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以来，宋代文学的研究也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是有显著成绩的：我们发现并整理出版了一批著作，其中包括一些不易得见的孤本和善本；我们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资料汇编工作，为从事研究的人提供了方便；我们对于某些重要作家的事迹进行了搜集和考订，写成了详实的年谱和传记；我们校勘注释了一些总集和别集，其中有几种很有特色的选注本；我们的学者们还对某些专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重点地阐明了某些文学现象、某种文体和某位作家的意义和价值；我们的几部文学通史对于宋代文学的综合叙述，其成绩也显然超过解放以前。这些成就是彰彰在人耳目的，如若举例，就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人和书的名单来。我们感谢这些同志的辛勤劳动，正是在他们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之上，我们才有可能争取获得还没有得到的东西。
牵牛要牵牛鼻子。我们要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首先就要抓住那个时代的文学的特点。每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学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其形成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似也不妨概括成为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二是前一时代文学所给与的营养；三是作家本身根据自己的独特生活道路而形成的创作才能的发挥。
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前后期的一座分水岭。但是后期封建社会的许多特征只是到了宋朝才更加显著地呈现出来。例如中央集权封建统治的加强，在民族矛盾方面所采取的退让态度以及对统治阶级内部包括士大夫的优容，封建伦理观念的进一步深化、固定化，官方哲学——理学的出现，农工商业的继续发展、繁荣及城市与市民阶级的兴起等等，都使得宋代作家生活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这是一。
其次，宋代作家使用的文学样式比以前更多。他们承袭了一份很丰厚的遗产。诗、赋、骈散文就不必说了，民间兴起的词经过晚唐、五代的酝酿已趋于成熟，形式多样的讲唱文学，经过前朝俗讲僧和民间艺人的努力，也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这使得作家们面临着“欣戚交心”的局面，高兴的是“席丰履厚”，很自然地是一个很富有的继承人；发愁的是跨过前人已达到的高度是一个难题，他们不得不付出较其前辈更多的精力，去探索新的道路。宋代作家创作上的成败和高下大体上可以从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上看出。
再其次，作家的气质、个性应当是形成他独特风格的主要因素。正是靠这一点，彼此之间才能区别异同和高下。风格是个性的外化，没有独特个性的作家不可能使其作品具有独特的风格，这也就使他的作品丧失了创造性。在怎样使自己的气质和个性在和他们的特定环境（包括文学遗产所给与他们的压力和启发）相冲突、相融合中铸造出自己的风格这方面，宋代作家作出了惊人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吴之振《宋诗钞序》说：“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这几句人们所熟知的话就包含了这层意思。）
我认为宋代文学这三个特点是很鲜明的。它们每一点本身以及彼此之间的有机联系是我们研究宋代文学所不应当忽略的。但在我们目前的工作当中，似乎还未能完全如此。例如从一些并非完全正确的理论出发，对整个宋代文学中各种样式，以及每位作家用各种样式所创作的作品，不是按照其历史地位，公正地加以对待，而是任情抑扬，甚至随意抹杀。
自从焦里堂《易余籥录》提出唐诗、宋词、元曲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说法，王静安《宋元戏曲考序》因之，而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又变本加厉地推行这一主张。因此，在某些学者看来，一部文学史主要就是一部文学样式变迁史，或文体兴衰史。我们都知道，任何真理如果多迈了半步，就会变成谬误。文学样式的出现、变迁或兴衰，毫无疑问，是文学的一种重要历史现象，因此，也必然是文学史的重要内容。但绝不能认为，有了词，诗便没有发展，没有价值了，有了曲，诗词也陷入同样命运。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但在这种理论支配之下，人们研究整个宋代文学时，就把词放在比重过大的位置上。尽管这一历史时期的诗、文继承了唐贤而有所创造，但除了几位重要的作家之外，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加以忽略或贬低了。这样，宋代的文和诗，就远远没有在研究对象中获得它们应有的位置。我们今天对于宋诗，特别是宋文的发展情况，源流正变，远不及对宋词那么清楚，即由于此。还有，我们的研究者和文学史家几乎从来不谈兴盛于唐代而发展于宋代的四六文，对宋代那么多散见于笔记中的小品文也不屑一顾，好象它们并不存在。这实在是可惊的。
对某种文学样式或某几个作家有所偏爱而进行重点研究，原属个人自由，但从总体看来，就不免使人感到由于认识上的偏颇而导致工作上的偏颇，不能不影响对这一整个历史时代的研究进程，而且还剥夺了许多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理解和欣赏古代文学的机会。
我们在叙述明清文学时，往往要提到清新可喜的晚明小品和洪亮吉、汪中等人那些非常动人的骈文，但我们却不注意唐宋四六以及宋人笔记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这样，也就难以认识和理解在古文兴盛和流行以后，骈文也并未消亡、中断，自有其兴衰起伏；而作为散文中的一个小分支，随笔小品也自有它的值得探索的发展过程。文学研究者似乎不应当将这种可以体现规律性的历史现象排除在自己的视线之外，特别是在文学史的著述中。
宋代著名文士无不工于四六，因为这是当时最流行的应用文体。诸家文集俱在，可以证明。它的价值当然不及诗、赋、词、古文那么高，但也不是没有精彩动人、值得欣赏的作品。许多人都知道吕惠卿在王安石主持的变法运动当中，扮演过一个很不光彩的两面派角色，因此和王安石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后来吕害怕了，就在元丰三年写了一篇“启”去讲和，已经退闲的王安石的回答是这样的：
某启：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他哉？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吾无与焉，则公何尤于我！趣时便事，吾不知其说焉；考实论情，公宜昭其如此。开谕重悉，览之怅然。昔之在我者，诚无细故之可疑；则今之在公者，尚何旧恶之足念？然公以壮烈，方进为于圣世；而某苶然衰疢，将待尽于山林。趣舍异路，则相煦以湿，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为时自爱。
这篇文章写得严正而又婉转，不但体现了作者的政治观点，而且体现了他温厚和平的性情和德量（参蔡上翔《王荆公年谱》卷二十一）。这种带有政治性的抒情作品，在唐宋散文中是常见的，用四六文写出来，也同样感人。
另外，从唐以来，诗的摘句图盛行。摘句图的出现，显示了一首整诗当中的某两句写得特别精彩，具有独立而完整的形象。（当然，当它作为整篇当中一个有机部分而存在时，它又能够保持其相对独立的形象而将这一形象巧妙地融入整体。）四六文由于在这一点上具有与诗相同的特点，所以摘句的记录也很多。现在，随便举两个例子。宋李颀《古今诗话》（郭辑本）云：
钱熙，太宗时进《四夷来王赋》，摧馆职。尝撰《三酌酸文》。文略曰：“渭川凝碧，早抛钓月之流；商岭排青，不遂眠云之客。”又“年年落第，春风从泣于迁莺；处处羁游，夜雨空悲于断雁。”及卒，李庆孙哭之曰：“《四夷》妙赋无人诵，《三酌酸文》举世传。”
元蒋正子《山房随笔》（《历代诗话》本）云：
薛制机言，有贺自长沙移镇南昌者，启云：“夜醉长沙，晓行湘水，难教樯燕之留。（杜诗）朝飞南浦，暮卷西山，来听佩鸾之舞。（王勃）”又有贺除直秘阁依旧沿江制置司干办事云：“望玉宇琼楼之邃，何似人间？从纶巾羽扇之游，依然江表。”上巳请客云：“三月三日，长安水边多丽人。一觞一咏，会稽山阴修锲事。”又云：“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崇山竣岭，茂林修竹，群贤毕至。”姚橘洲君临安时，吴履斋拜相，姚语诸客作启贺之。商量起句，彭晋臾云“转鸿钧，运紫极，万化一新。自龙首，到黄扉，百年几见。”
由于原文已佚，这些摘句在全篇中的安顿已不可见，但前者直抒胸怀，后者剪裁成语，虽出之无名作者之手，也可见出宋代四六文所达到的成就。
友人吕叔湘先生首先指出，笔记中述怀抒感之作虽不多见，东坡《志林》中乃多有此类，实开晚明小品一派。这是一个非常精辟的意见。《志林·记承天寺夜游》云：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吕先生评日：“此篇寥寥数十字，其意境可与陶渊明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相比，但渊明未曾一语道破，更见含蓄，此则诗与文不同也。”（见《笔记文选读》）所论亦确。
笔记中描写人物也有极为成功的，如彭乘在《墨客挥犀》中对他的叔父渊材（彭几）的一些描写就很精彩。试举其一：
渊材好谈兵，晓大乐，通知诸国言语。尝诧曰：“行师顿营，每患乏水，近闻开井法甚妙。”时馆太清宫，于是日相其地而掘之，无水；又迁掘数处，观之。四旁遭其凿掘，孔穴棋布。道士月下登楼之际，颦额曰：“吾观为败龟壳乎？何四望孔穴之多也？”渊材不怿。又尝从郭太尉游园，咤曰：“吾比传禁蛇方甚妙，但咒语耳，而蛇听约束，如使稚子。”俄有蛇其猛，太尉呼曰：“渊材可施其术。”蛇举首来奔，渊材无所施其术，反走汗流，脱其冠巾曰：“此太尉宅神，不可禁也。”太尉为之一笑。尝献乐书得协律郎，使余跋其书曰：“子落笔当公，不可以叔侄故溢美也。”余曰：“渊材在布衣有经纶志，善谈兵，晓大乐，文章盖其余事。独禁蛇开井，非其所长。”渊材观之，怒曰：“司马子长以郦生所为事事奇，独说高祖封六国为失，故于本传不言者，著人之美为完传也。又于子房传载之，欲隐实也。奈何言禁蛇开井乎？”闻者绝倒。
这真是一幅绝妙的书痴画象。在这些地方，我们找到了从《史记》到《聊斋志异》的中间环节。
不仅如上所述，我们的研究工作对宋代整个历史时期都有发展的各种文学样式所给与的关心和注意有所偏颇，对这一时期各个作家所使用的文学样式也有同样情况。除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少数大家之外，人们都往往只就其所擅长的文学样式，将其分类，如尊秦观、贺铸为词人，陈与义为诗人之类。这原也无可厚非。但在研究中如果只注意某甲某乙的词，某丙的诗，而将他们成绩并不坏的其它方面的创作实绩置之不问，就既不能全面理解一位作家，甚至也难以理解我们所要重点研究的其人的专长。如在《淮海集》中词风一贯婉约与诗风早年清新婉丽，晚年高古严重有着差别，而在《东山寓声乐府》与《庆湖遗老集》中，词与诗的刚柔相济的独特风格却有其一致性，都是值得探索的。但从目前研究秦、贺词的文章来看，仔细读过全部《淮海集》和《庆湖遗老集》而用目光抚摸过这类问题的人恐不占多数。
再如，理解古代作家怎样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这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指导之下，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即具体矛盾具体解决。可是我们有时却希望“执简驭繁”，以贴标签的方式来匆促地完成自己必须付出辛勤劳动的工作，因此，引进了或创造了一些公式。例如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法家和儒家的斗争等等，非把作家们归入哪一边不可；把词分为婉约、豪放两派，已不无“削足适履”之嫌，而上述两分法，就更与事实相远。这对宋代文学的研究所起的坏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因为王安石是法家，是进步的，现实主义的，而苏轼反对他，就必须是儒家，是保守的，反现实主义的。根据这种无理的推理，给他们匆促作出结论，不陷于荒谬是不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分析和判断，只有对他们生活的具体社会环境和独特的气质个性、艺术表现方法谨严郑重地加以探讨，才能获得。
有时对政治标准第一有片面的理解，认为，凡是政治上杰出的人物，文学上也同样杰出。而人品不端，即使文采斐然，也不可不屏诸文苑之外。所以在晚宋，文天祥的地位就必然高于谢翱和林景熙、汪元量等，而汪藻、孙觌、方回，则从来没有人对他们的作品加以注视。文学就是文学，研究文学，不能离开文学本身。政治标准第一，不等于政治标准唯一，“文如其人”，还是“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是事实问题，也是理论问题。我们只有义务对复杂的历史现象努力作出科学的解释，而没有权利回避这些问题。
在研究公元1126年靖康之乱以后的宋代文学时，不可避免地同时要研究同一历史时期在北方女真贵族统治之下汉语文学的发展情况。我们的研究工作者是注意到了这一点的，因此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专书和论文；但在这方面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汉语文学的非汉族统治之下所呈现的特殊形态（包括思想、题材、风格等），汉语文学在非汉族统治区的发展对我国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所起的积极作用等，还缺乏深入的研究。这些问题在宋、金对峙时代就开始出现，因此，探索它们的史实以及这些史实所反映的规律性，也就应当从此时开始，才可以对元、清两代的文学发展，作出更确切的说明。
我手边有一部1949年到1979年为止的古典文学论文索引，三十年中，有文章谈到的宋代作家不到七十人，而在这七十人当中，又集中在几位大家如李清照、辛弃疾、陆游等身上。其次，在这些文章中，作为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的文章，又占了一大半。综合研究一家的工作很少；宏观某一历史阶段的文学现象，加以精辟的分析和综述的也少；而对于某一为人所忽略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所发明，著为专文的，更是不多。这不能不算是目前应当充实提高的又一方面。
总之，我们的宋代文学研究，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是有成绩的，但比起其他历史时期，如唐代来，还不免逊色。如果能够排除一些不正确的理论的干扰，按照文学本身的规律去研究文学，扩大和加深我们的研究范围，并注意这一时代某些特定的社会、文学现象，就可以使宋代文学的研究发展和提高。而这，就是宋代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也就是我们所应当争取得到的。
1983年6月，病起后急就。
>原题《我们所应当争取得到的——关于宋代文学的研究的随想》，载《文学评论》198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