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日益复杂化，日台关系有发生实质性提升的趋向。中国对日方屡屡允许台湾政要访日进行了严正交涉。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江泽民主席访日时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强调了中方关于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日方“重申中国只有一个”。福田康夫首相访华时亦发表对台“四不”承诺。但日本民主党执政时期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并无改观，尤其是自民党再次执政后更利用台湾岛内变局，加大日台间关系实质性提升力度，使得中日关系呈现出更为敏感的脆弱性和复杂性特点。日本亲台势力始终企图改变日本政府在复交以来关于“一个中国”的协议、承诺，且仍在不断扩大事态。为了尽量减少台湾问题对中日关系造成的消极影响，中国政府依据中日双边政治文件不断告诫日方。日台关系的不断提升，正严重侵蚀和破坏着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基础，必须予以严重关注。
吕耀东在文章中指出，中日关系是国际社会极为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在中日关系间的诸多问题中，台湾问题是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台湾问题本是中国内战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完全属于中国内政范畴。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相关规定，台湾问题涉及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台湾与日本的关系仅仅是一种民间关系，是隶属于中日双边关系的一种对外交流形式。
台湾问题涉及中日两国的历史、战略布局以及地缘冲突，更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日本基于历史、地缘政治因素，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含有更大的现实利益考量。特别是，日本自冷战后，基于北方安全压力的消失，重拾对台湾殖民历史的记忆，强调经由台湾的海上通道是“生命线”“利益线”，实则日本很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统一和强大。于是，它便企图利用发展日台关系来牵制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特殊性，使之成为中日关系中高度敏感的突出问题日益显现出来。
一、在作为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之一的台湾问题上，冷战后中日一再冲突，责任在日方，台湾政要访日问题引人注目
1994年日本允许入境的徐立德是台湾当局的现职政要“行政院副院长”，赴日目的不是体育，而是政治，企图使日台关系“半官方”化乃至“官方”化；2001年日本允许入境的李登辉是台湾的前领导人，是“台独”势力的总后台，赴日目的显然不是“治病”，而是分裂中国。日本政府一再允许台湾政要入境，目的只有一个：改变日台关系的民间性质、纵容“台独”势力。在这两个事件的冲击下，中日关系倒退，责任完全在日方。
二、冷战后日台关系不断提升，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且日方仍在扩大事态
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外交上，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日本感到其在亚洲的地位受到严峻挑战，致使中日关系出现明显的倒退。在日本的“中国威胁论”看来，如果中国国力的提升太快，就会削弱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对其走向政治大国构成威胁。因此，发展日台关系，成为日本对华遏制战略中的重要一环。结果，日本通过不断提高日台交往层次，既强化对台政治影响力，又用“台湾牌”来牵制中国，未来染指台湾问题的可能性不断增大。其二，军事上，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掣肘中国的企图始终没有放弃。日本《防卫白皮书》中曾指出，“中台间的军事平衡正朝有利于中国的一方倾斜。”“中国正在着手获得台湾问题以外的任务执行能力。对日本的安全保障的影响值得担忧。”日本防卫省曾宣称，将重新设定日本最西端冲绳县与那国岛周边的防空识别区，将穿过该岛上空的防空识别区扩大到周边靠近台湾一侧的海面上。日方这些涉台言行，表明了其对两岸问题的真实想法。其三，这是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不健康使然。近年来，日本学界对两岸关系的解决主要持三种观点：（1）希望两岸关系能够和平解决，即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2）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这是多数日本学者所持的观点。（3）倾向于台湾的独立建国。这突出表现在某些右翼学者的言论中。当然，也有个别日本学者告诫日本政府最好不要介入中国的两岸关系。在此背景下，日本一些政要频繁访台，极力提升日台关系。特别是日本政坛有“台湾情结”的“台湾帮”增大对日本政府对台政策的影响力度，千方百计地为台海两岸的统一设置障碍。譬如，前任日本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就两岸关系拿出“民主毒药”：是统还是独，应该充分尊重台湾的民意，而不是随执政党的意愿而定。
三、事实表明，在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众多因素中，台湾问题成为当今中日关系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之一
从2006年、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第三、第四次“中日舆论调查”的结果看，对于日本对中国实现和平统一会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选择“反对”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别占被调查者总数的35.7%和33.1%。认为“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比例也有所增加，分别占被调查者总数的27.2%和29.0%。从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对于日本一些关于台湾的错误言论，中国民众时刻予以高度警惕和关注。譬如，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17年）》指出，台湾是连接东海、南海、太平洋的海上交通要冲，其“战略重要性”将会上升，并称“如果台湾对自卫不投入力量，中国的行动也可能进一步扩展”。日本有学者称：“台湾的归宿对东亚和整个西太平洋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这番话道出了不少日本政坛人物的“忧虑”，也是日本提升对台实质性关系的根本原因。这些言行已经成为干扰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
四、为了尽量减少台湾问题对中日关系造成的消极影响，中国政府依据中日双边政治文件不断告诫日方
中国政府一再与日本政府交涉，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双边文件中：一是1998年发表的《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二是2008年发表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两个文件的地位很高：（1）都是中国国家元首访日时发表的，规格高。不仅如此，中国只有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位主席作为国家元首访问过日本。（2）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和2008年的《中日联合声明》的历史地位很高：是继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后，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第三个和第四个重要文件。（3）从文字上看，这两个文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不同：日方“重申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的内容只见于1998年的文件。但是，鉴于2008年的文件确认继续恪守1998年的文件的各项原则并重申1998年的文件构成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可以认为，这个相异之处实际上并不存在。这表明，在冷战后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上，如何继续保持日台关系的民间性质的问题突出了。两者的相同之处可概括为：日方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表明的立场至今未变，今后也将继续予以遵守和坚持。
五、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会轻易改变日中复交时的承诺，但日本亲台势力始终企图改变日中复交以来关于“一个中国”的协议、承诺及历史延续性
日本亲台势力认为：“若仅把日台关系独立出来看，则‘中国’对于日台关系的维系与发展，常常成为阻碍的要因。”“台湾与日本双方关系的难处，在于‘中国’总夹缠其中。”正如这些人在2016年5月20日台湾岛内变局后所言：“蔡英文新政权下的日台关系，将非常可能比过往都来得安定，且将更容易谋求双方关系的深化。”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正如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会见日本众议院议院运营委员长逢泽一郎时所指出的那样：从两国关系发展的历程看，最核心的是历史和台湾问题。这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总之，冷战后的历史事实表明，中日关系要顺利发展，就必须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习近平指出，在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台湾等重大问题上，不能打任何折扣，更不能有一丝倒退。只有这样，中日关系才能不偏离轨道，不放慢速度。日本政府如果在台湾问题上言行不一，且无视历史责任及承诺，势必给中日关系及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严重不利影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吕耀东 本文转自《日本学刊》201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