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网上，见到过一则关于法国街头政治常识的小段子，说是：在游行过程中，你看那兴奋地跑回去拿相机的，多半是刚到的中国人。
2006年5月1日那天下午，我对号入座一般，拿着照相机，赶到了位于巴黎11区的共和国广场，等着看市民的大游行。与那段子略有出入的是：这是我预想中的访学活动之一，先几天法国朋友已给了我必要的信息：2点钟，游行队伍将从共和国广场出发，经由巴士底广场，再到民族广场。我对正在巴黎留学的几位学生说：到广场、街头去看看吧，那儿应该是社会学者的field！
下午两点，天空飘着蒙蒙细雨，共和国广场上那高举着橄榄枝的共和女神的雕像四周，人潮已经开始沸腾，鼓乐声伴着演讲声、口号声。举目四望，到处是挥舞着的红旗、以及色彩斑斓的大汽球和宣传招贴。那中间，我看到了许多童年时曾那么熟悉的符号和图像，一时竟有恍若隔世之感――在这香风薰得游人醉的春天的巴黎。
那天下午的游行，从三点钟正式开始。由数万人组成的游行队伍自共和国广场起始，绵延不绝地向民族广场进发（游行路线后来改为直接走伏尔泰大道，没有绕到巴士底广场）。游行的组织者，应该是劳工总联合会（CGT）以及社会党、共产党等左派政党，还有全国大、中学生的联合会等，队伍中可以看到数十种工会、政党、以及各色各样的社会团体的旗帜和招牌。各派政治力量的主要领导人组成一个单独的方阵，走在正式游行队伍的前列（我的学生从中认出了前一阵在媒体频频出镜的社会党领袖、还有学生运动的全国领袖）。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中，人数最多的是来自各行各业、各省各区工会团体的成员，包括法国教育工会（“UNSA”的彩车十分醒目）、医疗业工会（一些游行者就穿着白大褂）等，最生机勃勃的当属大、中学生的队伍，还有那些青少年亚文化的团体（见识了一帮正宗的“朋克”！），而最活跃生动的要数各种少数民族队伍。那些来自非洲、阿拉伯、拉丁美洲的移民的团队，肤色各异、文字五花八门。还有几支没有合法证件的非法移民队伍，甚至走在总指挥方阵的前头，他们载歌载舞，亦呼亦吼：“证件！证件！”
这次游行，既不似2002年“五一节”那次反对勒彭极右势力的全民大游行，也不似今年３月反对政府推行《首次雇佣合同法》（即CPE，该法案准许企业主在聘用二十六岁以下员工时可以有两年的试用期，雇主在此期间可以随时终止契约而不需提出理由，也不需给予任何赔偿）那样的抗议活动。看起来，各参与者群体并没有明显一致的政治口号，但 “平等”、“人权”、“自由”等等，是大家主要的诉求。政治和资本的权力，则像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五一”节的游行，一百多年来，在巴黎是传统的政治节目（起因于美国芝加哥工人大罢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正是由社会主义代表大会于1889年7月在巴黎确定的），每年的这一天，从数千人、数万人到数百万人，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会走到一起，纪念自己的节日，在广场上、大街上公开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及政治愿望。
组织这样的活动，并不是左翼团体的专利特权。就在同一天，另一些市民及其团体，参与了由极右团体国民阵线发动的另一场集会游行。上午九点，他们从市中心广场出发，一路行进到歌剧院广场。其间，他们的领袖勒彭来到现场，向圣女贞德像献了花，同时接受了他的崇拜者们的欢呼。
这就是法国，就是巴黎。城市的广场，在这里是为公民的自由表达而存在，它向所有的市民开放（后来我曾多次见到各种集会游行）。多数情况下，目睹这样一些街头、广场的政治活动，公众社会波澜不惊。在巴黎市民眼里，这些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亦是法国之为法国――“法兰西共和国”的最基本的理由之一。
藉由今年年初法国学生和民众成功抵制政府推出的《首次雇佣合同法》的话题，这一次访学其间，我曾一次次向法国的同行们提到法国的社会运动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疑问。
这些年来，在“世界向右转”的当口，法国给世人提供了一个个反证：法国正面临全球经济发展压力和明摆在那儿的经济增长疲软、失业率持续攀高等严重问题，但国民与政治家一直还在为“社会公正”争吵不休，这种现象已经被称为“法国现象”，是不少经济学家想弄明白的问题。与此同时，法国一次又一次的“左右共治”也成了各国政治学家的一个议题。不仅学者，当今全世界的媒体受众，多多少少都知道了法国的不同寻常或不可思议：它在国际上曾坚决地向美国发动的战争说“不”；但它在国内差点让极右分子上台、随后又轰轰烈烈地将总统选举演义成了痛击极右势力的全民公决；它有全世界最好的“从出生到死亡”的福利保障系统，但忽然就爆发了一场下层青年的骚乱；法国的工薪劳动者一周只需工作35小时（每年还有5周带薪休假和11天国定节假日），而失业率达到10%（其中二十五岁以下青年的失业率高达25％），可是政府的改革努力不仅遭到相关利益群体的强烈反对，甚至引发了全民性社会运动，最后政府只能妥协了事（《首次雇佣合同法》最后由总统颁布，但宣布暂时不能生效）……“动不动就爱上街游行的”、“浪漫而懒惰的”法国人，不仅招来了外国观察家们的苛评（他们好像比法国人更关心法国的命运），也让世界各国的老百姓充满了不解和妒忌，包括在法国的中国人，人们对倒霉的法国政府满怀同情，许多人在等着看“不思改革的法国人”的好戏。
对于法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世人有诸多的隔膜和盲点。
在法国，几乎所有回答我疑问的学者都不怀疑这一次由学生运动起始的抗议CPE的社会运动的正常和正当。粗粗归纳起来，可以理解为这么三层意思：首先，人们多承认改革就业政策的必要性，但是，政府为什么单单要拿年轻人来开刀？其次，这个政策的出台，没有听取民意特别是作为重要利益人群体的青年的意见，决策过程少了公民参与这一环节。最后，十分关键的一点，这个法案，让雇主可以随意解雇职员而“不需要任何解释”，这违背了劳动法，涉及到了人权的大问题。
自2005年5月底希拉克总统命名新政府以来，首相德维尔潘雄心勃勃，他的“百日战役”就以民众期待的就业率为目标：“就业，就业，还是就业”。但是人们不难看出，作为两名最有希望角逐2007年总统宝座的政治明星，首相德维尔潘新和内政部长萨尔科齐间的竞选热身赛已经暗暗开始。选民们不能不对他们的政治意图有所警觉。与此同时，工会组织和在野的左翼政党对于新政府或者可能采取自由经济的手法刺激经济增长、或者可能减少社会福利的政治动作，也理所当然地在着手阻击。所以，不难理解，在许多人看来，政府这一次的新法令之所以拿年轻人的雇佣保障做文章，是一场政治秀：为了绕过正面的政治阻力，新政府避过敏感的社会福利制度（每次福利制度改革都会引起轩然大波），也避免直接损害多数在职者的利益，结果，“二十六岁以下的年轻人”成了他们政治游戏的试验品。“他们这是拿年轻人当成了政治人质”，一位教授这么跟我说。而且，对政绩工程求胜心切的德维尔潘新显得过于粗暴，他不顾全国百万学生上街抗议的事实而试图强行通过新法案的政治姿态，触犯了众怒。当然，最后各大工会、各种政治力量全面卷入并成功地发动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应该说，还与这项法令违背了法国人的某些普遍价值有关。
法国的政府官员曾一再启发老百姓：CPE给雇主松绑，是“为年轻人好”，是“法国利益”的需要。外国评论家们也觉得法国人对现状缺乏担忧、连这么简单的经济学道理都无法接受，不可理喻。他们都有点看低法国民众的智力了。很多人在有意或无意地回避另一个并不复杂、却非常要害的问题：《首次佣法合同法》关于雇主可以任意解雇职工而不需任何解释的新规定违背了法国最基本的劳动法（法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是全部批准国际劳工组织七项《基本劳工公约》的仅有的几个国家之一，这本是法国的骄傲）。
对于法国的社会运动，局外者其实多只是（或只能是）在以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情景逻辑作出推测和判断。包括我们，我们的价值观、社会发展观，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断裂与张力，政治力量对大众的动员与操纵，利益群体间的竞争与对立、大民主的想象等等。这些固然可能是适用于各种社会的具有一定普适性的观察视角或分析工具。但对于理解法兰西民族，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就以这一次的全民反对CPE运动来说，当世界各国对法国人的选择发出种种质疑时，法国人也在表示不解：就业率比劳动者的基本人权更重要吗？公民上街有什么不正常吗？
不能不注意到，他们更多地是在谈另一些层面上的问题：正义，公民的权利和责任，还有对广场政治的正当性、必要性的高度自觉。
我们可以将这些理解为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理念的法兰西精神，那也是他们的立国原则。但在这一种价值理念与公众的政治态度之间，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一种不无独特的政治文化――在这里我且称其为法兰西政治文化。
正是这种政治文化，一方面连结了作为普世价值的法兰西精神，另一方面连结了法国民众的政治行为模式、以及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对这种政治文化的理解，首先需要从他们的民族认同开始。这是一种将价值理念与民族认同融合在一起的文化：在法国人的民族认同中，“法兰西”与其“精神”已经难分难离。同时，这种政治文化也与它的政治制度形成有一种血肉相依的关系：“法兰西”作为一个“共和国”、与作为共和国立国原则的“法兰西精神”，已经成为绝大部分法国公民的基本的文化自觉。在这样一些意义上，我们才不难理解，为什么当2002年法国人面临极右势力的挑衅时，会形成万众团结的局面，为了捍卫“法兰西精神”和“法兰西共和国”，敌对的政党和不同的政治力量会很快联合起来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动（当时左翼党派纷纷对他们的支持者发出投右派候选人希拉克票的政治号召）。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多少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法国，尽管其内部（如所有国家一样）充满了各阶级各阶层、以及包括种族在内的各种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和文化差异，当然还有政治力量、经济力量与社会力量之间的种种较量和斗争，但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常常会形成广泛的社会运动联盟。同时在“不服从的公民”和以“重整国家权威”为目标的政府权力之间，也能够达成一次次的妥协。一种为国民（包括政府官员自身）所共享的、由政治制度所支持的政治文化的存在，是法国之为法国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可以被视作为法兰西民族血与火的历史的结晶。在法国，没有人能对历史背过身去。法国的每一座城市，都将民族和城市的历史连同它们所象征的公民/市民的精神，铜铸石刻，嵌入在城市的肌肤之中。在几乎每一处街头、广场，每一个公园或文化机构里，到处可以看到耸立着各个时代的各种历史人物的雕像，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遗物、遗址也都被认真地保护、展示着，包括铡过路易十六和罗伯斯庇尔头颅的断头台、关押过王后和大批革命者的监狱，还有无产阶级革命留下的巴黎公社墙（一块石碑墙在拉雪兹公墓内，另一块我们熟知的浮雕像在公墓外侧围墙边）。
与此同时，共和国的历史还被制度化地注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有一个细节曾令我深深感慨。5月7日下午，在巴黎街头，我们看到一束美丽的鲜花插在一处住宅的门框上，由三色绸带包裹着。同行的法国朋友告诉我：那是巴黎政府代表全体巴黎人民献给在这所住宅里被纳粹杀害的居民的，明天是二战胜利日。后来，果然，我一次又一次在一些门框上看到了同样的花束。
当然，法兰西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它在法国公民中的共享，不能不归功于一代代杰出人物的出现以及将先贤们的文化、思想作为民族精神来传承的道德社会化、政治社会化的机制。就如不能想象没有佐拉、伏尔泰、卢梭、雨果、巴尔扎克、萨特们的法兰西一样，世人也不能想象没有先贤祠、以及拉雪兹、蒙玛特、蒙帕纳斯等公墓的巴黎。它们在法国的政治文化中，具有着崇高的象征性地位和无可替代的实际功能。这些存在，不仅成为法国知识分子的标杆、政治家们的警示，更是法国培育一代代年轻公民的公共课堂。
同样重要的课堂，还有城市的广场。
广场本是欧洲古代城市公共社会的发祥地，一直到如今，广场依然还是欧洲城市社会的中枢，是市民展开公共活动、行使公共权力的场所，包括文化的、经济的、社会交往的，以及政治的。在巴黎，作为市民的“第二个客厅”，多姿多彩、大小不一的广场，一直也是市民政治表达的最重要的舞台，许多广场本身即是革命历史的见证、或直接以政治概念命名。在广场上，法国人扮演他们作为公民、作为市民的社会角色，这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职责。而且，大多数成年人也将教育年轻人学会扮演这种角色视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成年人职责。在家庭内、学校里，年轻人的广场政治活动受到普遍的理解和支持。据说，在今年3月份的学生抗议活动中，很多家长、老人赶去现场，声援孩子们的抗议活动。不少YX队伍由成年人手拉手组成保护圈――他们解释说，那是为了让他们的孩子能安心、安全地游行。在我这次访学的巴黎高师社会学系，走廊里长年挂着的几个镜框里，镶着的正是该系师生和法国高等社科院的师生一起参加某次YX活动的几组照片。
政治家们也不会不理解这一点。他们大多是经历了1968年“五月革命”的一代。虽然昔日的学运领袖对如今的学生运动时有讥评，但今日的右翼政党不会忘记，2002年的春天，正是广大的大、中学生站出来，响应希拉克总统“保卫共和国”的号召，一起击退了极右势力的威胁。无论左翼或右翼的政治家，他们都不会怀疑，让年轻人学会投身广场政治对于法兰西政治文化的传承是多么重要（2002年的第一轮投票结果，即与年轻人的政治冷漠有关，据统计，24岁以下的青年人中，有1/3在第一轮投票中弃权，还有一些人无所谓地投了勒彭的票）。
另一方面，在制度层面，广场上的政治，也已经构成了法国政治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法国实行的是世界上极少的半总统制，实际上总统和首相都是由选民直接选举决定的（全民投票的总统选举和国民议会选举交叉进行，总统只能任命议会多数党的领袖作首相）。这种制度给了选民运用选票制衡左右政党较大的可能，可以说法国政坛上的一次次“左右共治”其实是国民的选择。这也使得政治家们对选民的意愿不敢掉以轻心――城市的广场，作为公民政治活动的主要空间、民意变幻的测验场，自然是政治家们不敢贸然践踏或轻易放弃的政治舞台。
与此同时，在涉及公民利益表达行动的各种相关法律中，法国建立有一套较完整的权利保护法规。如工人的罢工权，法律严格禁止雇主的任何报复性举措，包括罢工期间实施闭厂或其后对罢工活动参与人员加以任何歧视性对待。所以，在法国，罢工成为职工常用的斗争手段（有小段子为证：“假如戴高乐机场一年都没罢工，那肯定是那一年还没过完呢”）。
法国的城市广场，可以被视作为法兰西精神的薪火传承之地。但是如今，这种精神正面临种种挑战。经济竞争力的疲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福利保障制度崩溃的潜在威胁，等等，谁也不可能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除这些以外，法国还面临着尖锐的移民问题。除了对少数族裔的社会排斥问题外，法国的移民问题还有一些特殊的困境，那其中既有历史的沉痾（涉及到它的非洲殖民史，以及战后劳务移民政策），也有合法的、非法的移民大量涌入的现实压力。在正义价值与民族国家利益之间，法国人面临不无艰难的选择。放弃传统的道义救济政策而采用西方各国普遍使用的选择性国际移民政策，是法国政府正在推进的政策转变。这样的转变牵涉到左右政治势力的敏感神经，对国民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和人权准则也将是种挑战。
法国有它自己的问题与难题，它不能不求变。但法国政府的每个决策，都可能受到国民的质疑和阻击。不管是被“关在笼子里”，还是被驱赶到广场上，政治家们必须在与民众对话之后再行其事。这个社会的变革很可能是动作缓慢甚至滞后的，可这是法国民众的选择。法兰西是他们的，也是他们的祖先遗留下来的。他们不愿意轻易地背弃自己的价值和文化，也不愿意将自己和国家的命运交由一些政治家去随心所欲地处置。背着“懒惰”名声的法国人，一次次用他们的价值选择和政治行动告诉世界，每个人该为自己国家的政治乃至人类的命运承担点责任。可世界上就有那么多趋时又聪明的政治家、知识人、还有传播家，他们只想着要将法国当成个“左不成右不就”、守旧落伍的反面例子。
常常有人拿法国军队在希特勒军队前的不堪一击当作取笑法国人“浪漫却没用”的佐证。这只讲了事物的一面。几天前，一位学者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希特勒在法国，他的纳粹党就不会成功。”这当然只是种假设。但我愿以这个推断作为这篇小文的结语。
（按：文章刊《读书》2006年第8期，刊出时有部分删节。本文为全文版，来源：文化研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