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如何处理与朝鲜的关系多次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中朝关系的走向很容易成为国际性的问题和影响中国的全局性问题，甚至关系到中国国家生死存亡以及东北亚格局的演变和东亚区域体系的稳定。约1000年前，宋神宗、王安石联手推出了“联丽制辽”的基本国策，但自始至终遭到苏轼拼命的反对。

对“联丽制辽”战略敢于说不

公元十世纪初，东亚地区旧有的国际秩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辽（契丹）崛起于宋的北方，凭借其军事优势对汉族建立的赵宋王朝磨刀霍霍、虎视眈眈，形成了两大政权南北对峙的格局。宋朝不仅失去了汉唐以来对东亚体系的主导地位，而且几乎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外患几乎与300多年的国运相始终。此时统治朝鲜半岛的是公元918年立国的王氏高丽政权，高丽与宋朝文化同源，地理相近且与辽境土相接，共同面临辽的威胁。宋朝与高丽的关系既是汉唐以来中国与古朝鲜关系的延续和发展，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演变的新关系，东亚大陆宋、辽两大鼎立政权与高丽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微妙的三角外交关系，宋丽关系的发展、演变始终受到宋辽关系、辽丽关系的双重变化的影响。

宋神宗启用王安石进行变法，以求改变宋仁宗以来因循苟且的风气，决意通过变法，内则富国强兵，外则积极打开外交局面，以摆脱辽夏结盟而给宋朝造成的被动局面，制定了“取熙河以断西夏右臂，又欲取灵武以断大辽右臂；又结高丽起兵，欲图大辽”（（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前录卷五》），最后达到收复燕云地区，恢复汉唐故疆的总体战略。神宗时期由此出现了一个两国交往的高潮。“联丽治辽”政策成了贯穿于整个北宋的基本国策，其实质在于联合与辽有矛盾且居于辽国侧背的高丽，以应对东北亚战略格局的变化，抗御宿敌契丹，收复燕云，解除北方的威胁。

在当时宋朝奉行“联丽治辽”国策的背景下，苏轼却坚持连续上札子反对深交高丽这个曾臣属于宋的邻国，态度激进、言语苛刻。他的这一立场和举动，与朝廷的基本国策和大政方针公开唱反调，与当时整个社会环境、舆论氛围极不相符。读苏轼文章可知，苏轼深谙他的观点是不得朝廷欢心的，他一再上书，公开与国家战略决策唱反调，很可能会得罪朝廷重臣甚至皇帝。然而，在冒着极大的风险启奏朝廷的同时，苏轼还不忘为其观点相同、立场一致的属下开脱，“并出臣意，不干僚属及吏人之事。若朝廷以为有罪，则臣乞独当责罚，所有重人，乞上不薄”（苏轼《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苏轼明知不可而为之，大有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反潮流的英雄气概。

当时与高丽通航的几个海岸城市，苏轼大都任过职，对高丽的情况应比一般人士有更多的了解。熙宁七年（1074）以前，高丽使者往返宋朝，都是从登州出入境，此后改为由明州登陆。苏轼曾于元丰八年(1085)短暂的任过登州知州，虽然没有出任过明州，但其曾两次任职于杭州，而那时高丽来船一般是由明州港经余姚江而到达杭州的。所以，苏轼对联丽制辽战略说不，是以掌握了高丽使者入贡的很多情况为前提的。

对联丽制辽战略为什么说不

苏轼为什么对联丽制辽战略始终说不、坚决反对呢？苏轼在《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一文中指高丽为“无厌小国”，并称:“高丽人使，每一次人贡，除官吏得少馈遗外，了无丝毫之利而有五害。”苏轼对联丽制辽战略说不，主要基于如下原因：

从经济上看，实施联丽制辽的战略投入大，成本高，已成为朝廷和纳税人很大的负担，实在难以为继。宋神宗为迎接高丽来使，下令在高丽使者所经的路线上，专门建造“高丽亭”接待他们。苏轼叹其工程浩大，劳民伤财，将其列为“五害”之一。宋人笔记文献中多次提到朝廷“待高丽之礼特厚”的情况。如在明州，高丽使臣一踏上宋朝的土地，便有使馆接待，有引伴使在等候，并且沿路都设有亭馆，专门待高丽使来。在苏州，“于城中辟‘怀远’、‘安流’二亭，及盘、阁之外各建大馆，为亭栈之所”。其他如京东、淮南等地也都筑有高丽亭馆，以致密州、海州之民不堪劳苦，纷纷逃亡。宋廷还在“河北设五都仓，通好高丽”，如此巨大的接待丽使开支，“费悉官给”。甚至对高丽国的贡赐贸易也特别优待，诏立高丽交易法。高丽借朝贡而趋利，每次来宋的人员都比较多。如苏轼在《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中记载，在作者上书的元祐五年（1090）八月初十日，据明州申报，“高丽人使二百六十九人，相次到州”。这种大规模使团的接待是要花费不少银两的。而高丽人所朝贡的，“皆是玩好无用之物”，而其却利用朝贡之名从事贸易活动，以此获得利益。宋朝人花了差旅费给高丽人做生意，还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并给予优厚的赏赐，这对高丽来说简直太划算了。高丽也正是看到了宋朝外交的矛盾，而大行其便。神宗更是在元丰三年批“高丽国王每朝贡，回赐浙绢万匹，须下有司估准贡物乃给，有伤事体。宜自今国王贡物不估直回赐，永为定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二）。这就是说，无论高丽贡品价值几何，宋廷都回赐浙绢万匹。此外，苏轼还质疑：“高丽所得赐予，若不分遗契丹，则契丹安肯听其来贡?显是借寇兵而资盗粮”。

从安全上看，联合高丽容易泄露军事机密。辽以及西夏、金无时无刻不在觊觎着宋朝的江山，在这一点上，宋朝的君臣神经一直紧绷着。对辽国，北宋是“禁出文书，其法甚严”。但对高丽的疏于防范却使得辽有了可乘之机。于是，高丽就成为辽获得宋朝情报的重要来源。因为，高丽采取的政治上对辽国朝贡、文化和经济上跟北宋密切往来的双轨政策，是得到辽默许的。苏轼言高丽使节来宋后，“图画山川形胜，窥测虚实”。宋朝其他朝臣如苏辙也曾多次提出与高丽交往有失密的可能。如“高丽之人所至游观，伺察虚实，图写形胜，阴为契丹耳目。”（苏辙：《栾城集》卷四六《乞裁损待高丽事件札子》）据《梦溪笔谈》卷一三载，熙宁时“高丽入贡，所经州县，悉要地图”“山川道路，形势险易，无不备载”，到了扬州，这些地图被扬州太守陈升之发现，赚取后“聚而焚之”。苏轼认为由于辽国的强大压力，使得宋与高丽的交往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朝贡关系，与高丽交往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招致辽国而引来对宋的不利，而高丽态度暖昧，游离于宋、辽之间，其与宋交往的目的，也在苏轼的怀疑之内。与高丽的交往，在客观上会造成失密、资助敌国等等不利于宋的结果，这都是苏轼反对深交高丽的主要原因。

从地缘上看，高丽与辽国接壤为邻，北宋与高丽隔海相望，并不接壤。高丽基于自己国力的考虑，对宋朝所奉行的“联丽制辽”政策不可能十分热心。辽丽关系比辽宋关系更加攸关于高丽的国家安全。高丽面对契丹的强大武力，为势所迫，不得不接受契丹册封，尊奉其为宗主国，并一度断绝了与宋的外交关系。据此，苏轼断言：“高丽名为慕义来朝，其实为利，度其本心，终必为北虏用。何也?虏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这是联丽制辽的战略思路一直落实不到现实层面上的根本原因，也是苏轼对联丽制辽战略表现出质疑、焦虑、抵触和反对的根本原因。

从政治上看，当时高丽为契丹的属国，奉辽国为正朔，屈居藩国，“专事契丹”。在993年契丹第一次入侵高丽之前，宋与高丽政治上属于臣属关系，但从994年以后，高丽受制于辽，并于同年四月以辽统和年号取代了宋年号。随着高丽向辽称臣纳贡，辽逐渐确定了对高丽的宗主国地位并一直保持到辽国灭亡。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1071年宋丽恢复交往是以联合高丽共同抵制契丹这一政策导向为出发点的，但是直到北宋灭亡之前，从宋与高丽的交往内容中可以看出，两国的交往主要是以经济、文化交流为主的，并没有促成实质的军事上的同盟。

应当说，苏轼对联丽制辽战略实践效果的判断是正确的。宋朝为其奉行的“联丽治辽”政策付出甚大，但联丽的实际成效却根本没有进展，可谓是得不偿失，苏轼、苏辙及其他反对联丽的宋臣的失望和不满不能说没有道理。随着时间的推移，持反对联丽制辽态度的人数越来越多。原因就是宋朝与高丽间的抗辽联盟始终没有形成，“联丽治辽”政策的初衷和目的无法实现，宋朝所得收效和与其投入反差太大。曾巩被公认为是主张联合高丽的代表人物，是实际负责落实联合高丽政策的重要官员，然而，在与高丽的实际交往中，曾巩也渐渐感觉到回赠高丽使节所费不货，经济上实在难以应付。

联丽制辽的历史启示

一是高丽善于以小搏大，独善其身，对外交分寸的拿捏十分老道，善于投棋布子，应对出招，国家虽弱，外交不弱。契丹民族崛起后，在华北建立政权，并以优势的兵力威胁着赵宋王朝，对高丽朝更是莫大的威胁。对宋朝来说，欲图存自强，除了对内富国强兵、加强凝聚力以外，对外宋廷拟争取与国，结交盟友，以行“联夷以制夷”，造成均势，或企图形成“犄角”之势。高丽与契丹、女真、蒙古境土相接，自然是宋朝极力争取的对象。但从高丽方面来看，契丹凭借其与高丽接壤的地利，兵强马壮的国力，压迫高丽臣服，使之与宋争衡中占据优势。契丹和宋的国力都远强于高丽，宋和契丹关系的变化足以影响高丽的国家利益。为了适应现实环境，高丽两边都不得罪，藉以权衡，采用灵活的策略，即对契丹称臣受封，行辽的年号。又与宋友好，给宋文书用甲子纪年，甚至在个别时候对辽用辽的年号，对宋用宋纪年。当辽国压迫高丽太甚时，高丽就打宋朝牌，把宋抬出来抵制之。崇宁二年（1103），徽宗即位的第三年，宋遣明州教练使张宗阂等三十八人至高丽，同年又遣户部侍郎刘遴、给事中吴拭等奉使高丽赐物，“咨文行册礼事”，并带医官四人往高丽，从其表请。徽宗遣使的意图很明显，是要力图打破百年以来形成的三方格局，把高丽争取过来。但高丽考虑再三，最终没有接受宋朝的建议而婉言谢绝。在北宋、辽、丽三国博弈中，高丽最弱，然而，辽、北宋先后亡国了，高丽还在，高丽成了三国博弈中的赢家。

辽曾三次入侵高丽，高丽都以韬光养晦的姿态善后。993年，辽击败宋兵之后出兵高丽，这是辽国第一次入侵高丽。这次战争，以高丽中军使徐熙力排众议，“以舌却兵”，取得了奇迹般的胜利。但高丽并不因此而昏头高调，而是充分认识到高丽与辽的实力悬殊太大，高丽成宗认为“久不修聘，恐有后患”（《高丽史》卷九十四）遂于次年（994）遣使如契丹，并开始行契丹统和年号，奉其正朔，并从此以向契丹纳贡称臣取代以往与契丹平等关系。高丽还向契丹“请婚”，派童子十人到契丹学习其语。辽国也于995年遣使赴高丽册封成宗王治为高丽国王。然而，契丹对高丽仍不放心，于1010年，契丹以高丽权臣康兆弑君为藉口，兴兵问罪，这是契丹第二次大举入侵高丽。这次战争也以契丹失败而告终。高丽在战胜之后，仍然保持低调，遣使贡奉如故。

宋徽宗中期以后，东北亚国际秩序发生变化，女真族崛起，政和五年（1115），真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大金，随即大举攻辽，辽此时大势己去，节节败退。宋徽宗以为时机已到，可图契丹，于政和八年（1118）以买马为名遣武益大夫马政由海道使女真，与女真联络，约共同伐辽。高丽得知宋欲联金伐辽后，认识到金国“胜契丹后，必及宋，而吾国亦不能自存”，对宋金联盟感到忧虑，提醒宋朝慎重处理与金国关系，防备女真。高丽在辽金战争中采取中立态度，避免卷入任何一方的冲突中。《宋史.高丽传》载，高丽睿宗曾托宋廷御医转告徽宗:“女真（金）狼虎耳，不可交也”。宋廷未采纳高丽的建议，随后以很大的代价从金人手中换取燕云地区，宋朝君臣沉浸在虚假胜利的欢乐中。宣和五年（1122），宋遣给事中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等出使高丽，除了祭吊外，主要传达徽宗的信息“今辽命己决，可以请命朝廷”，欲重新确立宗主国地位，但被高丽婉言拒绝。

宋朝在联金灭辽的过程中，暴露出内政不修，军事软弱的弊端。金人于宣和七年（1125）灭辽之后，随即向宋发起进攻。靖康元年（1126）七月，宋朝在金的打击下，摇摇欲坠，濒于崩溃。宋遣阁门祗候侯章赍蜡书至高丽，要高丽兴师伐金。而高丽以内外疲弊为辞，婉拒宋的要求。其实在此之前，也就是同年四月，高丽已遣郑应文、李侯如金称臣上表，并于六月遣使至金奉表称蕃。至同年十一月，金兵攻陷汁京，十二月三日，宋钦宗向金投降，北宋灭亡。历史证明，在对宋、金、辽三国关系走向的判断上，在如何应对来自金国的挑战方面，高丽比北宋要老道。

二是高丽对外艰韧不拔，面对侵略战争，敢于反抗，也善于反抗。契丹三次大举进攻高丽，都以契丹的失败而告终。在短短二十六年内（993-1019），高丽顽强顶住了契丹数十万大军的连续进攻，而且屡屡上演以小胜大的奇迹，使契丹清楚地看到，尽管契丹已用武力迫使高丽承认其宗主国地位，但高丽是不能用强力硬压的。自此，契丹与高丽的关系相对平和下来直至辽朝灭亡。可以说辽与高丽虽有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和二十多次的武装冲突，但是高丽的敢打敢拼，不屈不挠，反而获得了很大的利益。从辽太祖天赞元年（922）至辽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凡203年间，高丽与辽的关系从总体上看主流还是友好的。两国之间的“贡”“赐”贸易与宋丽之间一样，辽给予高丽的回赐亦相当可观，有时甚至是进贡的数倍之多，以至于辽有时还下诏限制入贡次数或宣布某时免贡。所以，可以说早期契丹向高丽索要较多，后期和平朝贡实际上对高丽有利。所以，无论是对辽，还是对宋，越到后来，高丽得到的越多。高丽利用四两拨千斤的有利地位，在宋、辽相互争夺中赚尽了便宜。

三是高丽奉行的永远是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实利外交。高丽处于宋、辽两个实力远强于自己的国家中间，接收着各方对自己的拉拢，面对这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高丽已经培养出对周边局势的高度敏感性，对宋、辽两国始终奉行以国家现实利益为基础的实利外交。对高丽来说，与宋通使结好，就要付出“永绝契丹”的沉重代价，所以高丽虽然对于宋朝恢复邦交持积极态度，但从未真正打算与宋结成联盟以抵御契丹。高丽与宋交好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学习和引进宋朝先进的文化制度并且能从中获得经济利益，这可以从宋丽文化同根，“书同文”，自古以来高丽文化与中华文化互为影响，同属于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圈，以及为巩固高丽王朝的政治需要去认识它。高丽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借与宋朝的交往以制约辽国，力图在宋、辽之间采取“等距离”外交，借以摆脱契丹过重的盘剥与重压。高丽借与宋交往来牵制契丹和女真，维持力量平衡。出于高丽本国利益，高丽的外交基本奉行“事大主义”政策，先后奉宋、辽为上国，并随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其外交策略。同时，宋、高丽与辽单独关系也在不断变化，高丽作为三者中最弱的一方，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选择维持与宋的友好关系目的在于平衡辽的势力以自保，以维持变化不定的“三角”关系。所以高丽虽然与宋有利害一致之处，但始终难以一致合力对辽，无法达成反辽联盟。

四是外交不能想当然，以己度人，一厢情愿。宋朝“联丽制辽”国家战略的出台就是想当然、以己度人、一厢情愿的产物。宋太宗即位后，平定南方诸割据地方政权的任务己渐次完成。宋朝的军事重心转向北方，欲乘势北伐契丹，恢复燕云，实现恢复汉唐旧疆域的鸿图。于是，处于契丹侧后方的高丽，对于宋朝北伐就十分重要。因此，宋太宗即位之初，即遣使册封高丽国王。在宋太宗统治的21年间(976- 997年)，先后9次遣使高丽，其中，至少有3次就是直接落实宋廷“联丽制辽”的军事战略的。但实际效果并没有达到宋的预期目的。如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征伐以契丹为后援的北汉，欲乘胜进击幽燕地区。出征前，“命太子中允张洎、著作佐郎句中正使高丽，告以北伐”（《宋史》本纪·卷四）。但高丽并未积极回应。随后，雍熙二年（985）派遣监察御史韩国华出使高丽，希望高丽出兵配合宋军伐辽。高丽也仅是口头答应而已，一直观望到宋军在对辽战争中败退，高丽始终未未发一兵一卒助宋。反观宋廷，只是基于自身安全考虑制定“联丽治辽”的战略，过分地强调了高丽与辽的宿愿和对宋的归附之心，而忽略了高丽在三角外交关系中对自身现实利益的追求和维护。宋朝想当然，以己度人，一厢情愿，花了无数的银两企图“联丽抗辽”，结果都打了水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