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孟森先生对多尔滚的评价极高，称他“以翼戴冲人自任，其功高而不干帝位，为自古史册所仅见。”（孟森著《在北大讲清史》，中国画报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孟先生为著名断代史家，其搜罗史料之丰，考据史料之细，历来为史学界所称道。但有一点是我所不喜欢的，那就是他在清史著述之中，太宗太祖、圣祖高宗充斥笔端，一副清朝遗老的架子。今人著史，当取日本史学家上田信的态度，“尽量用皇帝的名字记录各个皇帝”，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而且所有的世界都各不相同。无论是皇帝生活的世界还是一位航海水手的世界，它们的价值都是一样的。”（上田信著《海国与帝国——明清时代》，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毕竟时代不同了，虽然在有皇帝的时代，皇帝是其国度里的王者，披着天子人君的道德外衣，戴着恩泽天下的高帽，但现在的我们应当明白，即使是最英明的君主，也仍是视国家为其私物的食利者，倘没有万民的供养，他的日子一天也过不下去。譬如明朝的皇帝供养着近7万名宦官和9000名宫女。宫内厨师每天都要准备1万至1.5万人的饮食。（黄仁宇著《明朝的财政管理》）可中国的文化就是十分地奇特，明明是亿万百姓供养着天子，却偏偏要说是天子的恩德才使得万民存活了下来，似乎没有了君主，亿万百姓便成了无头之躯，不知身居何处，人为甚人。
说起来，在这一点上，满人倒是说了一点实话的。他们在进北京、掌中原之前，倘以经济学家的眼光看，是作过精细的利益算计的。1644年之前，他们觉得以自己的实力，无法取代明朝拥掌中国，但可以凭自己骑兵的力量，在自己缺少财货时到明朝的地盘上劫掠一番。当他们得知李自成攻破了京城，各地叛乱蜂起云涌，便觉得自己可以进入关内，取明而代之，不用再靠劫掠过日子，而是可以名正言顺地让耕种的百姓缴纳税赋来养活自己了。但这样的算计只能作为小集团内里的秘密，广告天下的，却必须是精心修饰后的文辞。所以，清人进京后，便布告百姓说：“……，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刹那之间，原本是劫盗，现在要来收税赋的一伙，一下子就变成了可以“居天下、主军民”的“有德者”。
正如孟森先生所言：“清人入关创业，为多尔滚一手所为。”自努尔哈赤1618年统一东北女真部落，至1644年入关，清人已在东北经营了36年，付出了两代人的努力。1643年，满清第二代创业者皇太极突然死去。由于死得突然，没有指定继承人。照清人的习惯，有资格继任王位的，有两方面的人选，一是皇太极的弟弟，也就是努尔哈赤儿子的多尔滚；一是皇太极的儿子们。清人为军事立国的政治集团，当时多尔滚只掌八旗中的一旗，而皇太极却掌有两旗，况且皇太极自1636年接了其父的大位之后，多方征战，武功甚著，并借机广布势力，得到了满人高层贵族的支持。所以，经一番测算，多尔滚觉得如果自己掌了大位，也难以得到内部多数的支持。而此时，皇太极的遗孀庄妃又极想让自己亲生的儿子继位。于是，多尔滚便与庄妃联手，让皇太极的第九子、当时只有6岁的福临接了大位，自己与另一位亲王济尔哈朗为摄政王，掌握具体的权力。
与明朝末年自君主与臣子的一体昏庸相比，满清确是人才辈出。皇太极已算是聪明之人了，未料到他弟弟多尔滚的智慧及能力，丝毫不输于皇太极。孟森先生称其“在满洲中独为温雅得体，固其资质之美，即天之所以启女真，生才非意想所及也。”多尔滚摄政之后，在范文程、宁完我等汉人谋士的策略之下，应吴三桂之请，决定率兵入关，以创大业。
在平定整个中国的过程中，多尔滚算是恩威并用，对抵抗清人取得大统的，能降的则受降，对降者皆许以高官厚禄；不降的便剿，一旦动起刀来，但整城整城地杀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无不血流成河。对得手之地，便启用汉官，对百姓许以减税减赋，以定民心。其间虽不断地遇到抵抗，但大势已得。
多尔滚既有雄才大略，也精通权谋之术。他做摄政王之后，先是改掉了亲王掌管六部的制度，把分散在满人贵族亲王手中的中央行政权力，收归到了皇帝，也就是他自己的手中，因为此时的福临只有6岁，若是在今天，还是幼儿园大班的娃娃。而进入北京之后，多尔滚又想了办法，把满清议政王大臣会议，一步步地变成为王权的咨询机构，拿掉了其过去的决策职能。这个议政王大臣会议，原本为满人部落的遗留制度，由王公大臣组成，主要是决策军事、外交等重大事项，有一种集体领导的味道。从某种成分上讲，这个议政王大臣会议，还有一点对于极权的限制与制约的意思。
在改革议政大臣会议的同时，多尔滚又于1646年颁令：“一切衙门，不论内外大小”，向上呈递奏章，均由六部呈递，六部本身有权拟定政令，上呈天子恩准后实施。而六部则是直属天子的，天子则又是由摄政王代行职务的。但是，当时正值征服战争时期，诸多紧急军务经不得按部就班的一级级呈递，很多巡抚、外将便将紧急奏递直接呈递多尔滚掌管的“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和内弘文院，直达摄政王，这就使得内院的权力得以加强，并由此渐渐演化出终清一朝的密奏制度。不论经六部，还是由内三院，多尔滚是把整个朝廷大权揽在自己手里了。
多尔滚专权的另一个办法，是自1644年起，在京城部署了许多“启视员”，即情报人员，主要是侦知满人贵族的动向。1649年，他又把这一系统扩展至各省，所派人员称为“启心郎”，对侦知到的满洲官员的信息直报多尔滚。当时，这一制度仅对满人，而且规定，“启心郎”不得与汉人交接。其用意十分明显，即防范满洲贵族中的反叛行为。当然，防范的反叛，不是真对满人集团的反叛，而他多尔滚这个摄政王。
经过这机制上的一系列策略，多尔滚觉得有力量清除满人贵族中对自己不满的分子了。1647年，他宣布取消另一位摄政王，也就是济尔哈朗的摄政资格，以其弟弟多铎代替。同时，他还对与自己关系亲密的满汉大员，诸如博洛、尼堪、武拜、刚林和祁充格等满人，范文程、冯铨等汉人委以重任，为自己的左右。第二年，他便指控济尔哈朗密谋拥立福临的哥哥豪格为王，原本为摄政王的济尔哈朗因此被降为郡王。两天之后，豪格就被指在内部组织阴谋团体，他自己要做皇帝。结果是豪格被议罪当死，多尔滚开恩，令其在狱中自尽。
1649年4月，多铎因染天花在北京病死，多尔滚借机夺了多铎所管的镶白旗的指挥权，这样，他与福临一样，手里也有了两旗的兵权了。多铎死后，多铎的哥哥，亦即多尔滚的同父弟兄阿济格，向多尔滚提出要接替多铎的位置，多尔滚让人答复他：“自请为叔王，大不合理。”不仅如此，随后多尔滚指摘阿济格与瓦克达密谋结党，反对多尔滚。而瓦克达与满达海为兄弟，为努尔哈赤的长子代善的儿子。这一指控，显然是暗指代善一家有所不规。经议政王大臣会议审问后，议定阿济格有罪当罚，多尔滚开恩，罚阿济格不得参与部务、禁止交接汉官，以此断了阿济格的谋升之路。
经过这一步步的精心构筑，多尔滚一面指挥满汉军队征服中国，一面构建起了自己的权力之塔。1644年10月，多尔滚让福临自沈阳来到了北京，11月8日宣布登基。在福临宣布自己是中国皇帝的同时，发表了一份诏告，专门地表扬多尔滚：“……叔父又帅领大军入山海关，破贼兵二十万，遂取燕京，抚定中夏，迎朕来京，膺受大宝。”“又辅朕登极，佐理朕躬，历思功德，高于周公。昔周公奉武王遗命，辅立成业，代理国政，尽其忠孝，亦皆武王已成之业。”诏告之后，封多尔滚为“叔父摄政王”。想一想当时，福临只有6岁。当然，从福临亲政后的手法看，他也是一位天资极高的大才，但无论如何，在他6岁时是写不出这样一篇彰奖他人的文章，作出这样的决定的。显然，这一切均为多尔滚在自己表扬自己、在自己为自己加封。
但多尔滚仍嫌不足，获得此封半年之后年，也就是1645年6月，他又借福临之手下谕，凡上政事，都要称多尔滚为“皇叔父摄政王”，在原封号之上又加了一个“皇”字。与此同时，多尔滚又借福临之口，给了自己许多特权，诸如除满人内部地位较高的几位郡王外，其他满汉大员要向多尔滚跪拜；多尔滚派出传达命令、传送物品的使者，途中遇到任何官员，或经过任何亲王的府门前，都不必下马等。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说：“除皇帝以外，已经没有人能在任何方面与多尔滚相匹敌了。摄政王本人甚至已开始以帝王自居。”（新星出版社，2017年2月第二版）1650年，他的王妃过世，他便娶了豪格的遗孀为妃——即他的侄媳。同时，他还照天子的规格，征朝鲜公主为妾。当年，他又下令在热河，长城以北的一个地方建一座城池和宫殿，以供自己躲避北京的“溽暑不可堪”，为此向全国各省加派白银250万两。遗憾的是，宫殿尚未建成，1650年12月，多尔滚在率人出长城行猎时，染病不治而亡，时年39岁。当时，皇帝福临只有13岁。
多尔滚壮年而死，对于福临来说，自然是一件幸事。假若多尔滚活到50岁，即福临24岁时，此间，多尔滚是否会把权力的柄杖移交给他的侄子。即使移交，会在何时移交，怎样移交，都是未知之数。而交不与不交，或密谋于幕后，或交接于前台，都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戏，甚至整个清朝的历史，都将因此而改写。
而从多尔滚布下的权力之局来看，他是在一步一步把权力集中到他自己手中的。这不仅是身处权力中心，要使自己的雄才大略得以变成实际的行政政策，并得到执行的需要，更是权力这副社会所需之药的特点，不论谁服用了它，拼命地集中权力于自己的手中，正是它的毒副作用，直至不顾父子之亲、兄弟之情。多尔滚在集权时，除掉了了哥哥，逼死了侄子，便是这副作用发作的表现。所以，一旦福临长大成人，向其要回名义上是自己的权力时，多尔滚是真的像他自夸如周公一样，高兴地还政于侄子？还是如明朝开朝时那样，重演一幕杀侄夺位的戏目？实在是难以预料。
从多尔滚死后，福临顺利亲政——这也多亏了多尔滚，因为经过多尔滚摄政之手，朝廷之上，除多尔滚一王独大之外，再也没有了可以拥权自重的权贵。而大王一死，其他小王均无势力与福临争权，使得福临可以挟正统之名，迅速地把权力笼到了自己手中，填上多尔滚所空出的位子——立即起用被多尔滚生前打压的济尔哈朗等人，清洗多尔滚一党。这自然看出福临也是一位深得权谋之术的人才。极有意味的是，1651年3月6日，也就是多尔滚下葬才一个多月，福临就指使苏克哈萨、索尼等议政王大臣指控了多尔滚，查出了多尔滚匿藏黄袍、大东珠等帝王专用之物，另有诸多僭越犯上之行，最后议定多尔滚“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己从之人，俱僭拟至尊，盖造府第，亦与宫阙无异。”意在表明，多尔滚早存自做皇帝之心。
对这种指控，当然是为了安排罪名，借以清除多尔滚所遗势力，以便接管权力，也自然不能因此而证明多尔滚早有自为帝王之心与预谋准备。但也并非如孟森先生所言：“夫既以帝号加之，凡形式上帝制，何者为可犯？此与追尊之诏岂非矛盾？”——多尔滚下葬时被追封“成宗义皇帝”。因为，如果多尔滚在生前果真备有黄袍、大东珠等帝王之物，与其死后被追封帝号之后，下葬时身披帝王之服入殓，完全是两回事。所以，若指控属实，则表明多尔滚想自做皇帝，倒也不能说是对他的诬构。还是那个权力的不二之律：一个人一旦有了实际的极大的，而他又觉得无所约束，也无人能约束的权力，他取来那个灿烂的金冠戴到头上，在中国历史之中，实在是有太多的先例。
2017年10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