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先生今天告别了多灾多难的人世，带走了海峡对岸的“乡愁”，我和许多读者一样十分悲伤。十几年前两次与余先生一起开会，虚心向先生请益，小叩辄闻大鸣，倾心与先生交谈，闲话也不无深意。正古人所谓“即之也温，仰之弥高”。
《从“中国诗的现代化”到“现代诗的中国化”》是十几年前的大会发言，后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曾获余光中先生“深得我心”的谬赞。先生言犹在耳，先生人却归天！感谢《尔雅国学报》公众微信号推送旧作，特转发拙作敬表哀衷。
余先生的诗歌早已传遍神州，几乎“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乡愁》”。余先生的散文同样让人击节称叹，《我的四个假想敌》轻松诙谐中见深厚慈祥。不论叙事、抒情还是议论，余先生文章都富于韵味与诗意——他骨子里终归是个诗人。余先生的诗文已获该得的盛誉，余先生的译作仍无应有的声价，其实先生身后在翻译史上的地位绝不会比文学史上的地位低。先生翻译的四部王尔德喜剧无一不精品，他自述这些翻译是与王尔德”摔跤”——作者入圣，译者称神。如名著《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大陆都将剧名直译为《认真的重要性》，看起来不像喜剧而是论文，余光中先生则意译为《不可儿戏》。不怕不是货，只怕货比货，只要将两译稍作比较，就是文盲也立马能分出高低。
余先生的诗品同声叫好，余先生的人品则多有异辞。他一生可訾者有二：一是积极反对共产主义，一是强烈排斥台湾“乡土文学”。因为身在反共宣传狂热的台湾，没有机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伟大，所以批判乃至告发亲共者，这一点无须为尊者讳。至于反台湾“乡土文学”则出于爱国热沈，我曾在同行微信后留言说——
余光中先生反共是发自内心，爱国也出自肺腑，所以对台湾作家引用马列毛检举，对台湾所谓“乡土文学”极为反感，对台湾左派十分蔑视。这些举措肯定会有偏见和误伤，也难免羼杂些个人的是非意气。但现在台湾民进党都是当年的左派，现在台湾独派多为当年乡土派的后裔却是不争的事实。“乡土文学”反对中国大陆文化与文学的横向移植，余风所及连中小学教材也尽量不选大陆的作品，今日台湾中小学教材中现当部分90%以上都是“乡土文学”，完全可以说已是“乡土文学”的天下，基本割断了与大陆的文化脐带——这一切都证明了余光中先生当年的敏锐、卓识与远见。台湾中小学课本，台湾的文化生态，或为我亲眼所见，或为我亲身所感。台湾独派骂余光中“情在理中”，大陆学人跟着骂余光中则实出意外。
已经成为“历史”的余光中先生，大概再也听不到人世的赞美、恭维、批评、诋毁，即使在阴曹地府能听到这些毁誉，大概也能做到“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举世誉之而不加劝”吧？
有道是：”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余先生走好！
2017、12、14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