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千零一夜》”这篇文学评论中，我们看到东方如何像谜一样迷人地展现给博尔赫斯，然后博尔赫斯又是如何像谜一样迷人地把他看到的东方展现给我们看。

【“一千零一夜】，这是世界上最美的书名之一。”博尔赫斯这样说，因为它意味着无穷无尽。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无穷无尽不仅是时间上的，也是空间上的。“为了描述一个遥远的地方，尤维纳利斯这样说：在曙光和恒河的那边。这四个【拉丁】字就是我们的东方。谁也不知道尤维纳利斯当时是否感受到我们所感受到的东西。我想是的。东方对于西方人来说总会引起遐想。”

博尔赫斯的遐想并不纯粹是浪漫派诗人的，其中混合着历史的肃穆，因此他可以说得这样敏锐与博学：“西方国家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发现了东方。更准确地说，可称为一种东方意识，他是连续的，可以与希腊历史中波斯的存在像比较。”博尔赫斯的视野远远超越了拜伦和雨果的东方视野。他提到了《伊利亚特》，提到了希罗多德，还提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维吉尔、老普林尼以及尤文纳尔。这是古典学家的领地，只不过博尔赫斯的古典研究又透出诗人特有的感伤的情感元素，汪洋恣肆：“关于西方与东方的漫长对话……常常是悲剧性的。我们想一想年轻的维吉尔，两手抚摸着来自遥远国度的印花丝绸的情形吧。那是中国人的国家，他只知道这个国家十分遥远平和，人口众多，囊括了东方最遥远的地方。维吉尔在《农事诗》中将回忆这些丝绸，这种无缝的丝绸，上面印着他熟悉的庙宇、皇帝、江河、桥梁和湖泊的图案。”这段文字是惊人的，博尔赫斯使用了古老的“ekphrasis”（图说、读画诗、如画的文字）的手法，其中，文字不再是简单地对事物的摹仿，而是唤起一种记忆，一种足以触动灵魂中最隐秘的激情的记忆。在博尔赫斯这里，这种激情是一种无需究问缘由的悲伤，它被时间和空间上的遥远冲淡，变成了淡淡的惆怅。我认为，这就是博尔赫斯遐想到的东方在他的灵魂中唤起的基本激情。“Ekphrasis”这种古老的修辞手法使得对诗与画的界限的谈论成为不可能，这是属于诗人的技艺和魔法，这种技艺给诗人一块画布，诗人却在上面写下文字，文字又在我们灵魂中唤醒文字无法摹仿的古老激情。令人更加着迷的是，博尔赫斯用这种技艺把维吉尔写进他的画布，而我们知道，维吉尔也曾经使用同样的技艺把埃涅阿斯写进另一块被称作《埃涅阿斯记》的画布。在那里，也就是第一卷，维吉尔让兵败特洛伊的埃涅阿斯伫立在迦太基的神殿跟前凝视墙壁上的壁画，潸然泪下……

“西方国家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发现了东方。更准确地说，可称为一种东方意识，他是连续的，可以与希腊历史中波斯的存在像比较。”……“关于西方与东方的漫长对话……常常是悲剧性的。”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谈论显示着博尔赫斯的历史修养，这种历史修养即使不是主导但至少也是滋养着博尔赫斯的文学判断。关于《一千零一夜》，他说：“随着浪漫主义的发展，东方完全进入了欧洲意识之中……我们可以说浪漫主义运动始于诺曼底或者巴黎，有人阅读《一千零一夜》的时刻。那时它正在离开布瓦洛管辖的世界，进入浪漫自由的世界。……我们再次回到首次翻译《一千零一夜》的时候（1704年）。那是所有欧洲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当时是1711年故世的布瓦洛【的清规戒律】管辖的法国。毫无疑问，他的理论正在受到这灿烂的东方入侵的威胁。”——希罗多德的“欧罗巴与亚细亚的纷争”在博尔赫斯的文学世界里复活了。在这场纷争理，博尔赫斯作为欧罗巴的子民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他愿意偶尔“投靠”他遐想中的亚细亚：“一个人希望丢失在《一千零一夜》中，他知道，进入这本书就会忘记自己人生可怜的遭遇；一个人可以进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只由寥寥几个典型人物构成。”同样的感受似乎也隐隐约约在博尔赫斯的“词源学”研究中有所透露：“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德语中有一个词很美，我想提一下，是指东方的：Morgenland，‘清晨之地’。指西方的是Abendland，‘傍晚之地’。你们一定会记得斯宾格勒的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意思是‘黄昏大地的沉沦’，或者更加散文化地译成‘西方的没落’。我认为我们不能丢弃东方一词，一个那么优美的名字……”——当身处没落的黄昏之地，又有谁不渴望清晨之地初生阳光的沐浴呢？

博尔赫斯遐想了东方很多东西：犹太的喀巴拉、伊斯兰的古兰经、秦始皇的长城和烧掉的书、柯勒律治的蒙古大汗、格鲁塞的草原帝国、紫式部、曹雪芹……

博尔赫斯说，他感受到了镜子的魔鬼性质。他让我们回忆普罗提诺，有人想给这位伟大的柏拉图主义者画像，他拒绝了：我自己就是一个影子，天上那个原型的影子，为什么还要给这个影子再做一个影子？普罗提诺心目中的艺术只不过是第二次的表象，他拒斥这种被亚里士多德称作“摹仿”的艺术。博尔赫斯认为，除了重复现实的摹仿，诗人另有魔幻般的技艺，那就是“ekphrasis”。他用“阴影中的镜子”命名这种古老的诗艺，接着又把这面“阴影中的镜子”称作“阴影中的一轮明月”。由于这面镜子，诗歌和言辞可以变得魔幻，而这面镜子显然也将彻底改变普罗提诺看到的、以及被他蔑视的影子般的世界。博尔赫斯就是手持这面魔镜观看他遐想中的东方的。

比如，他是这样结束东方学家格鲁塞的《草原帝国》的书评的：“‘骑在马上的人’的形象颇有令人惆怅之感。在匈奴王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指挥下的叱诧风云的骑兵曾经摧毁过并建立过巨大的王国，但是这一切都昙花一现，骑手建立的功业和他们本人一样转瞬即逝。‘文化’一词与种庄稼的农夫有关，‘文明’一词则与城市有关，但骑手却像一阵暴风雨，很快就消失了。”对于习惯于穿透历史的琐碎尘埃、抵达尘埃后面那层神秘庄严的意义的博尔赫斯来说，“骑在马上的人”无疑是一件蜡像馆的作品，它栩栩如生，但却是一尊没有生命的蜡像，它是一尊没有生命的蜡像，但却栩栩如生。这意味着，对某些人来说，那死去的真的死去了，对另一些人来说，那死去的仍然活着。博尔赫斯属于“另一些人”。他在那些半人半马的怪物被赛萨利人打败的希腊神话中、在牧羊人亚伯被农夫该隐谋杀的圣书典故中看到了“骑在马上的人”的没落。与此同时，博尔赫斯最后说：“无论希腊人、还是罗马人，抑或是日耳曼人，他们都是从事农业的民族。”我能够感觉到，博尔赫斯是在又一次把我们拉回到他的起点：对东方、对亚细亚的遐想需要在亚细亚与欧罗巴的漫长而严酷的冲突中展开。只有这样，或许才可以摆脱拜伦与雨果所主导的那个的缺乏风骨的浪漫时代。——我们可以领受到历史的修养所赋予博尔赫斯手中魔镜的神秘力量，它虽然是“一轮明月”，但却隐在“阴影中”。这也体现在博尔赫斯对中国一些故去的事情的理解：“空间范畴的长城和时间范畴的焚书都是旨在阻挡死亡的具有魔力的屏障……也许长城是一个隐喻，始皇帝惩罚那些崇拜过去的人去干一件像过去那样浩繁、笨拙、无用的工程。也许长城是一种挑战，始皇帝是这么想的：‘人们厚古薄今，我和我的刽子手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但是以后可能出现想法和我相同的人，他像我毁书一样毁掉我的长城，那人抹去我的名声，却成了我的影子和镜子而不自知。’始皇帝把帝国围起来，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帝国是不持久的；他焚书，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书是神圣的，书里有整个宇宙或每个人的良知的教导。焚书和筑城可能是相互秘密抵消的行动。（“长城与书”）

博尔赫斯的魔镜也偶尔泛着清冷柔软的光。关于《源氏物语》，他这样说：“日本第二位皇后手下的一位贵妇人在一千年前就写成这部小说，而欧洲直到19世纪以前还无法读懂它。这不等于说，紫式部的巨著比菲尔丁或者塞万提斯的作品更深刻，而是说，紫式部的作品更复杂，描写的文化更精致。换句话说，我不敢肯定紫式部拥有塞万提斯的才智，但我敢肯定，只有情感更细腻的读者才会倾听紫式部的心声。在《唐吉珂德》里，塞万提斯局限于【粗糙地】区分开白天和黑夜而紫式部可以站在窗前望见‘雪花飞舞后面的繁星’（“紫式部《源氏物语》”）。只有情感更细腻的读者才会倾听到紫式部的心声，也就是说，只有情感更细腻的读者才会在白天与黑夜的粗陋交替循环中看到“雪花飞舞后面的繁星。”那些情感更细腻的读者，有谁在读到博尔赫斯这句满含褒奖的评判的时候而不欣然动容呢？——他们有着更细腻的情感，他们因此看到了更多，也因此忍受了更多……

关于《红楼梦》，博尔赫斯只有只言片语，这表明了他面对这部深不可测的东方经典之际的谦卑。博尔赫斯曾经频繁引用爱默生的话：图书馆是具有魔力的珍藏室，里面每一部书都是一个着魔的灵魂，只有当真正称职的读者翻开书页时，灵魂才会醒来。也许博尔赫斯不认为自己是《红楼梦》的称职读者，也许是因为他太称职了，以至于不愿多说。关于这部书，这部同样被某种拥有魔鬼性质的镜子所支配的世界，博尔赫斯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我们好像在一幢具有很多院子的房子里迷了路。”另一句是，“全书充斥着绝望的肉欲”（“曹雪芹《红楼梦》”）。——又是“ekphrasis”的技法。当我们把这两个意象合并起来的时候，我们将得到意想不到、但又并非不可思议的另一个意象：在一幢拥有幽暗弯曲的、分岔小径的花园庄院里，迷路的肉欲被绝望地围困着。关于这部东方经典，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意象说出更多的东西呢？

但丁《神曲》曾经给了博尔赫斯一个机会去坦白自己古怪的欲望：“我认为文学以及一切书籍的巅峰就是《神曲》……没有哪一本书曾给过我如此强烈的震撼。我是个享乐派读者，再说一遍，我是在书中寻找震撼的。《神曲》是我们大家都应该读的，不读这本书就是剥夺了我们的享用文学所能给予我们的最高礼物的权利，就是让我们承受一种古怪的禁欲主义（“奇妙神曲”）。毋庸置疑，如今这个世代，我们甚至连让博尔赫斯所不齿的“禁欲主义者”的名称都不配。“禁欲主义”是一个伟大的名称，它属于布瓦洛甚至加尔文的清规戒律的世代，而我们，只不过是“无欲主义”的一代，我们无欲，因为我们柔弱无骨。这一代，注定看不到但丁和紫式部曾经看到的东西，——那片“繁星”，那片“雪花飞舞后面的繁星”……

2009-5-6

本文引文来自《博尔赫斯谈艺录》，王永年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