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论

2010年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4481美元。①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划分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上中等收入水平。②如果按照改革开放30年的平均增长率9.8%③计算，这一指标将于2021年达到12532美元，历时11年达到高收入水平，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当年跨越上中等收入水平的时间相当。即使按照亚洲20年来的平均经济增长率6.7%④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也将于2026年达到12648美元，历时16年，与葡萄牙的跨越情况相当。⑤因此，从统计意义上看，中国经济跨过中等收入水平并非难事。但是，自从中国跨越“贫困陷阱”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开始，决策者及学者们就开始关注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为何中国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在统计上将是毫无悬念的事，在现实中却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和担忧？我们认为，原因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本身并非仅局限于统计意义上，一国的收入水平是否快速超过某个标准，而是反映了更深刻的本质内涵。第二，中国虽然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但靠资源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显然没有可持续性，经济发展方式在长期来看必须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为主。然而，当前中国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社会经济结构转变以及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所面临的诸多新挑战，直接影响了未来的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从而可能使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继续推进体制改革，就不能成功调整社会经济结构，进而不能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目标。

我们认为，更深入地揭示“中等收入陷阱”本质是分析中国应对之道的关键。本文正是试图在“中等收入陷阱”本质的因果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构建出这个问题的分析框架，并将中国现实与之进行比对，最后系统性地提出中国的应对之策。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研究现状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被称之为“进步时代”，同时也是“最坏的时代”，曾经出现过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十分普遍、阶级矛盾冲突的现象。其他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有类似的过程。⑥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为此命名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⑦

国外文献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时主要提及很多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及一些东亚国家的马来西亚和泰国就属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较早的国家，但也一直没有逃脱中等收入陷阱。而对中国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论述主要是在分析东亚国家，如马来西亚、越南、缅甸等。如Wing Thye Woo(2009)在分析马来西亚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时，指出其原因是马来西亚仍然在1970年制定的新经济政策(The New Economic Policy)下实施经济增长计划，因为没有与知识导向的经济增长(Knowledge-led Growth)方式配合，导致马来西亚的私人投资由1995年的32.7%下降到2007年的6.3%；新经济政策过于注重收入分配而没有足够重视增加收入，使得人力资源的流动受阻，为此他认为政府必须在许多领域实施从头到脚的改革(Root-and-branch Reform)，向知识导向的经济增长转型。⑧而Kenichi Ohno(2009)总体分析了东亚国家，尤其是马来西亚、泰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事实，认为越南已经到达了必须通过提升内部价值才能进一步提高收入的关键点，通过技能和技术创造内部价值的工业化是最重要的；为此还提出越南应该与日本政府和商业方面开展合作的建议。⑨

国内文献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时，大多从分析一般现象开始，之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本质的看法，最后再以此提出政策建议。还有的学者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系统化的理论构建。

1. “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描述。胡鞍钢(2010)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可用十个关键词描绘：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⑩高伟(2010)指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增长模式转型不成功；金融体系脆弱；劳动力转移困难；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11)

2.“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分析。在经济效率层面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本质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这几乎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共识。例如，王小广(2010)认为，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使我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现有发展模式在新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难以继续发挥作用。唯一的出路就是转变发展模式，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12)马克(2010)指出，对于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心，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转型或者发展方式转型能否顺利实现的担心。(13)刘伟(2011)认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中国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自身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就有可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或停滞。(14)

在社会经济结构层面，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进行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核心被归结为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要素供给结构、二元经济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等方面。

需求结构调整方面，周学(2012)指出，我国不仅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而且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高潮。但在这一关键时期，遇到了主导消费需求—住房需求不足的阻碍和困扰。(15)

产业结构调整方面，马晓河(2010)不仅强调需求结构调整，而且还强调在此基础上的产业结构的升级。他认为，中国能否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是要看其经济结构特别是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能否顺利实现调整和升级。(16)

收入分配结构方面，蔡昉(2007)指出，中国未来面对收入差距扩大的挑战，防止陷入“低中等收入陷阱”，应加强就业与公平效率的统一，以推动公平再分配的切入点，根据中国国情制定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改善收入分配，超越“低中等收入陷阱”。(17)陈景武(2010)认为，处理好再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及不同阶层差距，进一步促进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中国将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18)

要素供给结构方面，主要是对劳动和资本要素供给结构的转变的探讨。张茉楠(2010)认为，中国能否通过劳动力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对外经济结构等增长格局的调整和结构转换，跨越难以逾越的“中等收入陷阱”，将是中国真正迈向经济发展更高阶段的关键。(19)马岩(2009)的研究则指出，可控的国际资金流动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20)

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层面，刘伟 (2010)的研究认为，我国经济正处在发展模式从传统经济向新兴工业化和现代化经济转型和体制模式从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双重转轨过程中。因此，必须保持持续的制度创新，才能使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缺乏持久的动力。(21)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胡鞍钢(2010)指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题是“转型是硬道理”，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从加快发展速度向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转型的内涵由经济转型扩展到社会转型。但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谨慎地选择社会变革方式，既能促进现代因素发展，又能避免剧烈的社会冲突，减小社会动荡，从而防止出现“民主乱象”，掉进“民主陷阱”之中。(22)

3.“中等收入陷阱”系统化的理论构建。马岩(2009)根据国际经验，梳理了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平面六要素框架。(23)

郑秉文(2011)对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等国家进行比较，以跨越这个“陷阱”并早已进入高收入行列的东亚“四小龙”为参照系，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历和即将经历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4个阶段，以及3次跨越，目前刚进入效率驱动即“上中等收入”阶段；并分析了中国在这个阶段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诱因，提出避免掉进“陷阱”和经济转型的动力问题，认为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构成了动力组合。(24)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国外文献侧重于各国经验的分析；国内文献在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后，虽然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但是构建系统化的理论体系研究不多，而且对于各种本质问题的关系并没有进行梳理，这使得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重点或突破口不明确。我们认为，原因是现有的研究并没有提炼出“中等收入陷阱”内涵的逻辑关系，从而不能分析各种本质问题之间的关系以构建分析框架。本文试图在此方面做一些探索，以使“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得到更深入的推进。

三、“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及分析框架

(一)“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的因果逻辑关系

在本质上，“贫困陷阱”反映的是，资源充分动员之后，发展中国家无法进一步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或经济的创新能力以形成经济的持续增长。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后，在大规模的要素投入之后，可以利用的资源已经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无法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或通过技术创新，使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原先的改革或政策努力的方向是改变社会经济结构，千方百计将资源动员起来，以使经济“起飞”。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这种“动员资源”的政策在长期执行之后，已经演变出了一套固化的体制，僵化的体制下，“动员资源型”政策继续发挥作用，使社会经济结构无法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要求相匹配，从而使经济发展锁定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我们可以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所包含的本质上的因果逻辑关系总结为：经济和政治体制僵化→社会经济结构不匹配→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困难→“中等收入陷阱”。

而这一因果逻辑关系的政策含义也已清晰显现：要避免陷阱，必须将“动员资源”的政策转变为“促进转型”的政策。而要使这种转变在现实中真正得到执行，必须打破僵化的体制，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向有利于经济模式转型的方向转变。目标明确的前提下，如何实现转型的过程？我们拟采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在本质的因果关系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中等收入陷阱”的分析框架。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分析逻辑框架

我们首先分别理清三个层次内部的因素及其内部关系，然后再分析这些因素跨层次的联系，形成“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完整分析逻辑框架。

1.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层面。转型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依靠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有两种方式可以达到此目的：参与外部分工引进先进技术或自主进行内部研发。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阶段，技术进步的持续必须主要依靠自主研发。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内部研发直接获得技术进步，或通过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引进外部先进技术。而国际分工的定位也并非一成不变，会随着本国的技术能力的提升而改变。但是，这两个途径无论哪一个，都必须在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基础之上才能完成。因为，技术的自主研发不仅需要必要的设备和资金，更需要懂技术并能创新的人才；技术引进也同样如此。这样，物质与人力资本的形成成为实现技术进步的关键，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层面的因果关系是：要素的市场决策力决定物质与人力资本形成，进而通过外部分工决定国际分工定位，或通过内部研发直接决定技术进步；而国际分工定位与技术进步也是互动的。

2.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层面。要实现转型层面的目标，必然涉及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但“结构”的划分多种多样，针对“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如何具体划分？在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论坛(2010)”上，与会专家学者在深入剖析“中等收入陷阱”理论内涵和典型特征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如何迈过“中等收入陷阱”进行了深层次理论思考之后提出，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经济结构必须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战略性调整：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供给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二元经济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25)从经济循环的角度，这些结构性因素具有内在的逻辑性。

3.经济、政治体制深化改革层面。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最终又是由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所决定的。宪法确定国家的所有制形式以及政治运转体系，在此基础上，在客观历史环境下形成一定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下，人们形成对经济制度的看法。而在市场经济制度下，这种秩序决定了与经济有关的三个方面：市场的制度与秩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分权关系。最后，在现实的经济层面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与具体的经济调控力量。既得利益集团不仅影响市场制度和秩序的构建和完善，而且影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4.三个层面之间的关联。“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的因果逻辑关系实际上在大的方面明确了这三个层次的因果关系：经济和政治体制决定社会经济结构，进而决定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三)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和比对

中国30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起飞”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用下述框架来分析。

(1)中国经济体制的渐进改革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市场制度逐渐建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得到逐渐明确和调整，而且还形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制度以及相应的官员晋升规则。

(2)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变。在收入分配中，政府和企业的份额增加而居民的份额减少。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国有和集体企业承担大量社会福利职能，利润留存较少，而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几乎没有。变为市场经济后，各类企业与政府形成了促进经济发展的同盟，在初次分配的政策和实际行动中都忽略了居民的利益。

(3)收入分配结构与二元经济的转变又进一步改变了要素供给结构，使工业部门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增加。因此，劳动力供给的构成，由原先以成本高昂的国企职工为主的结构，变为成本低廉的工人为主。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大大增加又使物质资本的成本相对上升，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凸显，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了条件。

(4)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制度以及相应的官员晋升规则的逐渐形成和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逐渐调整共同决定了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体系。这一体系通过对需求结构以及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最终使产业结构与国际分工定位相契合。经济调控力量也促进收入分配结构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被更加边缘化；政府又用更多的收入进行投资和消费，并且促进出口。需求结构向着消费比重下降而投资和净出口比重上升的方向发展，从而使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通道。

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虽然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资源，但却存在着问题，不利于促进自主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在资源环境、价值循环和社会稳定方面都面临挑战。首先，资源环境的不可持续：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扭曲了资源配置，使资源被过度动员和消耗，并使环境遭到巨大破坏。中国经济“起飞”阶段，政府对资源动员的促进能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改革逐渐扫除资源动员在制度上的桎梏；另一方面，政府的又通过各类优惠政策和配套服务为资源动员构建激励环境。在资源动员的制度桎梏基本被扫除之后，政府想让经济更快地发展就只能构建资源动员的激励环境。而在政府的不同层面上，只有地方政府才有“全天候”的推动GDP增长的冲动。按照经济学原理，如果没有政府的参与，企业会将资源投入到使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在资源没有被充分动员时，企业会自发地越来越多地雇佣资源进行生产，从而产生了GDP的增长。在没有达到资源使用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地方政府促进资源动员的行为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是当达到这个最优点之后，继续构建资源动员的激励环境只会降低资源使用的边际成本，从而使资源过度投入。其次，价值循环的不稳定：当前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使产能过剩，而人力资本增强型的技术进步又受到阻碍，使得经济内生的价值循环不足，从而过分依赖外部循环。而这种外部循环还越来越受到来自发达国家高端产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低端产业的双向竞争压力。一方面，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正在采取战略措施，大力支持本国发展新能源、生物、信息、航天航空等产业，鼓励增加高技术产品出口。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洪都拉斯、越南、孟加拉、印度、斯里兰卡等发展中国家，他们利用比中国更加低廉的资源和劳动成本，生产与中国相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向美欧等国家出口。(26)在这双重的竞争压力下，中国经济所依赖的外部循环的规模将会有越来越小的危险。再次，贫富分化加剧带来的社会不稳定：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差距不断增大，进而带来社会的不稳定。

综合上述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资源环境、价值循环和社会稳定三个方面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多数学者都认为，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手段。具体而言，就是要一方面限制甚至清除各种制度因素对转型的阻碍；另一方面，改变现有的经济调控力量，将原先执著于资源动员的政府惯性力量，转变为促进经济转型的巨大推力。

四、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对策

(一)解放市场“无形之手”：形成转型的基本动力

(1)更深入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制度，维护市场秩序以保证要素能向转型目标自由流动。一方面，要完善劳动、资本、经理人、技术等要素市场的制度，建立转型所需的要素流动渠道，并且限制商品市场的垄断，以保证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经济主体的个体理性决策与转型所需的集体理性相一致。另一方面，要建立强有力的法治体系以维护合理的市场经济秩序，保证要素的流动不被非法因素干扰和阻碍。

(2)更深入地推进体制改革。要明确政府与市场关系，在建立公共管理型政府的定位下，界定政府行为的边界以约束政府权力。

(3)通过改变收入分配结构，调整要素供给结构，推动转型所需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形成。一方面，要增加居民和企业的收入份额，减少政府收入的份额，这样，更注重长远利益而非短期政绩的私人投资会增加，促进有利于技术进步的物质资本形成。另一方面，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这与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是相互促进的。因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意味着更多的人摆脱低生活水平，有时间和精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人力资本的增加，也能使单个劳动者的生产率提高，这是增加他们收入的最重要的理由。

(二)规范政府“有形之手”：构建转型的引导力量

(1)明确政府公共管理的职能目标，改变地方官员晋升规则，使经济调控力量的方向变为促进技术进步。

(2)积极使用宏观和微观经济调控政策引导收入分配结构、需求结构以及产业结构逐步调整，将“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并促进我国在国际分工的价值链中逐步升级。

为此必须积极使用各项经济调控政策引导三个方面的结构调整：第一，收入分配结构方面，不仅要使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政策直接影响收入分配，而且要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为劳动收入的提高奠定价值基础，最终实现防止贫富差距过度扩大，培育和建设中产阶层社会的目标，为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创造条件。第二，需求结构方面，要积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比重，必须制定政策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解除居民在住房、教育、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后顾之忧。第三，产业结构方面，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使产业结构不仅要从以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而且要由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

(3)积极利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以及区域结构差异蕴含的机遇，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与辽阔的腹地变为经济转型的优势。要在四个方面采取措施：第一，要消除户籍制度的身份歧视，使进城的农民工在就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同等的市民待遇。这不仅能消除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障碍，而且直接有利于农民工本人以及下一代的人力资本积累。第二，加强职业培训，特别是失业工人及低素质工人的培训。第三，鼓励服务业发展，以创造就业机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第四，扶持农业并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逐步消除农业与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实现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转变。

在区域结构上，东部地区要制定政策，做好产业升级和向内地迁移落后工业的工作；中西部地区要做好承接产业转移的准备。各地还要根据当地优势和资源禀赋，发展和培育“增长极”，努力扩大极化效应，从而极大地提高我国区域经济结构性效益，不仅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而且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

对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在此表示感谢。文责自负。

【参考文献】

[1]此数据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数据以及外汇管理局网站公布的2010年12月31日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外汇比价计算得出的。

[2] 世界银行2010年8月公布的最新分组标准：按各经济体的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低收入(＜995美元)，下中等收入(996～3

945美元)，上中等收入(3 946～12 195美元)，高收入(＞12 196美元)，本文暂忽略GDP与GNI的微小差别。

[3]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30年报告之一》，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jnggkf30n/t20081027_402512199.htm。

[4]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数据库。

[5][24]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1期。

[6][22]胡鞍钢：《“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人民论坛》，2010(19)。

[7][20][23]马岩：《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7期。

[8]Wing Thye Woo， Getting Malaysia out of the Middle-income Trap. 2009.

[9]Kenichi Ohno， The Middle Income Trap-implications for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and Africa. GRIPS Development Forum. 2009.

[10]胡鞍钢：《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当代经济》，2010年第8期。

[11]高伟：《中等收入陷阱假说》，《人民论坛》，2010(19)。

[12]王小广：《改变发展模式避免中等国家陷阱》，《中国市场》，2010(16)。

[13]马克：《高度警惕“中等收入陷阱”》，《人民论坛》，2010(19)。

[14][21]刘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5]周学：《总量调控与局部调控优劣比较——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反思》，《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2期。

[16][26]马晓河：《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需求结构演变与产业结构调整》，《宏观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

[17]蔡昉：《中国经济如何跨越“低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1期。

[18]陈景武：《重视贫富分化警惕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10年第10期。

[19]张茉楠：《慎防“中等收入陷阱”》，《新理财》(政府理财)，2010年第4期。

[25]《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中国经济改革发展论坛述要》，《光明日报》，2011年1月7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