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发表时多有删节。正文删除部分用粗体标示，以供比读。注释在文末，也很重要。】
【摘要】史家写自传应该属于他研究历史的职业生涯的一部分。阅读史家自传时，更应倍加警惕，以免掉进史家精心设计的历史陷阱中。通过对黄仁宇自传《黄河青山》和何炳棣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分析，将二人视作“生存性史家”和“职业性史家”两种类型的典范。黄仁宇自传有智者风范，何炳棣自传有学者气质。黄书展现出一种思考历史的观念路径，何书展示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门径。换言之，黄氏着眼于历史观，何氏着重于方法论。黄书多见其思路心态的复杂微妙，少见其搜集材料的百般曲折。相反，何书多着墨于网罗史料、穷尽甘苦的具体过程。
【关键词】自传，史学史，跨国性。
一、自传
有职业的传记作家，但没有职业的自传作者。一个人可以写作传记谋生，但绝不可能以写自传为职业。有的自传是为了自我辩护，有的自传是为了向人显耀。如果研究历史的前提是盖棺论定，那么自传就没法写。因为只要活着，盖棺定论就不可能。换言之，盖棺定论是死后之事。这样一来，生前没条件写自传，死后没机会写自传。
原则上，一个人只会死一次，他只能写一部自传。这使得自传行为特别神圣和感人。……当人开始写自己的生活时，他知道他将给此前的过去生活中一切说不定、拿不稳的东西赋予一种最终的形式和意义，而且这个叙事一旦写成，就很难再写成别的样子了。再也不可能用新鲜的、直接的眼光看过去了，别人只能通过已经写成的叙事来看他了。因此这里有一种再也无法找回的童贞感和使用权。[①]
可见，自传本身就充满悖论，是一个悖论概念。这就是说，自传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它需要一种相应的特定写作方式。
一般情况下，自传和回忆录是一回事。许多人写的回忆录其实就是自传。“在许多人看来，自传理所当然地属于回忆录。”不过，二者的区别却不容忽视。在回忆录中，“作者给予当代事件、给予历史本身的比重经常要比作者个性的比重大得多，因此称之为回忆录比称之为自传更为恰当。”勒热讷进一步指出，
在回忆录中，作者表现得像是一个证人：他所特有的，是他的个人视角，而话语的对象则大大超出了个人的范围，它是个人所隶属的社会和历史团体的历史。除了一些斗胆把个人的历史等同于世界的历史的天才人物的情况外，回忆录中不存在作者和被论述主体的同一。相反，在自传中，话语的对象就是个人本身。这不仅仅是一个私人材料和历史材料的比例问题。……我们不应当只看数量，而要看到两部分中的哪一部分从属于另一部分，作者想写的是他个人的历史还是他的时代的历史。[②]
勒热讷在《自传契约》中自传做过如下定义，“当某个人主要强调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时，我们把这个人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称作自传。”该定义包含三个方面的因素。（1）语言：叙事和散文体；（2）主题：个人生活和个人历史；（3）作者：一是作者、叙述者和人物的同一，二是叙事的回顾性视角。[③]随后，他又对这个定义稍作修改。“一个真实的人以其自身的生活为素材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它强调的是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它包含四个因素。（1）语言：叙事和散文体；（2）主题：个人生活和个性历史；（3）作者：作者和叙述者的同一；（4）叙述者：“叙述者和主人公的同一”以及“叙事的回顾性视角”。[④]虽然作者和叙述者被区分为两个因素，但本质未变。
勒热讷特别强调了自传对展示传主自我个性乃至人性的特殊作用。“自传以其完全的真实性展示了一切个性的塑造工作、一切个人经历其历史并将其变为神话的方式。”[⑤]从精神分析角度看，“自传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塑造个性的尝试，而不是一种认识的尝试。它首先通过塑造形象的行为，然后通过回忆和叙事（而自传无意将这些回忆和叙事作为阐释的对象），为分析提供了大量的素材。”[⑥]总之，“自传不仅仅是一种内心回忆占绝对优势的叙事，它还意味着一种把这些回忆加以组织、使之成为一部作者个性历史的努力。”[⑦]
自传是按照一个主题来重新规划自己的一生，也就是使自己的一生成为表现或实现这个主题的完整过程。“自传首先是一种趋于总结的回顾性和全面的叙事。”[⑧]在这个意义上，自传标志着作者重新活过，并将永远如此活着的特殊努力。自传作者无不深信自己已经实现了自我价值，但他仍然要通过自传再次确认这点，并希望这种自我确认得到历史承认。本质上，这是一种重塑自我形象的努力。“写自己的历史，就是试图塑造自己，这一意义要远远超过认识自己。自传不是要揭示一种历史的真实，而是展现一种内心的真实：人们追求的是意义和统一性，而不是资料和完整性。”[⑨]其价值不在于客观认知，而在于内在体认。“自传中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个人上了年纪后看待时光流逝和生活意义的角度。”[⑩]因为，“自传不能只是由讲得很好的往事构成的一种愉快的叙事：它首先应试图表达一种生活的深刻的统一性，它应表达一种意义。”[11]
二、史家自传
（应该说，相对于其他职业，研究历史似乎使历史学家获得了一种更强大的撰写自传的自觉意识和自省能力。史家写过他人的历史，自然知道如何写自己的历史。当然，）（此句原文无）史家总是在写完别人的故事之后，再写自己的故事，即把自己的故事放到最后来写。这种做法始于太史公“自序”。“自序”中，太史公追叙了自己的族谱，从上古五帝一直写到父亲司马谈。此外，司马迁还详细描述了友人对自己写史的质疑，以及自己的辩解和纠结。最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将“自序”安排在《史记》最后一篇，即第一百三十篇。似乎暗示着，史家总是最后写自己的人。只有写完别人的历史，再写自己的历史才有价值。从未有过一个史家先写自传，再写历史。自传之于史家意味着盖棺论定。他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需要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一番自我评估。可见史家自传之于史家具有某种终结性。受到司马迁的启发，班固也如法炮制，将自己的家史放在《汉书》最后一卷。
史家写自传应该属于他研究历史的职业生涯的一部分。史家书写自己历史和他撰写别人历史的心态肯定不同，肯定更为谨慎，或顾虑更多，或期望更高。历史学家在阅读文献时，通常都很自觉地意识到必须仔细辨析那些写出来的内容含义，并通过它去合理推断那些没有写出来的内容。同时，历史学家还会试图深入到文献的呈现和隐瞒之间的缝隙中，寻找和观察史料作者有意回避和掩盖的蛛丝马迹，并且据此缜密判断史料展现出来的内容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有无夸大和粉饰。毫无疑问，这种学术训练和职业习惯，使得历史学家撰写自传时，肯定有着较之他人更为复杂和微妙的心态和考虑。他们更在乎自我历史定位，也更擅长塑造自我历史形象。他们都是不露声色地给自己树碑立传的高手。他们尤其精通用貌似谦虚的口吻自我欣赏，或借他人之口自我赞美，同时貌似公允地对对手顺手一击，或踩上一脚。他们非常明白哪些经历能写，哪些经历不能写；哪些历史可浓墨重彩，哪些历史需轻描淡写。这好比，警察作案时更懂得伪造现场，不留痕迹。这样，阅读史家自传时，更应倍加警惕，以免掉进史家精心设计的历史陷阱中。
史学是反思，史家自传较之他的其他历史研究以及其他人的自传，是否有更深更真的反思？或许，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合适。虽然从数量看，史家自传既不比其他人自传多，也不比其他人自传少。当然，普通人除外。但不容否认的是，史家自传皆有一种自觉，即如实写出自己如何成为一名史家，以及如何成为这样一位史家。这种贯穿文本的自觉构成了史家自传的深刻主题。所有叙事、情景、细节、思绪皆是围绕这个主题而展开和推进。
对于惯于（刊文为“习惯于”）掩饰自己真情实感的历史学家来说，写自传不仅需要一种自省能力，更需要一种坦诚的勇气。如何写自己历史，对所有有志于撰写自传的史家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他不可能简单按照自己研究历史的一般方式来写自己的历史。他不可能像写别人的历史那样来毫无心理障碍（刊文为“顾忌”）地写自己的历史。[12]他必须克服一些东西，必须去掉一些东西，必须掩盖一些东西。这暗示着，史家自传可能比一般人自传具有更大的隐瞒和欺骗。[13]
事实上，史家在研究历史的职业生涯中，早已熟知不一类足的种种隐恶虚美的作伪手法。那么，这是否会使他在写自传时采用更加高明的造假手段呢？史家自传如警察作案，识别真伪尤其困难。因为警察的反侦察能力总是高于常人。这样，人们在读史家自传时，无疑要比读其他人自传，以及史家写的其他传记时，需要更加细心和敏锐。
自传之于史家，是一种真正的写史。这完全不同于他此前的历史研究。所有自信或自负的史家都会打起一百二十分精神来精心构制自传。因为，自传是史家以职业方式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幅自画像，也是一篇超大型的自撰式墓志铭，还是史家最愿意被世人认可的一种自我叙事。但本质上，自传并非史家自我历史的客观呈现，而是史家自我叙事的主观建构。正是通过撰写自传，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以及历史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14]
从后现代史学的角度看，所有史家自传首先都必须考虑如何讲好自己的故事。即将自己的历史讲成一个有趣的故事。传记和自传都需要把一生写成故事。区别在于他人视角和自我视角。特别是当这个自我视角具有史家身份时，其自我定位和自我审视更显得慎重甚至犹疑不决。这就好比，医生给自己看病，理发匠给自己剃头。
尽管理论上说，“历史学家的怀疑需要他摆脱全能叙述者的角色，以便强调一个特定的解释性论断的假设性质。这种新的姿态或许坚持不了多久，因为它暗含着这样一种危险：整部作品是一个由推论构成的东西。”[15]但实际上，史家自传恰恰是一种标准的全能叙述的史学文本。因为史家写的是自己历史。他的职业身份使其叙述更具不容置疑的全能叙述者权威。这里的逻辑是，有史家而后有史学，有史学而后有历史。历史学家的历史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成为自传的。换言之，历史学家通过自传向世人公开了自己的历史，并按照自己期待的方式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历史形象。
三、黄仁宇自传和何炳棣自传：两种类型史家的代表性文本
本文尝试一种跨国界的或国际性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并据此提出两个核心概念，即“生存性史家”和“职业性史家”。通过对黄仁宇自传《黄河青山》和何炳棣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分析，将二人视作两种类型史家的典范。
所谓“跨国界的中国史学史”不是指西方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而是指，中国人到海外学习、研究历史、发表论著，并对国内史学界产生相当影响者，不管他们是否加入外国籍（事实上，他们大多以中国史家自居），均可视作一种跨国界的中国史学史对象和范畴。[16]事实上，“当代中国史学的变化已深刻改变了‘史学史学科’的传统定义。其议题之多样，其关系之复杂，其脉络之曲折，其影响之深远，不但远远超出了史学史学科的一般界限，而且也超越了历史知识的普通边界，甚至跨越了现有的实际国界。这使得如何写中国当代史学史具有了近乎不可能的自我否定性质。”[17]
至少从中国史学史看，生存性史家和职业性史家两种类型的存在古已有之。只是无人据此界定和分类而已。比如，司马迁和班固就是这两种类型史家的典型代表。一般说来，职业性史家可学，生存性史家不可学。[18]职业性史家在规则之内玩，生存性史家和规则本身玩。所以，生存性史家的观念往往具有某种超越性，甚而大都有创造历史的野心。一般说来，生存性史家更有行动能力和勇气，更能产生直接的行动，对历史影响也更大。最重要的是，生存性史家的人生经历构成了其历史观的核心。[19]
从认识论角度看，生存性史家一般是经验主义者，职业性史家大体是史料主义者。[20]诚然，职业性史家研究历史也是一种生活，生存性史家研究历史也是一种工作。二者之别在于，前者离了史料没法谈论历史，后者有无史料都能思考历史。即，史料之于职业性史家是必要条件，之于生存性史家是充分条件。
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存性史家和职业性史家的区别仅在于二者和史料的关系不同，或二者对史料的态度不同。就其本质，史料在生存性史家和职业性史家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前者在生活中学习历史和思考历史，有无史书都不妨碍他们观察历史和理解历史。[21]后者则在文献中了解历史和研究历史，他们离开材料就不知历史为何物。好像尼采说过，有些人离开书本就没法思考。其实，这些人撇开书本也在思考，只不过一思考就可笑。[22]
无论何种类型史家，都不可能在中国大陆产生。[23]学术层面上，黄何二人对中国的观察都具有远距离的特点。美国社会背景，国际学术视野，成为二人历史话语的显著特征。政治层面上，黄何二人在美国都未直接介入任何政治，但二人肯定皆有自己的政治判断和政治意识。毫无疑问，二人的政治价值观都是经过各自的独立思考而形成的，与具体的政治事变毫无瓜葛。同样，无论政治环境，还是他们二人的政治态度，对各自的历史思考和历史研究均未产生任何影响。[24]
黄仁宇自传有智者风范，何炳棣自传有学者气质。黄仁宇早先当兵，[25]后来治史。何炳棣年轻时一心求学，晚年热衷政治。[26]黄何二氏皆有一种历史情结。[27]不过，唯有黄仁宇才是真正的历史之子。虽然人的一生都是历史，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自觉意识到这点，就连历史学家也未必个个都有此清醒意识。黄仁宇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终于把自己的一生都变成了历史，并时刻享受着这种化生命为历史、化历史为精神的独一无二的自由生活。[28]何氏人生经历虽对其治学方向和方法有所影响，但对其历史观毫无影响。其实何氏本人也谈不上有自己的历史观。
黄书展现出一种思考历史的观念路径，何书展示出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门径。换言之，黄氏着眼于历史观，何氏着重于方法论。黄书多见其思路心态的复杂微妙，少见其搜集材料的百般曲折。相反，何书多着墨于网罗史料、穷尽甘苦的具体过程。
黄仁宇有一种随时随地将自己置于某种历史现场浮想联翩的能力。他说，在密西根大学的远东图书馆，“我翻阅报纸时，似乎看到1938年闷热夏天的长沙市内任意扩张的黑色屋顶。空间的转换已压缩了时间。”[29]到欧洲旅游，
我独自在沙滩上徘徊，不免沉思三十年前发生在这条河岸线的事。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洛斯托夫得（Lowestoft）、依普斯维治（Ipswich）、菲力克斯托依（Felixtowe）、哈维治（Harwich）都是充满感情的地名，都会让英国皇家空军军官和德国潜水艇指挥官心跳加快。他们为赴命运之约，被派到这些水域来，执行猎人和被猎的任务。有多少青春飞扬的年轻人满怀天真的希望，却被这块布满浮油和子弹的水域所粉碎！在宁静的8月清晨，北海平静无辜，完全不像战士进行生死奋斗时所经历的残酷，他们的回忆仍然生动鲜明。[30]
何炳棣却似乎有意识地避免这点。即从不在任何历史场所随意发思古之幽情。“我旅游时一向极力避免发怀古之幽情；不过在澳门访问富有晚明闽南风光的‘望厦村’时，我却要坐在1843年美使顾盛（Caleb Cushing，1800—1879）坐过的石凳上，签署《望厦条约》的石桌旁，拍一张照片以为多年讲授远东国际关系史的纪念。”[31]
从文体角度看，《黄河青山》更精彩，适于阅读，有一种文体之美。[32]这种文体之美并非文笔或文采的文学美感，而是一种单纯朴素的文字之美。黄仁宇对文字有高超的驾驭能力。叙述节奏控制的非常好。从容不迫中使人欲罢不能。不断地插入和倒叙，像是在层峦叠嶂中费力寻找自己最初的来路一般。有趣的是，这种叙述手法非但没有打乱或妨碍故事进展的整体推进，反而使故事脉络更为清晰流畅。
文字的文学性并非坏事。只有缺乏文学才华并对历史毫无直觉感应能力的人，才会对文字持有一种轻率的不信任态度，并对文字的文学性充满敌视。毫无争议的是，黄仁宇确实比何炳棣更有文学才华。其实，相对于黄仁宇，何炳棣根本谈不上任何文学才能。[33]但这不等于说，黄仁宇就有资格放纵自己的文学才能而削弱自己的历史叙事水准和历史分析能力。[34]
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把他们的生命小说化，以求故事精彩动人；也无法采取艺术家的美学角度；也不可能展现新闻人员的当场识见，观察到历史成形的过程。但这并非说历史学家的生活就非得无聊不可，他可以用延展或压缩的时间段落，来探讨过去的事件；他可以建立一个宏观的视野，或是以许多细节来描述单一事件；他可以理出一个独立事件，或是比较不同的事件；他可以依循他笔下主角和女主角的逻辑，呼应他们的情感，或是揭露并驳斥他们的立场；他可以称赞无名小卒，推翻既定的主题。历史学家可以是工匠、技师或思想家。[35]
或许可以说，黄仁宇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兼具工匠、技师和思想家特质的历史学家。正因如此，他高超的文字叙述技巧恰恰使其拥有了一个展现其学术客观性的更高平台。[36]阅读《黄河青山》，其心态之平和，叙述之平衡，令人印象深刻。文字中似乎有一种高贵气质。一丝忧郁，一份优雅。[37]
四、黄何二氏对各自自传的不同定位和考量
黄仁宇自传的自觉意识在于，通过写回忆录，赢得读者。他认为，“回忆录的形式可以让我和一般读者对谈。”[38]这对扩大自己的学术影响，乃至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无疑大有裨益。[39]为此，他对自己回忆录的主题和类型做了明确定位。即真实展示自己创立大历史观的完整过程。
我应该认真考虑写回忆录，不过不是一般定义的回忆录。在美国，写回忆录的人包括前总统、前国务卿、四星上将、文人、男女演员或是黑手党头子和应召女郎。我不属于任何一类。我的回忆录可能不情不愿，是一个平民请求妻子允许牺牲一部分的隐私权，以赢取肯定，不过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的背景，为了特定的历史史观。[40]
作为美籍华人史家，黄仁宇对自己的特殊身份所带来的价值取向和观念判断充满自觉意识。他自信地认为，中美两国的生活经验使他能够对中国历史拥有比别人更为客观的立场和视角。
我想呈现的是站在美国立场的我，在我六十一岁的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间可以平均分成中国和美国两部分，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后五年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但我对历史的了解，包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出来的。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离开中国，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如果我只在这个国家住了五年或十年，也不会有相同的了解。……再加上文化差异，我如果要具备类似的反省力量，其教育过程远比一般人的想像还要长。但我反省分析的方法，基本上和小说家没有太大的不同。我阅读的东西，听过的对话，在中国见证的事件，都只有在我迁居多年后才产生意义。由于离主体很远，又有够长的时间来发展后见之明，终于可以轮到我说：“我懂了”。[41]
某种意义上，中美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很可能就是黄仁宇建构大历史观的有利条件。
诚然，黄氏自传的意图之一就是自我辩护，[42]具体说，就是为自己创立的大历史观辩护。“在其后多年，我继续扩展我的视野，出版三篇文章和一本书，讨论明代的税赋制度和政府财政。必须掌握仪式过程的意义、军事装备状况、当时政治思想家争辩议题，再加上充分接触明代社会史、科技和文学，我才有把握来探讨明朝。”“上段记述或许可以帮我排除下列批评：说我的大历史概念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43]这种做法和何氏自传不同。因为何氏是成功打入西方学界的赢家，其学术名号国际已有定评，自然无需过多自我辩护。
或许潜意识中，何炳棣希望将自己回忆录写成一本成功者的自传。[44]这使得他对撰写自传有着更高的自我期待和更大的学术野心。[45]这表现为两点。首先，何炳棣要求自传无论在内容广博还是时间跨度上都要超过杨振宁的自传。“十几年前接读杨振宁先生的《读书教学四十年》之后，我不由自主地就立下筹撰一部《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心愿。”他进一步解释说，
时光流逝，转瞬间自童稚初听《左传》故事至今已大大超过原估的60年了。只有从考取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1943年秋考，1944年春夏之交发榜）起算，此书写撰的完成与出版在年代上才符合整整一个花甲。有鉴于“60”这个数目，无论在西方文化发源地两河流域，还是在远古不断扩大的华夏文化圈内，都涵有非常丰富的意蕴，我决计保留原拟的书名，不去计较年代上的出入了。[46]
其次，何炳棣要求（刊文为”力求”）自传补充胡适等人所写的留学回忆录中的明显空白。
开头两章详述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工作的每个阶段，特别注重博士最后科目（英国史、西欧史）口试中长达两小时的问答。这是因为这种一向被公认是博士候选人最“难”的一关，不仅最足反映知识承受的深广度，而且是胡适以降几代人文社科留学生从未谈及的要目。其余诸篇章性质大致相同，都在陈述教学、选校、攻治中国史上一系列重要课题的经过与成果。[47]
何炳棣将自传定义为“长篇学术回忆录”，即凡与其学术有关者皆巨细不遗，网罗尽备。[48]这使得他不愿在感情经历、家庭生活、心理活动方面花费太多笔墨。一般说来，回忆录也算是自传，但和严格的自传相比，还是有些差异。相较而言，何书更像回忆录。因为何书在结构上有意设置了颇多的人物回忆和描述，即“师友丛忆”和“专忆”。比如，“‘专忆1’即志在供给一个个案，”重心是分析“何氏一族在20世纪前半的实际运作”。[49]这些人物虽然都和何氏有关，构成了何氏不同生活阶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何书将其列为单独的一部分来写，性质便有所不同。因为，这些专门章节具有独立价值，放在书中只是为了进一步延伸和细化人们对该人物的认识和了解，如果放在其他地方，也不影响和损害对该人物的叙述和评价。就是说，这些专门章节中的叙述对象已非自传作者本人，而是作者认为对自己重要的人物。[50]某种意义上，这些写作方式已多少偏离了自传的叙事线索，而表现出一种有意识地扩张背景、增加内容、保存史料的撰写意图。[51]比如，
为了更好地保存史料，书中有几章正文之后附加“专忆”。本章末所附“专忆1”主要是谈有关堂兄何炳松和堂侄何德奎的事迹，因为他两位是20世纪前半何氏全族中的最成功的人物。“专忆1”中有关何炳松的部分包括业经刊印在暨南大学所编《何炳松纪念文集》中“堂弟记忆中的何炳松”一文；有关何德奎的部分全是我专撰的。“专忆1”与本章正文有不少处是交织互补的；内中还有我对何氏家族运作的分析。作为一个个案，我希望“专忆1”对研究近现代中国家族制度演变的中外学人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52]
何炳棣对自己回忆录的期待显然不仅是一本个人自传，而希望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时代传记。所谓“‘读史’既与‘阅世’并列，原则上两部分的分量应该相应”。[53]这体现了他史家身份的自觉性，即为时代立传。至少能给时代保留或提供一份特殊的证据。[54]或因如此，何氏自传的“写作不得不时断时续，所以书中各章的形式和组织未能一律。”[55]
这使得虽然黄何二书皆为著作，但何书更具学术研究性质，即何氏非常自觉地将自己历史当一般历史研究。“本书主旨是把本人一生，在国内、在海外，每一阶段的学思历程都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亢不卑地忆述出来，而且还不时作些严肃的自我检讨。我相信，唯有如此做法，此书才可望成为学术史及教育史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56]某种意义上，何氏似乎想把自己回忆录写成一部个人题材或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学术史。甚至不乏某种方法论的考量。[57]这表现为，第一，何书有意识地保存所谓一手材料。[58]比如，以“附录”形式系统介绍某种考试制度；[59]不吝笔墨地列出博士论文的章节，并详细介绍论文内容和史料价值。对何氏来说，这种处处留心史料的意识已经深入骨髓，以致和友人聊吃都愿意记上一笔。[60]第二，何书出于存史考量，以致有时与己无关者也多有描述。比如，西南联大部分。第三，何书频频征引原始文献（比如日记、年谱、家谱、档案、书信等）和学术论著（比如期刊、专著）。第四，何书以编年体为主，并不时附以“专忆”的传记体。甚至，在专人专篇之外，还有附记，以便叙述事件和制度。可见其确有某种纪传体章法。[61]第五，何氏自传不但在章节安排上颇有讲究，而且毫不介意地使用相当多的注释。这些注释内容也颇为广泛。有的注明引文出处，有的对正文作补充说明，有的对文中内容稍作引申，有的引证史料佐证正文，有的解释历史典故。第六，“作为一部学术回忆，本书决不躲避学术上的重要争论。”[62]第七，对自己经历中的重要史实详加考证，以作辨明。[63]正因如此，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往往构成何氏期待的自我形象的一部分。[64]
五、结语
我的目的不是比较黄何二氏写的自传孰优孰劣，即谁的自传更好，而是通过分析二人的自传，展示出两种类型的史家的成长过程以及特点。换言之，我关心的不是黄何二人如何成为史家的客观过程，而是他们两人如何叙述自己如何成为史家的主观构想。[65]这个关注焦点不在于还原，而在于呈现。呈现的本质在于，它包含一种强烈的自我期待。即，黄何二人要通过自传重构自己的历史，使自己的历史呈现出一个自我认定的完整面貌和真实形象。为此，黄何二人都必须详细描述自己的历史背景和自己的活动范围。特别是何炳棣还要忍不住地扩大自己的叙事边界。[66]
从史学史角度看，评论史家除了才学识德之外，还应有境界标准。所谓境界，“有（理论）体系，有思想（批判），有（人性）观照，有（生命）体验。必须同时满足这四个条件，才算得上有学术境界。”[67]据此，太史公“究天人之际”是境界，不是史识，“通古今之变”才是史识。班固差的主要是境界，而非史识。虽然就史识而言，黄何二人似乎大同小异。它体现在，第一，黄何二人的历史研究皆重视制度因素。黄仁宇重视官僚制度无差别的同质化对中国历史长期发展的全方位影响。何炳棣对土地制度、科举制度乃至皇权专制皆有准确把握。二人皆从制度入手解释中国历史特性。二人的研究方法皆有制度性特点。第二，黄何二位史家均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区别是，黄仁宇的问题来自他对中国现状的亲身体验和实际观感，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息；何炳棣的问题主要来自西方学术脉络和语境，具有明显的国际视野。换言之，黄氏问题多源于个体生命的历史直觉，何氏问题多源自既定理论的方法自觉。第三，无论黄氏还是何氏，二人观察中国历史都能保持一种整体观，即将中国古代和现代视为一个历史整体予以分析（这自然得益于美国的自由学术体制）。较之国内，这种视野和观念上的巨大优势显而易见。至今，黄仁宇仍然是反思中国内战最深刻者。他的一个独特观察是，中国现代史就像一个怪异的“三明治”。上层是貌似现代的政府架构，下层是地道的传统社会，中间则是空空洞洞的“无”。
就其本质，黄何二氏之别在于境界高下。黄氏应该算是半路出家。这使得他早年的从军经历一点一滴的全部消化在他此后的学术思考中。“我不但从军中重回社会，重新训练自己进入新职业领域，而且还借着混合自身体验和所读的学术分析，对当代中国进行彻底检验。”[68]半路出家看似动手晚，但好处是丰富的人生经验能够自然转化成丰厚的历史感悟。在密西根大学，黄仁宇开始形成一种自觉的历史意识。“我逐渐相信，我的中国知识和经验应该透过历史来评估。”[69]所以，黄仁宇的作品、文字、思想都浸透着浓厚的生活体验。
何氏留学，黄氏流亡。貌同神异的生活际遇深刻塑造了二人迥然相异的史家之路。黄仁宇有目的但少计划，基本上是被生活推着一步步走上了历史学家之路。对黄仁宇来说，某种意义上，成为史家是自己流亡生涯中的意外收获。[70]“经过数十年的时间，历经长久的旅行、阅读和自我探索，终于造就今日的视野。”[71]他自信有了“一览众山小”的历史眼界。“同一个地方，观点不同，视野就不同，全部加总，生命因而更有趣。”[72]何炳棣则是一个目的性和计划性都很强的人。他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并照此目标制定自己的人生规划。当他实现了自己的人生规划时，他也就成了自己期待的历史学家。上大学时，何炳棣就开始捉摸如何打进国际一流学术刊物、跻身国际史学圈子、成为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他这个追求终生未变。他此后到了美国，一直都主张要做“一等一”的历史大题目。无论写什么文章，不管社会史、经济史，还是思想史，他都告诫自己绝不做“二等”历史文章。相对何炳棣的志向高远和学术早熟，黄仁宇就显得过于迟钝，甚至平庸。[73]属于典型的大器晚成型。当然，何炳棣绝非小器，只是相对黄仁宇之大，格局略小而已。尽管比喻不类，但我还是愿意将黄何比作马班。
对黄仁宇来说，成为历史学家是一个人生意外。“我如果宣称自己天生注定成为当代中国史学家，未免太过狂妄自大。”[74]因为他对历史学充满敬畏。“对我来说，历史学不只是行业与技艺而已。或者，换一种略微不同的说法，我开始接触这一行业与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75]为了解决心灵困惑，黄氏找到了历史学。可见史学之于黄氏，具有心灵寄托的含义。冥冥之中，这就是命运。它始于密西根大学的安亚堡。“由于命运的安排，在我到安亚堡之前，思考的过程已开始在我身上启动。许多矛盾在眼前开展，我必须从历史里找原因。”[76]密西根大学由此成为一个华人史家诞生的摇篮。“回顾过去，如果要利用我的背景作为史学家的准备条件，我不可能找到一个比密西根大学更好的地方。”[77]
其实，创建大历史观也是一种意外。至少不在黄仁宇的人生规划中。“我开启这段生命时，不过是想寻求舒适和隐私，并无更大的野心。问题在于，在过程中我逐渐卷入比生命更宽广的历史。到最后，我避免放肆时，就显得很不诚实；我压制自己的反对意见时，就显得很虚伪。”[78]这时，黄仁宇终于确立了自己身为历史学家的自信和抱负。黄氏坦承，“我从来不清楚自己何时踏上史学的不归路，只有透过回想，这段盘旋渐进的过程才变得明晰。”[79]对命运的咀嚼，使黄仁宇超出个人际遇而得以观照时代风云，进而洞见历史玄机。一个生存性史家的天才灵感正源于对命运的感恩和沉思。
理解自己的生活经验，将其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由此敲开了历史学的大门，创立出独特的大历史观。“虽然我的书理论上是通史，但和当前时事密切相关。情势使然，不得不如此。”[80]黄仁宇的历史学家之路，本质上就是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加以思想提炼，形成某种历史直觉。
注释：
[①] 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第27页，三联书店，2001年。
[②] 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第4—5页，三联书店，2001年。
[③] 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第3页，三联书店，2001年。
[④] 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第201—202页，三联书店，2001年。
[⑤] 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第82页，三联书店，2001年。
[⑥] 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第93页，三联书店，2001年。
[⑦] 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第8页，三联书店，2001年。
[⑧] 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第25页，三联书店，2001年。
[⑨] 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第81—82页，三联书店，2001年。
[⑩] 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第18页，三联书店，2001年。
[11 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第10—11页，三联书店，2001年。
[12] 既然史家写自传比他人心思更深，就不能完全排除某种“阴谋论”之可能，即借自传为自己辩护、粉饰，或指责、抹黑他人。
[13] 某种意义上，史家自传说谎一定比其他人自传更隐蔽，更不易发觉。
[14] 英国作家劳伦思·斯特恩试图“指出文体同生活现实之间的虚假关系”。就是说，“人的实际生活经历同自传中通常表现出来的连贯时序和故事情节根本不相吻合，两者各循自己的规律，无法沟通。即使是最简单的自传模式，如：叙述人生于某年某月某日某地，也不能写出真实情况。”（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第24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15] 汉斯·凯尔纳《语言和历史描写——曲解故事》第30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
[16]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最近单列了一套“海外学子系列”。虽然数量不是很大，且限于年轻学人，但也表明海外华人史学正日渐成为一个愈加不可忽视的特殊史学群体和重要史学现象。
[17] 雷戈《史学在思想》“自序”，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18] 郑谯就认为，司马迁难学，班固易学。所以，学《汉书》者多，习《史记》者少。
[19] 比如，黄仁宇自称，“对于内战的滔天大罪，我们可能无法辩解、合理化、补偿甚至道歉。如果假装一切都没发生，就怠忽了历史学家的职责。历史学家只能想像，在野蛮残暴的背后，是下级官吏的恐惧、害怕、愤怒和紧张，他们必须执行或回应劳力密集型态的革命。这是人类社会的彻底重整，是空前的经验。”（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98页，三联书店，2001年）其实，对那些职业性史家来说，其历史意识同样受到生活经历的某种影响。比如，何炳棣曾谈到他历史观点背后的现实考量。“因为亲老家衰，自9岁即了解留学考试已经代替了传统科举，成为最主要的晋身之阶。”“由于我虽不得不以新的科举为晋身阶梯，我对传统‘士大夫’阶级的行为意识有很大的不满。”（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475、16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
[20] 在黄仁宇身上，这种经验主义的思维特点体现得尤为明显。他提及一件生活中的小事。“每次开车经过美国城镇时，街道标志和停车定时器看起来都一样。根据逻辑推论，我会猜测其后的办公室也具有同样的架构。”（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51页，三联书店，2001年）
[21] 这当然不是说生存性史家就是所谓的白手起家式的“自学成才”。而是说，一方面，他们的经历对自己的历史观念有更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生活有更多的体悟。黄仁宇承认，“如果说我没有从杜蒙德学到任何史实，我至少学到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力道与复杂，由于我的人生之路较为古怪，我并没有机会从中国的外籍传教士看到这些特色。”（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59页，三联书店，2001年）
[22] 比如，何炳棣文革期间来大陆参观，随后发表的观察和评论就很能说明问题。以至于后来他自己都不愿多提这件事。
[23] 国内史家喜欢表白自己是“爱国书生”，再不济也是一介“书生”。相形之下，海外的华人史家就实在多了，也有趣多了，再一次印证了有真人而后有真史。
[24] 反观国内，无论对政治持有何种立场，受制于政治态势，皆未能对政治持以一种正常、平和、理性、客观的认知和评价。大体说来，约有三种人。一种人认同现政，其中又分为上下两层，下者粗俗宣传，上者精致辩护；一种人质疑现政，其中亦可分为上下两层，下者直率批判，上者含蓄寓言；还有一种人，不关心、不谈论、不涉及任何现政，搞纯学术，标榜中立、超脱、专业，从不做任何政治判断，毫无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是非感。如果定性，第三种人是庸人，第一种人是佞儒，第二种人是智者。可见，大陆政治环境和学术生态根本不可能产生黄何二人那种在政治和史学之间保持平衡的正常史家。所谓正常史家，是指，既不热衷政治，又不回避政治，既无政治狂热，又无政治冷漠感。与此同时，独立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历史观和历史感。
[25] 黄仁宇内心浪漫。不但想当元帅，还想体验士兵。“我尤其想体验战士的感觉。”（黄仁宇《黄河青山》第38页，三联书店，2001年）
[26] 一个表征就是，何书用语和大陆高度一致。比如，“新中国”、“解放前”、“解放后”等。
[27] 黄氏情结是内战，何氏情结是清华。黄氏一生的历史思考都是为了破解中国内战之谜。但意图不在于内战原因，而在于内战结果。相形之下，何氏情结就要轻松多了。何氏称其一生的天堂时光就在清华园。清华有他最崇拜的史学大师，他也从中收获了决定一生治史风格和路径的史学方法和眼光。“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囯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很幸运，在我锻炼思维的关键岁月，清华历史系已甩掉国学中过于烦琐考证的桎梏，供给我一个清新的文化园地去往‘大’处想，至少初步向‘大’处梦想。”“此后治学几无不遵守清华大一读西洋通史过程中所立的‘扎硬寨、打死仗’式自我磨炼的原则。”（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8、73、6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可见，对何炳棣影响最大的是雷海宗。“回忆清华和联大的岁月，我最受益于雷师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传统中国文化消极面之‘深’（如‘无兵的文化’及其派生的种种不良征象）。当时我对国史知识不足，但已能体会出雷师‘深’的背后有血有泪，因为只有真正爱国的史家才不吝列陈传统文化中的种种弱点，以试求解答何以会造成千年以上的‘积弱’局面。”相反，对时人拔扬过甚的陈寅恪，何氏却平和地说，“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的‘清华历史学派’（如果这个名词是恰当的话）的核心。事实上，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绝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18、6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
[28] 黄仁宇那张19岁时的大学生照，似乎暗示出他一生的命运。令人遐想。他背靠悬梯，俯视脚下，神态优雅。他所依托的塔楼，高大挺拔，贯通上下。仿佛他正站在天地古今中外的交汇点上。这幅他最喜欢的照片充满象征和寓言。他在攀登过程中，拥抱这个粗糙斑驳的世界。
[29] 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85页，三联书店，2001年。
[30] 黄仁宇《黄河青山》第301页，三联书店，2001年。
[31]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29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
[32] 《黄河青山》的开篇就出手不凡。1945年末，一个混合历史与艺术的经典时刻。战争与和平，爱情与工作，制服与住房，一起涌现心头，让这个27岁的国军上尉近乎窒息。从上海到重庆，看到外交官女儿家每层都有浴室，想到重庆的母亲和弟妹还住在没有自来水的山间破屋，巨大的空间张力连同扑面而来的生存对比，在一种极具节制的平静叙述中，愈发隐含着一种艺术爆发力。它像小说，不像自传，尤其不像出自纯粹史家之手的自传。某种意义上，黄仁宇对自传开端的精心设计宛如他对《万历十五年》的精妙切入。这种写史的建构意识和能力在后现代史学理论那里得到了有力论证。“我们生命世界中的开端和结局，在时间上绝不是‘给定的’，但如果没有约定的时间框架——历史时期，在时间上防止事件陷入无意义纷乱状态的重要历史标志也就会消失了。”正因如此，“关于开端和结局的叙述学问题，在历史编纂学中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它以一种显见的方式，展示了历史学家所作的基本选择是如何影响他们所讲述的故事，是如何揭示他们的历史理解特征的。”（汉斯·凯尔纳《语言和历史描写——曲解故事》第8、7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
[33] 何氏自称“质胜于文”。他将其归咎于自己早年那种过于粗疏的经史阅读和训练，造成“长篇背诵工夫太少”。“以致我一生自幼到老的中文写作几乎都是质胜于文、理胜于文，自恨从来没有下笔万言流畅自如的才气。”（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平心而论，相对黄氏，何氏实在太缺乏史才了。
[34] 黄仁宇的自控能力非常强大。尽管他坦承自己“不免自恋”，但也十分清楚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之间的深刻差异。“不管我喜不喜欢，创作之路绝对不可行。我已踏上非小说之路，无法逆转。”（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01、153页，三联书店，2001年）
[35] 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53页，三联书店，2001年。
[36] 历史学的客观性并不在于采用数据，或在多大程度上用数据说话。因为和文字一样，数据造假并不稀罕。有时甚至更容易。所以，在文字和数字之间比较谁更客观，这本身就不客观。
[37] 看《黄河青山》有时会想起《今生今世》。胡兰成自有他的好，但这和黄仁宇的好不是一回事。
[38] 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08页，三联书店，2001年。
[39] 史家的个人生活和经济收入乃至命运波折对史家本人的研究、写作、思考无疑很有影响，但对后世史家却毫无影响。从史学史角度看，能够直接影响后世史家和读者的只是史家的学说、观点和理论。对此情景，一个史家显然了然于胸。既然如此，他在撰写自传时，无疑有着更为复杂的考虑和谋划。至少比他人考虑的更多、更细致。由此一来，他可能也会变得更谨慎甚至更胆怯。黄仁宇要求出版商必须在他死后才能出版他的自，显然有此顾虑。
[40] 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06页，三联书店，2001年。
[41] 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08页，三联书店，2001年。
[42] 当然，黄仁宇也想通过自传表达自己内心的一些真实想法。事实上，他做的相当不错。
[43] 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63页，三联书店，2001年。
[44] 事实上，何氏自传呈现出来的自我形象好似一个学术擂台上的挑战者、常胜者，不停地在国际史坛拔寨插旗横扫千军。差不多算是一个大赢家。成功多于失败。即便失利也多为外人所为。
[45] 这完全符合何氏的个人性格和治学风格。凡事不做则已，做则必求一流。题目要大，材料要全，分析要精，论点要确。就好比，一个追求尽善尽美的人，即便功德圆满，也不忘了把自己的墓碑打造的美轮美奂和把自己的墓志铭写的精益求精。就此而言，他的谦虚也充满自负。“如果本书对历史社科内外的广大读者都能具有一定的可读性的话，我将引为衰年尚未辍学的岁月里最大的报偿和欣悦。”（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序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
[46]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序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
[47]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序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
[48] “屡度提笔之前，不少位师友们当年的神貌言笑都历历如新、闪电般地涌进我的耳目心灵。凡是他们之中，一言足以启我终身深思，一行足为后世法，风格和幽默至今仍清新隽永者，不拘长短，都一一收罗于本章内。”（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6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2版）
[49]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
[50] 比如，“雷海宗先师对我治史胸襟影响深而且巨，所以在‘上篇’享有最长的‘专忆’。”（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序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
[51] “自传会受到两种危险的干扰：一种是关联性松散，叙事变为一种由东拉西扯的往事构成的简单的漫游；另一种是关联性过强，它使叙事变为干巴巴、假惺惺的论证。两种危险中，第一种当然是最常见的。”（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第11页，三联书店，2001年）应该说，这两种毛病在何书中都有明显表现。
[52]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
[53] 不过，何氏也承认，“因‘阅世’往往发现人性不尽淳良的一面，所以事实上尽力少谈。”话虽如此，貌似不经意之间，何氏也道出某种学者特质。比如，“学人之间，无论交谊如何深厚，偶或不免有史料‘独揽’不与人共之‘乐’。”（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338、36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
[54] 这种史家意识过于强烈，有时甚至过度泛滥。比如，“黄诚最后以中共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身份被国民党顾祝同部队俘虏，1942年春不屈而死。本文特别述及黄诚青壮年韵事以备编撰中共烈士史传者参考。”又如，“这一项从未见于大陆任何公私有关姚依林的资料，我在1994年底委托国务院办公厅转致姚依林家属的吊唁信中首次追忆的。”（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74—7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
[55]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序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
[56]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序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
[57] “从纯方法论的观点，纠正此类无坚实统计根据、多凭主观揣想的宏观‘理论’最佳的办法，是大量多面地从事家族、生活方式、婚姻网络方面的微观研究。”为此，“我希望本章‘附录’中金华何氏一族四房情况第一性的追述能有助于正确了解近现代中国家族的功能及其限度。”（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28—2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
[58] “本书‘上篇’其余的‘专忆’虽然是应邀早已撰就的短篇，但其中‘应酬’的成分微乎其微，都是补充本人早期学思历程中不同阶段的有用史料。清华及西南联大时期不少位师友，神貌言笑仍历历如新，其中凡一言足以启我终身深思、一行足为后世法、故事轶闻至今仍清新隽永者，不拘长短，都一一罗致在‘上篇’之末的‘师友丛忆’章。”“为了多向读者提供第一性的‘史料’，有些篇章在正文之后另加‘专忆’或‘附录’，甚至‘专忆’之后再加‘附录’。例如第一章‘家世与父教’正文之后，就是既有‘专忆’又有‘附录’。‘专忆1:何家的两根砥柱"用意在叙述并分析我们金华何氏一家（族）四房之中，即使是事业上最成功者，对族人真能提携资助的能力还是有一定限度的。紧接着再以此‘专忆’用在‘附录’里作为一个第一性的实例，以加强检讨近十余年来西方研究传统中国社会、家族和科举制度的主要学人对家族功能过分的夸大、对科举制度促进社会血液循环功能过分负面看法的错误。”（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序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
[59] “为备今后教育史家参考，我在此应略追忆30年代国内主要大学入学数学考题的水准和难易。”（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5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
[60] “我本以为讲吃太琐碎，但从和他（李伯重）谈话中感觉到我所想谈的，可能具有些微社会文化史料价值；此刻不讲，真会逐渐湮没无闻。”（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6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
[61] “这部学术回忆‘上篇’国内之部与‘下篇’海外之部，内容及写法颇有不同。主要是因为‘上篇’代表个人学思历程中的‘承受’（receptive）阶段，而‘下篇’代表‘学成’之后对史学知识的‘奉献’（contributive）时期。由于中国大陆教育政策和制度革命性的改变，‘上篇’回忆和评估的重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及联大兼容并包、自由思辨的学风，留学考试专科及英文写作要求的水准，等等——目的都在探索提供‘标准’，以备华语世界今后发展通识教育的参考。”“下篇”年代虽然涵盖半个多世纪，“但‘下篇’决不是传统式的学术编年；相反的，我之所以穿插不少有关不同校风、校际竞争、个人专业内外的学术交游和论辩等等，正是为了避免学术编年的单调和枯燥。”（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序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
[62]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序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
[63] 比如，何氏对“西安事变”期间自己的真实想法以及在清华的实际活动做了辨析，征引原始材料驳斥左倾激进学生对自己的诬蔑。（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六章“清华大学（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又如，为了弄清寇尔教授是否“济私”“蒙骗”，导致自己资助流产，何氏专门“托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前芝加哥大学同事郑迥文先生代向哈佛商学院索求Arthur Harrison Cole的详细履历。哈佛只存有他的简历，内中毫未提及他与美国经济史学会的关系；所以我对早期学术生活中这一极不愉快的插曲，也无从再做详细的考证了。”（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24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可见“为撰写这部长篇学术回忆”，何氏确实拿出了当年“打死仗”的看家本领，查阅史料，调查取证。
[64] 和其他人一样，何炳棣非常在乎别人的看法。他在自传中很乐意征引那些高度赞扬自己学术成就的人的原话。比如余英时给他的回信。“至今不忘的是，杨联陞兄生平最得意弟子、才气横溢、自视甚高的余英时，居然有信致我，赞我‘才大如海’，使我既感且愧。”（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36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有时甚至还要影印其回信原件，以示真实不欺。比如谭其骧给他的回信。值得注意的是，凡是何炳棣引用其原话称赞自己的人，都是自己高看一眼的人物。即学术地位和史学影响绝不在自己之下的史家。反之，对某些毫无节操地吹捧自己的人，即便也算名人，何炳棣也似乎不屑一顾，干脆无视其存在。比如，李敖对自己的肉麻恭维，何炳棣在自传中一字不提。这恐怕不是为了政治上的避嫌。因为何氏本人成名之后就很热衷政治。更大的可能是，何炳棣压根瞧不上李敖这种人。所以，无论李敖再怎么吹捧自己，他都不会太当回事。
[65] 黄仁宇对自传的主观性具备自觉意识和警惕，“在文化从众的压力之下，中国作家即使在写回忆录或自传时，通常也会避免以个人的角度太贴近主题。在无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论出他们想说的话，但无法精确复制其内容。”（黄仁宇《黄河青山》第413页，三联书店，2001年）相形之下，何炳棣显得过于自信。他自传的整个文本都传递出一个信息，其自传具有毋庸置疑的历史真实性和历史客观性。他对各种材料的频频征引，无不传达出一种“无一字无来历”的暗示效果。本质上，这恰是一种“幼稚的历史癖”。勒热讷认为，一切自传问题都包含有某种颠倒。“即从历史性和坦诚性的幼稚的神话到具有神话色彩的真实刻画。这是一种‘历史化’愿望（精确性和坦诚性）和‘结构化’愿望（寻求统一性和意义，塑造个人神话）之间的张力，我们在很多自传作者身上都可感受到这一点。自传契约经常清楚地把这一问题摆出来：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进行思考时，本能地就成了幼稚的神话癖，自传作者则不同，他们试图认识到自己的神话，并赋予其最大限度的真实。”（菲力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第82页，三联书店，2001年）
[66] 比如，对一些和自己学术经历毫无关系的中共政要也专门留下一笔。
[67] 雷戈《所谓历史》第211页，西安出版社，2013年。
[68] 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65页，三联书店，2001年。
[69] 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15页，三联书店，2001年。
[70] 黄氏对自己似乎没有目标的动荡生活有着深刻体会。“我享有自由，我拥有许多人想像不到的自由，我也拥有此刻自己不需要的自由。不过，这却是流亡者的自由，是没有影子的人所拥有的自由。”他有时怀疑自己的努力。“我一生中总是到处奔波，总是急急忙忙，有时会开始同情自己。为什么我不能放轻松？一份三明治、一杯咖啡、一辆车，甚至一堆书算什么呢？”（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09、105页，三联书店，2001年）
[71] 黄仁宇《黄河青山》第513页，三联书店，2001年。
[72] 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06页，三联书店，2001年。
[73] 黄氏的自我评价相当悲观。“我一辈子中从来不曾认真考虑加入任何精英团体。我不曾享有声望，也不可能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才在学术圈建立权威地位，更不要说我最近的耻辱。”（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06页，三联书店，2001年）
[74] 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12页，三联书店，2001年。
[75] 黄仁宇《黄河青山》第427页，三联书店，2001年。
[76] 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54页，三联书店，2001年。
[77] 黄仁宇《黄河青山》第150页，三联书店，2001年。
[78] 黄仁宇《黄河青山》第509页，三联书店，2001年。
[79] 黄仁宇《黄河青山》第532页，三联书店，2001年。
[80] 黄仁宇《黄河青山》第403页，三联书店，2001年。
（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作者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