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庆来（字迪之）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研究数学，二是教书育人。在数学方面，他的函数论研究成果被誉为“熊氏无穷极”（即“熊氏定理”），并载入世界数学史册；在育人方面，他培养了华罗庚、严济慈、赵忠尧、陈省身、许宝禄、庄圻泰、钱三强等一大批优秀数学家，使民国年间的数理研究达到国际水平。1949年以后他因为参加国际会议而客居海外，是周恩来派华罗庚把他请了回来。
熊庆来于1957年6月从法国返回北京以后，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工作。就在他回国前夕，曾昭抡、华罗庚、钱伟长、童第周、千家驹等人为响应毛泽东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在民盟中央的一次小组会上提出“保护科学家、争取科研自由”的意见。没想到《人民日报》在7月6日发表署名文章，指责他们提意见的目的，是要向党夺取科学工作的领导权。
这篇文章让科学家们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据说经过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精心运作，华罗庚和童弟周安然无事，但是隶属于教育系统的曾昭伦和钱伟长却被打成右派。
反右运动后期，还有一个“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曾经逃过一劫的华罗庚被当作科学界的“白旗”批斗。在这种情况下，熊庆来的处境可想而知。1958年中秋之夜，熊庆来与妻子在家中独自过节，为此他吟诗一首：
风雨度中秋，一家只二老。
思念远离儿，那堪回肠绞……
1962年形势有所变化，年届古稀的熊庆来招了两个研究生，他们是来自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杨乐和张广厚。当时杨乐正在与黄万里的女儿黄且园谈恋爱，黄且园的弟弟黄鲁淳是一个数学爱好者，当时正读高中，他问这位未来的姐夫：“熊先生那么大年纪了，他收你们当研究生是不是作个样子呀？”杨乐回答说：“初次见到熊先生时，他就说他是老马识途，愿意给我们领路。随后，他还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小册子，这本书对我们的研究有很大帮助。”
不幸的是，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熊庆来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据熊先生的孙女熊有德说：“爷爷的一个学生是‘造反派’小分队队长。奶奶陪爷爷去参加批斗会，会场上的标语是批判‘华熊黑线’。当人们喊‘揪出反动权威华罗庚’时，华罗庚先生站了起来。开始时爷爷坐着听人们斗华罗庚，后来他们高喊着‘把熊庆来揪上来’，爷爷就自己颤颤抖抖地上去，站不稳，有好心人给他搬了一把椅子，他没坐。华先生就过来扶着他，但他自己也站不稳，还是奶奶上去扶着爷爷。忽然，一个‘造反派’上来摘掉了爷爷胸前的毛主席像章。爷爷看着周围似熟悉又不熟悉的脸，感到一阵隐痛，难道当年他不顾一切回到祖国就是为了这个？奶奶给我讲了这个经过，她也没有讲是谁这样恩将仇报，只不过告诉我：‘所有人都喊打倒你爷爷，只有杨乐躲在后面一声不吭，还是杨乐有良心。’”
熊有德还说：当时她爷爷听完奶奶的话以后，只说了“学生有错，先生有责”八个字。
1969年2月3日，熊庆来在深夜中去世，享年76岁。当时还是“专政对象”的华罗庚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曾向革命委员会领导申请前去吊唁。等到批准以后，熊庆来的遗体已经被送到火葬场了。于是他匆匆赶到火葬场，在一大堆尸体中找到了他的恩师熊庆来。后来华罗庚对熊有德说：“没想到你爷爷，那个当年赫赫有名的数学家，会死得那么惨。躺在一大堆尸体中间，没有花圈，也没有追悼会。”
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华罗庚才在《哭迪师》中用“恶莫恶于除根计，痛莫痛于不敢啼”的诗句，来表达他当时真实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