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通过对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家庭研究的简略回顾，特别是通过对日本明治以来学术界的家庭研究以及战后家庭社会学的演变的介绍，分析说明，在中国、日本等后发国家，社会学的家庭研究自一开始就与知识界的社会认知需要密切相关；在方法上则一直与整体主义方法、实证的社会史方法，以及传统文化论等方法缠绕在一起。对作为社会基础性制度的家庭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变动局面及其学术生态的推促或限制。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对社会认知和社会理论、社会思想产生特殊的影响。对这样的国际学术史的了解和参照，应该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当下中国的家庭现象和家庭社会学的课题。
家庭研究在近年国内学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除了人口学、政策学和家庭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者外，从事社会理论、社会转型研究，还有如哲学、史学等学科的学者，亦纷纷从各自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与家庭制度相关联的价值规范、社会思想演变历史，以及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机制。[1]相关的议题溢出了对当下中国婚姻家庭问题、生育问题，以及家庭政策等的讨论。这样一种学术现象，显示了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对社会变动机制的研究，正开始从主要聚焦于对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转向对社会制度的分析。其变化之中，多少包含了对社会发展的手段与目标间关系的重新审视。同时也意味着方法论的某些调整：一方面，研究者需要透过对家庭这样的基础性社会制度的认识，来重新确认社会的内在结构，和社会变动的深层逻辑。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社会的总体认识，知识界需要超越既有的文化传统论式解释，而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发现以整体主义方法理解社会的延续性和断裂性的有效的学术路径。
自近代以来，在国际学术界，对一些后发国家的社会性质的认知，包括自我认知、以及对作为“他者”的客体社会的属性确认，一直是隐含于各种家庭研究背后的一个学术议题。对这样的学术史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今天的学术现象，并思考除了对家庭具体问题的诊断以外，通过家庭研究，我们的社会认知有什么新的可能？这篇小文意图以日本为例，通过对日本家庭研究史的大致脉络和一些学术现象的梳理、介绍，来对这样的学术可能性作一些相应的讨论。[2]
一、家庭研究与社会认知
在中外社会学的学术史上，家庭曾是居于核心地位的研究对象，是人们认识社会构成原理，了解社会演变机制，定义社会类型的重要维度或依据。而在一些后发国家，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西方先行现代化国家的挑战、开始寻找自身的现代化出路时，对家庭制度的探讨，曾是知识界重新认识自身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路径。
以近代中国为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激进的社会思潮中，曾出现过辛亥革命时期的“废家论”、“毁家论”，还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对既有家庭制度、家庭伦理的激烈批判。家族制度及其文化规范，被一些知识分子视为导致中国落后于世界的主要的社会根源，更被青年人视为个体解放的社会桎梏。至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入，以及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曾展开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论争。在这场论争中，家庭同样成为重要的议题。
中国社会发展何以长期停滞，中国的出路何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要求知识界提供一套社会自我认知的框架和路径。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西方学界实证研究方法被许多中国学者所接受。由是，对中国家庭制度历史的了解成为当时学界建构中国社会史的重要维度。在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1934）、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等著作中，中国古代宗族、家族、婚姻家庭等制度的演变，成为中国社会史的基础性内容。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出版了专门史的著述，如吕思勉的《中国宗族制度小史》（1929）、陶希圣《婚姻与家族》（1934）等。后者的内容已不止于对中国历史上的家族制度的梳理和分析。在最后的章节中，陶氏已经开始阐释社会发展、城市兴起终将导致原有家庭制度崩溃的趋势。（刘慧贤、贾秀军，1994）
同时期，一些社会学者也开始从对现实中的青年问题、家庭现状的调查研究入手，对中国家庭的问题及出路等发表自己的见地，对社会思潮和知识界的论战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其中不乏以激进的家庭观而对社会思潮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著述，如易家钺、罗敦伟合著的《中国家庭问题》（1922），以及以专业化的研究而受到知识界重视的作品，如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1928）等。（吕文浩，2016）
在当时知识界普遍接受生产力、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时代背景下，家庭研究却成为人们试图衔接中国社会演变历程与世界普遍历史规律的探索路径，这本身是一个颇具意义的学术史现象。事实上，在国际学术史上，不乏从家庭制度研究来对社会结构、社会类型以及社会演变作出说明的先例。不仅因为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制度，还因为，虽然知识界对于国家类型和社会发展阶段的认知，多以其经济发展水平或政治体制为重要维度，但是当人们需要对某些不无特殊的经济或政治的状况或变动逻辑作出分析时，人们不能不进一步地从其社会的一些基本制度中发掘深层的逻辑。首先，就整体意义上的社会（人类社会、国家）而言，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都镶嵌于与社会文化系统的关系之中，它们的变化必然受制于后者。也因此，我们看到，不少学者曾致力于从家庭的制度及其演变，来说明经济和政治的一些重要制度的形成机制和演变逻辑，经典的理论阐述如恩格斯的《家庭、国家与私有制的起源》，还有如韦伯关于家产制的研究。其次，在各种基础性的社会制度中，家庭迄今仍是最为重要的首位社会团体，是联结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等各种关系的重要枢纽，也是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结构性设置。此外，就狭义意义上的社会系统（作为社会子系统之一的社会文化系统）而言，它所具有的历史延续性——尤其是如家庭这样的基础性社会系统的延续性，正是社会系统区别于政治经济系统的、此社会区别于彼社会的深层因素。这些应该成为我们理解当下学术现象的角度之一。
除了对社会性质的确认，国际上不少学者还致力于通过实证的、类型化的家庭制度国际比较研究，来解释在现代转型过程中，何以不同的国家会出现的不同的结果。如许烺光认为，人类为了延续自己，必须要有团体。一个社会是动态的成长还是停滞不前，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社会是否能产生出更多新的社会团体。而家庭是所有文化类型社会中最初的团体，每个社会的家庭都有相同的基本家属关系，但是特定的亲属关系可以比其他关系更占优势。这会培育出不同的价值取向、人际关系特征与心理图式。所有这些又与一个社会的成长高度相关。他的《家族、种性和俱乐部》等著述，即致力于研究不同的家庭制度，是如何引导人际关系，并决定人们的世界观和心理文化取向，由此如何影响了社会团体的发展。（罗锦文，2011）
涉及到传统家庭制度与现代社会转型的内在关系，笔者曾在有关中国近现代
“青年”角色类型的相关研究中，从对国家-家庭-个体间关系的变动的分析入手，探讨青年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如何从“反抗家庭”走向“改造社会”的内在逻辑。（陈映芳，2007）在从事这项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法国人类学家Todd也曾通过对世界各国的传统的家庭制度的比较分析，来解释家庭制度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不同的国家之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其传统的家庭制度不同，包括家庭形态、财产继承制度等——共产主义革命往往发生在那些以联合型大家庭为主要家庭形态的国家里。[3]
对家庭制度的认识和再认识，对于知识界了解不同社会的现代转型的困境及可能性，到底能有什么样的意义？国际学术史中的研究成果、思想踪迹，尤其是对同样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经历了社会转型的国家（本研究以日本为例）的家庭史研究的了解，应该有助于我们相应的学术思考。
二、日本家庭史研究中的“传统”与“近代”
在日本知识界，家族研究史与现代日本国家的兴起以及日本知识界的社会认知历程，有着密切的关联。
作为日本文化论重要学术基础的“家”理论
与近代中国知识界不无相似，在日本，社会科学的实证的家庭研究，亦发韧于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1927-1937年间，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兴起了一场有关日本社会性质的论战。围绕日本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战略，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判断和主张。其中“工农派”（労農派 ）认为，在经历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封建制度已经被基本消灭（仅遗留一些残存物），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成功，国家政权已经被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所以，日本要兴起的革命应该就是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另一派“讲座派”则强调，以半封建的地主制为基础的绝对主义天皇制正支配着日本社会，所以日本革命需要分两步走，即从以封建制度为对象的资产阶级革命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4]这场论战对于日本近代社会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这场论战中，如何判断日本社会的性质，成为一个核心的问题。也因此，论战的中心议题从早期的革命战略之争，至1933年后主要转变成了有关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的社会性质之争。在此过程中，一批学者开始投入到实证的社会研究中。其中以柳田国男、有贺喜左卫门等为代表的学者，深入农村，对日本的基层社会展开了调查。在此过程中，通过实证的研究，从日本人的生活之中，发现日本农村、日本社会，亦即从日本内部理解日本农村、日本社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以此为基础，柳田国男等学者并开始将其调查所得，进一步作文化论的提炼，据此提出了有关日本的社会传统中，存在具有延续性的“民族的性格”的理论。而有贺喜左卫门则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逐步提出并不断修正了有关日本家庭制度的研究，并与龄木荣太郎等一起，构筑起了在战前日本对社会认知具有特殊影响力的“家·村”理论（高橋明善，2016）
有贺喜左卫门等学者的农村社会调查，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之一，在于为学界了解日本的社会联结尝试了一种实证研究的方法。他最初发表于1933-34年的论文（“親子の賦役――小作の原義”），即是基于田野实证调查，对大家庭与小家庭的关系作出了社会史（发生史）的解释。这样的研究，后来被他和其他学者用来研究和说明村落内部的社会团结的机制，以及家庭与家庭之间、大家庭与小家庭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联结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对日本知识界有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论战的积极响应，当时日本的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者们，逐渐将农村研究作为日本社会研究的一种方法，并将家庭制度研究，扩充为一种日本文化论——从乡村聚落的研究，来阐释日本的民族性格（日本民族性格论）。基于这样的研究，有贺喜左卫门等人认为，日本乡村中的一些社会制度，不应该被视为半封建制度的遗存，而应该被理解为日本民族的特质。（光吉利之等，1986；高橋明善，2016）
日本人学类者、社会学者有关日本“传统家庭”的研究，长期以来对日本社会和国际学术界的日本认知，尤其是各种“日本论”、“日本人论”，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如有关“日本社会的纵向型结构”的经典性命题的形成，就受到有贺喜左卫门的村家理论的影响。一直到战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围绕“家”文化到底是不是日本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最重要的传统（特殊性），传统的家庭结构是不是日本社会的基础（“日本社会的家庭式构成”论）等命题，日本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有持续的论争。[5]
家庭社会学的兴起：直面“家庭的生与死”
战后日本，一方面家庭的现代转型成为普遍的趋势，[6]但同时，作为日本传统的“家”文化理论，依然是学界用以解释日本社会的重要的社会理论。如川岛武宜的《日本社会的家庭式结构》（“日本社会の家族的構成，1947年论文发表，1950年单行本出版），明确地将日本人在企业及各种社会团体及机构中对上司、组织权力的恭顺，解释为家庭原理、家庭伦理被延伸于家庭外的结果。依据这样的解释框架，日本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纵向强制性与家庭式亲情这二者的特殊结合，这是日本社会的文化传统。这样的观念曾长期影响了了日本人的自我认知和国际社会的日本观。在日本经济起飞过程中它被西方经营管理学解解释为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
涉及到近代的社会变迁，一种广被传播的观点认为，明治时期直到战后日本的社会结构，直接起源于传统的家制度。由于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并不是像中国那样的以血缘纽带为基础自然形成的亲属共同体，它除了是一个经济生产单位外，起码在德川幕府时期，已经成为一种被有意识地建构而成的社会管理制度的一环，被编织在等级化的政治支配结构中。在这种社会体系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公”与“私”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家”是它的上位阶层、上位组织的权力者可以任意侵入和利用的一个单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自明治维新开始，政治家们有效地将“家”的制度、以及这种政治结构吸纳到了现代政治、现代法律的体系中来，不仅形成了纵向间的权力等级，也让传统家族伦理中的孝行和服从转变成了对国家及天皇的忠诚。与此同时，“家”意识也被延用到了日本的资本体制中，职业团体成为构成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单位，企业被视同为传统意义上的“家”——职员们从属于职场、忠诚于企业，如果需要，他们必须为了企业而牺牲家庭和个人的利益。（Van Karel ， 1989）
相对于对日本家庭的这种文化论式的解释，现代社会学的家庭研究的兴起，是随着上世纪60-70年代家庭的“危机状况”的出现而形成的学术现象。[7]当战后日本经济复苏并开始起飞，社会急剧变化，被冠以“信息化社会”、“时尚社会”、“游玩社会”、“学历社会”、“竞争社会”等等新概念的社会新形态，对貌似有着深厚传统的日本家庭带来了冲击。父亲不在，孤身老人之死，母亲杀子，父母出走，孩子自杀，代际间、亲子间、夫妇间家庭纽带的断裂……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推促了学界的行动。60年代后期，包括如青井和夫等著名学者在内的一批社会学者开始投入对家庭问题、家庭变迁的研究，并举办了系列的“家庭社会学论坛”。[8]自此，原本不无冷寂的家庭社会学成为日本社会学的重要领域，吸引了一批批年轻学者投入其中。其间大致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学术领域：一部分学者继续围绕既有的“家—大家庭—同族”这样的日本家庭研究范式，进一步对日本农村的家庭演变历史和现状展开调查研究；另一部分学者则以现代家庭、尤其是城市家庭为对象。相关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在日本社会学具有特殊的地位。[9]
值得关注的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日本社会学的家庭研究，一开始即是从“家庭的生或死”这样一个严峻的议题开始的。面对当时现实中家庭状况的种种变化，一些学者意识到，所谓核心家庭化，独身，丧偶，最后人一个个孤独地死亡，这其实就意味着“家庭的死亡”。种种家庭现象的底部，实际存在着一个自明的趋势：日本社会正面临家庭的崩溃。由此，“人为什么要结婚？”“家庭是个人幸福的手段吗？或者，个人才是家庭发展的手段？”等等，成为研究者需要思考的严肃问题。（青井和夫、増田光吉，1974，序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自觉下，日本的家庭社会学在这几十年中，对如何分析和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家庭问题，有持续的、紧贴社会经济局面的应用性研究。相关的研究构成了对日本家庭政策及相关福利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力量。[10]与此同时，日本的家庭社会学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微观意义上的家庭问题、家庭政策的研究框架。从“是什么让家庭发生了变质？”“人本主义的家庭（人間主義的家族）如何可能？”“家庭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等与社会现代化相关联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出发，其研究涉及到社会哲学、社会史和社会结构等领域。
“近代家庭”概念及其分析框架
在日本上世纪60年代以来数量膨大的家庭研究成果中，有一些富于批判性、建构性的学术成就，尤其引人注目。在笔者看来，它们也对日本知识界的社会认知带来了重要的影响，这儿试例举三个方面。
（1）社会史研究对既有的“家”理论的解构
由于战后的社会学已经从战前的德国式思辨方法过渡到了实证研究，在日本学术界， 60年代成长起来的社会学者在自觉运用国际比较方法、并致力于将家庭研究理论化的同时，开始了对日本家庭制度的来龙去脉展开实证的研究。通过运用各种数据、历史资料及史学成果，研究者对历史上日本各地区及各个时代的家庭制度展开了社会史研究。并对现实中日本各地农村的“传统型”的家庭作了实地调查。由此，曾经支撑了日本文化论的“传统家庭”、“‘家’文化传统”的相关理论，受到了质疑和清理——一系列详实的社会史研究表明，20-30年代的人类学、社会学者基于农村调查而发现并建构起来的日本的“家”形态，既不是日本“前近代的”家庭制度，也不是日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它实际上是明治维新时期由国家创造出来的新制度。而一直以来被视为日本特性的“家族国家”观，也并不是贯通于历史的存在，而是明治国家在其确立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意识形态。此外，相关的研究也让日本各地农村的家庭形态、家庭文化的多样性也得到了新的呈现。（光吉利之等，1986）[11]
（2）“近代家庭”的理论建构
面对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家庭危机现象，研究者们并没有简单地以现代性批判，或套用各种后现代理论，来将家庭问题定义为现代病。而是将明治以降日本的家庭制度和家庭主义意识形态的演变，放入到日本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加以具体的实证分析，并致力于理论的建构。相关的研究指出，现实中的日本家庭制度，是一种由近代国家形塑而成的“近代型家庭”。而近代家庭的形成过程，包含了二重结构的作用：以资本/产业体系为主体，为了满足国家产业化的需要，国家致力于建立了一整套可以为产业供给充沛劳动力的家庭制度；以国家为主体，日本建立起了一套“以家庭为媒介”、对个体实施“彻底化的”直接支配的管理系统。（）在这里，“近代”它不只是一个历时性的时代概念，而是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制度的类别。
（3）由于一批女性社会学者的介入，女性主义视角被引入家庭研究，并对“近代家庭”的理论建构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山田昌弘，1994）相关的研究对“近代家庭”作为国家主导的社会控制装置的制度性质，有许多深刻的揭示。同时，研究者们还将政治哲学的“公-私”理论，运用于家庭研究，对于女性及其家庭在日本是如何被近代国家限制于私性领域的社会机制，作出了说明。
在这样一些研究中，我们看到，在以历史进程作为考察家庭制度的重要维度的同时，国家-家庭-个体关系、公-私关系，以及产业化与家庭演变/家庭分化的关系、性别关系等视角，被研究者有机地引入到对家庭问题和家庭演变逻辑的分析中。由此，相关的研究不仅走出了文化论的局限，也避免了对“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等二元论的方法依赖。这样的家庭社会学研究，展示出了对家庭演变过程背后复合的社会结构及其相互间关系的穿透力，以及对概念理论史的辨析力。从而使得社会学的家庭研究获得了将家庭放入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动过程中来分析、或者在家庭之外考察家庭状况的可能性。就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家庭制度的现代转变，在日本并不是一个家庭内生的过程，而主要是国家、资本各种力量深入介入的产物。在价值观念层面，以国家主义为背景的“家庭”观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基此形成了国家优先于家庭的“家族国家观”（这一意识形态成为日本近代天皇制支配的一个支撑点）。在制度方面，明治时期国家通过户籍法、征兵令、民法、税法等政策及制度，以家庭为媒介，逐步实施了对民众的掌握和管理。国家并以福利的形式，对家庭实施“保护”与“监督”。家庭成为国家实施民众管理的据点。经由家庭政策的干预，个人开始成为资本所需的廉价劳动力，这构成了后发资本主义的基础。家庭也逐渐丧失了对个人的自律、自治的权力。总体而言，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庭在被女性化、私域化的同时，也遭遇了弱体化的命运。（落合恵美子，1996）也就是说，近代日本的家庭现代化历史中，其实内含了一个对日本自身的家庭制度加以否定、抛弃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东洋的、儒家的、封建的“家族”，与西洋的现代的“家庭”，成为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被视为应该被废弃的存在，而后者作为适合工业化和国民国家需要的新事物，受到崇扬。这个过程是与自由、民权、社会改良等等的思潮和民族主义化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样的浪潮中，适合于产业化和国家现代化的“家庭”，作为国家的基础单位在日本被推广。在此过程中，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等有关的事务被认为是“公”的事务；而家庭被划入私域，被私性化、闭锁化（在日本它实际是一个“女性化”的过程），“家庭主妇”制度被建构起来，家庭成为女性的场所。（牟田和惠，1996）
三、社会学如何拓展家庭研究的新空间
“近代家庭”与有关“近代日本”的社会认知
不难注意到，通过建构“近代家庭”的范式，研究者不仅从“家庭现代化”的范式中，进一步提炼了作为社会制度类型的“近代家庭”概念，而且也让家庭研究对日本知识界社会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样的知识现象一方面于源于研究者的学术自觉——对家庭研究的学术可能性的不断拓展。如上野千鹤子等人的研究，基于女性主义视角的家庭研究，进一步对近代国家展开了历史社会学的分析。也有的学者从“近代家庭”分析扩展到了对日本的现代化模式的说明。一般认为，西方各国的社会现代化以nation-state（日本译作“国民国家”）和个体的兴起为主要特征。相对于这一类笼统的“现代化”叙事，木村和穗在她的研究中，曾将西方各国现代国民国家的形成，以及个体解放、个人价值的兴起，放入到具体的历史脉络中加以比较分析。从而揭示了，在各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中间团体和个人之间复杂的对抗、博弈关系，呈现了不同的关系图式（不同的“对立项”）。那其中，在法国，“个人”是在与封建的中间团体的斗争中，在国家旗帜下集结起来，从身份制获得了解放。在这样的现代化过程中，法国形成的是“个人/国家”与“中间团体”之间的对立项。而在美国，现代的个人从一开始就不存在受封建主或中间团体压迫的问题，对于开拓民来说，“自由”、“平等”、“个人”、“共同体”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矛盾，也所以，它的关系图式呈现的是“个人/中间团体”与“国家”之间的对立项。而德国的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是以“民族一体性”为前提的。区别于作为个人的国民概念，作为德国的“民族”概念，“volk”同时具有“大众”的意味。也因此，德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呈现了与欧美其他各国不尽相同的图式。与这样一些“西方的”国家相比较，日本在急速的现代化进程中，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制将各种中间团体作为其下部组织与其对接起来，由此形成了现代国家。包括家族在内的各种中间团体被垂直地连结到了国家之下，由此，在自立的个人出现之前，以“忠孝一体”为象征的民族主义得以先期形成。在这样的结构中，国家甚至可以任命中间团体的责任者，个人则受到了被垂直地连结在一起的“国家/中间团体”的共同束缚。在道德规范上，家族的共同性被粘连到了对国家的忠诚之上。也所以，日本社会的现代演变的关系图式所呈现的，实际上是一种“个人”与“国家/中间团体”之间的对立项。（木村和穗，2003）
似这样的社会学研究，事实上也支持了日本社会学界对日本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解释。在国家主导的、以民族整体为目的的近代化过程中，日本虽然先后实现了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现代化，但社会文化系统的现代化明显滞后。这其中，自律、自立的个体及其规范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如何可能形成？对此，有关“近代家庭”的概念理论，恰恰从社会系统内部的结构特征，说明了日本现代社会中个体价值地位的确立何以滞后于现代化进程的社会机制。与此同时，从事家庭研究的学者还与政治社会学研究遥相呼应，共同推进了对
“日本近代国民国家”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构。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西川长夫等提出的国民国家理论，对“国民国家”作出了系统的批判性分析，在日本学术界形成了广泛影响。而家庭社会学有关“近代家庭”的研究成果，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近代国家是如何消解了传统家庭作为社会中间团体的价值地位，并根据民族国家的产业化和国家管理体系的需要，对家庭制度实施改造重组，并通过意识形态化的家庭伦理教化，实现了对国民的整合和支配。（牟田和惠，1996；広井多鶴子）此外，我们还可注意到，家庭社会学的“近代家庭”研究，还与日本政治思想等学术领域的理论形成有种种互为参照和相互补充的关系。尤其是在对“近代”、“日本近代”等范畴的讨论中，“国家—团体/家庭—个体”关系、以及“公-私”关系等的视角，已经成为学界共享的基本视角。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为思想界的探索提供了实证的支持。
家庭社会学面临的新课题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家庭的个体化、多样化，既有的作为家庭社会学正统的团体论范式，开始面临范式转变的压力。在诸多的讨论中，笔者注意到，有两个问题，不仅是日本社会学者已经面临的，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社会学者需要思考和摸索的。
课题之一，是在方法层面社会学者如何反思并超越nation-state的认知框架？就如日本的一些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涉及到“近代家庭”，这一范畴本身不无内在的张力：首先，它内含的时代性似乎无法消解“家”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家系的连续性”这一属性；其次，一些学者致力于将日本的“近代家庭”在理论上作进一步的提炼，从而将其建构成为“日本型近代家庭”。这对于颠覆原有的以欧美为参照、强调日本特殊性的文化论，固然具有突出的意义。但同时又不免被限制在了“国民国家”的框架之中。社会学如何能对不同的地域社会中传统的家庭系统在共通的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不同变化作出说明，这需要研究者超越国民国家的框架，而将“日本型”加以相对化。（広井多鶴子）
也有的学者指出，既有的家庭研究的研究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史”的实证方法。而家庭社会学要超越目前的种种局限，需要有一个“从社会史到历史社会学”的路径转变，即致力于建构一个一般化的、具有整合力的理论框架——一个有可能以实证的、历史的方法，把握从家庭的心性、意识到形态各个层面的家庭变迁的宏观的分析框架。（牟田和恵，1991）显然，这样的学术目标需要以国际学术界的共同合作为基础。
日本家庭社会学正在经历的另一个范式转变课题，是如何从以“作为团体的家庭”为中心的家庭研究，转变为以个体为中心的家庭研究，包括家庭内成员和家庭外个体。
对于从“家庭的生与死”这一严肃命题出发的家庭社会学研究者来说，家庭危机并不意味着家庭必然消亡，而是一个需要研究者认真思考“人需要什么样的家庭”这一问题的社会议题。以个体幸福为目标的家庭，人本主义的家庭，如何可能？这首先要求研究者作出必要的观念调整，并具备相应的想象力。在这方面，可以看到日本学界已有许多讨论。在笔者看来，着眼于“个体”的家庭研究，需要研究者在对“近代”问题具备足够意识的基础上，在继续关注“国家-家庭”关系的同时，开始将现代意义上的“个体”置于家庭研究的中心地位，就“国家-个体”关系研究和“家庭-个体”关系研究的展开，探寻新的路径。
这样的研究，一方面，涉及到价值层面的“自由”原则，它需要研究者（尤其是后发国家的学者）思考如何在具体的家庭现代化、个体化的社会进程中，尝试以个体论的方法，对人们的家庭观、家庭选择、家庭行为等展开实证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从“对个体的承认”出发，来讨论“家庭如何重组”这一命题。另一方面，涉及到“平等”原则，范式的转变事实上隐含着一个家庭研究者如何超越既有的女性主义理论的课题——这一理论所提供的依然是一种团体论的、自团体权益申张的分析框架。对既有方法的超越需要研究者以普遍的社会性别理论为视角，将包括男性在内的所有个体纳入到学术视野中来，去分析个体的性别身份与其家庭角色之间，到底是哪些歧视性、甚至惩罚性的社会制度设置，造成了个体及家庭的困境，[12]导致了人们对发展家庭关系的规避？
综上所述，社会学的家庭研究，除了对家庭自身——包括家庭形态、家庭内部结构、家庭生活、家庭成员间关系等等及其变化——的研究之外，还可以通过视角和方法的不断更新，为社会学的知识生产开拓新的局面。无论是为了回应社会发展对家庭社会学的学术需要及挑战，还是为了“通过家庭认识社会”，研究者都有必要自觉地将家庭放回社会，通过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脉络来分析家庭现象。与此同时，社会学者对作为社会基础性制度的家庭的变动机制及深层延续性的社会史研究和历史社会学研究，也为知识界的社会认知所必需，它理应被吸纳为社会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并成为社会思想史和文化传统论的校正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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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例如笔者注意到，近年来孙向晨（2019）的哲学著作《论家：个体与亲亲》、赵研杰（2020）的史学著作《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等，对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中的家的价值地位的变化，以及家庭与国家间关系、家庭与个体间关系、个体与个体间关系的观念演变，都提出了诸多富于说服力的新见地。为知识界重新讨论家庭议题提供了有益的学术参照。
[2] 限于笔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积累，本研究只是基于上述相关问题意识而对一些学术文本所作的介绍和分析，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对日本家庭史研究的学术介绍。谨此说明。
[3]按托德的说明，“权威”与“平等”是共同体大家庭与共产主义共有的价值观念。在共同体大家庭中，在统治力量和对个人的强有力的压制的反面，存在着平等主义和反抗、革命、自我破坏的可能性。而且，父亲的权威因为是以处于平等关系中的兄弟为基础的，它就有可能由于兄弟们的协作而遭到否定。在这样的家庭中，有可能发生兄弟们合谋弑父的行为。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家庭形态的混乱状态也不会危及支撑那个家庭形态的价值系统。因此，人们可以随着共产主义结构的确立来重建权威的、平等的家庭装置。（Todd，1985）
[4] 日本的这场论战因30年代政府对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共产主义运动的镇压而于1937年终结。
[5] 包括许烺光在内的一些国际学者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了这些论争中。（参见浜口惠俊，1971）
[6] 战后日本家族的现代化，以“家”制度（直系家族）向欧美型的夫妇制家族的转变为主要方向，涉及到了制度、观念、家族形态，以及社会结构、生活结构等方面，具有多元、多层面的特征。（望月嵩等，1987：17）
[7] 一种观点认为，1946-1960年是日本家庭社会学的萌芽期，1960年代是其展开期，1970年代是其隆盛期。参见望月嵩“概説 日本の社会学 現代家族”（ 望月嵩等，1987）
[8] 1970年，第1、2次论坛的成果被结集出版（<现代家庭的社会学——-成果与课题>）；1974年，第3次论坛、第4次论坛的成果出版（<家庭变动的社会学>）。
[9] 1985年开始，日本社会学界推出了“前沿 日本的社会学”丛书规划，在涵盖了社会学全部分支领域的四十册出版计划中，家庭研究即占了两册，分别为《传统家庭》和《现代家庭》。
[10] 以笔者曾参与的学术活动为例，当安倍晋三政府提出“女性经济力”的时候，日本学界很快就如何健全日本的保育系统等问题展开了调查研究和各种讨论，据此到社会政策过程中。
[11] 关于日本近代形成的“家族国家”论，人类学家伊藤干治（伊藤幹治）1982年出版的《家族国家論》具有突出的学术影响力。
[12] 如有的年轻学者已经指出的，在日本近代的“家”制度中，男性、特别是“长男”，同样也是家庭的牺牲品。对他们的研究，需要研究者引入超越于性别理论的、基于“人”的视角的家庭研究。（浪岡幸歩，2008）
说明：本文原文发表于《学海》杂志2021年第3期，发表时题名《家庭研究与社会认知：理解日本家庭社会学的一个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