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自承既非“学问中人”，也非“事功中人”，而是“问题中人”，一个“本着自己的思想而实践行动的人”，他历经三朝，既“向内理会”，又“向外观察”，[1]毕生考虑“人生问题”（自度）与“中国问题”（度人）。[2]

在“人生问题”上，梁漱溟共有三个阶段，由西洋功利思想而印度佛家出世，又由佛家出世思想而进入中国儒家。对他而言，“中国问题”就是“对外求得民族解放，对内完成社会改造”，[3]他奔走呼号，使用“建国运动”一说，前后寄托于“乡村建设运动”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虽然关于梁漱溟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但以“建国运动”贯穿其国家思想的研究尚未问世。

一、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

梁漱溟的一贯口号是“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4]

虽然孟子尝倡导行仁政，而经验的结果，大家都颇知道还是不必有政治的好——国家政府不必做事为好。有人说一句妙语：“近代的英国人，以国家为必要之恶；中国人自数千年之古昔，已把国家当作不必要之恶了。”政治虽不必要，但教化则为必要；此所谓教化并不含有一个信仰，只是教人人向里用力。人人向里用力，各奔前程，则一切事他们都自谋了，正无烦政府代谋也。——这正是最好的“中国政治”……此不要政治的政治，实源于其不像国家的国家。[5]

在梁漱溟看来，旧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而非个人本位、阶级对立的社会。因为“上下升沉不定，流转相通”，所以是一个“散漫流动”的社会，“阶级没有定形”。[6]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政治）就是一个阶级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但中国有其特殊性，因为“社会的家庭化”，“中国成了缺乏政治的民族”[7]。对于传统中国的根本概括是：“不要政治的政治，不像国家的国家”，原因当然就是中国不符合阶级论国家观的核心要素：“自秦汉以后，变列国纷争之局而为天下一统，外围环境不同；同时期内部构造但有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8]

老中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互无关联；在政治上消极无为，诚如雷海宗先生所言，东汉以后的中国是“无兵的文化”，可谓中国消极政治的一大佐证。社会又不尚团体，“只能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很难有党团的组织”。[9]

消极无为的中国政治场域没有革命，因为“革命是说一社会秩序的推翻与改建，社会秩序包含法律、制度、礼俗、习惯而言”。[10]以辛亥革命为始，华夏大地开始迎来真正的革命。彼时关于建国问题有君宪与共和两派话语，因民国成立，孙中山的建国纲领成为占上风的主流话语。他将建国分为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宪政。[11]所以，中山先生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其中所谓革命当指建国大业（宪政中国）：“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12]

梁漱溟以为辛亥革命开启了民族自救运动，走欧洲近代民主的路是前期，走俄国共产党的路是后期。但这两次政治试验都以失败告终，这正是梁漱溟所面临的时局。而他应对艰难时局的办法，不是单纯地诉诸旧中国，而是先找寻这二三十年与旧中国的裂变何在。由此，他发现了彼时近百年以来的乡村破坏史。[13]

以往的中国也有对乡村的破坏，但很快就由乱而治，期间乡村风俗并未遭到多少更易。虽然彼时数百年亦有中外交通，但都是外邦来朝，并没有构成对我国乡俗的压迫；而在梁漱溟看来，晚近的几十年对乡村破坏极其严重，端赖于“世界大交通”之后盲目求学于西方，“结果学他未成，反把自己的乡村破坏了”。[14]因为乡村遭到破坏，而中国是农业立国的国度，势必需要以乡村建设的方式建设新中国。

二、建国运动之一种：乡村建设

贺麟先生将迷信武力的称作“力治”（武力建国），并借培根“知识即力量”之语称自己为“学治”（抗战建国—学术建国），以“学治”之“法治”取代申韩式之“法治”，又能补充“德治”。[15]同样面临这几种统治方式的梁漱溟选择“乡治”。[16]他要以乡村入手（即不从都市入手），构造新的组织。

以大小而论，“中国这个国家，仿佛是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17]而家太小、国太大，不若乡之大小持中。以秩序基础而论，“乡村秩序原来就是靠理性维持，都市秩序原来是靠武力维持；所以从乡村入手，特别适合于理性的发挥”。[18]“因下层需要而发动的建设，事权将始终是握在下层。可以免却近代国家的一切危险毛病。”[19]

今日中国问题在其数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乡建运动实为吾民族社会建设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识得问题所在，则知今日非根本上重建一新组织构造，开出一新治道，任何事不必谈！[20]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主张主要面临两种理论与实践上的对手。一种是国民党领导的官办乡村建设，一种是同样重视乡村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的“统制”，梁漱溟不以为然。这并不是说他不关心国家统一问题，他相信“中国是要从实验到统制的”，但他同样清楚的是，“眼前的中国时局，就还在容各方实验的阶段”。[21]而梁漱溟以为国民党终究不明白一个道理：“中国的大多数人是农民，谁要解决中国问题，谁都得做农民运动。”[22]

什么是农民运动呢？从他的目的一面说，就是谋求农民的利益。从方法上说，就是要组织训练农民，启发农民自己的力量，使农民自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23]

彼时倡导从乡村着手的主要是两派人马，一派是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运动，一派是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乡村自救运动）。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将乡村视作一个整体。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运动是依照阶级理论，确立乡村内部的阶级矛盾（“作一种分化工夫”[24]），而梁漱溟则将乡村视作一个整体（如《吕氏乡约》“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面对中国共产党，梁漱溟念念在兹的是：“理想社会必须不是阶级社会……农民问题要放在中国问题内来解决，而中国问题天然不是斗争可以解决的。”[25]

那么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究竟如何展开？他将“社会问题”化约为“人生问题”：“物待人兴；建设必寓于教育。”[26]在他看来，乡村运动就是“知识分子的下乡运动”。[27]“乡学村学以各区域之全社会民众为教育对象而施其教育。”[28]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革命模式：

所谓革命的知识分子所凭借的社会中潜伏之一大力量，我是指乡村间居民而说……历来对于中国问题之发动，有两种不同形式：一种是通习外面世界情势之知识分子所发动者……一种是不通外面情势之内地无知农民所发动者……解决中国问题的动力，殆在引后种动力并入前者，而为一种动力。然而这引的工夫，是要由前者来作的……革命的知识分子要下乡间去，与乡间居民打并一起而拖引他上来。[29]

这种革命模式的结果是：“乡间人磨砺变化革命知识分子，使革命知识分子转移变化乡间人……乡村建设完成，则乡村都市不分；知识分子与乡下人也不分。”[30]

既然近百年对乡村的破坏不只是破坏了乡村，还破坏了“中国的老道理”，[31]所以这种乡村建设不单单是一种旨在乡村的建设，而是“要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32]梁漱溟宣告“西洋化的中国民族运动”已进入“终局”。现在要来一场中国革命，而中国革命的问题就是“文化改造，民族自救”。[33]这样一来，在1930年代，梁漱溟要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正是一场逆转“新文化运动”（西洋化—世界化）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化），一场建国运动和“宪政运动”。[34]

三、抗日建国与国体鼎革

“中国需要讲统制，中国也需要讲实验。但统制就不容实验，实验则统制讲不了。二者不可得兼，我将舍统制而取实验。”[35]在1920-1930年代，在实验层面上，既有梁漱溟这样以乡治实现建国的主张，还有中共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建国话语；在统制层面上，则有国民党建立宪政的的建国话语。

不过，在形式统一中国十周年之后，国民党政权遭遇日本全面侵华，走向宪政的建国之路受挫。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颁布《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临时全代会的宣言是：“抗战胜利之日，即建国大业完成之日，亦即中国自由平等之日。”[36]其基本精神是“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37]在统制层面上的宪政建国话语转变为抗战建国的话语。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在此一系，向来迥异于统制的实验中人（中共和作为第三方的知识分子）也深深服膺抗战建国的主张。

一度被救亡诉求压倒的启蒙知识人，再次面临救亡问题。与中共响应抗战建国的口号一样，当时的知识人也承认国民党政权的权威。梁漱溟就主张：“发动民众，以民众力量来抗战，来建国；从团结上求统一，树立国家权力以为抗战建国的总司令部。”[38]贺麟发表雄文《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称之为“伟大的、中国全部历史上开新纪元的抗战建国运动”。[39]

虽然中共也在民族危亡之际接受了国民党提出的“抗战建国”主张，但从1939年国民党开始具体策划并实施“防共”、“限共”的方针到1941年皖南事变，中共便不再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想法。[40]至此，中共建国话语中的“国”几经变更：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到“中华全国民主共和国”、“三民主义共和国”。至于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因为国民党坚持“一党训政”，而中共则坚持建立“联合政府”，就形成了两相对立的建国话语。[41]中共最终在1949年“将革命进行到底”，建成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样的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又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范了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体与政体。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后（1954年），中共成为唯一执政党（民主专政的国体正式底定）。可以说，1949-1956年的这段时间，既是经济上进行改造的时期，也是政治上由新民主主义到底定民主专政国体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全面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梁漱溟带着“超然的政治兴趣”[42]将总路线视作又一次建国运动。

四、建国运动之一变：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49年6月，梁漱溟终于完成酝酿多年的《中国文化要义》，11月正式出版，送给中共领导人，献礼新政权。但与此同时，梁漱溟认为中共新政权不过是近代各种革命的新翻版，不会长久，为了保持中立的身份，他拒绝了参与政事的邀请。在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想法未得应允后，他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去老解放区采风。

迟至1950年10月，梁漱溟才发表北上之后的第一篇文章《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暗自点头承认：这确是一个新中国的开始！”[43]看到中共的业绩后，梁漱溟开始反思自己以往与中共的不同主张，逐渐展开自我批评。是年，梁漱溟动笔撰写《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他承认中共有三大贡献：统一建国，树立国权；引进团体生活；透出了人心。

以国营经济居领导地位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步步向着社会主义走，亦就是让中国人步步走向理想的团体生活，其端倪现在已有可见。自有建国运动以来几十年至今，这可说是第一次看见新社会苗芽之茁露。[44]

物类循着其先天安排的路子活动，而人心则循乎文化。而建国这件事呢？在今天便是改造文化。本来数千年的老中国何待再建？说建国，其意乃在建造一新中国社会；而社会所以新，却在文化上。政治要新，经济要新，种种皆要新，而不从宗教、道德、礼俗、法律这些新起，却新不了。照直说：建国问题，正是如何给中国人心理上改换路道走的那个问题。[45]

从建造新文化、迎接新天地的角度思考建国问题，是梁漱溟与中共的最大契合点。他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看到了中共政权的巨大功绩。在他看来，中共一方面承担了一种宗教的作用，从而提供了一种新伦理（梁漱溟以美育代宗教，中共以人民政党代宗教）；另一方面又引入了团体的生活，养成了新的政治习惯（团体生活）。

《中国建国之路》未及完稿，梁漱溟便去观察土改情况。随后，他对中共政权的赞许发生了微妙变化。就阶级斗争理论而言，表面上看，梁漱溟转而承认其合理性：

中国共产党今天所以成功，恰在前面说过我所一直不同意于他的一点：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我现在觉悟到尽管中国社会有其缺乏阶级的事实，仍然要本着阶级观点来把握它，才有办法。[46]

既然客观形势上中国不可免地要卷入世界漩涡，而终必出于阶级斗争之一途，那么，阶级斗争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眼前的事实即是其征验。[47]

《中国文化要义》和《乡村建设理论》奠定了梁漱溟就中国问题的系统分析框架，眼前的事实超出了这种框架的解释力，“又联合又斗争的”毛泽东和新政权让梁漱溟感到费解。他似乎只能接受阶级斗争建国论，而否定自己关于中国并非阶级社会的论断。

不过，梁漱溟并没有讲明自己到底错在何处，阶级斗争理论究竟对在何处。所以，该文发表后，千家驹等人遂批评其自我批评不彻底。如果当真以为中共的成功令此时的梁漱溟转信阶级斗争理论的话，那就无法理解梁漱溟为何会盛赞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对阶级矛盾的告别了。在《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试说明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1959-1961年）一文中，梁漱溟虽然赞扬建国十年来取得的成就，却对“阶级”保持缄默。

然而，梁漱溟在1966年的短文《谈全国统一稳定的革命政权的建立》中又肯定了中共的成功之理：以分求合，武装斗争，统一战线，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虽然梁漱溟似乎在这篇文章中认可了阶级斗争论，但同样在1960年代，他又在另一处发言稿中否定一切从阶级角度出发的观点。

人非必定站在其本阶级立场……中国共产党从其发起到后来壮大发展，取得革命胜利；皆是知识分子和农民两种成分。为什么西欧北美阶级对立对抗之势甚强烈，曾经无产阶级的苏联不能负起革命任务，转而落到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中国来领导。凡此都正名根据[阶级]论定一切，好像阶级性决定一切[是未必如此的]。[48]

综上，在六七十年代“文革”期间，梁漱溟对阶级斗争论的表态飘忽不定，前后不一，这当然反映了他在时局中的思想纠结；但仔细审之，这种纠结本身不正是一种态度吗？

1949年之后，围绕建国问题，梁漱溟有两个核心主张，除了上述关于阶级斗争论的思考之外，还有就农业与工业关系的考虑。这两大主张分别对应着他在几十年前对两条道路（欧美道路[西风]和俄国道路[东风]）的批判。其一，关于农业与工业关系的主张，呼应对欧美近代资产阶级道路的批判（“跟着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洋而破坏了中国乡村”[49]）。其二，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呼应对俄国道路的批判（“跟着反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洋而破坏了中国乡村”[50]）。

关于农业与工业关系的主要讨论就是那场著名的1953年廷争。在这场廷争中，梁漱溟一共做过四次发言，讲“一个大规模的建国运动是我多年所梦想的，而今天到来了”。[51]他主要提出了两大问题：其一，建国运动是一个整体计划，“不止于建设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52]“想来亦必有其相应配合的规划，希望能报告出来”，[53]言下之意，望中共能和盘托出。其二，农民问题或曰乡村问题，“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54]

表面上看，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强调重点发展重工业（工业立国），而梁漱溟念念不忘以前的建国主张（乡村建设运动，农村立国），要为农民施“小仁政”。但若仔细审查可知，梁漱溟更关心的是工农关系所反映出的建国运动中的人心问题：

必须把群众工作做好，启发其自觉，让他发出一种积极性，如此建国才有根本，如此才称得起“建国运动”，而不是你建你的国……结合群众力量一齐向前干，这原是共产党的拿手戏。干革命时依靠群众，过去要，现在要用于建国。[55]

至此，梁漱溟笔下的两场建国运动都已出场。二十世纪许多建国尝试都没有被梁漱溟视作建国运动，独独乡村建设运动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被托付于“建国运动”这个语词。前者失败了，后者成功了；前者以农业立国，后者以工业立国。那么，对梁漱溟而言，二者有何共同意义，让它们区别于二十世纪的其他建国尝试？它们均关注人心——这才是建国运动中真正重要的问题。

五、人心的通透发扬

革命本来是“身”之事——利害切身；在中国却变成“心”之事——伟大的远见与高怀……共产党所说无产阶级那种精神或心理，却正是中国人所早成为好尚的东西——仁与义。[56]

梁漱溟言下之意，中国虽然没有无产阶级，却在思想深处暗通无产阶级的精神。这也就为中共扎根于中国并取得巨大成功提供了根本保障。中共“像一个伟大宗教填补中国缺乏宗教的漏空”。[57]中共的成功，不在于（至少不只是）阶级斗争理论的成功，而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无产阶级精神是中国人十分熟悉的（“社会主义革命大成于中国，其主要根源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58]）。传统中国虽然只有身家观念而缺乏公德，但并不缺少仁义的思想。[59]

以为梁漱溟建国后采纳了阶级论的思维方式，[60]这是一个莫大的误解。虽然《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和《我的努力与反省》已经表露出对阶级论的认可，但很快就能看到梁漱溟的悄然改变。在斗争严苛的“文革”时期，梁漱溟着手撰写《中国——理性之国》和《人心与人生》。建国的核心是提升人心，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再一次合题。

梁漱溟认为，斯大林号召“技术决定一切”和“干部决定一切”，而中共1957年展开的整风则是：“务虚先于务实，务虚重于务实。致力于政治思想收效于经济业务，整顿作风促进技术者，在苏联殆未见有之。”苏联对共产主义的描述是“苏维埃政权加上全国电气化”，而全不重视人的思想。[61]

共产社会不同于资本社会者……在其社会新的风尚、礼俗、道德……身的时代即将过去，心的时代就要到来。新社会其必非个人本位固不待言，亦非什么集体本位，而是很自然地要走向伦理本位之路。不过于旧日此一人对彼一人那些伦理之外，特重在集体对个人、个人对集体这一伦理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一时仍不能不用刑罚制裁坏分子，而首要致力则在人们的思想改造，以世界革命的远大志愿提高人们的意识，而且言教加之身教，形著成社会新风尚。[62]

梁漱溟笔下的社会主义有新伦理、新礼俗、新风尚，而这些与中国的传统伦理精神并不相悖；甚或说，正因为它们与中国的传统伦理有相当大的契合，才得以在中国生根发芽。考虑到“文革”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打破了儒家的礼乐运动，[63]梁漱溟悄然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与传统中国相接，以表面上同样赞赏新礼俗、新伦理、新政治习惯的话语，暗中批驳了社会主义革命对传统中国核心价值的某些破坏。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梁漱溟在几十年前展开一场逆转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化运动一样，此时正要开展一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逆转共产主义新伦理的新伦理。

此外，在《中国——理性之国》中，梁漱溟更加直白地将中国传统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衔接，甚或说将中共的成功奠基于中国的传统，而不是对传统的破坏。这样一来，问题就是：“能以礼让为国”，“子为政，焉用杀”。[64]

中国在世界上所以率先建设社会主义，盖因其自有几千年历史文化背景在……无产阶级精神既有其高于我们传统习俗之处，同时又和我们固有精神初不相远，中国人很容易学得来。[65]

梁漱溟一生就中国问题的方案面临三次挑战，一次是走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一次是走国民党俄国化的道路，一次是中共的路。在他看来，以利相接（西洋道路）和以力服人（俄国道路）终究不适合于中国，唯有中共开出新路，带领人民走向新天地。他关于“建国运动”的论述，先是选择了逆转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化运动（乡村建设运动），又以赞扬中共接续而非割裂传统的方式构建了中共建国论，最后则落脚于在传统伦理与中国无产阶级精神之间寻求契合点的文化尝试。[66]

无论具体时局如何变化，梁漱溟如何因应时局，他所关心的始终是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终归于《人心与人生》。梁子虽然早有写作《人心与人生》的计划，但因为“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而一再延宕，[67]最终完成于“文革”时期。虽然梁子“建国运动”所托付者不同，但其心中所向丝毫未改，将建国问题化约为人心与文化的问题，实乃一种道统建国，而非治统建国。[68]

注释

[1]梁漱溟，《在政协整风小组会上向党交心的发言》，载第七卷，第37页；《中国——理性之国》，载第四卷，第467页。

[2]梁漱溟，《人心与人生·自序》，载第三卷，2005年，第525页。人生路向与社会问题息息相关，中国、西方、印度三种人生路向，也是三种文化—社会模式。在《儒佛异同论》书稿被红卫兵抄走后，梁漱溟致信毛泽东，请求他出面归还书稿：“一生数十年唯在一个中国问题一个人生问题所刺激所驱使之下，求其有所解决（前者求其实际的解决，后者求其在思想上的解决）而竭尽其心思气力。中国问题现在由于共产党领导既有一条大道可循，我将集中心力于人生问题之研究，写出《人心与人生》一书，偿其夙愿于余年。”参见第八卷，第79-80页。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孰占上风，参见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3]梁漱溟，《敬答赐教的几位先生》，载第六卷，第888页。

[4]梁漱溟，《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谈话》，载第七卷，第443页。

[5]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第二卷，第178-179页。

[6]梁漱溟，《在政协整风小组会上向党交心的发言》，载第七卷，第46页。

[7]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第二卷，第175页。

[8]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载第五卷，第292页。

[9]梁漱溟，《中国之地方自治问题》，载第五卷，第320页；《中国——理性之国》，载第四卷，第320页；《朝话》，载第二卷，第112页。

[10]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第二卷，第174页。对勘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11]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载孙中山，《建国方略》，林家有整理，中华书局，2011年，第321-323页。梁漱溟，《论党治》，载第六卷，第288页。

[12]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北伐宣言》，载孙中山，《吾志所向：孙中山的政治社会理想》，许仕廉编，赵诺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60页。

[1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第二卷，第352页。

[14]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载第一卷，第606-607页。

[15]相关论述参见贺麟，《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载《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22页。

[16]与贺麟先生截然不同，钱穆先生以中国传统政制以考试拔取学人使之从政，将其命名为“学治”。但两人显然都认为“学术者，乃政治之灵魂而非其工具”。钱先生亦提到“乡治”：“夫五口八口之家，父子兄弟夫妇之至戚，岂有身既修，而闺房之内，骨肉之亲，犹有不齐之理。故知古之齐家即为‘乡治’……中山先生《建国大纲》，亦以县自治成立为宪政开始，而县自治之完成，尤必植本于农村……今以后将以公耕合作之新农村，为建国建政之水泥钢骨，庶乎上符传统文化本源，旁适世界潮流新趋。”参见钱穆，《道统与治统》、《农业国防刍议》，载《政学私言》，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80-81，159-161页。

[17]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第二卷，第313页。

[18]同上，第315-316页。

[19]梁漱溟，《朝话》，载第二卷，第103页。

[20]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大纲》，载第五卷，第368页；《乡村建设是什么？》，载第五卷，第375页。

[2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第二卷，第442页。

[22]梁漱溟，《朝话》，载第二卷，第104页。

[23]同上。

[2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第二卷，第329页。

[25]同上，第416页；《朝话》，载第二卷，第104页。

[26]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第二卷，第472页。

[27]详参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第二卷，第479页。

[28]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载第一卷，第666页。

[29]梁漱溟，《中国问题之解决》，载第五卷，第215-216页。表面上看，“知识分子下乡”的说法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1955年开始至1970年代中叶结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二者也不过只有表面的相似而已，前者是知识分子引导乡村居民，而后者则是让“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30]梁漱溟，《中国问题之解决》，载第五卷，第218页；《乡村建设理论》，载第二卷，第481页。在1973年的私函中，梁漱溟仍坚持这种看法：“中国社会原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两大主要成分，中国革命亦即由这两种人而成其事。毛主席如只是一个农民而非知识分子，或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而非农民，均难以领导革命。到韶山后乃晓得毛主席实以一身而兼有这两种身份或资格——既是真的农民又是学识丰富的大知识分子。”参见梁漱溟，《致田慕周》，载第八卷，第175页。

[31]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载第一卷，第613，659页。这种老道理的要点有二，一是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情谊，一是改过迁善的人生向上。

[32]同上，第610页。

[33]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载第五卷，第113页；《中国地方自治之问题》，载第五卷，第336-337页。梁子自承：“我说中国问题是‘文化改造，民族自救’，表明他既非社会内部问题（阶级斗争），亦非对外问题（民族斗争）……中国文化根本动摇，旧社会组织、构造、风俗习惯、乃至一切文物制度，均被破坏而崩溃了。所以此刻的中国问题，只是新文化的建造开辟问题，或者是旧文化的补充改造问题；既非对外敌对，亦非内部冲突，而只是我们社会自己生长进步的文化问题。”

[3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第二卷，第161页；《谈中国宪政问题》，载第六卷，第498页。

[35]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第二卷，第442页。在毛泽东写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1966年7月8日）中，毛泽东自承“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阿兰·鲁林（Alain Roux）讲：“老虎是山中之王，雄武勇猛，力破万难；猴子则灵敏多变，弄险有方。”“虎气”与“猴气”是有别于西方自马基雅维利以降“狮子”与“狐狸”的另一组政治隐喻，“虎气”与“猴气”正在某种程度上对应了梁漱溟所说的“统制”与“实验”，而这两者的辩证关系亦可见于邓小平时代的政治生活。

[36]转引自贺麟，《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载《文化与人生》，第18页。

[37]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35-37页。

[38]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载第六卷，第972页；《谈全国统一稳定的革命政权的建立》，载第七卷，第151页。

[39]贺麟，《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载《文化与人生》，第19-22页。

[40]详参杨奎松，《皖南事变前后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统战策略的变动》，载《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第110-130页。

[41]详参卢国琪，《毛泽东的“人民共和国”探索之路》，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12月，第94-99页；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42]贺麟曾区分“介入的政治兴趣”和“超然的政治兴趣”，参见氏作，《政治与修养》，载《文化与人生》，第253-257页。

[43]梁漱溟，《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载《光明日报》（1950年10月1日）。

[44]梁漱溟，《中国建国之路》，载第三卷，第390页。

[45]同上，第370-371页。

[46]梁漱溟，《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载第六卷，第860页。

[47]同上，第865页。

[48]梁漱溟，《有关阶级问题的一次发言稿》，载第七卷，第214页。而我们又能在同时期的另一篇文稿中发现梁漱溟的自我批评，参见《我的思想改造得力于〈矛盾论〉》，载第七卷，第217-222页。

[49]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第二卷，第151页。

[50]同上。

[51]梁漱溟，《在政协整风小组会上向党交心的发言》，载第七卷，第39页。

[52]梁漱溟，《1953年9月11日政协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草稿》，载第七卷，第5页。

[53]梁漱溟，《在政协整风小组会上向党交心的发言》，载第七卷，第39页。

[54]梁漱溟，《1953年9月8日至18日一段时间内的事情》，载第七卷，第11页。

[55]梁漱溟，《1953年9月11日政协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草稿》，载第七卷，第4页。

[56]梁漱溟，《中国建国之路》，载第三卷，第404、408页。

[57]同上，第406页。

[58]丁耘，《大陆新儒家与儒家社会主义——以梁漱溟为例》，载《文化纵横》2010年第2期，第66页。

[59]梁漱溟，第五卷，第763页。

[60]详参贺照田，《当自信的梁漱溟面对革命胜利……——梁漱溟的问题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再理解之一》，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2期，第74-96页。贺照田认为梁漱溟在1951年至文革结束期间转而信奉“阶级斗争建国论”；汪东林截然相反，认为梁漱溟一以贯之地反对阶级斗争，参见氏作，《1949年后的梁漱溟》，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与梁漱溟形成鲜明对比的大概是同为第一代大陆新儒家的贺麟，他改信了马克思主义，甚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61]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载第四卷，第279-280页。实际上，苏联（尤其是斯大林时代）也非常注重对人心的改造。斯大林的生命是有限的（mortal），而斯大林主义对人心的改造却是长存的（immortal），它是“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详参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62]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载第四卷，第455、459、468页。

[63]梁漱溟讲：“儒家的礼乐运动，殊未得彻底成功；然已成就不小：一面是种下了中国人的和平根性，一面是扩大并延续民族生命到现在。”参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第二卷，第184页。

[64]梁任公引《论语》之语，参见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载第四卷，第475页。

[65]梁漱溟，《中国——理性之国》，载第四卷，第474、480页。梁漱溟讲：“新习惯新能力（纪律习惯、组织能力）的养成，必须合乎中国固有的精神。如不合乎中国固有的精神，必不易养成。”对勘贺麟之语：“我想以‘十年树人’的新说法，代替‘百年树人’的旧观念，并不是要在教育大业上欲速助长，急功好利，意思无非要指出教育功效之速，远非一般人之所想象。”亦对勘毛泽东之语：“‘十年树人’极为必要，非此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加上过去八年，十八年树人，估计可以基本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专家队伍。”与毛泽东“六亿神州尽舜尧”接近的是，刘少奇曾言：“《孟子》上有这样一句话：‘人皆可以为尧舜’，我看这句话说得不错。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努力锻炼，认真修养，尽可能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品质，不应该望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伟大的革命家的思想和品质，认为高不可攀，就自暴自弃，畏葸不前。如果这样，那就会变成‘政治上的庸人’，不可雕的‘朽木’。”参见梁漱溟，第五卷，第325页；贺麟，《树木与树人》（1946年），载《文化与人生》，第239页；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66-479页；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1957年10月9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94页；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66]丁耘认为：“《中国建国之路》是认识新中国的政统之作，而《理性之国》则是论证新中国的道统。”参见氏作，《大陆新儒家与儒家社会主义——以梁漱溟为例》，载《文化纵横》2010年第2期，第64页。

[67]在一定程度上，偏于中国问题而非人心问题，是救亡压倒启蒙在梁漱溟自身问题意识中的体现。“自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后，日寇向中国进逼一天紧似一天，直到‘七七’而更大举入侵，在忙于极端紧张严重的中国问题之时，像人生问题这种没有时间性的研究写作之业延宕下来不是很自然的吗？”梁漱溟，《人心与人生·自序》，载第三卷，2005年，第526-527页。

[68]关于“道统建国”与“治统建国”的区分，得自王船山的某种提示：“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治统之乱，小人窃之，盗贼窃之，夷狄窃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其幸而数传者，则必有日月失轨、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拆、雹飞水溢、草木为妖、禽虫为蠥之异，天地不能保其清宁，人民不能全其寿命，以应之不爽。道统之窃，沐猴而冠，教猱而升木，尸名以徼利，为夷狄盗贼之羽翼，以文致之为圣贤，而恣为妖妄，方且施施然谓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而受罚于天，不旋踵而亡。”参见王船山，《读通鉴论》卷十三，中华书局，2013年，第339页；对勘钱穆对孙中山国父之说的若干提示，参见氏作，《道统与治统》，载《政学私言》，第86-87页。

本文作者为董成龙，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教师；原文刊于《跨文化对话》第37辑，商务印书馆，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