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一位年轻朋友送我一套《博尔赫斯文集》。不久之后，这位年轻朋友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如果说，博尔赫斯营造的迷宫的文学意象可以简化为对人生的隐喻，那么，这位朋友是永远地消失在人生的迷宫中了。但事情似乎并不这么简单，迷宫只是博尔赫斯所营造的诸多文学意象中的一种，他迷恋并苦苦纠缠的文学意象还有时间、空间、镜子、老虎、梦、好勇斗狠的街头混混儿手中的匕首、有某种古怪信仰和仪式的秘密社团、永远无法穷尽的百科全书、完全用精神和意念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神秘星球……等等。这些意象如此的繁复、深邃、不可思议而又难以诠释，这使得博尔赫斯全部的文学世界都化作了一座迷宫。迷宫不是某个人的命运，它是整个人类的处境。我的朋友的确是在一次惨烈的车祸中死去了，可是如果博尔赫斯还活着并继续写作，我就会在他的书中，在某个神秘的时空之弦上和他重逢。不仅在遥远的国度操着我们陌生语言的博尔赫斯有这种信念，就是我们在竹简上刻字、在绢帛上书写的祖先也对此坚信不疑。不必乞灵于那个文雅却失明的阿根廷老人，李聃、庄周、屈原、吴承恩、蒲松龄……很多曾活在精神世界里的先辈都会给我们这样的指引。无论沿着老子青牛的深深足印，还是循着庄子蝴蝶的优美弧线，我们都会抵达那个神秘的时空之弦上，在那里见到我们死去的亲人和朋友。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永远失去了这种幸运，因为据说我们已经洞悉了宇宙和我们自己灵魂的全部秘密，科学和理性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不过是物质的堆积。月亮上既无玉兔也无美艳如花的孤寂美人，它只有冰冷荒瘠的环形山和零下一百四十度的漫漫长夜。地球将在若干亿年后毁灭。每个人不过是细胞和水的合成物。几个先知通过科学推理论证了人类抵达天堂之路。这条路确定无误而又不可更变，无论你愿不愿意，人类必得沿着这条路走进他们设定的天堂。在这样的世界里，一切皆可量化为阿拉伯数字，清晰可见而又索然无味。幻想显得多余和可笑，博尔赫斯更像一个梦游的怪人。
十九世纪以来兴起的科学和理性主义的确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世界已经失去了它的神秘性。人类的足迹已经抵达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对外空间的探索正方兴未艾。仰望星空，已经没有任何幻想。幽邃的森林里不会有什么精灵和仙子，云朵只是云朵，雷电只是雷电，超自然的力量并不存在。坟墓里埋的只是朽烂的枯骨，火光闪烁游走，但那不是鬼魂，它只是磷火。夜路行走，不必提防鬼怪和狐魅，需要提防的只是人类自身——歹徒和强盗。这一切是对的吗？当然是对的。我们不能永远留在中世纪的蒙昧里，否则我们就只能在女巫统治的暗夜里生存。但事情的另一面是，我们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我们认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论是宇宙还是心灵，都被我们简化成了A、B、C，一切都被符号化，一切都可用数目字管理，世界变得简单而又苍白。什么是宇宙？恒星和行星。什么是人类？由猿猴变成的智能生物。什么是爱情的本质？性。什么是大脑？头盖骨下有褶皱的人体组织……一切都如此的简单明了，毋庸置疑。人类从来没有变得如此狂妄而暗昧，这是君临万象的狂妄，通晓一切的暗昧。我们不仅通晓自然和宇宙，还通晓我们自身，通晓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发现了规律：无论是宇宙的运行和人类的归宿我们都了然于胸。真的如此吗？我们对万有的定义常常是无用的废话，我们对万物的起源往往凭愚妄的揣测；我们可以把火箭送上太空，但永远不会知道宇宙的边界（它有边界吗？）；我们可以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菌的蠕动，但无法知道蝴蝶何以有那么斑斓多彩千差万别的双翼。“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对自然后面的秘密，我们究竟知道多少？森林里有无穷无尽的蚂蚁，切叶蚁的蚁后每天可产三万只卵，如果任其增殖，则世界将是蚂蚁的天下。可是，出现了外形奇怪的食蚁兽，它控制了蚂蚁的增殖。生物科学告诉我们，这是大自然的食物链。这门知识可以知晓蚂蚁和食蚁兽的习性及其特点，但永远解释不了蚂蚁和食蚁兽的原初来历。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创造了蚂蚁和它的天敌食蚁兽？一切所谓进化的理论都是妄自揣测，似是而非。既然所有生物都来于原初的蛋白质，那么，请告诉我们蝴蝶翅膀上的斑点和天堂鸟身上的羽毛、鳄鱼的牙齿和食蚁兽舌头的秘密吧！人类不承认自己在自然面前的无知，提出人定胜天的口号，可是地球任何一次轻微的颤抖都使人类面临灭顶之灾，突如其来的死亡之后是哀号和恐惧，却不曾使我们变得谦逊和敬畏。我们自称发现了人类通往天堂之路，并断然指出这条路上必经的驿站；更有人自诩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已经站在了真理的巅峰之上俯临众生。宗教的火刑柱和现代的刑罚试图堵住所有质疑之口，蒙住所有惶惑的眼睛，封闭所有思考的大脑，可在这些荒唐的闹剧，血腥的屠戮之后，我们只看到了权力的黑暗和凶残，暴君的愚妄和可笑。现代心理学开展了对人类精神的探索，但心理分析师顶多只能充当精神抚慰的牧师，这门学问永远成不了严谨的科学。佛洛伊德对梦的解析或许有它合理的因素，但相对于人类无数荒诞离奇的梦境来说，未免过于简化。他的学生荣格对于他的性压抑理论和过分强调的俄底浦斯情结就持有相反的意见。无数的个体活动在不同的时空里，经历遭遇千差万别，瞬变而幽渺的意识和潜意识能够用一种原因解释吗？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上帝死了之后，复活的是狄俄尼索斯狂放不羁的酒神精神。“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上帝因何而笑？他笑的难道不是人类自以为是的愚妄吗？理性主义开辟了人类认识真理之路，但这条路旷远无垠，永无尽头，横亘在路中间的教皇、帝王、强盗、先知、救世主，身裹金色华衮，手持权力之矛，脑门上贴着真理二字，尽管矛尖上依然滴着人血，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也终将化为土灰，成为历史的过客和小丑。
博尔赫斯是一个文学家，他不是思想家，没有建立成体系的哲学理论。他服膺尼采尤其是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他说，如果让他选择一位哲学家的话，他就会选择叔本华，如果宇宙之谜能用语言来表达，这样的语言一定在叔本华的著作之中。他从叔本华那里受到的启示是：所谓自然不过是意志的伪装，而要逃避疯狂，就有必要使意志升华，并将它转化成表象。艺术是达到意义的唯一方式，与科学一样，它在逐渐崩溃的社会秩序下创造出一个有意义的宇宙。所以，使艺术具有道德宗旨和意识形态的教化作用和艺术的本质不相干，艺术本身就是目的。博尔赫斯的文学世界建立在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等玄学思想之上，现实是短暂、变化，不可靠的，人类生活在迷宫之中，在镜子中不断复制世界的表象，命运无常，世事难料，一个人在梦境中遨游，他本人也是别人的梦，“我们是我们自己的记忆//我们是形式多变、虚幻的博物馆//是一堆破碎的镜子。”（《剑桥》）无论我们如何抵拒这种观念，相比于人类对世界全知全能的狂妄，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似乎更能体现人在自然和宇宙面前的谦卑。面对浩淼无垠的宇宙、时空和死亡、我们自身的灵与肉，还有很多未知的东西。没有人从死亡的神秘国度归来，我们并没有穷尽真理。“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在第二次循环中回来，就像循环小数那样重新反复；可我知道一个毕达哥拉斯的黑暗轮回，一夜一夜地把我留在世界的一个什么地方。”（《循环的夜》）上帝关上了死亡之门，会不会有另一扇门为你打开？ 因为生命短暂，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是有限的。在宇宙中，会有另一个星球负载我们的灵魂吗？我们无法企及无法抵达，可是那里说不定有我们死去的的亲人和朋友。多么荒谬的想法！可是，有谁能证明，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类对世界的肤浅解释不是荒谬的？人不能用自己制定的法则评判自身，人类对宇宙法则的诠释说不定就是夏虫语冰的蠡测，上帝在笑，我们却没有听到他的笑声。
幻想是无罪的，这是艺术赋予我们的权利。博尔赫斯没有放弃这种神圣的权利，他创造了我们略感陌生的文学世界。迷宫成了博尔赫斯最具个人特色的象征，代表着生活的荒唐与人类不解的窘境，这是一种神话和幻想的空间，是梦魇的温床。他的小说《死亡与罗盘》，《不朽者》、《阿莱夫》、《圆形废墟》等等，都创造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迷宫意象。这些“不朽者之城”是一个梦魇的世界，它只能是人类在睡梦和恐惧中建成的，而死亡和忘却则是迷宫的唯一出路。
太阳的热力把我逼进一个岩洞；洞后是一个凹坑，坑内有一段阶梯，通向黑暗的深渊。我往下走去；穿过几条错杂肮脏的通道，我来到了一个极为宽敞的圆形房间，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地下室里有九扇门，其中八扇通往一个迷宫，最后还是回到了地下室；第九扇（虽也通向迷宫）却连接着与第一间完全相同的圆形房间。我不知道共有多少这样的房间；在不幸与焦急中，房间的数量似乎成倍地增加。四周寂静无声，充满敌意；深深的岩石网络中绝无半点声响，我只感到一阵阴风吹过，但找不到风源；浑浊的小溪无声无息地隐入岩缝之间。惊恐之余，我开始习惯于这个令人疑惑不解的世界；我发现这简直难以置信：这里竟会只有九扇门的地下室，而且这些地下室又不断扩展连接更多的地下室；我不知道我已在地下室走了多长时间；我知道我曾以同样的怀旧心情在建筑的迷津里混淆了野蛮人的万恶村落和我的故乡。（《死亡与罗盘》）
这个诡谲沉寂的所在带给读者无声的恐惧，它是博尔赫斯潜意识里魔念的投影。迷宫是什么？它有多少隐喻？那是文学评论家的事情，博尔赫斯或许只想把读者带进这样一个神秘之境。有人认为九扇门暗指九月怀胎，迷宫暗喻母亲的子宫。（[美国]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著《博尔赫斯传》）“我抬起困惑的双眼，在令人眩晕的极高处，我看到一圈天空，蓝得似乎发紫了。”而这则是婴儿来到世间的出口。而我愿意把九扇门理解成九种人生抉择，每一扇门无一例外通向迷宫，人无所不在迷宫之中。那一圈蓝得发紫的天空通向出离人世的死亡。这个名为“悲伤的罗伊”的别墅已经发生了四起谋杀案，而小说主人公正是最后一个谋杀对象。告别这个世界的方式除了死亡和遗忘还有什么？
博尔赫斯不同意幻想文学是对现实的逃避这一普遍观点，他认为幻想文学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复杂地理解现实，这种文学是用隐喻来表达现实。他笔下的巴比伦的彩票和巴比伦图书馆是迷宫般命运的隐喻，这种命运支配着人类，规定了人类谜一般的生存方式。真实世界渗透在博尔赫斯的幻想小说里，分不清哪是现实，哪是幻想。这使博尔赫斯构筑的文学世界也成了一座迷宫。一位文学评论家列举了常见的幻想小说的文本形式：鬼怪、时间旅行、地狱、梦幻、变形以及不朽等。当人类还处在野蛮和蒙昧状态时，出于对自然的恐惧，篝火旁的故事大多是幻想的，充满着对超自然力量的想象。所以，博尔赫斯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幻想文学比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更加悠久。他指出幻想文学的四种手法，即作品中的作品（一部作品包孕或衍生出另一部作品，如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戏中戏）；现实与梦幻的混淆；时间旅行以及双重人格。比照博尔赫斯的小说文本，我们可以在这些光怪陆离的情节中发现他如何拐过玫瑰色的街角，走过交叉小径的花园，进入他的迷宫深处……
今天我们读博尔赫斯究竟有何意义呢？难道我们仅仅在他的作品中读出一种哲学观念吗？或者用一句话概括他的主题：人生是迷宫？如果这样，文学或哲学上的博尔赫斯将毫无意义。文学创作者对茫茫宇宙、大千世界以及人类的心灵应该有无穷的幻想，一切灵异之思皆可在神界、魔界、人界自由翱翔。中国文学的幻想传统有它的源流，可是什么时候它枯窘了呢？那是在将儒家学说定为一尊之后。儒家学说讲人事伦理、讲礼仪秩序，讲温良敦厚，讲文以载道，讲思无邪……因为“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后世拘墟之士，双瞳如豆，一叶迷山，目所不见，率以仲尼不语为辞。”（《聊斋》紫霞道人序）“拘墟之士”只谈人事，不懂文学，所以，一部说狐谈鬼的《聊斋志异》，却被人说成是蒲松龄反抗满清王朝的“载道”之书。不错，蒲松龄的确有“孤愤”之语，其言曰：“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宅瑟瑟，案冷凝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这里表达的不过是古往今来所有写作者寂寞孤独的心境。作家隐微的心思寄托在作品中的人物身上，他爱他的人物，无论是狐是鬼，幽明难分，灵犀相通，青林黑塞间才有他的知音。他笔下的情境离奇幽渺，人物悲喜爱欲，都有他心灵的投射，创作的快感。这段话写得如此美妙，他是把写作中的幻想和现实交织融合在一起了，说是现实处境，莫若说亦真亦幻的心境，有快乐、有感叹，月下徊惶，自怜自爱，蒲氏言悲说愤，岂真悲真愤乎！硬要把一部志异之作说成是载道之书，是有意遮蔽它的文学光芒，因为在“拘墟之士”的眼里，没有了“道”，只给人以心灵感受的文学是没有价值的。在我早年的读书经历中，没有蒲松龄笔下荒野废屋中，月明之夜，一个白发如帚的矮小老太婆，绕院疾走，口中吹气，噗噗有声，人触气皆死，更令人恐怖的了；没有那些美丽温柔的狐鬼幻化的美女更令我心驰神往的了；没有《封神演义》中那个土遁后能在地底行走的土行孙更令我感到奇妙的了……《聊斋志异》尚有它的文学地位，而《封神演义》这部小说虽因它奇崛诡异的想象令读者喜爱，却被排摈在正统文学之外，盖因所谓“怪力乱神”是我们所轻视的。即如《山海经》这部被称为“瓌伟瑰奇之最者”的古代典籍，司马迁叹为“至《禹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司马迁是史家。写历史不言“怪物”是对的，但中国的神话传统应该为文学开辟更广阔的幻想空间，而千百年来，我们这种文化传统一直被儒家议者所轻，许多瑰丽灵异的想象未及长成就已死在“道”上。博尔赫斯称赞过《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小说，但他的文学世界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没有血缘关系。他的文本给我们一种有益的启示，文学是没有边界的。它不是为什么服务的工具，也不完全承载劝善惩恶的使命，作家可以凭借语言和想象创造自足的精神世界，就像博尔赫斯笔下一代代才智之士为一个本不存在的星球编撰一部百科全书一样。若干年之后，一个人收到了来自那个星球的邮包，打开之后，是从未见过的古老银器。这种奇异的想象令我们震惊，它是幻想，也是现实，是我们仅凭知觉难以抵达的现实，这就是文学。
构造如此文学世界的博尔赫斯必然具有超凡的想象力，这当然来自他心灵的自由。他的祖母是英国人，受祖母和父亲的影响，自小用英文阅读了大量的英国文学，他的母亲和外祖父是操西班牙语的地道的阿根廷人，他最后选择了用西班牙语作为自己的文学语言。在旅居欧洲期间，他在日内瓦上中学时，学习了法语、德语和拉丁语。这样一位谙熟多种欧洲语言的人，又以阅读作为他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受欧洲文化浸淫之深断非常人所能及。博尔赫斯在谈到阿根廷文学传统时，批驳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拉丁美洲孤独”的观点，他说，按照这种看法，我们仿佛处于混沌初开的时期。事实上，欧洲发生的一切，无论是战争的风云变幻，还是各种政治和文学思潮，都在拉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博尔赫斯指出，所谓“拉丁美洲孤独”的观点所以被很多人接受，是“因为宣告我们的孤独、失落和原始状态，和存在主义一样有其悲怆的魅力。……是因为一旦接受之后，自己就觉得孤独、落寞，能博得别人关心。”他强调欧洲对拉丁美洲的深远影响，断言：“整个西方文化就是我们的传统。”现代派文学大师博尔赫斯是西方文化土壤上长成的大树，古希腊源远流长的民主政治传统，现代启蒙运动昭示的人的自主精神，西方社会思想和文学运动勃发的天马行空般的幻想和热情几乎是他与生俱来的精神养料。在西方，从恺撒、亚历山大到拿破仑，帝王可以征服土地和城池，但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定为一尊；现代启蒙运动以后，中世纪的宗教迫害已经成为罪恶被人们声讨和唾弃；政治立场和思想信仰的不同不会成为给人定罪的标准（也有极少数的例外，如德国纳粹时期和臭名昭著的美国麦卡锡主义时期，但都很短暂，虽然一时猖獗，但并没有割裂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种传统，博尔赫斯不可能有如此汪洋恣肆的幻想和标新立异的文学成果。在政治观念（不是立场和主张）上，博尔赫斯秉持无政府主义，认为政府对人的自由干预的越少越好，尤其不能容忍对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干预，正因如此，他成为专制主义和独裁者不共戴天的敌人。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思想家，他早年曾为俄国革命写过一本很短的诗集《红色赞美诗》，包含了大约二十首自由体的诗歌，其中三首的题目是《布尔什维克史诗》、《战壕》和《俄国》，后来，他断然把这些手稿毁掉了，并想从记忆中将之完全抹去。因为他并不了解俄国革命，这只是对人类自由与和平的某种想象，和冷酷血腥的现实并不相干，他不想也不可能做一个红色的歌手。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同，他对古巴革命和卡斯特罗持完全相反的态度。前者是卡斯特罗的朋友，而他从一开始就公开地批评卡斯特罗，不喜欢他的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1946年2月，阿根廷的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分子庇隆上台，民主政治受到了威胁，已经具有国际声誉的作家博尔赫斯立即发表声明，声讨庇隆的独裁统治，指出“阿根廷的政治形势极为严重，严重到了大批阿根廷人成了纳粹分子尚不自知的程度。”明确地表示了对独裁者的反对立场，他告诫说：“这是一桩可怕的事情，很像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在欧洲抬头时的情形。然而我必须加上一句，阿根廷知识分子反对它，同它进行斗争。……对于阿根廷政府能否较快地回到民主秩序上去，我抱悲观的态度。”这种对当权者公然的反对和抨击，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独裁者的迫害。半年后，市政厅正式告知博尔赫斯，决定将他调离他的工作单位米格尔·卡内图书馆，而升任他为科尔多瓦街国营市场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员。“鸡兔稽查员”隐含着一个双关语，同英语里一样，西班牙语里的鸡和兔都是怯懦的同义词。这种调动意在对博尔赫斯给以人格上的羞辱。尽管在我们看来，这种迫害是如此的温和，但博尔赫斯不能容忍，他辞去了图书馆的职位，并立即发表声明，对独裁者进行了更严厉地抨击——
让我归纳一下：独裁导致压迫，独裁导致卑躬屈膝，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是独裁导致愚蠢。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诸多职责之一。
这是1946年的阿根廷，博尔赫斯不会料到，二十年后，在一个东方古国，在那个产生《红楼梦》和《聊斋志异》的国度，这一切会以怎样狂暴而血腥的形式上演。博尔赫斯，你不过由图书馆的一名第三助理员调任为市场的鸡兔稽查员，这种迫害完全像一个含有恶意的玩笑，真该对你遭受的迫害表示庆幸，给那温和的独裁者献上卑微的敬意！
博尔赫斯不是单枪匹马和独裁者作战，他的身后站着阿根廷广大的知识分子。不同信仰的知识分子声援博尔赫斯，他们为他的小说集在市奖评比中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表示抗议，以《南方》杂志的名义举行了“博尔赫斯的补偿”的活动。在集会上宣读了博尔赫斯以上的声明，阿根廷作家协会主席发表了讲话，他称颂博尔赫斯勇敢地坚持自己的信念，拒不向独裁统治低头的反抗精神，他说，在这样“壮丽而可怕的日子里”，每一个阿根廷的知识分子都应当表现出这种精神。博尔赫斯的声明和作家协会主席的讲话同时登在《南方》杂志上。博尔赫斯，这个优雅而不关心政治的作家，陡然变成了阿根廷此后10年里反对极权主义的象征。西方的文化传统不仅给了他随意驰骋的文学想象，也给了他对极权主义本能的憎恶——
子弹在最后一个下午抽打着天空。
当白昼与这场混战迤俪着走向结束时，
一阵风刮来，扬起漫天的灰烬
…… ……
我，弗朗西斯科·纳西索·拉普利达，
研读过教会法和民法，
宣告过这片野蛮土地的独立，
战败之时，脸上沾满了鲜血和汗渍，
既无希望，也无恐惧，迷失了方向，
正穿越边陲，奋力挺进南方。
——《猜想之诗》
这是博尔赫斯献给一位战死的祖先的诗。此诗发表之时，军队介入国家政治，独裁者庇隆即将上台，阿根廷将陷入混乱和野蛮，对于不过问政治，宣称“文学就是文学——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种技巧，一个言语的作品，也就是说，只是作品。”的作家来说，这种以笔对枪的决绝姿态的确令人钦佩。
博尔赫斯腼腆而文雅，他一生以文学为业，用手中的笔缅怀他祖先的战绩武功；他盘桓在图书馆幽暗的过道中，如同盘桓在人生的迷宫里；他因遗传晚年失明，奇思异想在黑暗和孤寂中粲然绽放，熠熠生辉；他本不是一个战士，可是在极权主义面前，为了自由却奋然而起，像他那些消失在历史烟尘中的祖先，留给世人一个反抗强权，永不屈服的背影。他的文学意象诡异而神秘，无论我如何阅读他的作品，我仍然要说，博尔赫斯是令我感到陌生的作家。但是，我仍然把他的一句诗题写在我的长篇小说《一片蔚蓝》（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的扉页上：“还是这里，秘密的飞鸟//在历史的轰鸣之上//歌唱一个傍晚和它的记忆”。我从这句诗中读出了某种神秘感。按照博尔赫斯在随笔《济慈的夜莺》中的理解，每一只夜莺都是一切夜莺，那位英国诗人所见到的为他歌唱的鸟正是为国王、小丑和所有人歌唱过的鸟。它在黄昏中歌唱、它在暗夜里歌唱，它在晨曦中歌唱……
既然如此，我们都会听到它神秘的歌声……
2013年2月6日于萨尔图安
（原载《书屋》201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