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读书》1993年12月《说〈读书〉》一组讨论《最是文人有自由》和《最是文人不自由》的文章，不觉手痒，也想写上几句。我想先讲一个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大概在1980年吧!有一次我去看冯友兰先生，偶尔谈到在“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形，那时我和冯先生是邻居，虽然我有时也挨批斗，冯先生挨斗的次数就比我多多了，这种隔三差五的批斗，是很不好受的。我问冯先生当时如何对待，冯先生说：“在批斗时，我心里就默念慧能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冯先生说后，我们一起大笑。原来在挨批斗时仍然是可以有自由的。这就是说，在言行极端不自由的时候仍然可以有某种思想的自由。于是我不由得考虑到，可能得对“自由”分析一下层次。照我看，“自由”至少有三个层次：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思想”从原则上说是可以完全自由的，但是言论与行动的自由就不能不受到限制。因为人们想什么而不见诸言行，对别人和社会就不会有任何影响；思想见诸言行，它就会对别人和社会发生作用，特别是自由的言行很容易触犯权威。一旦触犯了权威，言行就会更加不自由了。那么，如果只是想想，而不言不行，最好也别记什么日记之类，那岂不就很自由了吗?这也不见得!不知何年何月，曾有人发明了一种叫做“忠诚老实运动”的办法，要你老实交代你过去的言行。后来不知何时，又进一步发明了所谓“交心”，也就是要你把自己的“坏思想”通通交代出来，并且说只要自己坦白交代，就不予追究。这一下子搞得知识分子措手不及，老实的人信以为真，就把自己的思想全盘托了出来，这就变成了“言论”；不老实的或者不大老实的人就编造了一些鸡毛蒜皮、不痛不痒的假话。前者当时虽未定什么罪名，但一顿批判却是免不了的。可是这些知识分子万万没有想到，在以后的运动中这些自己交出来的“心”，就不再只是“思想”，而成了“言论”，并以此定上种种“罪名”。不过社会总是在进步的，现在大概再也没有什么“交心”之说了，而且有些知识分子总结了经验教训，也变得聪明一些，有时说点“违心”的话，大概也不见得会脸红。
那么到底“最是文人有自由”呢，还是“最是文人不自由”呢?这又使我想起另一个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大概不一定是真实的，在《庄子·山木》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大意是说：一棵长得奇形怪状的树，由于它不能成材，因此樵夫没有把它砍掉，它保存了下来。也就是说，如果它成材，就会被砍掉，而不能保存。另有一只不会叫的鹅，因为它不会叫，而被主人杀了请庄子师徒吃，这只鹅没有能保存下来。也就是说，如果这只鹅会叫，就不会被杀来吃，而能被保存下来。于是庄子的弟子问庄子：“那棵树因为没有用，而保存下来；这只鹅因为不会叫(按：也指没有用)，而不能保存自己，那我们应该如何办呢?”庄子回答说：“我们最好处于才与不才之间，才好保存自己。”这个故事说明，一切事物只有相对的意义，而没有绝对的意义，都要看主客观的时间、地点、条件而定。从现在的情况看，知识分子在一定范围内是有“自由”的，我想再不会有什么“交心”运动了，因此思想可以“自由”了；你写写日记或者什么别的东西，只要不发表，不给别人看，而只是自己看看，总是可以的，这点“隐私权”也许宪法还可以保障。但是，你要说出来，就得考虑时间、地点、条件啦!在情况比较好的时候，也许你可以说点什么你真想说的话，虽然人们会说：“你说了也白说。”但你仍可以取“白说也要说”的态度而说之，当然最后也还可能是“说了也白说”。不过你总算说了，尽了一点知识分子的责任。然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你最好还是不要说什么，要有“不动心”的本事。因此，我想知识分子是经常处于“自由”与“不自由”之间，要学会在夹缝中讨生活。
我谈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这岂不是十足的“乡愿”吗?确实如此。但我真想说的是：知识分子无论如何应保持其“思想自由”的品德，同时得努力争取“言论自由”。不管你“议政”也好，或是不“议政”而“为学术而学术”也好，都必须争取“言论自由”。知识分子作为一无形的无组织的社会阶层，他的功能无非是两方面：一是用自己的知识和理想来对社会政治进行批评、议论和建议；另一是“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这都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北京大学的同学常常问我：北京大学的传统是什么?我总是说：北京大学的传统是“爱国”、是“革命”，无疑都是对的，这些传统对北大十分可贵。但这太一般化，因为在我国每个行业的传统都可以是“爱国”和“革命”。那么北京大学作为一所学校、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还有没有其特殊的可贵的传统呢?我想，如果北京大学有什么特殊的可贵的传统，那就是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了。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创造力，要么跟着外国人的屁股后边跑，要么就抱着古人那一套死不放，这有什么出息?!如果不能“兼容并包”，那么就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这样中国如何能从“传统”(包括新老传统)走向现代呢?所以在我看来，“最是文人有自由”或者是“最是文人不自由”都有对的一面。
原刊于《读书》，199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