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源】《中共党史研究》 2016年第5期P9-22页。
【关 键 字】思想资源；概念工具；社会问题；左翼运动
【摘 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出版了一系列冠以“社会问题”书名的著作,比如陶孟和《社会问题》、施复亮《社会问题大要》等。这些著作主要面向中等学生、大学生和社会知识青年,主要内容是分析当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包括贫困问题、农民问题、工人问题、民族问题、妇女问题、阶级问题等,引用了来自欧美和日本的各种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并试图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种方案,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论述和阶级革命观念成为一种主导性的价值理念,且吸纳了二三十年代的左翼知识青年投身中国共产革命活动。
The Thought Resources and Conceptual Tools for Shaping Social Imagination:Publications on Social Issues in Republican China
Tang Xiaobing
Abstract：In Republican China, Shanghai publishers introduced a series of books on social issues,such as Social Issues by Tao Menghe, the Basic idea of Social Issues by Shi Fuliang, for study by students and young intellectuals interested in contributing to society. These books analyzed a plethora of China’s modern social problems, including issues related to nation, gender, and class, as well as poverty, peasant and farming issues, and labour relations. These books turned to intellectual resources and conceptual tools that were employed in Japan and the West in order to propose modern methods to alleviate these growing social issues. This finally culminated in the dominance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lass revolution as the guiding factors for value systems in China, leading the leftist intellectual youth of the 1920s and 1930s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左翼文化在上海的兴盛、传播及其影响研究”(15BDJ03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比较集中地出版了一系列冠以“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大纲”“社会问题概观”等书名的图书。这些图书大致可以分为著作、编著或翻译等形式，其中尤以其时社会科学学者的编著为大宗，相当部分图书多次重印，可见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读者群体。就书籍价格而言，这些书籍的定价一般是一元左右，有些是几角，个别比较高的也不过三元左右。相对于当时上海的生活水准而言，这些书籍的价格不算太高，属于城市一般知识青年大致可以购买的价格。在这些书籍的作者或编者中，比较知名的有陶孟和、施复亮、江亢虎、萨孟武等人，而从日文、俄文或英文翻译过来的著作的作者比较有名的有日本的河上肇、河田嗣郎和美国的爱尔乌德等，这些翻译性的“社会问题”著作大都出版于20年代初期，可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受西方知识界反思现代工业文明的影响，进而从西方与日本翻译过来的。其他相当数量的“社会问题”著作则来自于不太知名的人士之编撰。这些“社会问题”著作其实属于当时的“中间读物”，既不是特别学院化和精英的高头讲章，也不是特别通俗的市井读物，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且主要面对社会上的知识青年和各式学校学生的“理论读物”。正因如此，一些社会问题著作具有强烈的教科书性质，也就是帮助在校青年认知中国社会并获取解决社会问题思想资源的“概念工具”。
著名学者王汎森在讨论戊戌前后中国思想界的日本因素时，曾经提出一个很有洞见的观察：“我们不能小看‘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每一个时代所凭藉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人们靠着这些资源来思考、整理、构筑他们的生活世界，赋予日常事件的意义，同时也用它们来诠释过去、设计现在、想象未来。人们受益于思想资源，同时也受限于它们。”*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84页。对于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大革命之后的中国青年人来说，重新发现社会并改造社会成为一种显著潮流。无论从新文化运动的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的视角，还是从20年代中期崛起的政党政治的逻辑，都会认定当时的中国社会充满了一种悖论式的问题：既对个体的自由、心性与生命造成了巨大压抑，同时又是高度散漫化、私人化或宗族化，因此有待整合成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石。可以说，从民初新文化运动以后，对于“社会问题”的广泛讨论，就成为现代中国公共舆论最重要的公共议题之一。比如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陆续发表《战争与人口问题》《学生问题》《面包问题》《劳动教育问题》等政论文章，直接讨论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紧急议题。他在发表于《甲寅》日刊上的文章《学生问题》中指出：“凡社会问题，固赖社会各方之协力，始易于解决。然为人谋者，不如自为谋者之忠且切，乃人情之常。故工人问题之解决，以工人自己运动之力居多。妇人问题之解决，依妇人自身觉醒之力过半。且宇宙间之事物，殊异万状，无往而不由对待以得存立者也。忍苦与享乐相对，努力与成功相待，无忍苦之享乐，其乐也为佚乐；无努力之成功，其成也乃幸成。佚乐者不终，幸成者必败。盖因人成事者，一方承其惠恩，一方即丧其自性；克己自励者，一方劳其筋骨，一方即进其天能。此即因果之律，报应之理，丝毫不爽者也。又况工人之智识本低，妇人之体性本弱，依人为计，犹且不可，必待其本身之运动觉醒，依自力以为奋斗，社会始许以权利，赍以自由，遇以同情，待以公理。”*《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8页。从这段论述可见，李大钊强调的仍旧是“五四”新文化意义上的人的自觉与个体的觉悟，认定社会问题的解决更多依赖于团体内部的努力，不过，他对“运动”之强调，又隐含着社会问题解决路径政治化的可能。
一、序言与“社会问题”的由来
“社会问题”这个命名本身就耐人寻味，社会何以成为问题？它是一个客观性的存在，还是被发明和建构出来的？在传统社会尤其是中国传统社会有没有所谓社会问题？当一个社会共同体的个人长期生活于相对稳定的价值系统和平静的社会空间，社会问题就不会凸显，而社会问题往往发生于社会出现巨大变动，知识界对此又作出强烈回应和阐释的时刻。社会问题是与转型时代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危机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社会问题就是危机意识的一种文化自觉和理论反思，其命名本身就给予施政者和知识界一种道德压力与政治压力。传统中国士大夫讨论的都是民生、天下、夷夏、德性等议题，社会问题是隐而不显的。只有到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过程之中，即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社会问题才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认知框架和理论反思，而以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才成为当时出版界的一种文化现象。邝震鸣就认为：“社会问题，是发现社会上的变态现象，把它一一叙述出来；并探求每一个现象所发生的原因，和它对于社会的影响，而加以救济的一种有系统的科学……社会问题负着这大的使命，所以近十年来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如雨后春笋，多如江上之鲫。有人说，‘从欧洲大战后，世界上引起两大种印刷品的生产，一即不兑现的纸币；一即谈社会问题的书籍。’这句话很有意思。”* 邝震鸣：《现代社会问题》，北平文化学社，1932年，“序”第1页。从这段论述可见，社会问题是关于变态现象的研究，也就是一个社会出现病理性症候而非常态化，社会问题著作的聚焦点是探求原因拿出解决方案，因此是一种“系统的科学”，科学性成为社会问题著作的特质* 对科学性的强调是这一批“社会问题”图书的共同特质，比如孙寒冰在为一个作者写的“序”中指出价值中立对于研究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一个研究社会现象的人，勿论对于资本主义的观察也好，对于共产主义的观察也好，不拘你喜欢不喜欢，都应该用冷静的头脑去研究，如像自然科学家的研究自然现象一样。他对于俄国共产主义和英国的资本主义的态度，应该像化学家对于氢气和氧气的态度一样，不杂以些微的个人爱憎的偏见。”郑若谷：《社会学概论及现代社会问题研究大纲》，劳动大学工厂部，1929年，“序一”第9页。。此外，这篇序文也指出了“社会问题”著作的出版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现象，而这个文化现象又与由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引发出来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即此而言，中国出版界和知识界也不能自外于这一全球性现象，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社会问题”的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实际内在地结合起来。
“社会问题”一旦被认定，就有两种可能的化解途径：一是社会问题政治化；二是社会问题技术化、专业化。前者是将具体问题抽象化和普遍化，而后者则是将普遍问题具体化。综观“社会问题”系列图书的基本面貌，将社会问题政治化是一种主要趋向，而“社会问题”图书就理所当然成为催化剂，很多研究社会问题的作者也将自己理解为国民之向导。比如，高维昌就曾在江亢虎演讲集的“序言”中说：“中国现时政治的黑暗，可谓已达极点，而社会经济之淆乱，更无以复加，思欲求一正当解决之办法，颇不易得；矧且国民之旧道德业已沦丧，新道德尚未产生，无真正之标准，各信口其雌黄，默念前途，悲从中来！本书纯以学者之态度，用科学观的眼光，解决社会之困难问题，而作社会国民之辅导，此即本书出版之旨趣！”* 江亢虎主讲，高维昌编记：《社会问题讲演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自序”页。从此可见，政治、经济与道德在作者眼中已全面崩溃，而“社会问题”著作成为挽狂澜于既倒的重要思想资源，因为它秉持的是价值中立的学术态度和系统实证的科学方法。
曾为中共早期领袖人物的施复亮首先将社会问题细化。他说：“社会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其中包含劳动问题，农民问题，妇女问题，民族问题，社会政策，社会主义，社会运动以及其它一切由现社会底矛盾与缺陷中所产生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同时，他也指出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现代社会问题，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底矛盾与缺陷中必然要产生的东西。所谓社会问题，简单地说，就是由社会生活底矛盾与缺陷所引起的思想运动和设施。我们要研究现代社会问题，首先就要认识现代社会底性质和矛盾，其次是要探究解决这矛盾的方法，并要实际参加或助成解决这矛盾的设施和运动。社会问题底中心问题是劳动问题。劳动问题是由资本主义底矛盾中产生的。解除资本主义底矛盾的是社会主义。所以研究社会问题的人，必须特别注意研究资本主义，劳动问题及社会主义。”* 施复亮：《社会问题大要》，上海南强书局，1932年，“序”页。
周宪文编《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属于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百科丛书》，中华书局编辑舒新城在“总序”中说：“我们发刊此丛书之目的，原为供中等学生课外阅读，或失学青年自修研究之用，所以计划之始，我们即约定专家，分别开示书目，以为全部丛书各科分量之标准。在编辑通则中，规定了三项要点：即(一)日常习见现象之学理的说明，(二)取材不与教科书雷同而又能与之相发明，(三)行文生动，易于了解，务期能启发读者自动研究之兴趣。为要达到上述目的，第一我们不翻译外籍，以免直接采用不适国情的材料，致虚耗青年精力，第二约请中等学校教师及从事社会事业的人担任编辑，期得各本其经验，针对中等学生及一般青年的需要，以为取材的标准，指导他们进修的方法。”* 周宪文编：《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中华书局，1934年，“序”页。中等学生与失学青年成为这套普及型丛书的目标读者。有学者分析指出，中等学生毕业以后成为小学教师，往往成为中国乡村革命的“普罗米修斯”* 刘昶：《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2—71页。，而失学青年大都成为游荡在城市角落的边缘知识分子，这两者恰恰是中共革命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从这序言可见，当时出版界极为注重对一般知识青年的“启蒙教育”，而“社会问题”著作就是指引社会青年认知社会最重要的途径之一。这些著作正如舒新城序文所言，往往很注意从日常生活现象出发来讨论学理，同时注重语言的通俗性和可读性，换言之，要能够让一般知识青年产生兴趣并能够读进去。
就当时出版的“社会问题”图书的品质而言，也是良莠不齐。像“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有品牌的出版机构出版的著作，质量相对好一点，而有一些图书明显是粗制滥造的，因为“社会问题”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所以出版机构为了逐利，有时也会不遗余力地推动出版。胡南湖在为熊得山《社会问题》所写的序就谈及这一点：“年来国内关于社会问题的书籍，除几部译本外，国人撰述的亦有数种。但译本只能供教材的采择，究不能当中国的社会问题的系统；而国人的著作，又是枝枝节节，不曾说明社会问题的由来，尤其没有探出中国社会问题的根原……中国现时的社会问题，是‘西力东渐’后的社会问题，不是闭关时代的社会问题。”*熊得山：《社会问题》，北新书局，1926年，第1页。“译本”主要就是指爱尔乌德、河田嗣郎、河上肇等人的著作。作者强调“社会问题”是近代中国中西相遇之后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质的问题，因此也就具有本土性特点，不是照搬译著可以削足适履来解决的，而应该立足于中国社会，系统地展开研究。另一个作者也提及：“关于社会问题的书籍，中国虽然不能说多，但总算有几本了。就这些已出版的关于社会问题的书籍看来，实在不能令人满意。我自己在四五年前，亦曾编过十多万字的《社会问题讲义》，而且发表过一部分；不但现在不能满意，就是当时亦已不能满意。我很早便想编辑一本比较完善而又比较通俗的关于说明一般社会问题的书，但一直因为时间和能力的不济，迟迟未能成功。”* 施伏量：《社会问题之基础知识》，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序”第1页。从这些“社会问题”图书的成书经过来看，相当一部分最初是作为教材或讲义印发的，所以体例上往往求全而不够深入，多数是关于“社会问题”的一般性知识。可也正是这些小册子传播的知识，形塑了当时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的想象与理解。
比如柯柏年就这样夫子自道：“我编这本书时，就抱定了这样的一个目的：务使这本书可以给中学生做自己研究社会问题之入门书。我要完成这个任务，第一，必须力求内容之浅显；因此，有许多比较复杂的实际统计和比较专门的学理讨论，都不掺入正文，而把它们作为‘附注’。第二，每章之首有全章提要，使读者能够在读本文之先就已知道全章底大意。第三，在本文之末有习题和参考书目，使读者能够进一步地研究，第四，在全书之末有名词浅译，以解决文字上的困难。第五，在全书之末有索引，以备读者查阅。”* 柯柏年编：《社会问题大纲》，上海南强书局，1930年，“自序”页。刘炳藜也这样叙述其写作动机：“其一是今年担任国立暨南大学高中师范科社会问题的教课，因为找不到相当的课本作教科书，只得暂编讲义以应学生们的请求；另一个动机是近两年来因为教书生活的忙杂——时而浙江党所，时而中央军校，时而西湖艺专等——，科目繁多，生活枯燥，未能安心一气地写述数万字有系统的东西，直到今年才觉得休闲点，故用两个月的功夫一面每周教数小时的课一面写完这本小书。这本小书是这样产生的。”* 刘炳藜：《社会问题纲要》，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序”页。从这两位编著者的自述中可见，“社会问题”在当时的中学生阶层中也成为要研习的科目，具有强烈的教科书性质，注重通俗性、提纲性和练习、复习功能等，特别强调这种教科书的编撰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自修能力，以及通过“社会问题”著作来认识中国社会进而改变中国社会问题的“行动能力”。即此而言，“社会问题”图书就绝对不仅仅是书斋里的革命，而成为书斋里的政治社会理论与社会现实实现无缝对接的最佳媒介。左翼文化运动就是从这样的涓涓细流，通过弯弯曲曲的各种河道，经由类似于“社会问题”图书的催化，潜滋暗长成一种广泛而深入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
二、疾病的隐喻与社会问题之认知
在名目繁多的各种社会问题著作中，对于何为社会问题以及社会问题何以产生，形成了一种众声喧哗的论述。这些论述有些并行不悖，有些尖锐冲突，有些不乏互补。可以说，这些关于社会问题的论述，建构了读者群对于中国社会的一种多元化理解框架，以及形塑关于中国社会想象的思想资源。具体而言，对于一个时代社会问题的诊断，与这个时代实际存在的社会问题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一个知识人对一个时代的社会问题的表述，往往同其内心的真实感受也并非完全重合。在一些时候，为了强化普通民众对社会问题之危机程度的认知，写作者常常会夸大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不过，历史与观念之间的关系正是在此呈现一种复杂的互动。当众多知识人和学者都纷纷认定中国社会已出现严重病症并力图变革时，原本习焉不察的民众常常就会被刺激起来，受到普遍流行的观念的影响。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国家最有创造力的读书人，究竟被什么问题所纠缠，想成为什么样的理想的士人？整个国家的自我形象及意欲是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这样的文化理想与国家的自我形象，和当时欧洲各国有何异同？儒家的意识形态以及当时国家的自我形象，与明代中晚期以来戏曲小说所反映的日常生活世界显然是不一致。这个分裂的现象一个社会同时存在许多股缠绕在一起的势力往前推行，犹如互相绞绕的纤维丛般，有的互相竞争或竞合，有些互斥，有些互不相涉，而这些多元并进的势力，在某一时段中孰居主流，孰居边缘，或以各种方式在化合、激荡、转化、流转、相互建构，正是给史学工作者最美好的习题。”*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序言”页。
在二三十年代出版的这些冠以“社会问题”的著作里，社会学家陶孟和对社会问题的阐释也许是价值上最中立的：“社会问题就是社会的疾病……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健全的，不应该有病的，但是历来的社会，特别是现代的社会，总不免发生不幸的事实，妨害共同的生活；有了不幸的事实就是社会的变态或病态。我们要设法治疗社会的病态必须研究社会的病理。”陶孟和提倡一种理性而中道的态度来面对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不是讳疾忌医或愤世嫉俗的态度。他批评道：“因为一般人对于社会的观念误谬，以为社会与个人是相对立的，所以对于社会不幸的状况不是抱着悲观，就是肆口大骂，不然就是保守冷淡的态度，漠不关心。假使我们知道社会情形都是与我们有关系的，社会问题都是与我们有影响的，我们就不能冷淡了，不敢谩骂了，也就不应该抱悲观了。我们最重要的责任就只有设法去改正社会上不幸的情形，解决社会上不幸的问题。”这种冷淡与谩骂本身，也是社会问题的一种折射。陶孟和认定对于社会问题的研究与分析，其实也正是对于自我的一种探索，更是对于个体与社会之关系的一种重新理解和定位，因此认知社会问题才是走向解决社会问题的第一步。在当时林林总总的社会问题著作中，大多数都是在一种阶级论述的框架里来讨论社会问题的解决，比如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阶级斗争等激进主义的道路。而陶孟和则坚持一种多元主义的认知框架。他认为：“用单一的或简单的原因解释极复杂的社会生活总是危险的。无论如何，社会生活不是一方面的，不能按一元论解释的，也不能按一元论解决的。社会问题不能有总解决，也不能有单一的解决，必须将种种的原因分析清楚，从各方面谋解决。这个方法虽然是迂缓，费事，却是唯一有效的。”* 陶孟和编：《社会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15、13、22页。这本书出版于1924年，且主要面向中学生阶层。从文风与思路来看，这是一本言说透彻的讲道理的书，可面对的是20年代中期一个主义凸显和政党政治崛起的时代。在当时各种社会问题著作大都引述马克思主义等左翼思想资源并试图从经济决定论的框架整体性地诊断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集体氛围之中，这种论述显得别具一格，但这种论述恰如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胡适言论一样，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命运。
将社会问题比拟为“疾病”并不仅仅是陶孟和的做法。在当时的另外一本社会问题著作里，编者胡钦甫也直接认定：“什么是社会问题？简单的说就是社会的病，是一种妨碍社会发展，而不能不谋解决的病……社会问题就是社会的病，这种病是因时因地而异的，并且一定要有多数的人注意它，想方法去医治它时才能成立。”从这样一种逻辑起点出发，胡钦甫认为，态度的改变就很重要，若社会多数人对社会制度并无态度上的变化，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存在社会问题，社会问题表现为一种文化的自觉和心灵的反省，它所内涵的就是“社会制度”，即“凡是一个社会里共同的风俗、故训、道德、理想等，都可称为那个社会里的社会制度，并且多数人的共同关系、共同行为、共同生活都要从这种制度里表现出来”。当一个社会因内力或外力的作用而进入一个转型的历史时期，对于这套固有的生活习惯和价值理念就会发生摇动，重估一切价值就会成为少数知识精英倡导的社会态度。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之下，反思性甚至批判性的态度就会潜滋暗长，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社会问题与个人问题交错在一起，就成为社会不满情绪井喷的出口。正因如此，胡钦甫指出：“由此可知社会问题的发生，是由于社会制度的变迁，社会制度之所以变迁，是由于社会态度的转移，无论当时的社会制度能否适应环境，只要社会态度一变，便马上会成为社会问题的。”* 胡钦甫编：《社会问题讲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出版时间不详，第1、4、6页。
当时较知名的社会学者孙本文，也持有大致类似的一种看法。他认为，一个社会上大多数人对于某一项社会制度的态度极为重要，若态度仍旧没有发生变化，就可以说没有社会问题；若态度发生变化，就表明这种社会制度出现了问题。这从民初留学生对待传统婚姻的态度可见一斑。一个维系上千年的婚姻制度自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当西学西潮涌入以后，年青一代用西方价值作为标准来衡量婚姻质量，尤其是高悬恋爱自由、恋爱神圣的价值之后，这个婚姻体系就变成一个婚姻问题，在各种力量的冲击之下摇摇欲坠。在这个大潮之下，不同的知识人有不同的应对之方，胡适、鲁迅、萧公权、徐志摩等人的婚姻故事就是例证。孙本文认为，社会制度或社会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因时代而变迁、因地方而变迁。通常在社会制度或社会标准变迁的时候，社会便发生问题，故简单而言，社会问题就是社会制度或社会标准变迁的时候社会上所发生的问题。社会上许多人认明是必须调整的任何社会状况，都成为社会问题。换言之，凡是社会上许多人对于任何社会制度或社会标准，认明是必须改革的时候，这社会便发生了社会问题。这样看来，社会问题产生的关键全在社会态度，即使社会状况怎样不良，社会制度怎样不适用，假使社会上许多人不注意、不理会、不承认，不觉得必须改革，则社会上也自然无问题。所以说社会问题的有无，全视社会态度为转移。* 孙本文：《社会问题》，上海世界书局，1927年，第5—7页。
以上这种相对温和的论述，在20年代中期尚有一定市场。及至大革命失败，随着各种左翼理论著作的译介和上海等地左翼刊物的传播，一种更为激进的认知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知识框架”被引入，阶级论述等马克思主义式的分析框架成为主导性的范式，而此前存在的多元主义论述就逐渐被边缘化。最典型的一段论述如熊得山所论：“社会问题，是指社会生活上所起的种种问题而言。社会生活上所起的问题是什么？简单明了地说，就是贫乏问题。本来贫乏问题，无论在什么时候，一定取一种形式而存在，如原始共产社会，简直是普遍的贫乏，农畜手工业时代，农奴与徒弟也时常陷于贫乏的境遇。可是原始共产社会的贫乏，非因社会关系的原故，实是控制自然的方法太拙劣。换一句说，即是生产方法太幼稚，不能经常的取得生活物的需要。农畜手工业时代，农奴与徒弟虽说是受领主和店东的苛待，致有衣食难继的时候，可是彼时的生产工具还简单，农奴和徒弟，还很可藉着机会变为自由农人和店东底地位，都没有像近代，把社会全体分裂为对垒的两大营寨，互相敌视的两大阶级，即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就是资本家阶级和工钱劳动者阶级，并且资本家的子子孙孙，世袭为资本家，工钱劳动者的子子孙孙，世袭为工钱劳动者。他们这种固定的命运，好像预设了一个框子，把人类关在这框子里头似的。”* 熊得山：《社会问题》，第3—4页。显然，按照作者的论述，社会问题更多的是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才产生的，而社会问题的实质就是阶层固化与流动性的丧失，整个社会的再生产仅仅是不停地复制原有的社会阶层与结构，这就导致整个社会越来越撕裂为两大对立、彼此怨恨的阶级。中国社会既不平等(阶级之间)、也不自由(无法实现阶层流动)的意涵从此喷薄而出，知识青年结合自身人生际遇，就很容易将此看作是对自己生存境遇的最真实、最合理、最科学的阐释。* 王汎森在《“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主义”与中国近代私人领域的政治化》一文中指出：“ 在近代中国，‘主义’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形成一张蓝图，一张沟渠网，把各种零散的力量最后都汇向一个出路，联合成共同的行动。它照顾到的范围不只是政治——即使它的最终目标是政治，它还包括人生观、世界观、日常生活中的烦闷与挫折。它提供了一套新的认知框架来解释烦闷与挫折的情绪，使得一切飘荡的资源可以循着‘主义’所提供的认知框架而得到新的位置与秩序。它将问题置入一个新的架构中，使得原来无以名之、无以解说的问题，在新架构中，一方面结束了它原有的模糊、漂浮、零碎性，转换成新的了解问题、意义的方式。接着是解答这些问题，而且解答的方法是连珠式的、汇趋式的。像零散的小渠最后汇到一、两条大江、大河，形成共同的方向，最后流向一个共同的‘出路’。所以马列主义不是在1949年以后才从上笼罩下来，它一开始是一件宝贝，吸引各式各样的人。”(《思想史》第1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28页)由此可见，在由社会问题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认知框架”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社会问题”多数著作包含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其实就发挥着这种作用。
刘炳藜在其编写的《社会问题纲要》一书中也持类似观点，认为近代的社会问题乃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内所发生的问题，即近代生产方法不能满足近代社会生存，因而近代社会发生内在矛盾所惹起的问题。这问题可以分作两方面来看：广义方面，即资本主义社会内全体的问题，如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农民问题、民族问题以及含有一般性质的人口问题等；狭义方面，即资本主义社会内最显著的、直接为经济组织本身缺陷所引起来的劳动问题。* 刘炳藜：《社会问题纲要》，第4页。这里就涉及理论如何解释现实的问题，其实质也就是如何界定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这在当时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论战。同时，就这种唯物史观引入中国知识界而言，还存在一个理论论述如何转化为接地气的本土性论述的问题。这些理论著作和报刊基本上都在上海出版或发行，而上海在近代中国是最西化也最具有资本主义特性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在为数众多的中国城市中间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这也是有不同认识的。可是不管怎样，我们最终将发觉这套原本看来与中国社会距离遥远的理论建构，因其巨大的理论逻辑、道德逻辑和历史逻辑，俘获了在都市边缘游荡的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的心灵，他们从左翼文学作品开始酝酿反叛的情感能量* 王鼎钧所写的一段文字很能说明当时的知识青年是如何转向革命的：“左翼文学的主调指出，现实社会完全令人绝望，读书会则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左翼文学设计谜面，读书会揭露谜底，左翼文学公开而不违法，读书会违法而不公开，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文学作家把足球盘到网口，读书会临门一脚。”王鼎钧：《关山夺路》，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118页。，而理论读物给予了他们一种让理论照亮现实的巨大动能，革命人的心灵与理性也正是从此地出发，开始逐步掀起一个时代的风暴。
施伏量在其著作中说得更彻底、直接，他指出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而发生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包含了种种矛盾，使大多数民众陷于奴隶的地位，必然要产生社会问题——现代的社会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下，处于奴隶地位的，第一是劳动阶级、第二是农民群众、第三是后进民族、第四是妇女。因劳动阶级的奴隶地位，产生了现代的劳动问题；因农民阶级的奴隶地位，产生了现代的农民问题；因后进民族的奴隶地位，产生了现代的民族问题；因妇女的奴隶地位，产生了现代的妇女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有些是阶级问题(例如劳动问题)，有些不是阶级问题(例如民族问题)，但从实际上看来，可以说而且应当说全是阶级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在阶级社会里产生的。只有在阶级社会里，才有所谓社会问题。* 施伏量：《社会问题之基础知识》，第2—3页。现代社会问题的分类在这些“社会问题”的图书里，也是一个极为核心的问题。分类意味着对作为整体的现实的分解，是将作为一个总体的社会问题分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更为细化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又环绕着劳动问题这个核心。换言之，把社会问题化为劳动、妇女、贫困、民族、阶级等问题，其实质就是给当时的知识青年读者提供一种认知框架和概念工具，而因为社会问题从抽象的观念具体化为一个个实际问题，就更为当时的青年人以自身的政治实践介入现实提供了具体的路线图。而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由孙本文主编、商务印书馆连续出版的大学丛书《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就分为人口问题、农村问题、劳资问题等分册，每一册都以较大篇幅，从一个特定角度结合社会调查统计数据展开分析。在当时知识界影响较大并多次重印的一本美国学者爱尔乌德的译著《社会学及现代社会问题》，也提及家庭问题、都市问题、犯罪问题等社会问题分支。
纵览冠名或关键词为“社会问题”的各种图书的论述，就会发现对于社会问题何以产生的分析成为各种著作的重中之重，对症下药的前提是找准时代病症的症结之所在，而关于这个症结，又有所谓唯心论与唯物论等不同的分析路径。所幸柯柏年在其编写的《社会问题大纲》一书中，对当时流行于公共空间与学院的各种关于社会问题的表述，都一一作出概括与批评，为认知当时知识人关于“社会问题”的知识图谱提供了极大便利。柯柏年首先批评的就是日本学者生田长江和本间久雄在《社会问题概观》和熊得山在《社会问题》中提出的核心观点，即认为社会问题是指社会生活上所起的种种问题而言。人既生在世上，一定要集合起来而成一社会。人的问题，同时就是社会问题。人的问题若和社会问题分离，是不能存在的。社会问题无论在什么时候，一定取一种形式而存在。柯柏年认为这种看法忽视了无阶级社会与阶级社会的“社会问题”的本质差别。就前者而言，利益是属于全体成员共享的；而对后者而言，利益在本质上是具有阶级性的，利益越巨大，因此而产生的阶级冲突就越剧烈。他还认为这种观点将“社会问题”永恒化了，视之为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问题，也就取消了社会问题被终极性解决的一切可能性，而“事实上，社会问题完全是社会制度不良之结果，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东西，它与阶级社会相终始，阶级社会一朝消灭，社会问题就跟着消灭”。* 柯柏年编：《社会问题大纲》，第5、7页。在柯柏年看来，只有当社会问题被理解成为阶级社会特有的问题，那些被此困扰着的底层和被压迫阶级才会有反抗的意识，社会问题才有获得解决的前景。这其实正是通往左翼文化的一条隐秘道路。
柯柏年批评的第二种观点是将社会问题当作主要是心理上的问题，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有美国社会学家爱尔乌德和中国学者相菊潭等人(前者有《社会问题》中译本，后者有编著的《社会问题》)。他们认为：“近代社会问题之发生，一方面因为我们文明中不能调和的成训及理想之冲突，一方面因为我们的理想及观念对于现在的生活条件缺乏适应……现在大家承认个人性质——此种包括个人所有主动的本性、冲动、习惯、智慧、价值和理想——是社会问题的根本问题。”* 转引自柯柏年编：《社会问题大纲》，第8—9页。柯柏年指出，社会问题在本质上并不是精神问题，而一个社会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并不具有超然的性质，它所反映的是真实的社会存在，并且具有明确的阶级性；此外，一个社会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所以会有互相冲突的观念，并不是理想的冲突，而是他们的利益本来就相互冲突的缘故，是社会利益决定了社会意识。柯柏年进一步指出，将社会问题的本质归属为个人性质的问题，就会用教育和发展个人智慧等改良主义的思路来对待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就可能被理解为社会指导和社会教育的问题，社会问题也就成了人性善恶的问题。柯柏年认为，古往今来依托道德教育来改造社会的方案都是失败的，“古代的西洋的哲学家要以‘我欲人之施诸我者，我以之施诸人’这‘黄金律’，基督教则要以‘爱邻如己’这宝训，孔子则企图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格言，来改造社会。然而，结果怎样呢？！我们大家是很知道的。所以，谓社会问题只要藉教育的方法改变人类的本性才能解决，是等于谓社会问题永不能解决！”* 柯柏年编：《社会问题大纲》，第12页。这就等于否定了胡适、鲁迅等新文化派学者所倡导的通过立人而立国、改造社会的渐进主义道路。换言之，个人的痛苦与不幸，不能依靠个人的奋斗与德性上的检省来改变，更不能依靠所谓博爱等具有宗教意味的情怀来化解和救赎，个人的痛苦就是社会问题最真实尖锐的投射，必须将社会彻底地变革，个人才有出路。正因为如此，多元主义和主张社会团结的论述就被认为是为剥削制度和阶级社会进行粉饰的。
柯柏年批评的第三种观点是将社会问题当作是社会态度的问题，这种观点正如前述孙本文所言，社会问题就是大多数人认定其所处的社会制度或社会标准必须改革时而呈现的总体状况。柯柏年认为按照孙本文这种思路就会推导出改变社会问题的核心是改变一个社会大多数人对社会制度或社会标准的态度问题，因此就会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宣传”“教育”“立法”等。这在柯柏年看来完全是隔靴搔痒不着边际，是掩盖社会问题实质而进行愚民宣传的表现。他痛切地指出：“社会问题之发生，不是由于社会态度之变更，而是由于社会制度之本身之缺点；社会问题之本质，不是大多数人对于目前的‘共同的风俗，故训，道德，理想等’之态度之变迁，而是目前的经济制度不利于大多数人——即被掠夺阶级；社会问题之解决不是藉教育，宣传，立法的方法来改变社会态度，而是根本变革现代的经济制度。”* 柯柏年编：《社会问题大纲》，第16页。质言之，所有的问题都根源于经济制度、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因此反抗甚至毁灭这套既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才是最根本的社会自救之方法。
柯柏年批评的第四种流行看法认为社会问题主要是贫乏问题，也就是普遍的社会贫困问题。在他看来，主张这种观点的代表性著作有熊得山编的《社会问题》和陶孟和所编写的面向中学生的教科书《社会问题》。柯柏年认为不能只看到“贫乏”这个外在的名称，而忽视了“贫乏”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实质问题，无阶级社会与阶级社会的贫乏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因为对自然征服能力欠缺而导致的“普遍的绝对的贫乏”，后者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掠夺阶级的贫乏，主要的是相对的贫乏，即，生产的方法越进步，被掠夺阶级对于社会的生产物所得的成分越减少，而掠夺阶级所得的成分越增加；被掠夺阶级底生活比着掠夺阶级底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加可怜起来”* 柯柏年编：《社会问题大纲》，第19页。。依照这种论述，仅仅依靠所谓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社会的贫困问题，反而可能导致更为触目的贫富两极分化，进而让即使有一些物质生活改善的被剥削阶层，产生一种更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即此而言，就很自然地推导出社会问题的解决首先得依赖于改变阶级社会的结构乃至消灭阶级社会。因此，作为改变阶级结构的革命道路和革命意识就显得非常重要。贫乏问题本来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此时则被演绎成可以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来进行总体性解决的问题了。因此可以说，“社会问题”图书的传播与接受、“社会问题”的广泛讨论及其激进化，都在孕育一种社会大革命的价值趋向，这种社会大革命自然不同于辛亥革命这种政权转移的政治革命。* 关于20世纪中国三次革命的类型与异同，参见《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反思：唐小兵对谈王奇生》，《东方历史评论》第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40页。
柯柏年批驳的第五种观点认为社会问题就是分配问题，这种观点将社会问题的产生归于经济财富分配体制上的不均，进而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核心是改变分配制度。柯柏年肯定这种观点比前面四种流行看法都有进步，但也指出，分配问题实际上是不能脱离生产问题而独立存在的，“若生产手段依然为少数的人所私有，不论如何，掠夺制度还是存在着的。多数的没有生产手段的人所生产的东西，依然是有一大部分为少数的拥有生产手段的人所掠夺。故不变革生产制度是不能根本更改分配方法的。社会问题是一个生产问题，仅惟根本更变现代的生产关系，才能解决现代的社会问题”* 柯柏年编：《社会问题大纲》，第23页。。生产是因，分配是果，前者具有决定性，后者具有派生性，岂有掌握了生产手段的人“良心发现”地将劳动果实更多地向底层倾斜的道理？这其实是在打消一些温和改良主义者希望统治者能够调整分配，与民休息，让渡经济权益，来缓和社会问题的乌托邦幻想。
经过上述针对当时中国知识界各种流行的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的驳斥之后，柯柏年归纳出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并认为这种理解是最真实、准确和全面的理解：“在阶级的社会制度中，生产手段为少数人所私有，没有生产手段的人们，一定要藉他人所有的生产手段，才能生产；故那些拥有生产手段的人们，能够藉此掠夺那些没有生产手段的人们底生产物。这种因阶级掠夺而起的问题，就是社会问题。”* 柯柏年编：《社会问题大纲》，第25—26页。十年后，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大众社会问题讲话》的基本观点与柯柏年形成历史的呼应：“今日的社会问题，无疑地是由于近代社会生产方法不能满足近代社会生存，社会问题实为近代社会内在的矛盾而引起的。社会有产阶级榨取无产阶级形态的存在，成为近代社会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因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有了上述的各种榨取的关系，便形成必然的对立与冲突，使社会日趋不安，而社会问题也就更加严重了。”* 杨同芳：《大众社会问题讲话》，上海世界书局，1941年，第6页。阶级冲突与阶级斗争就成为社会问题论述的“主旋律”，而隐含在背后的就是一元论的思维方式的压倒性胜出。即使在一个恰如王汎森所言的“主义时代”，其实也是存在多样态的关于“社会问题”的论述，这些论述之间构成既彼此呼应又相互竞争的关系。陶孟和认为，社会问题本来就是极为复杂的，应该从多因多果的视角去观察，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也应该是开放和多元的。可是这种声音在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的中国，越来越不被转向激进的知识青年所接纳，一种被历史唯物主义洗礼过的浪漫主义思潮对年青一代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而对社会问题的认知、诊断与解决，就越来越趋向总体化和本质主义的路径。
三、社会问题之解决：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的角力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学家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重要的问题是改变世界。若化用这个句式就是：知识分子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社会问题，而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围绕着如何解决社会问题所出版的这一系列“社会问题”丛书也是见仁见智，从不同的思想资源、概念工具和历史路径出发，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要么具有很强的理论色彩，要么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也有极少的部分是基于社会实证研究的，可以说基本上是一套解决社会问题的“价值理念”。这套价值理念通过书籍出版、报刊、演讲、讲课等各种形式的传播，潜移默化地为当时的中国提供了一种社会想象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观念未必是决定世界走向的，但一旦观念掌握了个体，而汇聚成为一种基本的政治态度和思维方式，就可能成为撬动世界的一根杠杆。
孙本文与陶孟和代表的是理性务实的态度，前者在著作中归纳出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主要途径，即培养领袖人才、发展组织能力、借助宣传改变多数人的社会态度、通过教育传播知识养成习惯、立法以强制民众改革社会制度。在这些方案中，孙本文最认同的是教育。他说：“宣传是暂时的治标的方法；教育是永久的治本的方法。宣传是对于普通民众所用的方法；教育是对于儿童及少年所用的方法。我们知道有许多社会问题，断断不是短期间内即可解决的。有些社会制度根深蒂固很不容易变迁。所以要转移社会态度，便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得到的。于此便须有赖于教育。原来教育之目的在养成正当健全的习惯，和传授必须的知识。换句话说，在养成正当健全的态度，和与这种态度相应的知识。所以我们如果要想改革一种制度或转移一种态度，而这种制度和态度，又是根深蒂固的；我们必须从教育上去设法潜移默化。虽不能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这样有效能，但亦自然能渐渐的达到目的呢。”* 孙本文：《社会问题》，第31—32页。显然，这是一种温和、渐进的社会变革之路，有些类似于美国在20世纪初期的进步主义运动。对教育和养成现代国民之健全习惯的重视，说明作者认知到社会问题的解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这种心态在中国知识界并不主流，反而日渐边缘。对于有着急切救亡图存理念而又被各种激进理论席卷的知识青年来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从晚清以后，法国道路、德国道路、美国道路、俄国道路等轮番在中国知识界登场，每一种路径和思潮都是浅尝辄止，迅疾转换跑道，试图弯道超车，思潮掀动社会，社会传播思潮，两者互为援引，相互激化，吸纳着一代代知识青年，清末民初的文人政治由此蔚为大观。即此而言，时代已经没有给理性的思考和温和的实践留下太多空间。
正因如此，像陶孟和以贫困问题作为社会问题的根本性问题，并试图提出的社会解决方案，在同时代的知识青年看来，就显得缓不济急甚至迂阔不适：“贫穷是社会最根本的问题。社会最大的任务便是增进社会幸福与维持社会公道。社会幸福便是人人得所，人人得享安舒高尚的生活，社会公道便是人人都应该得到那个安舒高尚的生活，除非因为他不肯努力或他的行为扰乱社会，无论何人，无论何种制度，都不许剥夺他的那个生活。社会里有一个贫穷的人便是减少社会的幸福，有一个用自己的血汗去劳动而收入过少的人便是违背社会公道。因此社会最重要的事务便是去设法将收入的分配改正，减少贫穷。一切有知识与能力的人都应该对于贫穷与收入不均的状况努力的修正。社会幸福与社会公道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假使人类社会缺少这两个条件，便不容易存在，并且在长久的年代里，因为人民都得不到完善的生活，大概也不能存在。贫穷与社会幸福或社会公道是完全不相容的，所以铲除贫穷是社会最根本的问题。”* 陶孟和编：《社会问题》，第175—176页。台湾学者钱永祥曾就此指出：“近代中国人饱受暴力欺凌、家国苦难、社会政治制度的迫害，以及现实生活的种种折磨，却始终不曾有意识地把暴力的降低、苦痛的减少当作独立而自成一格的道德价值看待。”他还进一步陈述其道德观：“对于‘道德’这一概念的理解，我们应该务求踏实，不必陈义过高，设想道德乃是某种需要人们提升心性与修养方克成就的境界；并且最好从日常生活中人们的需求与遭遇着眼，把各种苦痛与剥夺视作道德所关注的人间大恶，让排斥暴力、减少这类苦难成为道德感性与道德关怀的注意焦点。”〔美〕斯蒂芬·平克著，安雯译：《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Ⅵ—Ⅶ页。从这段叙述可见，陶孟和的道德观是一种相对低调的道德观，它不着眼于社会整体性的全盘改造，而从减少社会暴力、苦痛与贫困等实际性的问题出发。由此可以引发出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近代中国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著作，本来是面向贫困问题、暴力问题、妇女问题、民族问题、阶级问题等实际存在的社会议题来寻求异域的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依其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本应如陶孟和所言将铲除贫穷当作社会最根本的问题，“社会问题”所接引出来的应该是一种以减少人类苦痛与暴力为目标的消极性的解决方案，但为何这种解决方案在现实中发生如此巨大逆转，变成一种极为积极能动的、以构建乌托邦为宗旨的社会想象？从欧美和日本援引的这些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在引领知识青年批判性地认知中国社会问题，并帮助其形成一个左翼的、激进的文化观念的过程中便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时一个知识人郭大力在撰文讨论社会观时指出，社会形式与社会制度之间如果出现不调和，就会产生社会问题，前者是“人类欲望的表现”，后者是“社会公认的一种活动”。郭大力认为当两者出现不合甚至冲突时，“人们对付这种现象，是有三条可能的路。第一是保守派，反对新制度的发生；第二是革命派，赞助新制度的发生；第三是改良派，换言之，即折中派或调和派。保守派是全然阻抗社会进步的；改良派亦足以延迟社会进步的速度；我是赞助革命派的，因为我认清楚了社会形式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他们没有认清楚，所以便会落到错误的观念上”。* 郭大力：《一种社会观》，转引自《现代社会问题评论集》，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第13页。从这段论述可见，“社会进步”成为衡量政治和社会团体的主要依据，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尤其是比较迅速的社会进步，就成为当时国人在选择社会变革蓝图时最先考虑的因素。这种社会进步论自然在背后隐含着一种深刻的乌托邦理念以及对人性的乐观，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成为它最主要的理论资源* 参见杨国强：《近代中国的两个观念及其通贯百年的历史因果》，《学术月刊》2012年第9期。。在这种社会观的映照之下，主张抵御现代性或者延缓社会进步速度的人都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个人。杨同芳也正是从这种历史目的论出发，展望中国社会问题之解决的远景：“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靠社会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的改变，一方面靠民族解放运动的推进。时代是不住地前进的，历史的发展，虽不免受一时的阻碍或逆转，但总不能逃出社会进化的顺序，只要我们继续努力，一切抑阻历史前进的障碍物都会被践踏在时代的齿轮下面的。因此，我们有着这样的坚强的信念：中国社会问题就将随着真正自由平等的新社会的实现而获得彻底的解决。”* 杨同芳：《大众社会问题讲话》，第124页。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成为五四运动之后一部分知识青年热衷的社会思潮，一度有所向披靡之势，而在20年代中后期大革命失败之后，以上海为中心兴起了一种左翼的革命文化，形成了同气相求、政治激进的左翼知识群体。这个群体的兴起除了政治社会现实的刺激以外，阅读史所带来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的诱发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人物之一的胡适，在陈独秀被捕之后，由不谈政治到谈政治，结果《每周评论》被封，又在两年多之后创办政论刊物《努力周报》，在《我的歧路》一文中就谈及当时的这种社会阅读风气及其不满：“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般‘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与‘赢余价值’；内政腐败到了极处，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爱罗先珂的附张来做挡箭牌，掩眼法！……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1922年6月18日。“新分子”是一个值得玩味的名词，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短短几年居然就成了落伍的“旧分子”了，而这些新知识阶层造就的新舆论界，更是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胡适觉得自己必须正面回应这种挑战。由此可见，理论性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势转移，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权势(相对于当年的《东方杂志》《学衡》等而言)逐渐消解，而阶级分析和阶级革命则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社会分析框架。在这种转型之中，“社会问题”系列著作就成为推波助澜者。
根据刘炳藜的分析，当时的社会主义者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与陶孟和、孙本文等人明显不同，他们以为如果近代的生产组织和生产方法没有变动，则劳动问题之发生是势所不能免的；如果要根本地解决劳动问题，则对于现时的经济组织非加以根本改造不可。他们以为由现行私有财产制、私营企业制及由这种业务中所产生的雇佣劳动制以及所建筑起来的经济组织，对于财富的生产与分配自然会产生种种弊害，要改革此种弊害只有一方面将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一方面将社会上的必要产业改为公营。他们想使社会中的各种人在新的组织制度之下享受公平的社会待遇，认为社会中的各种人应当在社会统制下得到公平的生存机会，并应尽自己的能力去工作，以促进社会之存续和发达。总之，他们一方面认为现行的社会制度应当根本改造，一方面另图创造出社会的团体主义制和相互协和的经济生活来满足社会上各个人的需要，这是社会主义之根本意义。* 刘炳藜：《社会问题纲要》，第9—10页。由上可见，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主义途径，仍旧具有相对理性和包容的特质，因为它反复诉求的目标是给社会全体人以“公平的社会待遇”和“公平的生存机会”，更多考虑的是社会的团结与协和，而不是阶级革命与阶级斗争，因而这种社会主义方案具有全民主义特质。而在柯柏年的论述中，劳动者与资本者是势不两立的，是你死我活的冲突关系。他说：“资本家决不肯把劳动时间缩短到完全消灭剩余劳动时间，决不肯把工资增加到完全消灭剩余价值，简言之，决不肯让步到完全取消对劳动者之掠夺，在资本制度之下，劳动者们是必然被剥削；被剥削之程度，虽由劳动者们底战斗力之强弱来决定，但决不能完全免除剥削。而且，在资本制度之下，必然有一队产业后备军存在着。所以，劳动者要解除他们底痛苦，要根本消灭剥削制度，一定要坚决地彻底地推翻资本主义。”* 柯柏年编：《社会问题大纲》，第460—461页。“剥削”“剩余价值”“掠夺”就成为认知社会性质的主要概念工具。在这种社会认知框架的推演之下，唯一的社会改造途径就是彻底推翻现行的社会制度，而重构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可见，在社会主义论述的内部，其实也存在分歧。面对当时中国的各种问题，知识人从西方或日本(以之为中介)引入多种思想资源，以图寻找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案，而这些思想资源与概念工具便深度地形塑了当时一代知识青年的社会想象能力和政治意识。
面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翻检这一时期“社会问题”主题图书的大致内容，可以发现就解决社会问题而言，当时中西人士的主要分歧就在于“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的分野，前者往往被认为是“根本途径”的革命(自然也有反对激进革命的论述* 如当时对民国社会学有较大影响的美国密苏里大学社会学家爱尔乌德就说：“猝然的或革命的变动，也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这不过是一种推论，容易由社会生活中表面的或局部的变动之不当推出。假使‘革命’当做猝然的社会变动解释，那么，历史学和心理学都表明革命，对于改良个人及国家的性质，没有深远的或经久的变动。欲求社会的进步，只可以先提高社会团体的智识、观念和价值，并且这个只能缓渐进行。”〔美〕爱尔乌德著，王造时、赵廷为译：《社会问题：改造的分析》，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190页。)，后者常被认为缓不济急，所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疾病的隐喻再次出现，邝震鸣在《现代社会问题》一书认为：“社会疾病之救济，则为社会问题之解决，社会疾病之救济，与人身疾病之救济相同。救治人身疾病之方法有二：应急与根治。救治社会疾病，亦以此二方法：第一方法，为不伤害现存之社会组织，单应临时之需要，而加以各种之改良，如木匠对屋之破坏，只加修理而已，东面之墙坍坏则修东面，西面坍坏则修西面；所以其论救济贫乏，只要采用慈善事业，或教育事业已耳；但第二方法却不如是，彼以为现存之社会组织，是发生贫乏最大之主要原因；所以要根本推翻，从新建设新社会，如木匠对于已破坏之房屋，若稍加修理，不过暂图苟安一时，要为长久计，非拆毁另行建筑不可。前者为应急之方法，后者为治本之方法，前者称为改良，后者称为改造，前者是社会政策，后者是社会主义，总之，社会政策和社会主义是医治社会疾病之手段，是解决社会问题之二大方法。”* 邝震鸣：《现代社会问题》，第186—187页。在这一论述中，改良与改造(或者说革命)的性质截然不同，前者是承认现有体制前提下的修补和改良，只能苟安甚至掩盖社会实质性问题，延缓社会矛盾的后果只能导致社会问题更尖锐地呈现出来；后者虽然一时可能会付出巨大代价，造成社会震荡，但重建后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却可以一劳永逸地确保无产阶级的自由与幸福。两者之间区分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承认私有财产制。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何当时相当一部分知识人认为革命改造是根本救治之途，而将革命中的血腥与暴力忽略不计。社会主义的叙述正是因为其历史愿景的承诺、革命手段的去道德化、两分法的辩证思维、现实中国与理论中国的对接等各方面因素的纵横交错，在其时中国掀动了许多知识青年的心灵波澜。邝震鸣显然是倾向于通过社会主义的路径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他在探讨解决社会问题之方法及其趋势时指出：“社会疾病救济之二方法：一是社会政策，为一种应急方法，与妥协方法，承认现存私有财产制度，而独思以改良方法，在现在社会制度之下，假政府之力量，抑强扶弱，使劳动者不受资本之压迫。一是社会主义，为一种根本方法，及持久方法，否认现存私有财产制度，而主张根本改造，推翻以私有财产和自由竞争为原则。前者是他力主义以解决社会问题之方法，后者是自力主义以解决社会问题之方法也。”* 邝震鸣：《现代社会问题》，第187—188页。
四、结 语
1924年，社会学家陶孟和在其编著的《社会问题》里说：“人人都应该明白共同生活的性质，设法将共同生活整理完善。一方面因为每人都是社会的一分子，所以他应该知道他的社会，并负有改良他的社会的责任。又一方面，因为适宜的社会生活是各人实现他的生命的所在——没有好的社会，就没有好的生命，人在好的社会里，才可以寻到他的生命的真价值，所以明白社会与改良社会是他的义务，他的必不可卸去的义务——除非他要抛弃他的生命，他不求实现他的生命的价值。”* 陶孟和编：《社会问题》，“序”第2页。“明白社会”是“知”，“改良社会”是“行”或“用”，陶孟和强调的是知行合一，诉求的是社会里的个人应该有一种个体性和共同体的双重自觉，既认识到自我完善的价值，也体悟到社会发育的意义，将两者合一来促进人类的幸福。从一种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他反对灌输式的宣传与启蒙，而主张让社会中的个人在可获取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的帮助之下获得自我启蒙甚至解放的能力。换言之，自由不是他力，而是自力，自由的心性不是灌输而成，而是自由自在地滋养而成。正因如此，陶孟和特别强调价值中立的意义：“假使教者竟用社会学科来做宣传，那教者便忘了他对于被教者的责任。教育不是传布偏见，不是灌输学说，乃是解放幼年的心灵，发展他自己的判断力。换言之，教育不是给人见解，乃是帮助人得到见解。所以在社会学科的教授上，教者只应该为科学的、客观的陈述，不应为偏袒的主张；他对于每个问题的各方面，都应该与以相当的注意，不应该按着个人的好恶而有所重轻。”* 陶孟和编：《社会问题》，“序”第6页。 这是从严复、梁启超到胡适、鲁迅等所倡导的一条自我启蒙与自我负责的人生取向，也是一种通过个人之自立、自我之完成而形塑现代中国的一种社会想象方式。但从本文所缕述的这一批“社会问题”图书的旨趣、内涵、立场等来看，正如李大钊与胡适“问题与主义”之争所彰显的那样，在一个国家局势危如累卵的时代，再科学化的问题也难以避免被主义化的命运，社会问题的讨论尤其如此。只有将社会问题主义化和政治化，这样的一些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才能在一个风雨如晦的大时代，吸聚一大群知识青年和中等学生的心灵与身体，投身到更为激烈的改造社会之路途中。可以说，二三十年代出版的“社会问题”图书本身其实是隐含着多种(至少两种)变革社会的思想资源的，但最后在“社会主义”的总体化(抽象化)与“社会政策”的局部化(具体化)之间形成的社会想象的竞赛之中，社会主义最终胜出，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在当时中国的魅力所在及其历史的正当性。
(本文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上海 200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