后，民族学/人类学生长的土壤已经逐渐从殖民地转向本土，从“初民社会”转向全人类，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还在二战结束以前，著名人类学、民族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给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所写的序言中说：“我认为那面向人类社会、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真正有效的科学分析的人类学，它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为达此目的，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较先进文化的研究。”马林诺夫斯基是以研究“初民社会”而成名的学者，当读完费孝通研究中国本土的著作后，他说：“我们中间绝大多数向前看的人类学者，对我们自己的工作感到不耐烦，我们厌烦它的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我怀着十分钦佩的心情阅读了费博士那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论点和生动的描写，时感令人嫉妒。他书中所表露的很多箴言和原则，也是我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所主张和宣扬的，但可惜我自己却没有机会去实践它。”[7]人类学以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为目标，特别是以探讨和揭露人类的本性为最高目标。为达此目标，当代学者们也多认为“在本土研究可能更容易接近真理”。[8]也就是说，不管是自称民族学还是人类学的学者，其研究领域都在同步地转变，他们始终扎根和生长在同一块土壤里。
在国际学界如上的转变和发展已有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国内仍有人说，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的，民族学是研究民族问题的，主要是研究少数民族的，它们是不同的两个学科。这显然是不顾学科发展历史的一种望文生义的说法。
1949年以前，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的研究领域，曾经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并重。在1950-1970年间，人类学和民族学作为一个学科相继被撤销了，在那个年代，民族学只能蛰伏于“民族问题研究”之中。现在，历史已经拨乱反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将民族学的研究领域局限于少数民族了。几千年来，中国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历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社会与文化特点在形成过程中都跨越了明确的民族界线，关系密不可分。新时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大规模人口流动与信息的高速流通，两者的社会与文化加速交流与趋同的趋势更加明显。在这些研究中处于前列的学者常会感到传统概念和方法已逐渐脱离了现实世界。所以，对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的研究仅是民族学的一部分内容，一个将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汉族剥离出去的民族学，既难以对少数民族社会和文化有很全面和深入的理解，又对学科发展的学术目标和民族研究本身都有不利的影响。
其实，中国老一代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清醒的认识。早在1957年，费孝通和林耀华在共同撰写的《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一文中就提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一切民族在内的”，“把少数民族和汉族分开来作为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没有根据的”。[9]1980年，林耀华撰文重新讨论当前民族学的对象和任务时，再次把开展对汉民族的研究和对世界民族的研究作为“迫切任务”中的两项。[10]
中国民族学会在20世纪90年代就成立了专门从事汉民族研究的分会。实际上中国民族学界对汉族的研究从来没有间断过。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民族学界在研究国内少数民族的同时，也对汉族以及海外民族作了不少调查和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1]所以，如果再有人将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划分开，说民族学仅仅是研究少数民族的，人类学是研究汉族的，显然是全无道理的。从学理和研究实践上看，事实很清楚，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是相同的。
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理论是相同的一套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目标是创建理论。为什么呢？理论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现在，指导行动，预见未来。
社会科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人类虽然分为各种各样的人群、民族，但人类的本性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各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制度都是人类为适应各种不同的客观世界、客观环境所创造的。既然如此，我们就认为在相同的环境里，人类会有相同或类似的表现。我们把这各种不同环境中人类相应的表现总结出来，就是人类社会普遍性的规律和理论。有了这样的理论，我们就可以比较广泛地认识各种各样人类社会的不同现象。例如：婚姻家庭、流动人口、社会分层、族群关系等，都是把人在不同场景、地位、处境下的表现做规律性总结，这种总结就是相关问题的理论。
而理论是分层次的。自民族学/人类学创建一个半世纪以来，通过对人类各民族、群体各种层面、角度的探讨，学科理论已自成体系。如果按照理论所能够涵盖阐释的时空范围之长短、大小来划分层次，这个体系中的各种理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宏观层面的理论：这类理论往往比较抽象，是对整个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进行宏观的思考，给以整体的阐释。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化论学派的社会发展阶段论等。第二，中观层面的理论：这类理论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是探讨人类社会的某个阶段、某一类现象得出的总结，是属于从某一局部或某一时段的历史文化现象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比如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研究，学者们分别探讨游牧民族(如蒙古族)、绿洲农业民族(如维吾尔族)、穆斯林民族(如阿拉伯民族)等各种社会文化特点的总结等。第三，微观层面的理论：这类理论针对社会文化中大量涌现的可观察到的社会行为和事物，对某个具体的社会文化现象作细致的研究。例如某个节日(如中国的春节)、风俗(如某个民族的婚俗)、某种行为或仪式(如礼物之交换或成人礼)、关系(如夫妻或邻里关系)的研究所进行的理论阐释。这些理论所涵盖的时空范围更狭小，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微观层面的理论。
理论还是分为不同视角的，是需要互补的。我们的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无限广大，变化不息，复杂万象，而且事物都是多方面的。单独的个人或是有限的时代都无法解释清楚这个世界的面貌和本质。因此，我们的研究需要有不同的角度，不同角度互相补充，才能认识事物的全貌。例如，当以某一民族为研究对象时，我们可以从经济的角度，利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或是从自然环境的角度，利用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或是从历史的角度，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分别开展研究。也就是说，理论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工具越多越好。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创建理论，创建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世界的问题是无限的，作为解决问题的不同层面和角度的工具也是越多越好。
一个半世纪以来，民族学/人类学创建的理论由于层次角度不同，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其中影响最大的理论往往被称为理论学派。这样的学派包括：19世纪中叶创建的进化学派；在进化学派之后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出现的传播学派；20世纪初以美国的博厄斯为代表的历史学派；此后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又流行结构主义学派。
所有这些影响重大的理论都既是民族学的理论，也是人类学的理论。所以说，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理论是相同的一套。
综上所述，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都是相同的，他们其实就是同一个学科。
学理之争还是位子之争
如上所述，近百年来，在中国同时有民族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名称的使用，最初是由于译自西方不同的国家和语言。③在欧美国家尽管称呼各异，但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名称的争议，因为每个国家在国内都主要沿用自己传统的称呼。二战以后，由于以美、英为主的英语的强势地位，在欧洲大陆的德、法等国，“人类学”一词也逐渐流行，但学者们并不认为它与“民族学”是两个学科。也就是说，学者们都认为自己既是民族学家也是人类学家。而在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由于这个学科都是来自西方，所以往往有类似中国这种同时存在两种称呼并划分为两套人马的情况(在韩国也是如此)。两种学科名称的争论，在日本国则是另一种表现。日本曾长期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学学会，同时也有部分学者使用人类学一词。日本学界一些人认为，日本民族学的研究比较重视个案和深描，人类学则更重视对案例的对比分析，也更国际化。与欧美国家不同，日本和中国国内都为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关系争论不休。
1994年，日本民族学学会在接待了一个大型国际人类学会议以后，有人提议将“日本民族学学会”的名称改为“日本文化人类学学会”。理由是这两个名称其实是同一个学科，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用人类学的名称更好确定课程和研究课题的名称，也可以加强跨文化研究和比较研究，再者，用人类学名称会让更多人认同这个学会。很多人希望日本的民族学更国际化，与国际接轨。[12]当然是希望与美、英的学界接轨。当时日本民族学会的会长说，民族学这个名称太陈旧，这个名称已不能代表这个学科实际的研究领域的性质，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多数大学的课程和研究机构的研究项目都已改用人类学这个名称。当时支持和反对改学会名称的两派人争执不下，1994年10月学会召集大会进行投票表决，结果是反对改名的人以超过50%的微弱多数票获胜。反对者的理由其实并非是学理上的，他们主要的理由是，如果放弃已沿用了60年的民族学名称，就等于否定60年的学科历史。他们特别担心，如果民族学改为文化人类学，就降低了学科的地位，民族学家们的个人名誉地位也会因此而受损失。同时，多数人也不愿意看到该学会分裂为两个学会，不希望分裂为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两支队伍，那样对学科的发展和每个人都有不利的一面，那时个人的研究范围可能会被限定在某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也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失去在更大范围内从事研究的可能性。因此，日本民族学学会更名的建议没有获得通过。[13]日本学界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两个名称和名称之间关系的争论，让我们看到，这主要不是一个学理的争论，而是出于不同学术团体、单位和个人的资源、利益和名誉等方面的考虑。到了2006年，日本学界再次召集针对这个问题的会议，终于通过了将名称统一更改为人类学学会的决议。这样的更名也让我们看到了美英比欧洲大陆更强势的文化影响在日本的体现。
中国学界在民族学与人类学到底是一个还是不同的两个学科的争论也持续了多年，与日本的情况类似，其实主要也不是学理的争论。有国外学者指出，这其实是“争位子”的辩论，是已“走入死胡同”的辩论，从学理上看是没有意义的。[14]
中国老一代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明确的态度。如，费孝通先生说：“在我身上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一直分不清，而这种身份不明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这一点很重要，我并没有因为学科名称的改变，而改变我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理论。我的研究工作也明显地具有它的一贯性。也许这个具体例子可以说明学科名称是次要的，对一个人的学术成就的关键是在认清对象，改进方法，发展理论。别人称我作什么学家是没有多大关系的。”[15]
实际上，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在西方国家经过一百多年各自的独立发展，现在已逐渐走向互相的渗透与联合。如，在西方有的大学(如加拿大的西蒙佛雷泽大学等)，将社会学和人类学合建为一个系，称为人类学与社会学系。而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国际学术界早已将其基本归为一类。费孝通先生在1992年将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改名为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后说，这三个学科构成了一条江水，“我们都是同饮这条江水的人……三科是一个集团”。[16]
一百多年来，这几个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领域都在不断发展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趋势是更多地转向对现代社会、主流社会的研究。而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经济全球化的拓展又推动这种研究不断扩大地去借用和参照其他学科、其他领域的知识，不断互相交叉与联合来研究共同的问题。[17]这都提醒我们，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学科将日益走向联合而不是更清楚的分界。
民族学人类学的不断分支
一个半世纪以来，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领域、视角和对象都在不断扩大，其分支学科也随之不断增加。
研究地域的扩展
传统的民族学曾经以“初民社会”，以异域、边疆、乡村的人群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当代人类社会正快速地走向城市化。如今，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已达到70%以上，从全球看，一半以上的人口已居住于城镇中。④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也从1966年的18%上升为如今的超过50%。民族学研究如继续局限于乡村和边疆而回避城市，显然会脱离对多数人群的研究，也难以站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沿。于是上个世纪60年代，都市人类学产生了。对复杂的、都市社会的研究，又推动民族学有更多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的扩张。如，对城市的流动人口、社会网络、家庭结构、生产方式，城市的民族关系、宗教活动、妇女与贫困问题等的研究。
研究内容的开放
实际上，在各学科中比较，民族学或人类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开放性。它是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对其他学科加入和开放的学科。它的研究内容几乎涉及其他所有学科的知识，既包括社会科学的，人文学的，也包括自然科学的。它的研究越深入，这种联系和开放性就越强。
随着学科的发展，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民族学/人类学分支学科陆续出现。例如，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有关的心理民族学(心理人类学)、教育民族学(教育人类学)、经济民族学(经济人类学)、语言民族学(语言人类学)、政治民族学(政治人类学)、法民族学(法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有关的生物民族学(生物人类学)、医学民族学(医学人类学)、生态民族学(生态人类学)等；与技术有关的如影视民族学(影视人类学)、计算机民族学(计算机人类学)等；与人文学科有关的如艺术民族学(艺术人类学)、文学民族学(文学人类学)等，不一而足，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分支学科还会不断增加。
为什么民族学、人类学有如此开放的特点呢？因为它研究的是人、人群、人群关系、人群的社会与文化，所以与人有关的方方面面都会涉及和探究，只有从多种不同的视角去观察、探索、分析，才可能有更准确的解释和科学的判断。
这种开放性与合作研究发展的趋势，也在推动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越走越近，而不是越走越远。
(三)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几乎是同时在西方国家产生的。社会学的创建主要源于对西方社会本身的研究，因此过去曾被认为是以研究西方的现代社会、复杂社会、城镇和较大规模的工业社会为主的学科。而民族学是研究西方以外的殖民地的“初民社会”、无文献的小规模农业社会为主的学科。
这两个学科的研究内容既有重合之处，如都市人类学/民族学、社区研究、流动人口、社会分层、乡村社会学等，也各有不同的侧重。社会学重点针对不同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开展研究，力图从中总结出现代社会一些共同的规律。民族学的研究则侧重于不同族群和社会的文化特点，力图阐释这些特点存在的原因。这两个学科的差别主要在研究方法上。是不同的研究对象和关注的侧重点，造成了不同的研究方法。
传统民族学研究的是小规模、无文字的族群，研究对象的单元之间同质性强，适合那种场景和研究对象的方法就比较直观。主要是近距离观察，记录和参与其日常生活，然后写下这种文化的民族志。它强调局内的参与观察，即深入所研究的社区、人群、民族中进行比较长时间的观察、体验和访谈，并据此对其进行分门别类的详细描述，进而开展定性的分析和解释。
社会学研究较复杂的现代社会，社会多样且规模较大，同质性低，所以需要用更为复杂的定量的方法去进行调查和分析。针对大规模复杂社会，社会学的典型方法是依靠问卷等形式搜集大量的定量数据，所以，抽样调查，进行统计和量化分析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在微观和中观层面也创建了更多针对现代社会的理论。
这两个学科从事研究的出发点不同，归宿也不同。民族学要探究文化的影响、作用，它的侧重点是人类各群体的文化。如，习俗、观念、宗教、行为规范等。社会学以社会问题为重点，目的在于社会矛盾之解决。社会学主要研究的题目，如，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基本社会制度、亲属制度、社会分化和分层、社会控制、社会整合、社会变迁、社会冲突等。
以上所述都是在二战以前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特点和差别。二战以后，上述特点和差别则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变化的方向就是这两个学科日益靠近。
20世纪20年代，一批自西方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者回到中国，在对中国社会开展研究后不久，就提出了这些学科需要本土化才可能在中国应用和扎根。本土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将这两个学科的理论方法综合应用。如，曾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吴文藻先生早在30年代就说：“在作者看来人类学、社会学实在是二而一的东西，尤其在中国应该如此。”[18]为什么在中国应该如此？因为人类学早期的理论和方法是西方人研究殖民地发展起来的，而中国没有殖民地，中国学者研究的对象是自己的本土，于是他提出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是“二而一的东西”。所以他就创新一种方法叫社区研究，社区研究是什么方法呢？就是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做研究。后来英国非常有名的一位人类学家Maurice Freedman对中国学者开创的社区研究给予非常高的评价，他说：“中国的社区研究应该是人类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章，这是中国人类学界社会学界对人类学的一个贡献。”[19]中国学者把这两个学科结合起来做研究，他认为这是一个创新和进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所有非西方的，没有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将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开展研究都是一个必然趋势。
二战结束以后，殖民地纷纷独立，以研究殖民地为主要目标的人类学/民族学必须适应这个现实。民族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趋势就不仅呈现于发展中国家，并很快成为世界性的趋势。于是，民族学/人类学生长的土壤逐渐转向本土和工业社会。因此，马林诺夫斯基说：“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较先进文化的研究。”[20]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国内民族学研究的领域一度缩小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可是当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过去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传统的民族学方法已经难以应对。一个简单的例子，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城乡之间缺乏流动，到80年代初，全国的流动人口仅数百万，而现在仅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已达到3000万，也就是说，五分之一以上的少数民族人口在流动之中。现在全国的流动人口则已超过2.5亿。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东部、进入城镇，汉族人口大量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所以有学者总结说，我们的民族关系，过去是各民族背对背，接触很少，现在是各民族面对面，接触很多了，问题就复杂了。不仅在中国是这种情况，世界也是这样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第三世界由过去比较封闭的状态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城镇化，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社会的动荡导致贫困人口大量向发达国家、特别是向西方迁移，面临的问题也比过去复杂多了。这是世界范围的大趋势，所以将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综合起来开展研究的民族社会学就顺应这个趋势产生了。这个学科利用过去研究现代的城镇社会发展出来的理论和定量的方法来研究过去传统上由民族学研究的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问题。这就把社会学研究的领域扩大了，而同时，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也扩大到了城镇，并且出现了都市人类学/民族学这样的分支。可见，半个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的逐渐合流已是大势所趋。不顺应这个趋势，就很难做好研究。
为此费孝通先生说：“在我身上人类学社会学一直分不清，而这种身份不明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这点很重要，我并没有因为学科名称的改变而改变我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理论，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或者说我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或者说我作为一个民族学家，我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一套。”[21]他说：“学科名称是次要的，一个人的学术成就的关键是认清对象、改进方法、发展理论，别人称我是什么家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实际上，中国学者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经把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综合起来做中国社会的研究。学科互相交叉、互相借用已成为国际学界的大趋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如此。科学发展到今天，需要淡化学科界限，互相借鉴与合作。当我们把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放在同一个学院里，学生就方便多学一点其他相近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有更开阔的眼界；教师们就能够更方便地互相借鉴，多种方法互相合作来达成对一种社会问题的阐释和研究。这是学科顺应社会发展形势所应走的正路，是我们这几个学科不成为空洞的玄学，而是能够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为社会做一些实际贡献的必由之路。民族学不仅在应用研究中需要与其他学科合作，在理论创新中也是如此。回顾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理论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之重要性。例如，民族学进化学派的创建最初是借自生物学的理论，民族学的结构主义学派则是借鉴了语言学的理论。
笔者在多年的民族学研究实践中，也深感借鉴其他学科理论方法的必要性。仅举一例，我们在开展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关系调查的时候，开始时主要使用民族学传统的方法访谈、观察和问卷调查。可是人的态度是分为外显和内隐两种的，比如谈话、各种表情、动作等这些外显的表现，我们都可以通过访谈、观察、问卷调查出来。这就是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但仅依靠这些方法得到的结果往往有较大的误差。因为被调查对象那些内隐的、潜意识的、不愿公开讲的内心的想法，我们这个学科的方法是调查不出来的。对于人的内隐态度的调查，心理学有较成熟的方法和技术。于是我们与心理学的学者合作，把内隐的一面揭示出来，就弥补了民族学方法的不足，从而对民族关系的调查有了较可靠的结果。[22]民族学角度对中国社会多年的调查与研究实践已经清楚地显示，我们现有的理论方法是不够用的，不足以把事实揭示清楚，也不足以把问题分析透彻，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去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与理论才能在研究中有所创新和突破。
其实，吴文藻、费孝通等前辈学者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有了这样的认识，并且一直在这样实践。吴文藻先生说，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学科界线将逐渐淡化，并终将逐渐统一。又说，过去将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划分开的说法“已渐被废弃，最近两种学术日益接近，不久定将混合为一。因为二者所研究的目的、题材、观点及方法越来越趋于一致，几乎无分彼此，所谓文化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不过是异名同义的词。”[18]老一辈学者们通过一生的研究总结出来的道理就是，只有多学科合作才能在中国社会的研究中有所建树，并进而发展中国的民族学与社会学。
二、民族学研究与社会实践
学科无论如何发展，其最终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帮助我们认识、解释和改造世界。因此，民族学的研究与社会实践密不可分。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民族学的进步至关重要。
(一)理论导向还是问题导向
两种导向的不同特点和目标
一般来说，我们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以验证某一理论为目标的“理论导向的研究”；二，以解决某一社会实际问题为目标的“问题导向的研究”。
以上两种目标或两种模式的实证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对于学科的发展来说缺一不可。学者个人可自由地选择任一种模式去从事自己的研究，但依笔者之见，从整个民族学学科来说，对于这两种研究取向应该是有所偏重的。问题是创新的起点，问题导向更有利于理论创新。从社会实践上来说，我国当前快速转型和高速发展的社会对于问题导向的研究有更多需要。
民族学搜集研究资料的主要方法是实地调查(田野调查)。一般来说，理论导向的研究是将某一既有的社会理论作为工具，作为实证的假设，作为解释的意义框架，对调查的资料，即对某些社会现象或事务进行分析。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希望对号入座，借助此理论对调查对象给以规律性的解释，同时也希望通过这种分析来验证该理论的普适性。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它的核心目标就是围绕已有的理论进行证明或证伪。这样的研究是目前我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界调查和研究比较普遍采纳的模式。
问题导向的研究目标则有所不同，它希望找出解决该问题的路径，因此它的首要目标不是调查对象能否与既有的某些理论对号入座，它的主要目标是集中于对该社会现象或事物真相的调查，通过由表及里的观察、分析而从表面的现象中剥离出事实的真相。通过了解清楚该现象或事物的来龙去脉，影响事物性质和结果的主要变量，分析该事物各变量之间的互动与因果关系，总结该事物的性质并进一步总结出该事物产生发展的过程和原因，做出了这样的总结之后，解决问题的路径其实也就比较清楚了。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总结出同类问题的因果规律。同类问题的原因结果和规律总结积累得多了，就可以上升为理论的阐释。
与理论导向的研究不同，问题导向一般没有一个固有的理论去论证，它的目标是探讨事实的真相，并试图找出解决该问题的路径。这种取向的研究较少固有的思维定势的束缚，有更强的主动性、目的性、求异性和创新性的特点。
科学研究都是在前人已建立的研究基础之上继续的。如果没有前人奠定的这些基础和智慧，我们的研究和生活都将陷入盲目之中。所以理论导向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解释世界。但仅依靠旧有的理论是不够的，我们不断面对新的世界，新的问题，问题导向的思考和研究帮助我们认识新的问题，推动我们创建改造世界的新理论。
为什么强调问题导向
问题是人们探索科学的动力，任何学科都在回答着人们实践中的一个个问题，解决这些新问题才会有理论创新。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3]改变世界就是要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特别是以解决重大问题为根本指向和着力点。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特别提出了问题导向的重要性。他说：“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24]
传统的理论工具不够
我们说，理论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而对于当前民族学的研究来说，需要更多偏重问题导向的研究，也就是说更多地深入参与社会实践，以解决当前社会实践中的问题为目标去开展研究。但也有些学者轻视社会实践中那些具体的焦点、热点问题的调查与讨论，认为验证或讨论以理论为中心的研究才是做学问，是科学，而具体的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鸡零狗碎，太繁杂平常，不是做学问，不是科学研究。其中有些人甚至对中国社会中的热点问题不感兴趣，仅仅津津乐道于国际学界某些所谓“前沿”理论。他们也做实地调查，而他们调查的目标仅仅是热衷于用中国的案例来证明这些国外学者总结的理论。以为只有这样才是国际水平的研究，才是民族学、人类学。笔者认为，这种思想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对于理论导向的研究来说，我们要检验的是哪些理论呢？众所周知，我们这几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基本来自西方，西方来的理论和方法当然是有借鉴意义的，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学者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讨。但仅靠或者主要依靠这些理论，并不能很好地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特别是不能解释中国社会中当前的一些重大焦点问题。
以民族关系问题的研究为例，美国建国以后，民族与种族冲突一直十分严重，一百多年来，美国学者们对此开展了大量研究，总结出了很多理论，并一直影响美国政府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例如历史上的熔炉理论和同化政策，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去政治化的政策，曾长期是美国民族关系理论的主要观点。而目前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冲突”理论以及相应的针对少数民族和非西方国家、民族的文化与民族政策。[25]这些理论政策与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是不同的。西方学者在民族关系研究中的有些方法值得借鉴，如美国学者戈登(M.Gordon)提出的测量民族关系的七个变量(标准)；[26]美国学者利用脑电图的测试来调查民族关系中内隐的态度等方法。但他们的理论和政策并不能解决美国社会中的民族和种族冲突，更何谈拿来分析解决中国的问题呢？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关系现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状况是不同的，中国的族群文化区隔与美国的族群差别很大，中国的一些特殊情况，比如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区制度，中国多民族长期生活于一个统一国家之中的悠久历史都是与美国、欧洲完全不同的。所以，仅靠西方总结的理论、方法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我国学者运用西方这些理论对国内民族问题进行分析时争论激烈，分歧很大，原因在哪里？就是脱离实际的用已有的理论去逻辑推理的结果。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应该用什么理论、怎么归纳这些理论？对此问题，目前学界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混乱状态。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关于少数民族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少数民族应该怎么发展其社会、经济和文化？有的人主张用进化论去分析和解释，认为一些少数民族社会发展阶段和科学技术的落后，导致其各种社会观念和习惯都比较狭隘落后，所以在经济文化上不要强调自己有什么特殊性，要全面向先进的地区和民族学习，以加快发展的脚步。[27]另一种持文化相对主义观点者认为，加快发展的少数民族是“被现代化的”，文化本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少数民族不一定必须去学习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和民族的文化，不一定必须去追求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28]
其实少数民族的发展道路问题并不是这样的理论或者类似的一些理论能够简单化地解释和解决的。我们从西方已有的理论中找不出解决我们的现实问题的办法，也就是说在学科已有的理论库中是没有答案的。要解决我们现实中的民族和社会问题，除了借鉴西方的理论之外，更多的还要靠我们自己到实际中去总结，到现实的边疆民族地区去调查和总结。
脱离社会的旧文人传统与自信的丢失
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在民族问题的研究中长期未能总结出系统的、能有效解释中国民族问题的针对性理论，还与学界相当一部分人的理论研究长期脱离实际的传统有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知识界曾长期是一个以读书人清高自居的士人阶层，其学术研究也往往超脱于大众和社会实际。这些旧思想传统在当今的知识界还是有影响的。在历史上，中国文人关于学术研究的目的曾被分为两种，一种叫经世致用，比如“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也就是追求实践出真知；另一种是修身养性，学术界称为“心学派”，这些人把读书做学问看作是超脱于普通民众的事，他们持一种读书人应超脱于社会政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和风气在一部分人中是根深蒂固的，至今仍难以根除。
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民族学和社会学界曾有一场争论，即这两个学科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以后，如何在社会中定位。也就是说，这两个学科从事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有两位著名的学者，一位说是“为了研究而研究”，另一位说是“为兴趣所驱去研究”。费孝通先生则持不同的看法，他说，你们觉得自己很超然，你们不要忘了，做学术研究也是有社会责任的，我们的责任就像农民种地，就像士兵打仗的责任一样，关乎社会的进步与生存。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控制社会变迁的方向。他说，我们无法阻挡社会发展的脚步，可是我们可以想办法控制它走的方向，让它朝好的方向去走。所以我们的这个学术研究是为社会服务的，是一种工具，我们的理论也是工具，其目标是解决社会问题。[29]至今，那种对学术研究抱着超然态度，长期脱离社会实践的旧文人风气在我们民族学界一些人中仍有市场。
当民族学界在开展中国社会的研究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分析边疆民族地区问题的理论工具不够。我们的边疆民族问题比较复杂，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像新疆、西藏这些地区问题比较严重，学者们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却至今较少能够把问题剖析清楚的成果，特别是缺乏有足够解释力的理论总结和提升。参与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从理论上提出解释和解决之道，是中国民族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学界有对政府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的义务，但有些学者仅仅热衷于批评地方政府的一些政策，仅仅热衷于批评政府官员，称他们没有尽到责任。他们似乎很超脱，却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忘记了解决这些社会的、民族的问题不仅是政府的、官员的责任，也是我们民族学、人类学界的责任。新时期以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较慢，特别是在一些事关大局的基本理论问题上，我们至今没有梳理清楚。如，民族的本质是什么？它发展演变的轨迹将如何？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如何给其定位？等等。中国学界在理论上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清楚的梳理，除了那些西方的理论之外，拿不出能解释中国问题的系统理论工具。我们没做好自己份内的研究，又如何引导社会去正确认识，如何为政府制定合适的政策提供理论的基础？所以说，我们需要下更多的工夫去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从中总结出更多的理论工具而不是一味用已有的西方理论去生搬硬套、生硬地解释，生硬地、纸上谈兵地去做理论导向的研究。
为什么过去国内学术界问题导向的研究不够，理论总结少？民族学社会学这几个学科，从西方传入中国已经100年了，到现在为止，我们大学的民族学人类学课堂上所学习的理论方法95%以上都是来自西方。为什么我们在学科的理论方法上一直依赖西方不能自立？我们在中国做了大量本土的研究，已经100年了，可是我们发展不出自己系统的理论，这是为什么？除了一些人脱离实际以外，还有一个历史原因，就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学界失去了自信，被西方人打怕了，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只迷信西方的理论。当19世纪刚刚面对西方列强时，还是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西方的技术、自然科学，但这样还是失败，于是把自己的传统文化一概都否定掉，连自信一起丢掉了。于是，不仅自然科学学西方，社会科学、社会制度和观念都全盘照搬西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学界就失去了自信，不仅老几代人不自信，年轻人也缺乏自信，不信自己也能创建理论，不相信在中国也能产生出能够与西方对话的社会问题理论。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就以一种仰视的心态看待西方的理论，将其都视为经典，视为真理，完全用这套理论去阐释我们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对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是一切都向西方的大学看齐，用他们的语言和评价标准来规范自家行为，以至于委曲求全到丢掉自己的立场与根基。
早在20世纪30年代，学界就曾讨论中国知识界缺乏自信的问题。[30]当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认为，作为校长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中国的大学要在十年之内不再事事依赖国外，“争取学术独立”，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要有独立的贡献。至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北京大学著名文化学者陈平原教授说：“改革开放30多年，若讲独立性与自信心，中国学界不但没有进步，还在倒退。”他还说“在我看来，胡适的十年计划依旧有魅力。当下中国大学……唯哈佛耶鲁、牛津剑桥马首是瞻，所谓学术独立，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31]
依笔者之见，从民族学社会学角度来看，一百多年来，西方理论在微观和中观角度对我们分析中国社会有较多启发和教益，但在宏观层面却存在太多明显的误导。
我们不能很自信地从中国实际出发去独立地判断和总结理论，缺乏这种独立的问题导向的研究，我们就很难有理论上的创新，建设适合中国社会的学科理论和方法，也难以对现实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总结。
应用性没有发挥出来的历史教训
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都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应用性是这个学科的一个优势，也是学科的社会责任。这个优势发挥出来了学科发展就快、社会认可度就高，否则就会被社会所忽视。在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史上是这样，国际民族学界的发展史也是如此。我们在总结中国的民族学一百年发展道路的时候，一些学者在各种学科史的回顾中，发泄了很多哀怨之气，怨社会对我们不理解，怨政府在五六十年代时曾把社会学、人类学定性为资产阶级学科而撤销。当时因为社会主义的苏联有民族学，所以中国的民族学得以保留下来。但到了1957年，中苏两党开始出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中国的民族学学科也被作为修正主义学科而撤销。现在反思这段历史，分析这几个学科被撤销的原因，除了当时的政府和社会对学科不了解而导致错误的决定之外，学者们自己是否完全没有责任？
笔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这几个学科遭到撤销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
在民国之初至20世纪30年代，外有帝国主义势力的野蛮入侵，内有各地军阀的兵连祸结，致使民不聊生，国家分裂。面对日益激化的国内外矛盾和混乱的社会局势，民族学社会学研究却少有直接针对时弊和统治者的分析与批判。特别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国共之间的斗争逐渐成为当时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是中国向何处去的核心问题。但作为以研究社会和文化为己任的民族学和社会学界，此时却几乎全体地迴避这个现实，避重就轻，完全避免对这些问题的介入，几乎见不到有关的研究成果发表。
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当国共两党为中国向何处去而激烈斗争，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为此而失去生命的时候，我们这几个学科的学者们集体性地对这场战争保持了沉默。
从更长的时段上来说，这个学科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很小，始终没有拿出能够有效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没有拿出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工具，即学科中国化的理论。
1949年6月，北平刚刚解放，当时在燕京大学民族学系主任林耀华教授家里，开了一个学者的座谈会，费孝通、吴泽霖、雷洁琼等很多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都参加了座谈。目的是总结学科以往的经验教训，探讨今后的发展道路。为此他们回顾了此前半个多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他们总结说：“以前的研究是不为大众服务的，也不为统治者所重视，有求客观之名，但更多是逃避客观之实”。新中国建立前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根本不研究社会焦点、重点问题，他们都是研究边边角角的问题。当时的焦点是国共的战争，他们全部回避。回避了社会焦点，只对中国社会边边角角的问题做一些研究，于是这个学科对社会的影响很小。所以新中国建立以后这个学科被社会上很多人和政府认为距离社会实践很远，再加上所讲的内容都是美、英等西方国家的理论，就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学科的帽子，政府遂将其撤销了。现在回想起来，学者们对于这个被撤销的结果也是有责任的，研究了几十年，只是研究些边边角角的小问题，或是空谈西方的理论，不研究中国社会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研究了几十年也没有发展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案和理论。到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学科应该怎么样发展？在1949年6月的那次座谈会上大家总结说：“要问题导向培养学生，问题导向发展学科，针对中国实际问题之解决，谋求学科之发展。培养既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能力的学生，培养学生能担当实际问题解决的责任和能力。”归纳起来就是，淡化学科界线，重点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学科理论和方法应该在解决实际的问题中得到总结和发展，学校的教学也要在这种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一句话，就是问题导向，才能发展学科。[32]
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社会学、人类学两个学科被撤销了，但是这些领域的学者还在，并且多数人都参加了全国范围的民族大调查，这是民族学界很辉煌的一段历史，现在的学科史不断地强调这段历史对国家和学科的贡献。但是，我们也需要总结一下那段历史中民族学者们普遍存在的不足之处，即缺乏对当时的边疆民族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和新的理论总结。民族大调查，现在分析起来，其实是一个理论导向的调查。因为这个大调查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社会进化理论，用社会进化论去分析少数民族社会，用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历史和案例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不同阶段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性。从理论上说，研究的目标仅此而已。所以对55个少数民族的调查，有将近一亿字的材料，出版了180多本社会历史调查书籍，都是用这个理论，这是理论导向的调查。这种理论导向的调查并没有很好地探讨当时边疆少数民族社会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自然也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总结出新的理论。所以到了1957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以后，政府认为这个学科也没什么用，在理论上没有拿出新的工具，没有发挥学科的特点，可有可无，就将这个学科也撤销掉了，改为“民族问题研究”。
不仅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存在这样的缺憾，当时苏联的苏维埃民族学也是类似的一种情况。苏维埃民族学的特点是重视历史的角度，重视宏观角度的分析，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以政府的民族问题理论为指导。这个学科的学者们在边疆地区做了大量的调查，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但这些著作也是理论导向。其主要目标并不是通过调查研究解决边疆地区的社会和发展问题，而是用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发展的调查报告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证明社会发展阶段论是正确的，证明阶级斗争的理论是正确的。当然，那个时候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当时，苏联与西方的斗争很激烈，学者要配合政府，配合这些政治斗争。可是它没有问题导向的研究和总结，单纯用大量的案例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理论。因此苏维埃的民族学和人类学，针对当时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具体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和理论总结很少，发展很慢，苏联一解体，民族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现在俄罗斯的民族学、人类学转而学习西方，引进西方的那些理论，苏维埃学派留下的理论遗产并不多。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因为民族学、社会学在国际上分为两大体系，一个体系是西方传统的体系，在西方占主流地位，另一个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社会学。在苏联，苏维埃民族学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一个代表，但它仅停留于用民族学研究来验证马克思主义，而不去研究解决社会主义时期的实际问题，只是用历史和现实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已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基本是一种理论导向的研究，较少追求在理论方法上有所创新，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现在，俄罗斯的社会学民族学界全盘接受西方主流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基本上是跟着西方走。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苏联学界的经验，不重视问题导向研究的教训，值得中国民族学界思考和汲取。
(二)如何产出更有深度的成果：长期集中于一点的研究
如何产出更有深度的成果，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呢？我认为有两点是我们要做到的。第一是前文所讲的学科更加开放。第二是本节要讲的内容，每个人的研究更加专门和集中。
不同的学科就是不同的工具。前文讲学科要开放，也就是说民族学在开展研究时，多借用几种工具来解决我们研究的问题。在学科开放，也就是多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的同时，我们每个人在做研究时还要讲究“集中”。笔者从事民族学研究30年，有一个重要体会，就是说，作为个人来说，应该做长期集中于一点的研究。
我们经常讲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应该从各个方面全面了解社会，多角度了解各方面的问题，而作为个人你怎么去全面了解它？你是不是说这个月我研究蒙古族，下个月我研究藏族，不久我又去研究维吾尔族；我到处去跑，今天我在新疆，明天我在云南，后天我又去哪儿，各个方面我都要去做研究，作为个人是不是这样做研究？我觉得这样做研究未必能做得好，我自己的经验就是长期集中于一点的研究方法，才可能做出有深度的成果。要长期集中于一点，如何集中呢？第一，集中于一个社区、一个民族、一个区域或一个人群，这样的一种研究。第二，集中于一个角度的研究，如集中于经济角度的经济人类学、环境角度的生态人类学、历史角度的历史人类学或流动人口研究、妇女人类学的研究等。
也许有人会说，你讲的长期集中于一点的研究，不就是费孝通先生的“微型社会”研究法吗。我想，此处强调的“长期集中于一点”与费孝通先生的“微型社会”研究法有相同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对于“微型社会”研究法，费孝通先生多有论述。他说：“微型社会学是以一个人数较少的社区或一个较大的社区的一部分为研究对象，研究者亲自参与当地的社会活动，进行亲密的观察。”[33]他还说：“微型研究就是在一定的地方，在少数人可以直接观察的范围内，同当地人民结合起来，对这地方居民的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研究。这种微型研究是过去社会人类学常用的方法。我们也做过这种研究，比如我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都是例子……微是指深入到生活的实际，而不是泛泛地一般化的叙述，要做到有地点、有时间、有人、有行为，这样才能是直接的观察。型是指把一个麻雀作为一个类型的代表，解剖得清清楚楚，五脏六腑，如何搭配，如何活动，全面说明；而且要把这个麻雀的特点讲出来，它和别的麻雀有何不同，为何不同等等。这样的微型研究是民族研究的基础，通过比较不同的型，就能逐步形成全面的宏观的认识。”[34]
可见，费先生所讲的微型，主要是指一个“微”、“小”的社区。这样的研究法并非费先生一人所主张，也不是他最早提出。费孝通先生留学时的英国导师，号称“英国人类学之父”的弗思(Raymond Firth)教授早在他之前多年就系统地提出了这种研究法，并被命名为“微型社会学”。费先生出国留学前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时的老师吴文藻先生早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的“社区研究”法，其实也是微型社会研究法。吴文藻的“社区研究”还曾被西方有的学者认为是中国人类学的一大特点和对国际人类学的贡献。总之，在一个较小的社区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是他们共同的主张，也是与本文强调的“长期集中于一点”的相同之处。同时，与微型法不同之处在于，“长期集中于一点”除了空间、地域的微小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向度，即研究问题角度的集中。也就是我们主要从单一角度或问题(如经济、环境、流动人口、妇女问题等)去开展研究。当角度单一时，我们就不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地域或社区，而是从较为广大的范围去开展这个角度的研究。这是另一种集中。笔者讲的“集中”就是地域空间或问题角度这两种集中。
为什么要长期集中于一点开展研究呢？有人说你老是在一个地方做研究，你的思路就很窄。我不反对这种观点，因为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研究都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要比较。主张集中并不是不比较，一定要比较，你要到其他地方去、其他的问题也要研究、也要了解其他人的成果。可是我们看其他的研究不是为了分散，而是为了跟我自己集中研究的那一点、那群人、那个问题作比较，以便更深入全面地分析我自己要研究的问题。为什么要集中？有两个理由：第一，只有集中才可能细致深入。第二，深入和细致才可能探讨人性。
关于这第二点，是我们民族学人类学以往的研究中比较薄弱，而实际上又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最高目标之一就是研究人性，就是了解人到底是什么，你了解了人的本性，才能明白不同社会的人为什么要那么做。因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男人还是女人，维吾尔人还是蒙古人，古代人还是现代人，他们的本性都一样，都没有变，初生和幼儿期的本性是一样的。儒家说“人之初，性本善”，法家说“人之初，性本恶”。不管怎么说，人之初都是一样的。如果本性不一样，我们就没有人类学，就没有社会学，我们就没有国际上大家通用的一些人类学理论。但人为什么又有不同的表现？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不一样。
传统上，当我们针对某一社区、某一人群、某一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开展研究时，通常会从如下几个角度去调查和分析，如政治(社会组织、制度等)角度、经济(生产、收入、环境等)角度和文化(风俗习惯、思想观念、宗教等)角度，而较少有学者从“人性”(人的本质、特点)这个角度开展实地调查和分析。而这个角度的研究实际上与前几个角度同样重要。
自从人类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动物有所区别，就开始了对人类本性的探讨。过去这种探讨长期局限于哲学角度，结果是对人类本性的研究始终停留于一些抽象的概念的争论而不得要领。马克思开始从物质的角度、经济的角度，从资本入手分析人性的特点、人性的本质，这项研究才有了明显的进展。从这个角度入手，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反人类性质。马克思虽然并没有完成他对人性的研究，但他给我们指出了研究人性的方法和角度。即人性不是抽象的，人性是具体的，是物质的。我们必须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开展调查和分析，才可能揭示人性的本质。因此，民族学人类学从自己的实证研究中探讨人性，也是十分重要的一项工作。以往已有少数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令国际学界瞩目的研究，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武雅士(Arthur P.Wolf)教授对“小婚”的研究。⑤
我赞成这样的观点：“丢掉了人性分析，对人文现象而言就等于失去了本根。因为人的一切活动，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一切现象都基于人性、表现着人的本性”。[35]
我们所讲的集中，在一个点上或一个角度上做深入的研究，不仅仅是两个月、三个月在一个点或一个角度上，而是5年、10年甚至20年的长期坚持，重点地集中做研究，你才能深入地了解人性、人之间的关系。了解了人性、人的本质、人在各种环境、各种矛盾冲突中的行为规律，你才能从人性的角度理解为什么人要抱一个“团儿”结成民族？人为什么要信仰宗教？也才能帮助你解决、剖析、理解那些大的社会问题和现象。所以说虽然是很窄的一个点，在这个点上长期深入的研究，最后帮你理解的是人类大的问题。在这个点上你深入了解了人性，人的行为规律，你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学者们总结的各种理论，因为那些理论都不是超人的，都是对人性在各种关系、事情、场景和环境中的总结。
后现代论者像格尔兹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总结学界过去研究中的一些缺陷、一些经验，他认为过去的研究比较肤浅，不太可信。那么，今后我们的研究应该怎么做？他认为应该更深入地去观察和厚重地描述，把这种方法称为“深描”。怎么样深描呢？我想不仅仅要深描一个社区、一个小社会，其实最重要的深描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深描人的本性，通过你研究的那个点、那个人群，长期地深入地去了解他们，深描人的本性，通过对人的本性和行为规律的了解，去理解和检验那些理论，看哪些理论是符合人性规律的，哪些理论我们认为不太合适，需要修正或推倒。这样我们的研究才可能深入，才可能对社会中一些大的问题有准确一些的解释。
三、本土化与国际化
(一)国际民族学社会学界分为两大体系
从世界观、阶级立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国际民族学社会学界历来划分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社会学和西方传统民族学社会学两大体系。自民族学产生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传统的体系一直在国际上占据主流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意义的民族学社会学都是19世纪中叶，在同一个时代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曾大量引用当时民族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来支撑他们的理论。⑥同时，他们也发表了多部民族学社会学著作，对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有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阐释，从而开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社会学。⑦
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半世纪以来，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府对其持敌对态度，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也一直受到西方主流民族学界或明或暗的排斥，并没有得到系统的发展，至今在理论体系的建设和研究成果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
二战以前，苏联学界将俄罗斯传统民族学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相结合，形成了民族学的苏维埃学派，直至苏联解体之前，苏维埃学派曾长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主流学派。二战以后，国际局势的变化使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深入人心。西方民族学界一些进步学者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论述民族学问题，从而产生了多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思潮，但其在国际民族学界仍处于边缘的位置，至今如此。
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与西方主流的民族学之间既有紧密联系，又有尖锐的冲突。在对人类社会中观和微观层面上的观察和研究的方法、资料的利用等方面主要表现为互相借鉴与重合，也可以说，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共享的。但由于在政治立场、世界观方面的不同，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宏观解释上，双方一直有对立和斗争。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另一个鲜明的特点是他的阶级分析方法。
1949年以前，中国主流的民族学社会学界属于西方体系。
从19世纪末至1920年前后，是民族学被初步介绍移植到中国的时期。这个时期，从西方传来了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当时，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中，是全盘照搬了西方传统的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也即非马克思主义的学科体系。
到了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严重的民族和边疆危机，促成中国民族学界将学自西方的学科理论与方法更深入地应用于中国社会的调查与研究，经过多年本土化的实践，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民族学界初步形成了重视应用、重视历史文献、重视边疆和少数民族研究的特点，特别突出的是重视应用研究，即问题导向的研究，而且在这种研究中民族学与社会学不分家。以上特点在中国民族学界传承至今。特别是在教学与研究中，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相结合，提倡实证性的社区研究是中国学界一个突出的传统。尽管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但从世界观上看，民族学界多数学者未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从立场上看，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持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对社会研究的态度是避重就轻，主张改良而非革命。⑧因此，这些研究仍基本属于西方传统的民族学体系。
(二)为什么要创建中国学派
民族学传进中国以后的近百年来，西方学派仍在不断发展，而我们却一直亦步亦趋地跟在他们后边。在我们的课堂上，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所讲的理论和方法仍是几乎全盘来自西方。
我们感谢一百多年来西方学界给予我们的启发，我们今后还会不断借鉴学习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但我们不能永远鹦鹉学舌，永远只作学生。
我们为什么要创建中国学派呢？仅仅是想标新立异吗？主要是为了争口气吗？是不是虚荣心和民族主义作祟？如果都不是，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总是跟在西方学界之后呢？我们该如何看待和评价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呢？
民族学、人类学创建一个半世纪以来，它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大大加深了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它帮助我们能够比较科学理智地看待和解释各种人类社会和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使得不同文化和社会的人能够互相宽容和理解。创建自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对人类是有贡献的，但这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西方主流的民族学也有其局限甚至负性的一面。
其一，西方民族学起源于殖民扩张，本是殖民主义的工具；至今部分西方学者在研究目的、理论和方法方面仍有殖民主义思想的残余；其二，西方民族学的理论范式未必是普世的真理，未必能够准确地解释东方的和中国的社会；其三，二战以后，原来为殖民主义服务的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已经大大改变(例如研究现代社会和本土人类学思潮的兴起)，但总体上看，它从整体上肯定西方现有的社会制度和观念，仅主张改良，不主张革命。因此它的研究所产生的理论和观念仍然是西方价值理念的基础之一，是西方在全世界的文化强势地位的基础之一。
社会科学任何学科的思潮、理论都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二战结束后，西方民族学的研究逐渐转向现代社会和本土，但很多研究仍是为西方的国际战略和国家利益服务的，在西方相对于广大东方和第三世界的世界性文化优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可以说，这个学科也是西方的世界性文化霸权的学科基础之一。
在国际社会，西方在舆论、文化、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观念范畴的强势地位一直得以维持。这种强势地位是由西方的哲学支持的。民族学在西方主流价值体系之内，从来不是一个超脱、客观、中性的学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还有必要与西方学界一个口径、一起起舞，全盘照搬西方的学科理论呢？
什么时候中国学界能否通过自己深厚的理论研究，梳理和提炼出我们的价值理念、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的研究方法，并以中国学派的名义在国际学界竖起自己的旗帜？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虚荣心和民族主义作祟，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提高中国理念的国际话语权的需要，是我们的责任。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学界一直提倡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特别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本土特色，建设社会科学的各学科。尽管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人类学学派尚未形成。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仍然是以西方学界的理论方法为主要依托的学科。因而，中国学派的建立任重道远，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的机会和光荣。
(三)创建中国学派的时机
自马林诺夫斯基以后，我们在多数的学科史中都将人类学、民族学称为一种现代的社会科学，我们认为这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地调查的方法)以及一个半世纪以来学者们归纳出的各种理论已经建立起了一门科学，它可以描述出各种不同人群的社会、文化的真实特点，并且能够利用自己的理论对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和给予解释。我们踌躇满志地认为自己的研究能够为人们带来一种理性的、客观的、科学的认识。可是，后现代思潮的出现，特别是后现代民族学、反思民族学对民族学传统理论和方法的批判，已经逐渐打破了传统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光环，让我们看到了它的局限性和明显的缺陷。民族学传统研究方法可信吗？它真的能够还原并揭露事实的真相吗？
20世纪60-80年代，后现代思潮曾被认为是一种离经叛道的思想，但现在它已经成了全球的一种流行思潮。为什么呢？因为它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很多批判确实是击中了要害。他们举出大量事实，对民族学家所撰写的民族志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提出质疑。例如：有些民族学家的政治的或其他角度的观点对其民族志的真实性客观性的妨碍；民族志中过多的修辞破坏了真实性；民族志往往是学者的一言堂；对异民族语言的不够充分理解，限制了民族志的可靠性；对事件背景的难以充分了解从而导致对人物和社会事实的曲解等。因此，传统的民族志调查和研究存在着很多非科学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被调查者的真实情况，而是民族学家的主观臆断、主观创造。过去学者们通过实地调查的实例，论证成功的很多理论，被证明是过度解释，是“削足适履”的结果。
后现代主义民族学的思想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对中国民族学界产生实质的影响。当时正是这一思潮在西方得到急剧传播扩散的时期，并曾一度造成民族学认识论虚无主义的流行，嘲讽实地调查，使一部分学者堕入空谈。所以，当时我国少数学者由于未能全面理解反思民族学、后现代民族学的本意，未能接受其积极的一面，仅接受了其负面的、消极一面的影响，轻易地放弃了实地调查的实践和认识论，也堕入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从事这样的研究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教书匠，在课堂上介绍西方的学科理论，却脱离实际和社会，就像仅在书本上推导而脱离实验的物理学化学研究一样，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有创建的学者。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人现在多已年近花甲，近年来虽然已经醒悟，但再改弦更张去做实地的调查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他们的教训是年轻学人的前车之鉴。
面对后现代的批判，民族学界应该如何去改进我们的研究方法呢？很多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其中，最著名者，也是卓有成就者当属格尔茨。[36]他再次为过去很多学者曾反复强调的“深描”定义，认为过去所谓的“深描”其实都还是“浅描”。如何深描呢？虽然他提出了一些办法，也做了一些探索和示范，但实际上并没有给出一个真正可行的办法，于是有人批评他的示范也是在“过度诠释”。[37]
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出路在哪里呢？这是国际民族学界都在思考探索的问题。后现代思潮对传统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有力批判，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西方传统的民族学理论方法之局限，继续步西方后尘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在国际民族学界普遍开展的反思中，对我们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时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探讨中国经验，总结中国学界的研究，创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派的时机和时代已经到了。（完）
注释
①人文学科，如文学、艺术等到底是否科学，学界认识不一，故在此称其为“人文学”而非“人文科学”。
②好比说民俗学和民族学，民俗学和民族学是什么关系呢？我曾去德国的民族学研究所访问，德国学者怎么看这两个学科呢？他们说volkskunde(民俗学)就是研究自己的、自己民族的，德国人研究日耳曼人他们叫“民俗学”；研究其他的、外国民族的、其他民族的他叫vǒlkerkunde(民族学)。从德语词汇来看，民族学与民俗学的区别仅仅是一个单数(民俗学)，一个复数(民族学)，他说我们的理论方法都是一套，在他们那儿其实他觉得就是一回事，他们之间的关系很近。
③例如，德国最著名的民族学研究机构“马普民族学研究所”挂着英、德两种文字的牌子，德文写成“Institut für Ethnologie”即“民族学研究所”。同时，牌子上的英文写成“Institut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即“社会人类学研究所”。
④1993年5月中国召开第一届都市人类学会议时，国际都市人类学会主席安萨里先生曾在会上预言：“在下一个世纪到来之时，世界所有地区将程度不同地实现都市化，农村生活如果那时还未完全消亡的话，无疑也将变得微不足道。”见李德洙主编《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第一次全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物资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虽然他的预言今天并未完全变成现实，但我们看到，如今，随着现代化的加快，城市人口比例增加的这个趋势还在快速发展着。
⑤Wolf,Arthur 1980.Marriage and Adoption in Chinese Farm Family.New Jersey:Prentice Hall,Inc.1995年，笔者曾短期参与该项研究。
⑥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亨利•萨姆纳•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约•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等。
⑦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等著作。
⑧参见1949年6月16日在燕京大学燕南园有费孝通、林耀华、雷洁琼、李有义、吴景超等人参加的座谈会纪要。纪要原件手稿藏于中央民族大学闻宥先生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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