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不是从日本进口的值得认真讨论

“国学”作为一个概念或名词，是不是从日本进口的，是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国学”作为一个名词或概念，在中国出现得很早，《周礼·春官·乐师》中有条记载：“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这里的“国学”是指国家的一种教育机构，但这个教育机构是有确定的教学内容的：它是教国子（应指朝廷贵族子弟）音乐舞蹈的教育机构。《辞海》中说：据《仪礼》、《大戴礼记》、《周礼》记述，西周国学盖由前代发展而来，分小学与大学。教育内容为礼、乐、射、御、书、数，合称“六艺”，或说易、书、诗、礼、乐、春秋合称“六艺”。从先秦诸子的学术无不与“六艺”有关，甚至可以说是由“六艺”分化出来的。特别是孔子的儒家更是一步步地把“六艺”儒家化。至汉设立太学，而立五经博士（因《乐经》已失传），确立易、书、诗、礼、春秋的官学地位，此一趋势可说历代从未改变过。（《汉书·艺文志》虽分学术科目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等，刘宋曾有“儒、玄、文、史”四科之分，但儒学化的“五经之学”一直居于主流地位，从未变过。从历史上看，后又有七经、九经以至于十三经，这些都是儒家把它们经典化的历史演变。）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朝有国子监，其教学与研究内容为儒学与医学，且当时已有“国学进士”之称。可见，“国学”虽为一教育机构，但是它的教学内容是明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自汉朝开始就把“国学”的基本教学内容定为自“五经”发展起来的“儒学”。近代西学输入，因而我国学者又提出“国学”，这主要是就其内容而言。虽然它是相对于“西学”而言，但与日本江户时代不同，中国当时是一个受到西方列强（包括日本）侵略的国家，而江户时代中国并未对日本有什么侵略，只是文化输入问题。而在当时中国有识之士讲“国学”者，如章太炎、严复等并无全盘排斥“西学”之意，无非是想为自己的民族复兴找个根据。因此，我认为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某些学者提倡“国学”与江户时代的日本学者排斥仁学和佛教、提倡所谓“国学”的心态相提并论，并不恰当。

出现“国学热”是必然的

到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又掀起“国学热”。我想这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的形势有关。我们知道，自20世纪后半叶，西方殖民体系逐渐瓦解，原来的殖民地民族和受压迫国家为了建立或复兴自己的国家，有一个迫切的任务，那就是必须从各方面自觉地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自己民族特有的文化（宗教、哲学、语言、价值观，等等）正是确认自己独立身份的最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正在复兴的中华民族强调应更多关注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和特有价值，是完全合理的。因此，不少学者开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有时便用“国学”这个名称统称之，也并不能说不可以，而且这些学者中的许多人是以全球化的眼光来发掘中国文化对中国社会、甚至对全人类可有之价值，我认为这也是不应厚非的。

因此，我认为出现“国学热”是必然的。至于“国学”的内涵应如何规定，在我国社会和文化的大转变时期出现了对其内涵的种种看法也是自然的。特别是对“国学”这个特定概念的含义，决不能由什么权威性机构来规定，只能通过讨论逐渐取得一致。我甚至认为也许现在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更有利于中国学术的发展。

“楷定”国学为六艺之学

我对“国学”当然有我的看法，因为我大体上赞成马一浮先生对“国学”的“楷定”。

1938年，马一浮先生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约，至该校讲“国学”，他说：“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统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这个说法确有其独特见地。盖“六艺之学”为中国学术文化之源头，其后之学术文化皆源于此，而代有发挥，并在其间又吸取其他文化以营养之。这里也许可以特别注意的是马一浮先生用“楷定”说“国学名义”，而不用“确定”说“国学名义”，此颇有深义。他说：“学问，天下之公，言确定则似不可移易，不许他人更立异义，近于自专。今言楷定，仁智楷定，则仁智各见，不妨各人自定范围，疑则一任别参，不能强人必信。”盖学术文化最忌“定于一尊”，而以“百家争鸣”为好。马一浮先生之学术成就，正因其有海纳百川之胸襟，博通中西古今之造诣，而为世所重。

作为中国学术文化之源头的“六艺”，其中必有“普世价值”的意义，正如作为西方学术文化之源的希腊文化，其中也有“普遍价值”的意义。任何民族的学术文化都是在其特定的历史境遇下形成的，都是有其特殊意义的，而学术文化的“普世价值”往往是寄寓于其“特殊价值”之中。既然学术文化之“普世价值”往往寄寓于各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之中，就此意义说“六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马一浮语），盖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人类社会所遇到的问题常常是共同的，人类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考往往也是大同小异的。因此，我中华民族当然应从自身学术文化中寻求有益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普世价值”，别的民族文化亦可从其学术文化中寻求其“普世价值”，古云“道并行而不相悖”也。马一浮先生说，弘扬“六艺之学”，“并不是狭义地保存国粹、单独地发挥自己的民族精神，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地及于人类”。当然，我中华民族也必须认真地吸收、融化其他各民族文化中所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思想资源。

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源头必须进行综合性的整体研究

如果我们把“国学”楷定为“六艺之学”，也许有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综合性的全面理解和更深刻的把握。这是因为，“六艺之学”所包含的内容可以说涉及文、史、哲甚至政治、法律、经济等诸多学科的内容。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源头及其历代的诠释和发展，必须下功夫进行综合性的整体研究。例如“五经”中的每一经，它既是文学，又是历史学和哲学等，如要了解和领悟其中之总体真意，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才有可能。不仅中国学问在一定条件下需要做综合性的整体研究，西方学问也是一样，例如“圣经学”，如果只对它分科进行研究，分成哲学、文学、历史、社会等方面进行研究，或可取得部分成果，却是很难综合性地整体把握《圣经》的真谛。

我认为，把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等分科进行研究是为了适应近代工业化要求而有的，并不是自古以来皆如此。我国自古以来并未有绝对化的分科学术研究，其实西方在古希腊时也是如此，例如亚里士多德，他的书那么多，虽然可以从每个方面进行研究（例如哲学、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等）但要全面地了解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就必须进行综合性的多学科研究。

当前学术发展有一个重要的趋势，这就是跨学科研究，而对自中华文化的源头“五经”到历代对它的诠释和发展，其本身就是一种必要的跨学科研究，因此，我认为对“国学”的研究将会促进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性整体研究，进而真正把握中国文化精神之所在。就这一点说，大学分科过细，并不一定是大学必行之路。我认为，掌握多种学科的知识，通晓古今中外学术，很可能会在学术上更具有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