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桑兵教授新书《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的结语部分，感谢理想国公号授权转载。
1.学术需要民众喜闻乐见吗？
学术要不要影响社会和时势以及如何影响社会时势，是近代中国知识人相当纠结的两难之事。这在此前本不是问题——学以致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出为良相，退为良医，虽然进退不易，却也两宜。
近代以来，受为学术而学术的新观念影响，以及四民社会解体之后社会分工细化的制约，一些学人在不同层面提出学术与社会保持距离的主张。王国维反对梁启超之流借学术鼓动思潮政治，傅斯年则主张少数人从事无用之学。
对此，钱穆颇不以为然。他在具体学术观念上每每与梁启超针锋相对，可是总体评价却将梁启超放在许多公认的一流学人之上，并且指责后一类人的学问事业缺少社会影响。
不过，要想影响社会时势，除了亲自从政之外，只有做帝师和笔杆子两条路，而二者都有损于学人的特立独行。看似如愿以偿的钱穆，晚年也遭遇他所批评现象的尴尬，其一生梦绕魂萦的中国文化情结，未能发挥预期的效应，凸显知识人失去士一身二任的身份之后，不能适应新角色的两难。
与之相关且同样令不少人感到困惑的，是学术著述能否以及如何被社会普遍接受的问题。学术为二三素心人的志业，往往曲高和寡。所谓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可遇而不可求。虽然今人追求社会平等，但暂时还无法改变文化分层的现实。
例如，希望民众都读《三国志》而不是《三国演义》来认识三国的历史，只能是美好的愿景和幼稚的奢望。正如画家生前身后的境遇差若天渊，并不改变其画作的价值一样，学人首要关注立说能否传得久远，而不必苦恼著述是否看的人多。民众喜闻乐见与否，不应作为学术标准。
可是，近代学术成果大都由大众传媒加以传播，刊物也好，图书也罢，都要一定的销量才能维持。陈寅恪就曾经因为《学衡》销路不好而建议吴宓停刊。而受众的喜好，与媒体的导向密切相关。在迎合受众与坚持学术本位之间，坊间与学界的沟壑日深，分歧益大，媒体对此难辞其咎。
钱穆的时代，学术与思想虽然开始分离，毕竟没有完全对立。不至于一旦享有时名，便往往有损于学术清誉。一般而言，社会影响大的思想大都负贩舶来的陈货，多数是言人所不敢言，而不能言人所不能言。与之相应，是否畅销与学术价值几乎风马牛不相及，甚至一旦流行就难以免俗，学人因此在影响社会与改变自我之间变得越来越无所适从。
其实，所有历史，包括思想的历史，都是错综复杂、充满变数的，要把历史叙述得生动有趣、条理清晰、逻辑缜密、收放自如，并非难事，这也是历史始终为大众所关注并且吸引大众的要因。只是受众程度不一，言说对象有小众大众之别，因而出现分层，叫好与叫座明显反差。在大众以为好，小众就未必认可；反之，小众举为标的，大众则往往莫名所以。
学人大可不必为究竟是写《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而纠结不已，从心所欲即可，只是必须坦然直面，不要混淆彼此，明明写的是演义，硬要贴上正史的标签，令人怀疑其眼界还是模糊，心底依然忐忑。同时，媒体也不必越俎代庖，自诩代表民意，这样的观念已经过时，与实情尤其不合。
大众式的历史叙述常常不得不加入许多非历史的因素，如假设、玄想、比附、揣测等等，若非如此，断简残片的史料不易连缀；而繁复的论证考辨很难为大众所接受，因为史家总要在诸如此类的地方表示质疑，提出新证，得出别解。
一般受众对于不厌其详的专业性考究，缺乏耐心和解读能力，以为无关宏旨，殊不知这些琐细往往可以连缀成完全不同却更加近真的历史拼图，使得一切似是而非的精彩黯然失色。有鉴于此，学人不必在意现世知音的多少，真正的考验，在于面对古今中外贤哲的慧眼。
2、大学老师是否只需要讲课？
大学无疑是培养人才之地，如果大学始终教不出人才尤其是大师级人才，难免引起普遍焦虑。其实人才的标准有多种，并无一是。
什么是人才，各自的判断有别，人尽其才与养成优才，理念各异。按照一成不变的评价体系，衡量不出人才大概是常态。符合各类指标的人才，也不过是与指标相当而已，以此为准，等于承认指标的高明。可是，即便并不轻视所评出的人才，也几乎异口同声地不以指标为然。
教师很重要的本事之一，就是不拘一格，发现学生各自不同的天赋异禀，并由学校提供适合其生长的环境条件。接下来老师的作用，充其量就是引导启发而已。各式各样的科学化标准，说到底是不相信教师具有评判的能力和人品。按照标准化的指标所取得的优才，大都并非治学所需的真才。能够满足各项指标者，除少数例外，多数不过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凡夫俗子。
指责大学不重视培养人才的重要依据之一，是说大学片面强调科研，忽视教学。言下之意，讲课是培养人才，科研不过是谋取职称的手段，所以讲课才是为学生，研究则是为教师自己。
于是以为大学老师主要应该讲课，甚至只考察讲课的效果如何，作为教师是否尽心本职的硬指标。这不仅有违教育原理，也有异于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实际。
蔡元培当年执掌北京大学，实施多项重要改革，其中之一，就是教师不能一味照章讲授，必须有专门研究。他告诉北京大学的学生：
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为要达上文所说的目的，所以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他。
经过努力，北大里面只会照本宣科地讲课的中外教员少了，教员必须做研究，并且不断将研究所得带入教学，尤其要言传身教，现身说法，用自己的研究引发学生自动研究的兴趣，进而加以引导。离开教员的研究，这一切都谈不上。
大学教书，教师有学问，怎么教都行，没有学问，怎么都教不好。传声筒留声机般的讲授实不可取，即便用心教学，没有研究作为基础，也只是将教科书或讲义的现成知识讲得好听而已，甚至为了吸引听众而不得不讲些哗众取宠的横通之论。
试想，老师不做研究，没有学问（这与发表与否、发表多少未必直接相关），如何能够教学生学会思考和研究？那些老生常谈和夸夸其谈，多半都是误人子弟。学生学不到东西还是小事，将学生教到不能再教的地步，才是害人不浅。
即使学生喜欢听，也不等于就不是灌输固定知识。以学生喜欢与否作为教员讲课好不好的尺度，看似外国经验，却未必先进。虽然私立大学开课吸引学生与收费相关，对于粉丝无数的讲者必须另眼相看，却也未必是普遍准则。
季羡林留学德国期间，前一位导师的梵文课选修者仅此一人，后一位的吐火罗文课不仅选修者仍然只有一人，而且还是被迫选修。如果当年德国大学依照敝国现行标准，这样不受欢迎的课程根本不会有开设的机会，则世间也不可能有绝学的传人。由此可见，凡事过犹不及，不可偏执一端。
曾经作为国联教育考察团成员来华考查教育的陶内（Richard Henry Tawney）著书，所指出的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之一，就是学生听讲太多，考试太多，自修太少，与教员接触太少。教员则每周讲课钟点太多，兼课太多，教材过于利用外来的。顶坏的教授不过重演他们在国外所听的讲演。学生所读书本也只重知识的灌输，脱离中国的实际和学生的需求。
抗战期间，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英国的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周培智谈及英国各大学教授历史的状况：“据云学生每学年所选课程不过四五种，教授讲演亦甚随便，并且所讲甚少，非把某种历史全部讲完，全在使学生自己研究。教授但指定范围，至历史材料组织方法以及种种意义，教授全不指导，全由学生自己发明创造。盖中国教授方法在灌输知识，学生是被动的；英国教授方法在养成能力，学生是自动的云云。”
朱希祖闻言感到：“如英国教授方式，非学校图书馆设备完善，历史参考书丰富，其他都市图书馆亦藏书丰富，可以补学校之不足，则学生乃可自动。若南京各大学图书馆之简陋，则不特学生不能自动研究，即教授亦无法进步，其流为循环教育，而为灌输式亦势使然也。然能逐渐改良，亦属至要。”
英式的大学教育当然是独树一帜，或者认为缺乏系统性。尽管如此，如今大学乃至社会公共设施的图书设备相当完善，网上资源更是极大丰富，而海峡两岸大学的学期之长、课时之多，大体相当，放眼全球，仍然显得极为另类。不知为何，时时处处好与国际接轨的国人，唯独于此固执己见，以为上大学不是来读书，而是来听授。
3、可爱与可信，哪个更重要？
近代中国学人，高明者大都不善言辞，准确地说是不善于用一般听众喜闻乐见的言辞去迎合其心理。学问是小众事业，越是高深，懂的人越少。
教书与讲学并非一事，现在流行的讲学，并非宋明的旧惯，而是民国以来的新风，亦称讲座。前者以来学为对象，可以系统地循序渐进；后者面对驳杂的受众，上焉者择其精要，等而下之就只能投其所好。因为对象和程序不同，讲座既无法系统传授，也不能过于精深。
公开演讲之类，讲者与听众讲台上下随时互动，必须简洁明快地刺激后者的神经，每每将听众不懂、自己也未必知道的东西讲得绘声绘色，栩栩如生。若以治学的严谨态度，有太多的曲折、限定、保留、或然，则兴趣并不在此的听授者很难耐得住性子。若是一味以大众为言说对象，固然容易满足其自得欲，却也是学术停滞的表征。
明道之学与横通之学的差别不但表现在形式上，大学的普通基础教育，若仅仅以传授知识为目的，也与演讲大同小异。章太炎的国学演讲，王国维、陈寅恪在清华的教学，都因听授者范围、层次的不同而效果迥异。
钱穆自称当年在北京大学讲课极受欢迎，可惜缺少佐证，而且钱氏的无锡口音，一般人不易听懂。以其晚年在台湾讲演必须口译看，尽管早年北大的江浙籍学生为数不少，要全听懂也不容易。
朱希祖就有过教完一学期课学生连其所讲朝代人物都不清楚的故事，而朱氏的海盐话与钱氏的无锡话在其他地方的人听来，难易程度当在伯仲之间。所以张中行虽然将钱穆列在北大教授善讲的前三（胡适居首，钱玄同次之），却也坦言其乡音太重，致使听者常常误会。
更有进者，课讲得好听与讲得好往往是两回事。好听与否，全在受众的现场感觉，听众层次有别，反应自然不一。能够激起现场听众普遍共鸣的，大体是感官刺激的结果，绝不可能是须经理性判断的高深学问。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上课，虽然一再降低标准，选课者仍然难以承受。而陈寅恪之所以有“教授的教授”之美誉，变换角度看，也就意味着学生虽然听不懂，少数外校的高才乃至教授慕名而来，却能够满载而归。
民国以来，大学乃至社会上逐渐盛行讲学，流风所被，上课也以讲学为范型，课堂之上放言无忌的高论，不少是浅学者的妄言臆说。真正会教书而不是专讲教科书，尤其是能够从目录版本入手教书的，已是凤毛麟角。
1928年4月7日，清华国学院毕业任教于南开的陈守实“无聊中阅胡适《读书》一篇”，议论道：“此君小有才，然绽论甚多，可以教小夫下士，而不可间执通方之士也。”此意颇可玩味。胡适的水准至少当在一般之上，其讲授好听的程度还列于首席国立大学的第一，则普遍而言大学的讲课在通方之士听来岂非破绽百出？反之，若非绽论甚多，就很难讲得好听，高明之士滴水不漏的讲授，小夫下士听来索然无味，难以承接。
黄侃和吴承仕嘲笑王闿运谬妄甚多，如何点化蜀人，与受教的蜀人感受也有不小的差异。如此，教育的循序渐进，很大程度上就成了不断纠错的过程。待到来学者登堂入室，便不得不在老师宿儒的引导下逐渐调整。若不得高人点拨，则难免沦为一路勇往直前以致不可救药的牺牲而不自觉，甚至还会自鸣得意。
借用王国维“可信则不可爱、可爱则不可信”之说，一般而言，讲课让学生普遍觉得好听，大抵就不大好。因为学生大都只能凭感觉，不足以下判断。大学听授，若是可信逐渐可爱，则是提升收获；反之，若可爱日益可信，则多为误入歧途。
过于从形式上看重课堂讲授的灌输式教学，作为纠偏或有必要，作为理念则大可不必，且存在严重隐患。上个世纪后半叶的大学教学就已经提倡专门化，鼓励和吸引本科生进入研究状态，效果如何姑且不论，理念应当是可取的。大学的教学，应当重在提升学生的能力，使之能够听懂讲得好并且逐渐觉得好听。
4、民国的学术状况怎么样？
平心而论，民国学术的总体状况未必良好，而形形色色的乱象却并不罕见。除了当局力所不及、管控不到之外，今日所有的各种问题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相当严重。
国立者派系争斗不已，私立者大行妾妇之道，教会学校则有食洋不化之嫌，否则民国的大学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风潮。而主政期间相对平静的，如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罗家伦之于中央大学，并不是因为教育理念有何过人之处，只不过把准了校方、教授、学生三者之间的变量关系，利用教授控制学生，防止师生联合对付校方，从而立于不败之地，也不会留下骂名。
这点秘诀，说到底不过校园政治的权谋而已。清华大学以“神仙、老虎、狗”来形容该校教授、学生、职员关系的经典表述，也很难复制。况且，海峡对岸的清华还出现望文生义的曲解，误以为有辱办事员的人格。
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在“某籍某系”的协助下，确立了教授治校的规则，最大化保障了教授的利益，也为大学与当局的冲突不断添加助力。后来蒋梦麟相继主持教育部和北大，配合国民政府的集权统一，改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以新旧为名，排除异己，看似收效显著，其实至少在人文学科方面与所预期及宣言并不相符。
而当时各地各校纷纷力争国立化，与现在的去行政化背道而驰，加上条件有限，环境不佳，人数不多，若是平均而言，水准的确未可乐观。如果以水平线以上的成果进行比照，得出普遍不如现在的结论也不算过分。
不过，民国学人仍然身处千载不遇的大变局之中，又受到古今中外贤哲的熏染浸淫，代表体现时代标高的几位大家，无论功力、见识、意境，能够望其项背者也为数不多，遑论超越。况且当时的乱象难登大雅之堂，只是混饭吃的手段伎俩，在坊间或有盲从，在学界却口碑不佳、风评甚恶，连官场也未必以为然。
那时学界对于高明还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追求，也有一旦下海无法从良的戒惧，除了无知无畏和有意出位，一般不敢恣意妄为，否则很难在学术界容身立足。
学术无序失范之时，读书治学更应不与今人较，而与古人较。一时代学人若一味与同辈争胜，则所争不过名利，所占领的制高点很可能不过低洼地。若寻求学术本身的至高无上，虽然还有心向往之而实不能至的问题，毕竟有了取法乎上的前提，才可能有后续得道的造化。
严格说来，一时代学术的高度，其实不是由此一时代的平均水准所决定，而是由所达到的最大标高来衡量。就此而论，今人唯有努力向上，而不能自欺欺人。明乎此，不必针对一般水准如教科书或普遍性进行不破不立的革命，学术史上由此带来的改朝换代，充其量不过是从一种平庸到另一种平庸的转移。若以古今中外的贤哲为准的，没有局限，又何须破除？正所谓“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何须勤拂拭，不使有尘埃”。
本来学问只是少数有志者的兴趣，如果广泛参与，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一些所谓方法范式能够流行，显然不是因为高明，而是简单易学，以致众从。说到底，其存在的价值主要是为有需求者提供方便。
民国时期，那些面向青年和大众的学问，还有鼓动思潮的作用。当年胡适许愿中学生也可以整理国故，未必是存心蒙人，而是史无前例，又多少有几分少年不识愁滋味，唱了些等而下之的高调，贻笑大方。所以，要追仿古今中外的贤哲，必须心向极高处，而不以时流为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