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对政治历来是一种“弱忠诚”的传统，早期是模糊接受“一国两制”的“民主回归论”，后期则经由占中及港独而发展为“去中国化”的“本土分离论”。这一不断激进化的民主社运路线与中国的大国崛起处于同一历史周期，其前景与困顿在冥冥中似有注定。

香港反对政治的最高潮是2016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本土派夺得7席，基础选民高达40余万。彼时香港本土派不仅在本地政治中迅速崛起且碾压传统泛民，更有在国际空间垄断香港民主代表权和话语权的政治意志。台独看到了这一运动的政治联盟资源及潜力，不断加大联动和援助力度。戴耀廷在立法会选战结束后豪迈著文：“功能组别是下一个战场”。言下之意，“一国两制”朝向“完全自治”乃至于独立的道路障碍正在被本土民主力量一一拔除。然而，2016年10月12日的立法会宣誓风波及随后的人大释法根本扭转了这一被“乐观期待”的本土化进程，“一国”的法理与法律行动刺激反应，陡然加速。随着本土派议员“2+4”被DQ以及香港法院在判词中对“一国”法理的高度确认，不仅本土派选战优势被结构化对冲，更使得反对派一直稳定控局的香港司法也发生了他们不愿意面对的“国家化”调适与转型，香港“新新宪制秩序”（相对于1997年佳日思的所谓“新宪制秩序”）加速形成。

香港立法会近期讨论“一地两检”无约束力议案，反对派拉布热情与花样大大衰减，呈现疲态。事实上，占中失败之后，香港整体民意都在反思转进，求稳求安，不愿“透支”给反对派的激进运动，更不愿破坏自身已经享有的自由秩序与福利生活。香港宪制完备，稳定繁荣，不存在“暴政”前提，这是该地不可能发生与其他转型地区类似之颠覆事件或政治悲剧的根源。占中后的青年本土运动虽然一时风起云涌，更有旺角暴乱之宣泄和立法会选举的战绩，但这些人的政治理论与战法毕竟幼稚，对国家意志、国际形势与本港民意流变缺乏深刻体察与理解，终于剑走偏锋，在港独宣誓冲突中遭受重大挫折。

为提振士气及寻求新的政治论述和议题优势，反对派在特首选战中积极“造王”（曾俊华）以及通过林子健案做短促突击，均无济于事。相反，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建制派在这些大体同类的“刺激—反应”或危机管理过程中日益成熟，更多运用法治思维与方式解决问题，更多依靠香港本地社会的民意与理性实现再平衡。过去五年，香港反对派的政治挫折不断增加，而建制派及中央的政治成熟有了较大提升，对一国两制的整全论述及“融合发展”的战略调整日益清晰定型。

拉布本是议员特权，在香港独特的二元政治格局下演变为恶意消耗的议会非理性，民意对此本早有怨愤。“一地两检”顺时应人，在经济利好、高铁生活圈以及国家发展战略中均给出香港位次与机遇，更便利香港新一代居民走出机遇和空间相对狭窄的本地，在更广大的国家发展空间中寻求全新的身份认同与成长成就。反对派既往一系列的“妖魔化”论述，在显著的民意实用主义与国家整合主义面前显得十分单薄虚乏。因此，甚至有泛民议员发出明显的和解信号，不参与拉布，以及正面肯定新特首的施政作为。

当然，香港反对政治的疲态化，其扭转的根本还在于国家发展的大势。中共十九大确立了新时代的世界观与发展战略，这不仅是国家治理方案，也是全球治理方案，整个世界都在思考中国对未来的意义及与中国的合作空间。“中国+”成为全球治理与经济发展新思维。香港社会尤其是精英阶层不可能抱残守缺，一叶障目，必然会对这一大形势之变迁做出理性回应和适应。我近期读到香港“中间派”代表之一袁弥昌先生在《明报》的文章《当香港自由主义遇上中国地缘经济》，其中提及对这一形势变迁的战略理解，以及香港资本主义“反向”学习大陆社会主义以加入“新全球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显示香港青年精英的理性思考在日益清晰化及成熟化。

特朗普访华事件对香港社会亦有震撼。中美签署2535亿美元的贸易大单，这不仅是一种贸易上的互惠安排，更是一种对两国之权力地位与秩序的相互承认。贸易与和平及发展直接相关，中美经贸关系的再平衡有助于中国争取到更长时段的和平发展周期，有助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更从容的布局及展开。与中美全球性的贸易及权力秩序再平衡相比，香港作为西方干预中国的个案因素的地位与价值将进一步下降。台湾的国际价值也在快速缩水，这从近期APEC会议上台湾代表宋楚瑜的诸多尴尬中足可见证。

在港独方面，经历国家层面严厉的反港独综合施压，以及社会民意的冷淡化，操作空间已大有缩减。此外，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公投独立的夭折及伊拉克库尔德独立运动的逆转，均显示国际社会对“民族自决权”之法理与政治正当性的理性反思以及对公投式民主激进负面效应的合力管控。这些事件也是对港独的有力打击。

这些内外因素都共同作用于香港反对政治，使其呈现疲态以及诉诸理性调整的“和解”取向。这也给中央对港统战及依法治港的稳步推进提供了战略性契机。中央治港除了主权性控制主题之外，更关键的是身份认同的“人心政治”。而人心政治不仅仅是国民教育问题，更是国民管理问题，是香港人的中国公民身份真正成为平权依据、有效法律身份以及参与国家公职服务体系的宪制基础。一国两制在新时代需要有新内涵和新气象。借助反对政治的疲态化及国家政治的刚健化，一国两制的“第二春”或“2.0版”正在路上。

（原载思考HK 2017年11月17日，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