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芝联先生去世了。虽然先生已经九十高龄,但他的离去，仍然让我感到太突然，也格外地难过。

先生的大名，我是很早就知道的。我是历史学的门外汉，却一直爱读历史书，也曾经翻过法国年鉴史学派的一些代表作。我听说张先生和布罗代尔有过交往，是他比较早地把年鉴史学派的观点介绍给了中国学术界，并且作了非常公允的评价。我还听说，先生是世家之子，早年毕业于光华大学的西语系，曾到耶鲁大学留学，英语和法语讲得都非常好、非常典雅。这些最初的印象，让我对先生十分崇敬。

我到学校工作后，逐渐了解到先生更多的成就。比如，他培养了一批很优秀的学生，成为国内法国研究的骨干人才；他主持了法国通史的编撰工作，同时组织翻译了一批法国名著。我也曾经几次在开会的时候见到过他，甚至还在校园里碰见过他——先生到晚年，心脏不是太好，但精神矍铄，还能骑老式的“28”自行车，后来又用一辆电瓶三轮车代步。由于先生是我素来仰视的学术大家，所以除了向他请安问好之外，我也不敢和他多说话。

直到今年的春上，张先生托人给我送来一套三联书店为他新印的文集。我认真地读了，尤其是那本《我的学术道路》，先生自述了平生治学的经历，也向我们后辈传授了学问之道，我感觉很受触动。为了表达谢意，我给先生打了电话，先生接到电话，表示欢迎我去他府上去。

走进张先生家的客厅，我看到墙上挂着他父亲张寿镛先生的遗墨：

河汉江淮半涉身，

文章典籍延吾春。

癫狂世界天生我，

艰险功夫事在人。

今后士林肩任重，

宜探根本见闻真。

老翁七十无他望，

坐看专家奕奕神。

此诗写于乙酉年三月二十九日七十生日。

诗的落款是“约园”，这是张寿镛先生的别号。张芝联先生与我的谈话，就从他的父亲的故事开始。

张先生告诉我，他父亲写完这首诗后不久就去世了，老先生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教育事业。

张家本是浙江宁波的望族，张寿镛先生在清朝中过举，当过官，并且与上海金融界有很深的渊源。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各界爱国热情高涨。但是圣约翰大学的校长卜舫济，以高压手段阻挠学生的爱国举动，所以很多老师就起来造反，宣布离开圣约翰，大家决定要靠中国人的力量，自己办个大学。张寿镛先生为这些爱国师生的热情所感动，他不仅捐出3000元作为校舍建筑费，而且凭借自己的人望和社会关系，帮助筹集了不少经费，还有人捐了土地。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校筹备委员会决定成立光华大学，推举张寿镛先生为校长。是年9月，光华大学就成立了。

光华大学的底子比较薄，但却有一个好校长。张寿镛先生效法蔡元培，延请教授不拘一格，兼收并蓄，罗致到很多一流人才。比如，光华大学的文学院长是张东荪，中国文学系系主任是钱基博，政治学系系主任是罗隆基，教育系系主任是廖世承，社会学系系主任是潘光旦，这些人可以说一时之选。胡适、徐志摩、吴梅、吕思勉、王造时、周有光、钱钟书等有名的大知识分子都曾在光华任教。

可惜好景不长，光华办了十来年，抗日战争就爆发了,校舍在战火中被毁，学校迁入租界上课。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要各校向日伪当局登记，张寿镛先生说：“我宁愿解散光华，决不登记。”他带着一些老师跑到成都。在成都又创办了光华大学分校。成都现在还有“光华村”的地名，就是当时校址。现在的西南财经大学的一部分基础就从这里来的。

张芝联先生对光华大学的历史，记得非常清楚，那些名教授的名字，他如数家珍一样，给我娓娓道来。我听得入神了，我过去不了解这些历史，而这段历史简直可以用“奇迹”来形容。

张先生又说，他自己也和光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先是在光华附中读书，留学回来后，父亲又叫他回中学，当中学校长。那一段经历，让他对教育的意义有了切身的体会。

光华附中的历史虽然短暂，但是培养出来的人才却多。比如乔石同志，他年轻时就在这个中学读书。还有姚依林同志，他是光华附中的。姚依林就是张先生的同班同学，他的理科工科非常好。毕业后他去了清华，张先生后来则到了燕大。尉健行同志也是光华附中的，他的弟弟也在光华附中读书。

张先生对光华有几段总结性的评价，我都记下来了，他说：“光华学校规模不大，房子也不多，但是很有特色，培养出来的人才也都很优秀。”

他还说：

“光华是私立的学校，但是，学校里的教师和学生们，主要精神就是两个字：爱国。为了爱国而革命，所以光华出了很多革命家。”

讲完光华的历史，已经过去很长的时间了。但是，张先生一点都不疲倦，他请我喝茶，还拿出巧克力请我吃。他坐在藤椅上，清瘦、慈祥，说话慢慢的，但却清晰，放佛他是在给我讲课，而且讲的就是眼前的事情。我拿着小本子，认真地记录，有的名字我不清楚，就问张先生，这位先生的名字是哪几个字。

张先生特别告诉我，他正在作一部他父亲的传记，现在每天都要写一点，也许还要一、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话题逐渐转到了今天的大学来。张先生对我说：“你今天来看我，我很高兴。我想要对你说一说我对现在大学发展的一些看法。”

我把他当时说的话，原原本本抄在下面：

“我有三个看法供参考：一是，当领导要了解你的队伍。队伍就是大学的师资。经常说‘抓大事’，抓师资队伍就是大事。你们要去找那些有经验的老师聊天，要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好比老军人，打过几次仗，许多事情都是经过的，他们有经验。他们的脑子里现在在想什么呢？各院系的特点是什么？大学朝哪个方面走？你们要多听这些老师的。

“二是，大学里的每个学院、每个系和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发展方向，不要搞‘大而全’。有些专业，北大没有优势，就不必要搞，让那些有专业优势的学校去搞。大学的特色不同，要搞自己有优势的学科。办大学需要有选择，要是什么学科都办，有那么多的资源吗？就是有资源，还要有好老师才行。现在没有那么多的好老师，全国各高校都缺好的老师。

“三是，要抓宣传和出版。学术成果要表现出来，就要出版，就要发表在学术刊物之中。世界一流大学都有一流的刊物、一流的出版社。我们一说到某某著名大学时，往往也能说出它办了多好的刊物，出了多好的书。有了出版和刊物，同行就可以自由讨论。自由讨论就能够产生浓厚的学术空气。教授的学术积极性就容易发挥出来了。自由讨论就是要允许人讲话，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不要跨界。孔子说‘七十从心所欲’，后面还有三个字：‘不逾距’。

“过去有一段时间不太好发表见解。现在情况好了，可以发表见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是要解放人，不是约束人的。对于学术的见解，可以开放，要更开放。现在要重视文化工作，就要畅所欲言，言者无罪。当然，话是这么说，实际做到不容易。过去我们有教训，现在应该总结经验教训了。”

张先生讲完这些话之后，很认真地问我：“我跟你说了三点，你都记下来了吗？”我说都记下来了。“我再概括一下我说的看法，就是三点：一是，不要大而不当；二是，不要失去方向；三是，不要失去特点。大学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方向。大学选择好了方向，院系也要选好方向，专业也要选好方向。”

张先生讲话的时间很长了，我估计差不多有两个钟头。我不敢再打搅他，于是向他告辞。我没有想到张先生会讲这么多的话，而且也没有想到，他会给我讲这些。我当时就想，今后一定常常来拜访他，因为他讲的道理，对于我们这些在学校担任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太重要了。这些道理，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智慧，也是他所经历的几十年历史的结晶，是他父亲和他，两代人办教育、做学问的经验总结。我们对过去的大学，知道得还不够，我们虽然作了教授，当了管理者，但是，在“怎样办好大学”这个问题上，还是要老老实实当学生。

那天从张先生家里出来后，我一直想把拜见张先生的情况记录下来，也把他讲的意见整理出来。但我总是想，不着急吧，等下次去见了张先生，再听他讲讲再说，我觉得,他一定还有很多话要讲。

我不知道，张先生是不是一直在等我给他反馈？是不是还在等着，要看到北大的工作有改进、有新的进步？万万没有想到，他就这样快地走了！在他生命最后的时间，会不会为没有完成为自己父亲的传记而遗憾？会不会还在为北大的发展而劳神？我不敢去想，我的心里，充满了遗憾。

一位曾经当过中学校长的历史学家，一位用典雅的英语和法语介绍中华历史文化到外国去的学者，一位九十高龄还伏案为自己的父亲写传记的孝子，一位在临终前还在思考北大发展特色、发展方向的教授，一位在校园里骑着老式“28”自行车飘然而过的老人，就这样，静悄悄地走了。

他带走了一段九十年的历史，带走了北大最令人心醉的一幅风景。但是，他的学问，他的优雅的风度，他的真知灼见，还有他对大学的理想，将在我们这个校园里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