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文明，源于共同的人性。人类文明是有共通性的。绝对陌生且不相容的话语符号系统，是不可能跨文化传播的，更不可能被认同。有了共性认识基础，即有了比较、鉴别标准。由此，不同文化的先进性可以被“读”出来，进而得到认同、传播。
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学界早有探索。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把这些社会统称为文明，并以21个文明作为研究和说明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单元基础，力图以人类历史的整体作为研究对象。
之后，还有学者步汤因比的流风余韵，把170多个人类社会归纳为7种模式，然后努力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并说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全局。由于社会情况的变化以及政治文化观念的差别、作者自身认识的局限，其中的某些判断还有一些不够确切乃至错误之处，但毕竟为我们第一次勾画出整个人类走向现代化进程的壮阔全景。
相较于上述理论阐述，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带有更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我们的理由何在？我们的目标又如何得以实现？下面，就这些相关话题，我和大家作一些分享与交流。
文化理念：用一个标准去衡量文明，只能导致猜忌和冲突
中国的古老文明为世界和谐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但近代以后历经血与火的磨难。中国人民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奋起抗争、自强不息，经过长期奋斗，而今走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回顾历史，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5000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期盼永久和平，但战争和冲突从未远离。面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主题，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在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智慧的基础上，发育出基于中国经验的文化哲学，对当今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基本矛盾和困惑作出了富有启示性、创建性的回答。儒家主张以和平、公正、文明的手段来解决争端，推崇的是差异和兼容，协调的是“相似”与“相近”，以此实现一种“和而不同”“兼容并包”且富有弹性的人文旨趣。这才是真正健康的世界主义。只有解决好共生问题，实现多元统一、兼容共生、协调有序、充满活力和大众共享，才能构筑出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
二战后，汤因比对现代科技引发的人类现代文明缺失，表达过深深的忧虑。一方面，精神文化建设相对于经济建设显得有所滞后；另一方面，传统文化遇到现代化时，面临一个继承与转化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危机”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经历的过程。不过，危机并不可怕。因为事物的发展都是辩证的，伴随文化对立冲突的是融合再生。其中的关键是，在文化的冲突和危机中建构一个适应现代化和未来社会发展的新的文化价值系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我们应该坚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理念，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交相辉映，编织出斑斓绚丽的图画，共同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共同抵制妨碍人类心灵互动的观念纰缪，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让人人享有文化滋养。确实，相比有形的物理分隔，无形的精神隔阂对于共同体的构建影响更大。就此而言，文化交流、文明对话显得十分重要。
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应当真正树立文化自信，自觉承担弘扬中华文化的使命。一方面，必须摆脱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态度，树立科学态度和求真精神，以冷静而深沉的理性来思考和研究、反省中西文化。另一方面，要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寻求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在人类文化总的宝库中发掘一切健康有益的精神资源，共同纠正现今人类文明的缺失。
人类自从有能力认识世界和自己，就开始思考人类共同的命运。大量东西方先哲圣贤一直在探寻、筑构人类的核心价值体系。冷战后，西方文明似乎“独领风骚”，一时呈现出主导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的趋势，“西方文明优越论”一度大行其道。抛开国情和历史传统的差异，用一个标准去衡量文明的好坏，注定是无效的，也是缺乏说服力的，其结果只能导致猜忌和冲突。
先进文化乃人类的文明，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先进性的相融与整合，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法则。但凡创始者可以赖以发展、强大，并能跨文化系统传播且被非创始者广泛接受、采用的文明成果，均乃人类共同的文明。即便首创者确是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但其得以传承、积淀于人类历史，成为人类文明中的“熠熠生辉者”，就是因其已超越了民族和阶级，构成对人类文化的积极贡献。
历史渊源：具有天下主义传统的中国，能带来统一与和平
自古以来，中国就以“和而不同”的理念来对待人类文明发展。不同的文明只有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对话，才能自我更新。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说：“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中国传统文化唯有“活”起来，才能“火”起来。
孙中山先生早就指出，从经济上来分析，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的建立，不仅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一旦中国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准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即可增多，而国际商务即可增加。种种迹象表明，中国问题的解决具有世界意义，中国的复兴将是全人类的福音。“世界和平、维持人道”必须确保中国自主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孙中山先生提倡用一种和平、开放的民族主义思想来处理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孙中山说：“我们今日在没有发达之前，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灭消，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
孙中山先生把《大学》所标榜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作传统的“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他的最高理想是，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当然，这条走向世界大同之路，过分强调了以中国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而难免忽略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互鉴。
汤因比则进一步提出，未来的人类只有走向一个“世界国家”，才能避免民族国家的狭隘以及为追求狭隘国家利益而带来的冲突和灭亡。在他看来，人类社会要过渡到一个“世界国家”，只有具有“天下主义”传统的中国才能担当此任。他对中国文明在未来的作用给予了很高期望，认为中国不仅是2000多年来一直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而且正是它将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
与此相呼应，李约瑟还在自然科学领域充分阐释了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他宣称，就像本来是异教徒的保罗转而信仰基督教并成为“圣徒”一样，他自己也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1975年，李约瑟指出：“我曾极力主张的是，今天保留下来的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事事物物，将对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我再一次说：要按东方见解行事。”198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一次世界性会议上，数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发出了与李约瑟相类似的呼吁：“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4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树立世界眼光，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并结合本国实际加以运用。中国5000年的文明蕴藏着丰厚的文化财富，只要我们不断从传统中汲取养分，借鉴其他文明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中国文明的内在价值，就能够克服前进中的障碍，突破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困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在此意义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历史和时代发展潮流，就是要呼吁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一带一路”则是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大倡议。
二战后，世界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地球越变越小”，全世界的人都息息相通、休戚相关。关心人类前途的人已经意识到，一个全球性的社会不能只有利害的层次，而没有道义的层次。人类社会需要一个有道义的新秩序。而道义这个要件，正蕴藏在中国世代累积的经验宝库里。所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强调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只有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才能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真正变为现实。
时代演进：在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上，合作放在首位
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拥有不竭生命力的重要源头。在当代中国，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与时俱进等为内核的民族精神，为我们不断克服艰难险阻、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提供了强劲的动力。立足于中国文化崇尚和谐的价值取向，在处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上，我们把谋求合作放在了首位。这显然与追求“制衡”的传统西方模式大相径庭。
当下我们所处的世界，相互之间的关联前所未有，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也是前所未有。面对这种局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人们为了争权夺利恶性竞争甚至兵戎相见，这很可能带来灾难性危机；另一种是，人们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齐心协力应对挑战，开展全球性协作，这就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有利条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时代之变的正确选择。它具有实现的理论和政治基础以及物质基础，但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并不会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帆风顺，而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近年来，中国陆续提出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各种方案，旨在超越西方中心霸权观，重建和平、对等及互利的世界新秩序。这是符合中国传统“和衷共济”的世界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当前，全球秩序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崩解与重组时期，又可能迎来一个无论在经济、文化、宗教、族群等方面皆更能符合对等、互惠、多元、尊重及公正、发展等原则的新世界。由此，我们更有可能建构一个体现“休戚与共”与“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新秩序。
事实上，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全球性挑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来应对。
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举措，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国利益，增加了我国同各国利益汇合点。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344号决议，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见，中国日益将治国理政思想和全球治理实践结合起来，赢得了国际认可与尊重。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开放进取的中国，把自身命运和前途同世界命运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我定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解决文化差异、文化误读以及文化霸权问题，要对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如环境问题、气候问题、反恐问题以及现代化问题，展开交流、研讨与合作。其中，重要的是考虑中国文化能对世界文化的进步与人类幸福作出什么贡献，而不是生搬硬套西方的思想来解释甚至规制中国的发展。
知名学者汤一介曾呼吁，要利用我们传统哲学的资源来对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创造出新的哲学理论”。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中的推进，要更自信地用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思想者小传】
乔兆红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室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世界中国学论坛成果智库转化平台”首席专家。主要从事当代中国问题和中国学研究。2009年获“张仲礼学术奖”，2011年赴美访学一年。在专业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先后出版专业学术专著数部，独立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上海市决策咨询项目、上海市哲社规划项目和上海市科委软课题研究数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