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题
政党是伴随着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而产生的政治组织。在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必须要有一种政治组织来协调现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将社会之中的利益诉求同现代国家的直接统治衔接起来，于是政党就在这种客观需求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现代政治理论一般认为，政党是起源于社会的政治力量，在性质上同国家政权的组成机构存在着本质差别，但是由于政党都以掌控国家政权为基本目标，政党的活动也围绕着国家政权而展开，因此政党俨然成为了现代国家的政治框架之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政党在现代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十分紧要的角色，政治动员、政治录用、选举运作、利益整合、政治协商、政策制定等过程都不能少却政党的参与，亨廷顿就指出，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有效的政党比有效的官僚制更为重要。毫无疑问，对政党的理解是我们理解现代国家、以及理解依托现代国家的政治框架进行的现代政治生活的关键。
政党在现代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关键作用，集中说明政党治理是现代政治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一个组织健全、纲领合理、策略得当、行动有效的政党，不仅意味着政党能够在获得社会支持的基础上掌握掌权，而且意味着政党治理同样是富有成效的，进一步讲，政党治理水平的高低是政党能够掌握国家政权的前提条件。其实，政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始终是国家治理的主要支撑，如果现代国家在政党治理方面乏善可陈，那么国家治理也不可能达到较高的水平。
然而，现代政治的经验则表明，政党治理经常遭遇危机，并且政党治理的危机已经是一种世界性的问题，政党治理危机既可能是由国家治理危机从政党之外诱发的，也可能是由政党组织内部的冲突激化所导致的。
但是，不管是由何种原因引发的，政党治理的危机都表明政党难以发挥其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关键作用，政党在社会之中的支持基础不断削弱，政党难以有效的掌握国家政权或者分享国家政权，政党内部出现了根本性分歧以致组织涣散和活力衰竭，从而形成了政党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挑战的局面。在全球化狂飙突进的时代，现代政治生活早已越过了现代国家的地理界线，不同国家的政治生活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全球化进程引发的种种矛盾正在逐渐强化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和难度，因此政党承担的使命更加繁重、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遭遇危机的可能性更加高。
由此可见，不断改善政党治理的水平和强化政党的能力，将是现代国家的共同挑战。政党治理将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全球性议题，而且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也会更加突出。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执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政权以及作为其制度形式的政治体制的创建者，而且也是在政治体制上得到确认的长期执政的唯一政党。陈明明指出，这种状态不仅是政党领导革命建国的政治逻辑使然，而且也是重建中央集权以因应现代化的挑战的历史逻辑使然。
因此，同世界上其它国家的主要政党比较而言，中国共产党在自我治理方面的要求上面始终不同一般，如果中国共产党在政党治理水平上不能远远超出一般政党治理的标准，那么中国共产党非但不能完成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而且也不可能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治理当然有着同一般政党治理相近的方面，但是更为重要的则是超出一般政党治理的特殊方面，集中而言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内容就是遵照中国共产党的性质进行治理，或者说就是按照先锋队的标准进行政党治理，从而实现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的目的。
全面从严治党虽然是近年来明确提出的关于政党治理的概念，但是作为一种政党治理的标准，其实早在共产党诞生之时就出现，并且融进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统之中。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按照先锋队的标准从严治党就占据政党治理的突出位置，从严治党是保障革命获得胜利和建设取得成就的关键条件之一。
但是也应该看到，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由于世情、国情、党情的重大变化，政党治理存在着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等不容忽视的问题，因而从严治党没有落到实处。
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对过去从严治党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又是对改革开放时期从严治党未能落到实处所引发的问题的清醒判断和积极应对。可以说，全面从严治党是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同特定时代相结合的产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一种政党治理的标准，始终是中国共产党超出一般政党治理的特殊方面，是中国共产党自我治理的必然要求，同时作为一种政党治理的方案，全面从严治党则是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不同的时代会形成不同的具体方案。
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在长期执政的风险和挑战的环境中“找回政党”而进行的整党治党活动。所谓“找回政党”无非就是找回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优良作风，这就是说全面从严治党是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强化先锋队性质、保证先锋队不变质而进行的重大政治行动。
本文以全面从严治党作为论说对象，致力于从理论上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进程进行解释。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先锋队性质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根据，全面从严治党是在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遭受一系列政治风险的侵蚀的背景下推行的政党治理方案，中国共产党从十八大以来所推行的严厉的政党治理措施，都能够从党的先锋队性质得到解释。全面从严治党将强化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并且能够改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由于共产党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要素，并且在中国政治体制的运转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而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和竞争力将获得增强，进而能够为中国国家崛起提供更为坚实的政治支撑。这种存在于先锋队性质、党的领导与执政、政治体制竞争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逻辑所在。
本文的论述将围绕以下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展开：
第一，先锋队性质构成了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和执政党地位的逻辑起点和历史基础，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只有保持先锋队性质，才能巩固它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核心和执政党地位。
第二，在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执掌国家政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系列弱化先锋队性质的政治风险，因此克服政治风险就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议题，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措施都是针对政治风险而制定的。
第三，先锋队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同于世界上其它国家中的执政党，这就意味着必须超越执政党的逻辑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领导与执政构成了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维度。
第四，当前中国处在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国际层面的政治竞争初现端倪，在此时期推行全面从严治党将提升中国政治体制的竞争力，从而能够为实现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提供重要的政治支撑。
二、先锋队性质：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根据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不言而喻，先锋队性质是中国共产党的内在规定。所谓先锋队性质就是指共产党是最先进阶级的最高政治形式，共产党由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之中的精英分子组成，同样重要的是，共产党奉行的指导思想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这就意味着共产党能够制定正确的纲领和路线、推行合理的方针和政策，因此共产党始终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锋队“成为国家的灵魂，构成了国家最深刻的内容。”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根据，可以说，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解决共产党偏离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因此共产党推行的全面从严治党必然会设定严格的标准，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政党治理。这里所谓的严格标准不仅是指超出了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执政党为其成员设定的界限，而且也高于我国法律对普通公民的义务设定的界限。
中国共产党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政党，而是先锋队性质的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他们指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直接使用先锋队这样的名词，但是对于共产党人始终要维护“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和“整个运动的利益”的陈述，已经清楚的表明了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
进而言之，先锋队性质就是指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在分析共产党国家时也敏锐的意识到了先锋队政党的特质，他写道共产党“通常是有严格的入党条件的精英党，是走在整体前面的先锋党”，因此共产党“展示了整体主义或者整体性的特点”。由此可见，对于先锋队性质的理解同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须臾不可分离，虽然无产阶级中会形成多个政党，但是它们只是局部或者部分利益的代表，只有先锋队政党才是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化身和捍卫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共产党特殊性质的阐释，为列宁形成系统的先锋队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列宁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同俄国革命的具体经验紧密的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落后国家的社会革命进程中的政党建设理论即先锋队理论。可以说，先锋队理论是关于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关系的集中概括。先锋队理论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政治学理论也时常将共产党称为列宁主义政党或者列宁式政党。列宁的先锋队理论主要涵盖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进一步阐述了先锋队政党的性质；第二，详细解释了先锋队政党的具体形态；第三，精要的概括了先锋队政党的职能；第四，深入的论证了先锋队政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
在共产党性质的判定上，列宁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党是斗争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走在运动最前列代表着运动未来的政党的思想，同时他进一步指出，共产党是由稳定的领袖集团领导的、用先进理论（社会发展规律）武装起来的职业革命家组织，是工人阶级的最高政治组织形式。所谓最高政治组织形式主要是指，先锋队虽然是由有政治觉悟的精英分子组成的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但是绝不能错误地认为先进部队只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列宁看来，先锋队恰恰是无产阶级整体的政治代表，因为先锋队是阶级意识的提供者。
卢卡奇在论述共产党的性质时就指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政治组织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工人阶级的“具有历史形象的阶级意识”，所以工人阶级只有在先锋队的动员、教育和领导下才能成为自觉自为的阶级。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成为自觉自为阶级的决定要素，是能够以正确的理论、纲领、策略领导工人阶级革命大军争取胜利的革命家组织，这就是先锋队的要义所在。
列宁指出，先锋队的具体形态有着鲜明的特色：
首先，共产党是由数量比较有限的、有了共产主义觉悟的精英分子组成的，所以不仅工人阶级内部的职业上的差别被消除了，而且“工人同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也就应当完全消除”。
其次，共产党是执行严格纪律的秘密组织，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先锋队不会被敌对势力所破坏，并且能够为工人阶级革命提供坚强有效的领导。
再次，共产党是高度集权的，因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是由一批经过考验、受过训练、接受长期教育、相互之间彼此配合的很好的领袖组成的，他们是精英中精英，只有将权力集中于中央，“才能使运动不致举行轻率的进攻而能准备好有把握取得胜利的进攻”。
最后，由于共产党员都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精英分子，因而先锋队是思想高度一致的，而且这种思想上的高度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就是说思想上的一致同严格的纪律、高度的集权是相互强化的。在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之后，先锋队不再是秘密组织，但是严格纪律、精干的组织体系、高度的集权、工作卓越的党员干部队伍、统一的思想等，仍然是先锋队的具体形态。
先锋队政党的职能集中体现为，将工人阶级锻造成为一个革命大军，从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具体而言，可以将先锋队政党的职能区分为动员、教育、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到工人阶级中间进行政治鼓动，从而揭露他们所处的统治的黑暗和腐朽；先锋队要对工人阶级进行持续不断的教育，从而将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灌输给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逐渐形成共产主义觉悟；先锋队政党要从事艰苦的组织工作，一方面要将广大的工人阶级组织到工会之中，另一方面要将有觉悟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先锋队政党中来；先锋队政党还必须发挥领导作用，在需要退却的时候领导工人阶级后退，在革命高潮到来时领导工人阶级进攻。先锋队的诸项职能在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之后，仍然是共产党治国理政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列宁认为先锋队政党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的产物。
首先，工人阶级自身不能产生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阵营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发现的，因而只能从外面将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灌输给工人阶级，这就意味着必须组建由具有政治觉悟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借助先锋队来教育工人阶级。
其次，工人阶级革命同现有的政治体制和统治秩序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先锋队时刻处在统治力量的围捕、镇压、破坏之中，这就意味着先锋队必须是有着高度集权和严格纪律的秘密组织，否则就不可能在严酷的政治斗争环境下生存和发展。
最后，工人阶级革命是两大阵营之间的总体决战，这种决战不仅需要工人阶级凝聚成为革命大军，而且需要为工人阶级提供行动指南即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因此先锋队政党必须充当革命的领导核心。虽然先锋队政党是历史的产物，但是在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的背景下，先锋队将会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为一种政治体制的核心要素。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先锋队性质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的基本尺度，也就是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根据。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不同于一般政党的、由精英分子组成的先锋队，所以先锋队性质就成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的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始终保证党的先锋队性质，竭力清除背离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如果不进行全面从严治党，从而将政党治理提高到不同一般的高水平，那么共产党就难以保证先锋队性质，并且共产党将会遭遇严重的政治风险。
另一个方面是因为经过对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使其从根本上区别于欧美工业化国家的政党，后者是在利益表达和整合的基础上，借助选举机制争取获得组织政府的权力的政治组织，或者说执掌、分享国家权力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但同时是领导党，它不仅执掌国家政权，而且领导国家政权，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执政党地位不是通过选举实现的，而是由先锋队性质决定的，因此只有始终保证党的先锋队性质，才能从根本上奠定党长期执政的现实基础与理论基础。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政党治理将根本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执政党从事的政党治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只能是全面从严治党。
概而论之，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求全党必须遵照先锋队性质行事。具体而言，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做到以下诸方面：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意味着党的中央委员会享有绝对的权威；党的纪律必须比国家法律更加严格，党的组织以及党员的行动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党的成员必须具备共产主义觉悟的精英分子，党的思想必须高度统一；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奉行优良的工作作风和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党的中心工作必须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党必须是紧密团结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坚强领导下的战斗集体。只有满足上述要求的党员才能是具备了政治觉悟的精英，也只有满足了上述要求的党才能是先锋队性质的党。
三、政治风险与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议题
先锋队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必须是高标准和高水平的，基本的目的就是要保证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然而，要想长期保持先锋队性质却非易事，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共产党始终同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风险相伴随。
这里所谓的重大的政治风险并非是指工作中的问题或者障碍，而是指先锋队在其所处的环境的影响之下存在着发生退变的可能性。之所以将这样的可能性界定为重大的政治风险，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们能够不断侵蚀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从而使共产党活力消退直至腐朽变质。
重大的政治风险的存在，使共产党处在一种紧迫的环境之中，如果共产党在政党治理上出现松懈，那么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就会受到不利的影响。进而论之，同共产党相伴随的重大的政治风险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约束性条件，这就意味着共产党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始终推行全面从严治党的措施。
如果说重大的政治风险将对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形成严重的破坏，那么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克服重大的政治风险，换句话来讲，能够对先锋队性质产生严重损害的重大政治风险，其实就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议题。根据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经验，能够对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产生严重损害的重大政治风险，主要包括未能与时俱进从而导致的思想僵化、未能保持先进性从而导致的平庸化、未能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而形成的特权化、以及未能保持优良的工作作风从而导致的脱离群众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启动的全面从严治党工程，已经推行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严厉措施，但是所有这些严厉措施都是为了解决思想僵化、平庸化、特权化以及脱离群众等问题。思想僵化、平庸化、特权化以及脱离群众等问题是对先锋队性质的严重背离，共产党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能否有效解决这些核心议题，最终决定全面从严治党的结果。
政党是介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政治组织，先锋队政党自然也不例外。保罗·路易斯在分析俄国和中国的共产党时指出，共产党是在长期危机背景下出现的特殊政党，它在作为“政治调控和指挥的机构”重新塑造国家的同时，也成为了“社会整合的基本手段”。政党的中介位置说明，伴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变化，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政党所处的政治环境将发生重要的变化，因此政党本身也会受到不可忽视的影响。这就需要政党积极革新以适应政治环境的变化，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组织的适应性是决定一种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的关键要素。但是当今世界上的很多大党和老党都不免遭遇了难以实现革新的问题，背后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思想僵化，纵使作为先锋队的共产党也不例外。
共产党虽然是由精英分子组成的先进部队，但是也会出现未能及时进行革新，从而落后于政治环境的变化的问题。因为先锋队政党是中央集权的思想高度统一的政党，这就意味着先锋队政党在指导思想上必须保持长期的稳定性，同时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变革只能由党的中央委员会推动和确认，所以思想僵化的问题就成为了先锋队政党不可避免的“并发症”。需要着重讨论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先锋队性质与思想僵化之间的矛盾。
简单来讲，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绝非永恒不变，思想僵化就是对先锋队性质的背离，长期呈现思想僵化的党的先锋队性质已经遭到了严重损害。为了有效的克服思想僵化的问题，共产党必须与时俱进，着眼于政治现实的进程，努力将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与特定时代的具体条件结合在一起，从而不断地推动指导思想的发展。
先锋队政党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克服思想僵化的政治风险，然而在此过程中却隐藏着另外一种政治风险，这就是平庸化。所谓平庸化就是指先锋队政党放弃了先进性，转而满足一般政党的标准，进而失去了先锋队性质。在先锋队政党适应政治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前途，一种是在与时俱进的基础上克服了背离先锋队性质的问题，从而巩固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另一种则是盲目的同政治环境妥协，将先进性视为不合时代要求的负担予以抛弃，从而彻底的放弃了对先进性的追求。
爱泼斯坦在分析欧洲工业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变化时就一针见血的指出，社会主义政党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带来的普遍富裕和产业工人阶级规模的缩减，而不得不淡化自己的阶级色彩，放弃正统的社会主义学说，进而积极寻求同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妥协性共存。这些政党其实陷入了一种选举困境之中，即为了争取更多选票而疏离工人阶级，于是工人阶级也不再坚定支持这些政党，从而导致这些政党在竞选中苦苦挣扎难以企及多数党地位的局面。当然，不管这些政党的适应性变革导致了何种具体效果，根本性的变化在于它们放弃了先进性的追求，失去了先锋队性质。
列宁对于先锋队政党的平庸化问题尤为警惕，他认为无产阶级总是受到各种各样的思想体系的影响，而且共产党实际上也总是资产阶级力量的包围之中。列宁写道：“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丧气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不难发现，在先锋队政党的外部政治环境本身就存在着侵蚀先锋队性质的危险的条件下，如果先锋队政党在进行适应性革新时不能充分认识到这些危险，甚至为了能够实现同政治环境相适应而放弃对于先进性的追求，那么共产党就会失去先锋队性质。有鉴于此，共产党克服平庸化问题的关键就是始终不放弃对于先进性的追求，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并且借助自身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了解来推动历史的发展。
特权化意味着在国家机关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行使着国家权力的党员，以非法或者半合法的方式谋取私人利益，进而在先锋队内部形成了一个同无产阶级利益相对立的特殊利益集团。先锋队的特权化是对先锋队性质的致命威胁，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已经证明，特权化是使共产党失去先锋队性质的主要原因。
早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初，就发生了关于“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的争论，这种争论的背后实际上就是对于先锋队可能特权化的深深忧虑。列宁在回应这种争论时认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群众与阶级并不是对立的两个群体，而且“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不言而喻，由政治精英组成先锋队是先锋队政党的客观实际。
从列宁的表述中不难发现，先锋队政党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区分、党的领袖同一般党员之间的区分是客观存在，也是现代国家中的普遍现象，但是这样的区分并不足以导致先锋队的特权化，因为一方面先锋队有着严格的纪律，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组成的苏维埃能够对党进行有效的监督。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恰是特权化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成为严重的问题，并且最终极大地损害了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进而导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
历史经验表明，执掌国家政权的精英集团，如果不受到严格的监督，就很容易滋生特权，因此克服特权化的政治风险，就只能依靠严格执行高标准的党纪、无产阶级的监督、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也就是必须依靠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保证先锋队行进在为人民服务的轨道。
脱离群众是同先锋队的特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风险，特权化与脱离群众在具体的政治过程中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先锋队脱离群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命令主义”，先锋队不能同群众相结合，远远高出群众之上，跑在群众队伍前面太远，于是不能提高群众的觉悟水平，也不能领导群众不断向前进；另一个方面是“尾巴主义”，先锋队落后于群众的革命自觉性，不能以正确的路线和策略对群众进行坚强的领导，甘于充当“群众的尾巴”。
先锋队脱离群众有着客观的现实基础，这就是先锋队同群众之间存在的至关重要的差别。党是由具有政治觉悟的精英分子组成的先进部队，任何忘记或者否定这种至关重要的差别的举动，都是在否定党的先锋队性质。先锋队与群众之间客观存在的重大差异，如果不能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就会发展成为隔阂甚至对抗，这就是脱离群众的政治风险。
先锋队的经常责任是把广大群众的思想提高到先进的水平，而脱离群众其实就是指先锋队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担负这样的责任，因此先锋队和无产阶级革命都将不可避免的遭到严重的失败。如历史经验所示，“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叫先锋队独自去进行决战，那就不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为了解决脱离群众的政治风险，先锋队就必须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走同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毛泽东针对脱离群众的问题提出了群众路线这种解决方案，他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
概而论之，先锋队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模式必须是全面从严治党，因为思想僵化、平庸化、特权化、脱离群众等重大的政治风险始终对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构成了威胁，只有推行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有效的克服思想僵化、平庸化、特权化、脱离群众等问题，这就意味着思想僵化、平庸化、特权化、脱离群众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议题，全面从严治党的措施就是围绕着解决这些问题而制定的。
四、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的领导与执政
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它在政治体制之中的特殊地位，这就是说先锋队性质不仅决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而且决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全面从严治党首先意味着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受到政治风险的损害，其次意味着必须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巩固和保障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虽然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过程，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政治生活的领导核心和执政党，所以全面从严治党不可能仅仅将影响局限在共产党的组织和成员的范围内，而是必然会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过程。
领导与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过程的两个主要方面，所以全面从严治党将对共产党的领导过程与执政过程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要求共产党根据先锋队性质来改善领导过程与执政过程、改革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革命进程中就确立的，党的先锋队性质构成党的领导地位的政治基础。中国革命的任务特别艰巨、革命的环境也十分复杂，这就意味着要想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要有正确的领导核心，因为只有正确的领导核心才能形成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动力、条件、策略的完整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使其能够满足充当领导核心的条件，当然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并不能由先锋队性质自动形成，而是由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过程来形成，也就是说由先锋队政党关于中国革命的方案的实践效果决定的。
萨托利就特别强调说，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形成从根本上取决于它更有效率，“换句话说，一党制是多党制失败后作为最后的解决手段而成为政治发达社会的特点。”共产党在革命胜利之后以先锋队理论为根据创建新的国家政权和政治体制，并且通过政治体制全面确立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此时作为内在原理的先锋队性质同外在形式的政治体制就有效的衔接起来。
当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得到政治体制的确认之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就形成，可以说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从领导地位之中生长出来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理论原理和实践过程上的延伸。就执政的一般意义来看，“执政就是指政党经过法定程序‘进入’国家体制内，控制、行使公共权力的法律性行为，其所处理的关系主要是党与宪法、法律、政府、代议机关的正式关系”。
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由先锋队性质内在的决定的，并且是从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延伸而来，所以共产党的执政就有着不同于一般执政党的特殊内容。首先，共产党的执政并非局限于组织中央政府或者说执掌中央政府权力，而是执掌从中央到基层、从行政权力到立法权力以及司法权力的整个国家权力。其次，共产党的执政不仅要在实践上起到改善公民福利、增进公共利益的效果，而且要在实践中证明党的先锋队性质，进而从根本上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共产党的领导过程和执政过程在本质上就是在政治过程中检验党的先锋队性质的实践过程。如果在共产党的领导过程与执政过程中发生重大的危机，那么毫无疑问，党的先锋队性质肯定发生严重的损坏。
这里所谓的重大的危机并不是指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经济危机或者社会危机，只有当这个国家的经济危机或者社会危机对国家的政治体制形成了致命的挑战，从而造成国家治理能力的急剧下降甚或政治体制的崩溃时，才能说共产党的领导过程与执政过程遭遇到重大的危机，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充分诠释了这一点。一个国家能否经受住重大的危机的考验，“要看政治体制是不是具有适应性和自我调整能力，是否能够通过不断的改革解决实际问题、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而对于共产党来说，能否经受重大的危机的考验从根本上取决于共产党是否保证了先锋队性质。因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决定了政治体制的革新能力，所以只有当共产党保证了先锋队性质时才能实现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革，进而实现政治体制的革新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在领导和执政的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同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首先，经济结构转型迟滞不前，经济增长同不断恶化的环境、高额的社会成本相伴随，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其次，社会矛盾日益错综复杂，社会冲突的烈度、规模、发生频率逼近了社会本身的承受限度；最后，党群关系日趋紧张，党内腐败严重的损害了党的威信。
虽然，当前中国并没有真正走入经济危机或者社会危机，故而也没有发生挑战政治体制的重大危机，但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党的先锋队性质已经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坏。其实，全面从严治党本身就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问题，已经对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如果不进行全面从严治党，就不能保证党的先锋队性质。如果说只有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保证党的先锋队性质，那么就必须遵照先锋队的尺度来重新审视共产党的领导过程与执政过程，从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提高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水平。
具体分析而论，遵照先锋队的标准来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必须从着力推进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提高人民民主的质量。共产党是支持人民当家做主的基本政治力量，然而要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就必须使广大民众具备一定的政治素养和政治觉悟，从而认识到自身属于人民一份子的价值。人民民主要求先锋队要将广大民众引导到先锋队的政治立场上来，而“要真正使整个阶级，真正使受资本压迫的广大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单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人民民主的实践就是最重要的政治经验，人民民主是逐渐发展的过程，它需要广大民众在民主生活中不断积累政治经验，根据政治经验和先锋队的政治教育来提高政治觉悟，因此在共产党的治国理政过程中必须将政治教育同尊重民众的政治权利统一起来。
其次，积极发展政治协商。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先锋队性质要求它必须同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将个人联合成为不可分解的人民力量，并实现当家做主”共产党是人民形成整体力量的核心要素，党通过自身的组织体系和价值体系将广大民众凝聚为整体，因此“共产党与不可分解的人民力量是一体的，失去了共产党，不可分解的人民力量也就不可能存在”。在先锋队将广大民众凝聚成为整体的人民力量的过程中，既不能充当群众的尾巴，也不能充当执行命令的鞭子，而只能采取政治协商。政治协商是将先锋队性质灌输到广大民众中去的基本方式，先锋队要在尊重广大民众的政治权利的前提下，围绕着国家大政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样式、多渠道的政治协商，从而引导和教育广大民众提高政治觉悟，从而在先锋队的领导下凝聚成为人民整体。
最后，改善依法治国的水平。先锋队的治国理政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进行，一方面共产党的领导过程与执政过程必须依托政治体制来开展，使政治体制有效的运转起来，另一方面共产党要将经过政治协商的人民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通过法律形式在政治体制中得到了确立，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也必须在法律上得到贯彻，这就意味着共产党对于自身组织和成员的纪律要求要逐渐转化为专门的法律，要充分发挥广大民众以法定渠道监督党的组织和成员的作用。而且，先锋队政党教育和引导广大民众的方式应该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先锋队政党与广大民众紧密结合的状态也需要以法律的形式来巩固，从而使其成为制度化的常态。要言之，共产党要将法治纳入先锋队性质的范围之内，同时使依法治国成为保证先锋队性质的重要手段。
五、全面从严治党与政治体制竞争
全面从严治党对共产党的治国理政产生重大的影响，一方面从内在层面巩固党的先锋队性质，另一方面在外在层面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将会逐渐地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中国正处在国家崛起的关键时期，国家综合实力持续提高的同时，也积累一系列可能引发经济与社会危机的严重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则不仅能够使共产党有效地克服中国发展中积累的严重问题，而且能够为国家崛起提供更为坚实的政治支撑力量，这个坚实的政治支撑力量就是始终保持着先锋队性质的共产党。国家崛起在形式上集中反映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但是究其实质则是政治体制的能力不断增强、同其它国家的政治体制相比越来越具有优越性。因此，当我们将全面从严治党置于中国国家崛起的背景之中理解时，就发现全面从严治党是改善中国政治体制的竞争力的关键行动。
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强大当然会受到多种多样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政治体制毫无疑问是其中发挥着根本性作用的要素。达龙·阿塞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对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差异进行了历史比较分析，他们发现从根本上决定一个国家走向强盛还是贫弱的原因就是政治体制的类型，进而言之，由于不同国家在政治体制的类型存在差异，所以导致了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发展前途，其中能够实现政治集权和国家权力在社会之中多元化分布的包容性政治制度，是一个国家能够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持续发展和保持繁荣的根本原因。其实，政治体制的此种决定作用主要是因为政治体制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纽带，当一种政治体制能够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适应和相互支持时，这种政治体制就能够从根本上决定一个国家的持续发展和长期强盛。
在全球化呈现出复杂局面的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政治体制在中国国家崛起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越发明显，因为中国国家崛起并非只是一个国家走向强盛的过程，而且是传统的国际结构和世界权力中心将伴随着中国崛起而发生转移的大转型过程。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尽管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来主导，但是也并非是一个平等的国际体系，事实上它是一个由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控制和支配其它国家的权力结构体系。
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看来，当今国际体系建立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础之上，世界经济体系则是由“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以及“边缘国家”组成的等级结构，欧美发达工业国家凭借它们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之中的优势，从而长期保持了它们能够以不等价交换剥削“边缘国家”以及“半边缘国家”的“核心国家”地位。“核心国家”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延伸出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支配地位，可以说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其实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政治上层建筑”。
欧美核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支配地位，说明西方的政治体制有着强大的竞争力和优势，而且西方政治体制的竞争力和优势对非西方世界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面引导着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巨变之后，西方政治体制的竞争力和优势达到历史性的高峰，第三波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转型浪潮将西方政治体制植入到了绝大多数的“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一时间，西方政治体制几乎在同非西方的政治体制的竞争中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西方政治体制的优越性似乎毋庸置疑，它甚至被普遍的认为是唯一具有政治正当性的政治体制。与此同时，奉行独立的政治发展道路和实践非西方的政治体制的中国，遭遇到来自西方核心国家的强大政治竞争压力，因此难以影响其它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更遑论撼动西方核心国家主导的国际权力结构体系。
但是伴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快速增长，以及欧美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形成的衰落之势，中国以新兴世界大国的身份在国际权力结构体系中强势崛起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中国的国家崛起首先意味着它逐渐摆脱自身在国际体系中受支配的地位，其次则意味着欧美核心国家主导的国际权力体系将不得不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所谓本性性的变化就是指国际权力体系的中心将逐渐向中国转移，并且等级性质的国际结构也将向着平等的方向调整。虽然中国国家崛起还在进程之中，但是国际体系由于中国国家崛起而发生的显著变化已经初现端倪，并且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强烈的感受到，所以当中国最终实现国家崛起之时，就是新型国际权力结构体系定型之日。
中国国家崛起和新型国际结构体系形成充分说明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中国政治体制同样有着强大的优势和相对于西方政治体制而言的竞争力。亨廷顿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断言：“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组织政治凭借得就是政治体制，因此国际体系的未来究竟是由中国还是欧美核心国家主导，将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和西方各自的政治体制的表现。
在同西方世界的竞争过程中，中国的政治体制只有展现出更加明显的优势和更加强大的竞争力，才能削弱西方政治体制对于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影响力，进而在实现国家崛起的同时建立新型的国际权力结构。其实，共产党领导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就是探索符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和完善中国政治体制的过程。
朱云汉言道：“由于中国具备独特的文化传统和革命遗产，也由于它在世界上处于独特的地位，它正在构建另一种政治正当性的公共话语体系，正在开辟它自己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完善中国政治体制就是要在理论上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在政治实践中实现三者的融会贯通。共产党不仅在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中占据着统御位置，而且也是实现三种原则在理论上有机统一和在实践中融会贯通的关键所在。基本原因在于共产党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创建者和核心要素，它既规定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原理，又充当中国政治体制运转起来的基本驱动力。
首先，就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原理来看，共产党是在凝聚人民整体力量的基础上以革命方式创建的国家政权，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体制必然要以人民民主作为基本目的，同时共产党也要在实现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即领导人民实现当家做主，否则人民就难以凝聚成为一个整体从而执掌国家政权。
其次，就中国政治体制运转起来的基本驱动力而言，共产党以各级组织领导各级国家政权、以大政方针的决策领导政府工作、以党的干部直接行使公共权力，可以说共产党同中国政治体制高度融合在一起，所以共产党构成了中国政治体制运转起来的基本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必然要坚持依法治国，因为只有将中国政治体制的运转规则上升为宪法和法律，共产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即遵循政治体制的运转规则，中国政治体制才能有效的运转起来，否则共产党为中国政治体制提供的就不再是运转起来的基本动力，而是中国政治体制发生病变的根源。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发展，中国政治体制在融合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的基础上，逐渐定型于以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为核心要素的人民民主体制。王绍光认为，人民民主体制是以始终代表人民整体利益和广大群众的客观需求为核心内容的“代表型民主”。“代表型民主”与西方的“代议型民主”是两种不同的民主体制，其中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既是“代表型民主”的核心要素，又是“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的根本差别。
由此可以说，中国政治体制与西方政治体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之间的竞争，而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和竞争力最终要借助“代表型民主”的质量来集中表现出来。由于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构成“代表型民主”的核心要素，所以通过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提升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水平，共产党就会对“代表型民主”的质量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核心地位和关键作用充分说明，它从根本上决定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强弱和竞争力水平的高低。当然，共产党的这种决定作用必须建立在一个条件之上，那就是共产党必须是先锋队性质的政党。只有当共产党保证先锋队性质时，它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和把握历史前进的趋势，从而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同样，只有当共产党保证先锋队性质时，它才能始终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同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将人民凝聚成为整体力量。而且，只有当共产党保证先锋队性质时，才能够为治国理政树立高的要求，从而不断的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善党的领导过程与执政过程。
由此可见，在共产党保证先锋队性质的情况下，中国政治体制将有效的运转起来，并且取得良好的绩效，具体表现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社会的长治久安、国家地位的逐渐提升、公民权利的不断改进、民族团结的深入巩固。而要使共产党始终保证先锋队性质，就必须实行全面从严治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全面从严治党是提高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和竞争力的关键性战略行动。
在中国实现国家崛起的关键时期，中国与西方世界在政治体制上的竞争将更为激烈，所以特别需要发挥出中国政治体制的更大优势和更强的竞争力。坚决推行全面从严治党以保证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既是对共产党的领导过程和执政过程中存在的政治风险做出的积极应对，又是对中国政治体制运转过程中所积累的严重问题的清理与解决。通过整肃党纪党规、切实改善工作作风、深入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改善人民民主、发展政治协商、完善依法治国等具体内容，全面从严治党能够在保证党的先锋队性质的基础上，增强中国政治体制的活力、提高中国政治体制的能力、改善中国政治体制的实践效果。
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实际上是一个通过政党治理来不断提升中国政治体制的竞争力的过程，在中国走向国家崛起的趋势日益明显并且推动着国际体系发生转型的背景下，全面从严治党所包含的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的重大意义就更为显著。
概而论之，先锋队政党的治理逻辑就是指，以全面从严治党保证党的先锋队性质，只有保证党的先锋队性质才能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从而增强中国政治体制的活力和提升国家治理的水平。而中国政治体制活力的增强和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则能够不断强化中国政治体制的竞争力，这不仅为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提供至关重要的政治支撑，而且也满足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实现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需要。
本文刊于《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原题为“先锋队政党的治理逻辑——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透视”，限于版面，删除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