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经济日报》2017年9月29日）
最近，关于中国债务的话题持续升温。前不久，IMF在年度审议中表示，中国经济在未来三年的增长将快于预期，但原因是政府不愿遏制“危险”水平的债务。对于这一说法，我们需要理性分析，防走极端。特别要明确的是，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债务水平合理可控，我国现在没有、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发生债务危机。
需要注意的是，IMF特别强调的影响中国经济运行多个变量中的债务水平指标，其实也是我国管理部门与经济界已讨论多年的一个见仁见智的指标。重视和强调这一指标而考虑如何防范可能与之伴随的风险因素，具有审慎取向和预警意义，但此次IMF的强调，引人注目的同时给出了对未来五年的预测：2022年这一指标将超过GDP的290%，并伴之以从当下看即为“危险水平”的评价，这就有些危言耸听的意味，并容易误导舆论了。
从我国的债务水平和债务结构看，首先，我国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的债务水平较低；其次，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虽然较高，但风险可控。观察债务水平，应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方面，从国际经验来看，在一个经济体“经济起飞”、超常规较快发展或做出特定调整的阶段，这一指标的表现就会是比较高的，工业革命后率先成为发达经济体的英、美曾经如此，近几十年间东亚具有代表性、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日本、韩国亦如此。另一方面，还必须考虑我国的特定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中国迄今为止还是以间接金融为主的经济体。此特征带来的较多“重复发生与计算”的负债，要为中国债务水平贡献多少“增加因素”，尚难以明确量化，但造成了中国债务水平与IMF所说“国际经验”的不可比，以及其据此得出的“危险程度”判断的偏高，则可以肯定是无法忽视的。
我国政府对于控制债务水平是高度重视的，并推出了一系列有力有效的应对举措。2015年底，中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自此，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轰轰烈烈地展开。其中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去杠杆”，首先所指的就是宏观视角偏高的负债水平，包括所要控制的代表性指标广义货币供应量M2，以及企业部门的负债率等。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位置”，并对处置债务风险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前不久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更是把防控金融风险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强调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并宣布要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在指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深化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这当然包括总体负债水平的控制。此外，中央还要求“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对金融风险要“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并“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除了相关的政策措施，我国经济发展潜力大、韧性足、有优势，这些都为防范债务风险、解决债务问题提供了坚实基础。总之，作为研究者，我更愿意把IMF此次年度审议中的相关信息，看作善意的提醒或预警，同时并不赞成由此而滑向走极端的危言耸听与过度悲观态度，我们应辩证看待、深入分析中国债务水平，并得出更为理性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