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起自何时，怀有乡愁，记住乡愁，成为已经城市化的人们的一种情怀，然而，思念寄于何乡何土却已然成了问题与困惑。
村庄里的“总书记”
骥村，是我们长期做农民口述历史的田野地点，前些年利用国庆假期的骥村之行遇到一件事，让人啼笑皆非却又心酸不已。在村中走家串户时做访谈时，一位称自己为“总书记”的年轻人走上前来，与我们一一握手，他说“你们不认识我吗？”看到我们摇头，他接着说“你们连总书记都不认得？”旁边的村民轻声告诉我们：“这是××家的三儿来平，大学生，头脑有毛病了”。慕然，三年前访谈过的一位女性的身影浮现出来——来平的母亲，念过书、村里公认的有文化爱拉话的婆姨，也是我们难得的资料提供人。
回想起那次访谈，主要内容都是在说她三儿的病，以至我们想了解的家庭生活史的其他内容都没怎么涉及。来平是村中少有的“爱念书的好娃娃”，考上了当地最好的综合性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大学所在城市的市政公用局（村民们都说那是个“可好的单位”）工作；来平在大学时交往了一个女朋友，但分配时女朋友却去了当地的另一个县，二人因没能在“一搭里”而分手。这次失败的恋爱成为来平精神分裂症的诱因，自此“他的脑子一下子难活（难受）了，到了办公室呀一满（完全）睡不成，又怕，难活得甚也解不开（不明白），乍他不想活了。西安上去，就用那个电片片（电击疗法？）呀”（以上为来平母亲讲述）。经过住院、电疗、吃药等治疗过程的来平没有能够康复和回到工作岗位，而是回到家里，至今每天在村里游荡；因失眠有时半夜三更还到村民家中要和人拉话。而三年前满面愁容地讲述儿子病情的母亲因为过度操心、难过加上自己患了重病，已经撒手人寰。我查了一下三年前的访谈记录，她当时也只有63岁。如今剩下70多岁的老父亲无力照顾患病的儿子，只好任由这位“总书记”在村子里“游串”。
第二天早饭后，当我们再度走下山坡去村民家中访谈时，“总书记”已经在路边等候了——他今天衣着光鲜，脸也洗得干净；色彩明亮的衬衫上打着簇新的领带，外着旧式警服，衣兜中还露出钱夹。更为难得的是，他今天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是“总书记”，并且准确地向我们介绍他名叫×××，小名叫来平。依旧是走上前来握手，但握住后就不肯松开；这样握着手走路很别扭，于是我费了好大劲才把手抽出来。“总书记”说：“你搽的是大宝（护肤品）吗？喷鼻的香。”接着又是比身高，说“个子高了不好看”。（据研究心理学的朋友说：这种表现是典型的青春型精神分裂症，一般在青春期起病，亦常与婚恋受挫有关。其症状多为急性骤起失眠兴奋，行为紊乱、幼稚，常冲动打人毁物；情感不稳，无外界诱因而独自喜怒哀乐变化无常，瞬间即转变。思维明显破裂，言语增多，无论唱歌或讲话都是杂乱无章，可有片断离奇的幻觉妄想，等等。）与昨日不同的是这次他把自己当成我们中的一员，执著地跟着我们走家串户，插话打岔，有时让人哭笑不得，严重影响了我们的访谈工作。
岂止是来平一家的困境
面对这位村庄里的“总书记”，听到村民讲述他的遭遇，着实让人叹息不止。人们议论说，一个聪明娃娃，书读的好，大学都毕业了，好工作都有了，就因为一次“恋爱失败”成了“憨憨”（精神残障者）。农民家庭供出这么一个大学生多么不易，这下家破人亡，他本人前程也毁了。村民们感叹这是多么不值，也多少会埋怨这个年轻人太过脆弱，经不起一点挫折。但人们不易想到的是，一个农家娃，被全家含辛茹苦地供成大学毕业生，要以怎样的方式回报家人，又承受着多么大的责任和压力。
先看农村的教育资源匮乏情况：前几年，骥村的孩子们在完小毕业后，可以选择在乡镇中学或者在县中学读初中，毕业后多数人选择外出打工，少数准备考大学的升入县城高中就读。由于乡镇中学质量低下，一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县中学人满为患，一个班通常有100多个学生；而乡镇中学因生源减少而日渐萎缩甚至难以为继。
我们房东家的小姑娘村小学毕业后在相距20多公里的县城上初中，在校住宿。因学生太多，不仅上课的效果受影响，连食宿甚至喝水都成了问题，她母亲就曾抱怨说，“孩子生病了连口热水都喝不上，只能喝凉水”。
现在这一现象已经出现在村庄小学：许多农家为了让孩子以后能通过考大学跳出农门，从小学开始就在县城上学，以至当年我们发现，村小学二年级只剩下一个学生，没法开课，三年级只有十几个娃娃勉强维持。娃娃在县城上小学一般还需母亲跟过去在县城“赁房子”，照看、做饭，于是我们也发现一些村干部已经不在村中居住而是在“街里生下”（在城里居住）了。由此不难知道，在国家日益加大义务教育投资的情况下，农民的教育负担并没有减轻。这还只是中、小学的情况，供孩子上大学当然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与上述农民教育负担加重的情况相关联，在农民看来，从高中到大学要多念七年书，不仅多花了许多学费、生活费，而且少挣了七年的钱，被供出来的大学生如果不能很好地回报家庭教育投资，当然是得不偿失的。从大学生的角度来看，首先是人数极少，比如骥村许多年才出一两个大学生。如此，他们身上更是担负着尽快安身立命、成家立业以回报父母、供养弟妹乃至让全家脱贫致富的重任。相形之下，整个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却一年紧似一年，毕业未必能马上找到合适的工作，努力工作也不一定能得到升迁，更不一定能在短时间内收入丰厚回报家庭。如果把供娃念书看作是一种期待较好回报的投资，那么，对于普通农家来说其实更像是一种押宝赌博，而且获得回报的不确定性即风险日渐增大。
了解了这一背景，我们不难想象，来平的“处对象”失败很可能只是压垮他精神支柱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无法感受这个可以算得上优秀的农村后生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崩溃过程，也无法真正设身处地体验一位农家母亲所经历的痛苦。这一过程中可能不无他个人性格弱点等方面的原因，但我们能够意识到，这病症、这不幸的原因是个人的、家庭的，更是社会结构性的。这个村庄里的“总书记”是不是能让人想得更多更深呢？
城乡一体化的悖论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人们一边惊异于城市面积和人口的急剧扩张，一边又感叹着乡村精英的流失和乡村社会的凋敝，悲哀着乡愁无所寄托，并时常将其归因为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农村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问题越来越突显，且似乎的确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但如果我们将眼光放长远，并用结构性视角去看待分析这些问题，就无法回避这样的思考：今日乡村的困境包括老人自杀率上升、儿童认知能力偏低、家庭生活不正常等等仅仅是由于人口流动、青壮劳动力外出打工造成的吗？
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通常是一个“农民终结”的趋势。“农民的终结”曾经是一个法国及西方国家的命题，而今天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命题。我们不妨先看一下《农民的终结》的作者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终结”的。他所说的终结并非指农村消失了，农业不存在了或居住在乡村的人不存在了。其书再版时（1984年）法国正在经历作者所言的“乡村社会的惊人复兴”，其表现为：（1）农业人口的外流仍在继续，同时乡村人口的外流却放缓了。1975年以后流动方向发生逆转，有些乡村地区的人口重新增加了。（2）农业劳动者在乡村社会中成为少数，工人、第三产业人员经常占大多数。（3）家庭与经营分离，从事多种就业活动的家庭经营成倍地增加。（4）通讯和交通网络进入乡村系统。（5）乡下人享有城市的一切物质条件和舒适，他们的生活方式城市化了（70年代完成的）。“法国社会的这个奇特的矛盾在任何其他国家中都看不到：乡村在生活方式上完全城市化了，但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仍然如此之大，以至于城市人一有可能就从城里溜走，仿佛只有这一点才赋予生活一种意义。”传统意义上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不存在了，当前在农村中从事家庭经营的是以营利和参与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的农业劳动者，这种家庭经营体从本质上说已属于一种“企业”，但较工业企业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特殊的运行机制。永恒的“农民精神”在我们眼前死去了，同时灭亡的还有家族制和家长制。这是工业社会征服传统文明的最后一块地盘。于是“乡下人”——成为化石般的存在物（【法】H.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1964 1984），李培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相较于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国所面临的现实是农村趋于凋敝，而农民却并未“终结”。农民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是最沉重也是最严峻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表述。其一是城市化制约：长久以来制度安排形成的结构性屏障限制了城市化的正常进程，农民作为国民人口的大多数、粮食商品率稳定在35%以下，是持续已久的现实。直到2011年底，中国城镇人口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51.27%。而农民进入大城市的制度瓶颈依然存在，并且已经城镇化的农民在就业、生计、保障和后代可持续发展方面也依然存在困境。已故的三农问题专家陆学艺先生曾经批评到：“城市在扩张过程中需要绿化美化，在农村看到一棵大树很漂亮就要搬到城里去；连大树都城市化了，却不让农民城市化。”
其二是农民工困境：与城市化问题相关，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形成的农民工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决。相关统计数字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7395亿，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这支流动大军的主体。我们可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例。所谓“新生代”并非仅仅是年龄或代际概念，而是揭示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身份认同交织在一个“世界工厂”时代的劳工群体。与其父辈相比，其自身鲜明的特点折射出“新生代”作为制度范畴，与乡村、城市、国家、资本所具有的不同于上一代的关系。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不愿认命，有着更强烈的表达利益诉求和对未来更好生活的要求。而他们所面临的似乎无解的现实却是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
难以化解的矛盾表现为新生代与旧体制之间的冲突：“旧体制”是指自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并延续了30年之久的“农民工生产体制”，其中一个重要的面向就是“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完整过程分解开来：其中，“更新”部分如赡养父母、养育子嗣以及相关的教育、医疗、住宅、养老等保障安排交由他们所在乡村地区的老家去完成，而城镇和工厂只负担这些农民工个人劳动力日常“维持”的成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困境与行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民工生产体制”的碰撞，《清华社会学评论》第六辑，2013年）。这种体制特色造成并维持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以及与之相伴的留守儿童、老人、女性的悲剧和每年“春运”的独特景观。
上述困境让人无法不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到底是谁的城市化？城市化的本质是什么？政府主导的城乡一体化格局如何实现？显而易见，只要人手不要人口，只要劳力不要农民的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人们常说，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意为农民、农村和农业是中国社会转型中最大最难的问题；人们也常说，农民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这并非同义反复地强调，而是说所谓“三农”问题仅仅从农村和农业范围着手是无从解决的，农民问题是全局性的而且必须在整个社会的结构和制度中去思考和解决。
从农民的概念出发，我们很容易理解，中国农民从来不是作为Farmer存在的，他们不是农业经营者或农业企业家，而是作为peasant 的小农，他们从事的只是家户经济。农民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区别根本上不是从业的、职业的区别，而是社会身份、地位的差别。在中国语境下，无论将农民放在社会分层的什么位置上——工人阶级最亲密的同盟军也好，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也罢，中国农民都不是劳动分工意义上的类别，而是社会身份和地位上的类别。
从中国农民的结构位置看，农民在历史上一直处于被剥夺的位置，在特定时期甚至被剥夺殆尽。长久以来，他们总是社会变革的代价的最大承受者，却总是社会进步的最小获益者；其二等国民的待遇勿庸讳言。农村一直是被抽取的对象——劳动力、农产品、税费、资源（土地）。如同一片土地，永远被利用、被开采、被索取，没有投入，没有休养生息，只会越来越贫瘠。不难看出，农村今日之凋敝，并非缘起于市场化改革后的劳动力流动，农民作为弱势人群的种子早已埋下：传统的消失，宗族的解体，信仰的缺失，地方社会之不存，这些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已经注定。
经历了长久的城市与农村的分隔状态，所谓城乡二元已经不止是一种社会结构，而且成为一种思维结构。剥离了农民的权利所进行的城镇化，是缺少主体及其自主选择权的城镇化。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权利被忽略或被轻视，农民被作为丧失了主体性、自己过不好自己的日子、不能自主决策的弱者群体。解决农民问题，推进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必须给农民还权赋能（empower），即还他们本应具有的生存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此，来平一家的悲剧，骥村农民的困境，乡村社会的颓败之势是否可以避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