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周 文 演讲地点：复旦大学 演讲时间：2017年7月
周文：1966年出生，重庆人，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学术委员，中信改革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著有《分工、信任与企业成长》《和谐社会制度创新研究》等。
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这一新的论述，不但突出了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对我国经济学者提出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的新要求和新任务。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经济学正迈入中国时代
经济学理论是对经济现实的一种逻辑化解释，真实世界的变化推动着理论变化。因此，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心总是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而变化。
自经济学成为完整体系以来，经济学研究中心经历了两次大的变迁，第一次是经济学的英国时代。从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是世界经济中心，经济学成为英国时代的经济学；第二次是从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美国崛起，美国取代英国逐渐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经济学进入美国时代。
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学者们普遍预测，在203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从而终结美国一百多年来雄霸全球的历史。
当前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一个数百年来难遇的巨变时代，中国经济的崛起不但会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也会推动着经济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如果中国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中心，那么，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一定会成为最重要的世界经济现象。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被解释对象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中国问题必然成为世界问题。因此，未来30年，随着中国经济再次重返世界中心，世界正在迈入经济学的中国时代。
当前这个时代，中国令人瞩目的事件有两个：中国的崛起成功实现了赶超，以及由此引发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与秩序的调整与重组。由此而来，中国经济学所肩负的使命就是基于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实践，讲好“中国故事”，并通过理论创新，在中国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中为经济发展明确方向。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正目睹庞大中国的崛起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后强势西方文明的日渐式微。在全球化及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新问题将全世界带入一种徘徊或迷茫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学所要担当的历史责任就是解开全人类“认识上的枷锁”，更好地引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
中国崛起有两层含义：一是意味着300多年来由西方中心论主导的经济学时代即将结束，也意味着中国成为经济学中的西方概念“搬运工”、西方学术话语“跑马场”的时代结束。现代西方经济学是西方经验的总结，近100多年来，不仅经济学，而且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一直笼罩在西方中心论的霸权话语体系下，而中国的崛起解构了西方话语体系。二是世界发展巨变和新格局，暴露出西方经济学解释力的日渐式微和体系的自相矛盾。中国经济学只有在上述两个问题上形成有见地的理论体系，才会独立地自成一派并引领未来经济学发展，从而真正在经济学之林中占有主导地位。
中国经验与中国经济学
从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累积的过程。因此从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上升和提炼为系统化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也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理论要具备指导意义必然要经过反复检验，注定有一个滞后期。从美国经济学的演变历程来看，从经济强国跃升为经济学强国，用了50多年时间。另一方面的教训也值得中国经济学界警惕和思考。这就是国家经济强，未必经济学强。但是，如果只是经济强，而没有自己的主流经济学，经济发展不可能走得更稳、更远，经济的强盛只可能是昙花一现。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确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正当其时。而中国经济学的系统化理论构建，更需要的是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和提炼，进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第一，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前提。现代西方经济学无论从起源还是从发展来看，都是与“西方”息息相关，是西方经验的总结。在过去的300多年，经济学一直笼罩在西方中心论的“现代性霸权话语体系”下。因为过去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受历史局限，没有更多样本可以选择，从而造成依赖于发达国家经验而抽象出来的西方经济学成为指导各国发展的“通用”教条，众多发展中国家奉西方经济理论为“圭臬”，西方模式成为唯一可以模仿的样本。结果，西方概念充斥并泛滥，国际化成为单向输入，现代化成为西方化，甚至一些学者宣称“历史的终结”。
中国并没有遵循西方的教条，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过短短的40年时间便快速崛起，实现赶超，以更为雄辩的事实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发展中国家西化的失败与中国特色的“成功突围”，正反两方面说明中国经验不但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特别是对当今在世界上仍占大多数的发展国家来说更富借鉴意义。因此，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任务是，不但要解构经济学的西方中心论，更重要的是对经济学的西方概念进行“术语革命”，进而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术语，“创造性”重构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逻辑体系。这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前提。
第二，中国已具备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现实基础和能力。首先，从近40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来看，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20%。其次，从未来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仍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经济巨大的体量、份额以及增长潜力，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具备引领世界经济的能量。这两方面奠定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现实基础，中国应当也有能力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取得更大的“话语权”。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同时，确立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可以对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发展借鉴，从而对世界经济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
第三，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系统化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的内在理论诉求。今天“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实践”“中国现象”已成为举世瞩目的话题。理论是实践的反映。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带来理论的繁荣与兴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必然要在经济学的理论和思想上体现出来。否则，中国经验与中国奇迹只停留在经验层面，而不能上升到理论高度，就得不出规律性结论，必然失去指导意义。
因此，在正视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同时，必然引发对“中国道路”“中国实践”的全方位多维思考，进而提出经济学创新的理论需求。在这方面，恰恰是国内的一些学者反而不及西方学者清醒，忘记世界经济已进入“中国时代”，仍然在用西方话语来讲述中国故事，机械甚至固执地认为现代经济学主导者只能是西方经济学。
第四，中国发展经验是构成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内核。中国发展的经验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更加多维的层面，具有取之不尽的经济学丰富元素，远远超越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曲线和模型描述。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实践经验，中国经济学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和理论提炼。从“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视角考察，目前至少已经形成了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有利于”标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富和共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公有经济主体论、按劳分配与要素分配结合论、经济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不同于西方的原创性的中国“术语”，这些自然成为中国经济学“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崭新概念”，同时又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而成为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和学术范式的显著标识。
第五，中国经验不但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历史上的中国曾一度衰落，今天又再次崛起实现对西方的发展超越。回望整个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超越其本质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对西方的超越。历史上中国从秦汉开始的以郡县制代替封建制，完成了在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上对西方的第一次超越，才确立了后来中国在1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对西方发展的遥遥领先。今天，作为21世纪的中国在发展上再次实现对西方的超越，表明西方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发展的危机，更是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危机。一方面，中国道路和中国实践对世界减贫作出了70%的贡献，从而使得今天的世界变得更加公平；另一方面，中国经验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探索，相比西方提供的发展模式，中国方案更具有普遍性和认同性。
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更好发展，经济学中有一门学科叫发展经济学，它是二战以后从西方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个新的学科。按照发展经济学理论，二战后专门成立了一个组织，这就是今天的世界银行。世界银行的目标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解决贫困问题，以实现消灭贫困的梦想。世界银行为发展中国家相继开出了诸如进口替代、结构主义等药方，也通过各种途径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现代制造产业和建设基础设施。尽管有世界银行的一些具体帮助和发达国家自身的努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国家的贫困问题。
从世界银行成立到2008年这60多年的时间里，如果去除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摆脱世界贫困线的6.8亿人口数，世界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后来的华盛顿共识，也更加极端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干预太多，所以发展中国家要解决发展问题就必须把所有的政府干预都取消掉，主张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结局越来越糟。所以，中国的扶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和脱贫的道路，不是西方理论的简单移置，而是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新，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因此，只要坚持将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中国道路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和丰富的源泉，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进而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大发展、大繁荣。而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完成中国经济的发展优势到理论优势的转换，应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更可能会伴随着中国经济由崛起走向繁盛的整个历程。
要有自己的标识性概念与理论创新
过去的40年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赢得了世界的认可，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存在着重学习和引进西方经济学，不少学者存在着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和“崇拜”，因而出现轻视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的情况，从而妨碍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能力。这种格局和状况，容易使我们丧失理论自信，甚至掉入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之中，由此容易导致误判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
构建中国自己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创新与概念范畴创新是分不开的。
首先是概念范畴的创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没有标识性概念和范畴，经济学就缺乏主体性和自信力，更容易落入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伴随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西方观念对中国实践如影随形，不时左右着中国实践，甚至一些领域成为西方概念的“跑马场”和“试验田”。现在，中国的崛起对西方概念形成了挑战，中国的崛起和对西方的超越使得西方的概念和学说越来越难以对中国问题提供准确解释。
其次是理论的创新。回顾改革开放近40年的中国改革实践，不少是源自于自下而上的实际经济操作者的行动，然后被中国的经济学者不断总结发掘，最后以某种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无法理解或似乎不严谨的词语，不断被中国高层决策者采纳，经过不断试验和“试错”，进而以更直白和朴素的语言形成权威的改革文件，最后推向全国，形成改革浪潮，取得改革的成功。比如，家庭联产承包制、价格双轨制、所有制结构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经济发展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正是这些在西方经济学里很难搜寻的中国语汇和中国理论，实际上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不断推进的推动力量，从而不断深化和完善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实践，并推动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奇迹。
我认为，现在总结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在理论上最大的贡献，第一应该是提出了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也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体现的是对发展理念上的突破和贡献的中国智慧，很可能会成为引领未来全球发展的新理念。
第二是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兼顾先富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一直伴随着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重视和不断出台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解决举措，只是在每一个进程和阶段，可能具体的措施、侧重点有所不同。
回顾中国对扶贫和减贫的实践，中国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理解和实施举措，应该说是对西方理论的超越，它破除了人们简单化认识的两极分化概念。从中国的发展实践推进来看，中国的收入差距拉大问题不是一个两极分化现象。
回顾中国的减贫历程，不难看出，政府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从中国的减贫经验中，可以获得如下启示：其一，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和政府承诺是实现中国减贫的根本保证。中国将促进减贫作为国家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以人为本，努力使经济发展的成果为所有社会成员所分享。其二，坚持用发展解决贫困，以减贫促进发展的理念。政府始终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任务，努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这为实现大规模减贫提供了基本前提。同时，立足于培养和提高贫困地区和人口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坚持“开发式扶贫”，引导和帮助贫困人口直接参与减贫活动，使之成为反贫困的主体力量，稳定了减贫成果，增强了减贫的可持续性。其三，减贫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制度和政策保障。改善贫困人口和家庭的生产生活条件、增强贫困人口和家庭发展能力是减贫的关键切入点，需要综合性的发展政策和专门的减贫计划来保障。其四，减贫需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在政府积极推动脱贫攻坚的同时，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加入扶贫济困行列。把政府的意志、社会的关爱与贫困群众意愿相结合，确保减贫项目与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
第三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对西方理论的超越就在于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认知。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不断超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教条，用事实不断改写西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屡屡误判，成功地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今天来看，中国经济的奇迹和成功，应归功于经济体制改革中始终坚持政府与市场的两点论、辩证法，注重两者的有机结合，而不是简单地推行市场自由化。中国改革与发展始终不是照搬“华盛顿共识”的“正统经验”，而是寻求适合本国实际的发展路径。中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质是对西方经济学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颠覆和重构，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要注重融入中国传统文化
现在，中国问题本身已经成为考验经济学理论普遍性的一道现实难题。由此产生的对中国经济学的呼唤，不仅是对更具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的一种诉求，更是对经济学整体提升的一种渴望。
因此，中国经济学必须顺应经济学发展趋势，既能对特定的中国问题做出现实性的解释，又能推动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进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整体进步。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经济学，决不能局限于对那些发生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经济政策和做法进行简单归纳总结，而必须发现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并由此出发，建构出一整套符合发展逻辑的一般理论体系，而这种前提的差异性深藏于文化的差异之中。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之上的经济学，而中国是儒家文化的代表。相比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更具有包容性、现实性和开放性。中国作为世界上曾经从辉煌到衰落，又再次从衰落走向复兴的唯一国家，保持了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灿烂文化和中华血脉，其本身的实践探索和发展历程就是一部厚厚的发展教科书。
认真总结中国经验，从更深层次上挖掘，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强大的复兴能力，并不是某一个单独因素的结果，而是综合因素的自然内生。这与中国独有的文化相关，这种独特的中国现象更值得研究。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这绝对是西方难以具备的。中国文化包容性的强大内生力，就在于它可以融入西方一切之优点，吸取全人类之精华。这是天生俱来的文化本源，是其他国家学不来的。
因此，中国经济学作为从成功实现发展赶超、发展转型、13多亿人口大国三大元素的丰富实践经验中抽象、提炼出来的经济学理论，已具备涵盖广泛性、独特性、多样性、多元性、适用性等特点，不但具有世界意义，更具有史诗般的历史意义。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为根基，广泛地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精华，并在改革和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的经济学。因此，中国经济学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外优秀成果三者融合所形成的新的理论范式。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既要立足于中国实践、源于中国经验，又要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为此应把它放到更宽广的分析框架和更多国家的经验中去检验，并用科学的方法提炼、概括和抽象，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从而形成特定的理论范式，创建出更多符合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经济学理论。所以，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应该有一个从一般理论到中国问题，再从中国问题升华为一般理论的过程。
毋庸置疑，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巨变时代，不但是中国的实践发展，而且是世界经济的发展，都会展示出对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学的强烈需求。因此，中国的经济学者们一定要重视这一历史机遇和需求。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近40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探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这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坚实理论基础的前提。我们坚信，在未来的30～50年，中国的经济学者能够以国际视野站在学术前沿，对构建中国经济学付出务实努力，可以预期，中国经济学完全可以在中国的第二个一百年成为世界主流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