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冷战后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日益复杂化，日台关系有发生实质性提升的趋向。中国对日方屡屡允许台湾政要访日进行了严正交涉。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江泽民主席访日时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强调了中方关于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福田康夫首相访华时亦发表对台“四不”承诺。但日本民主党执政时期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并无改观，尤其是自民党再次执政后更利用台湾岛内变局，加大日台间关系实质性提升力度，使得中日关系呈现出更为敏感的脆弱性和复杂性特点。日本亲台势力始终企图改变日本政府在复交以来关于‘一个中国’的协议、承诺，且仍在不断扩大事态。为了尽量减少台湾问题对中日关系造成的消极影响，中国政府依据中日双边政治文件不断告诫日方。日台关系的不断提升，正严重侵蚀和破坏着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基础，必须予以严重关注。
［关键词］中日关系 台湾问题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台湾政要访曰 政治基础
［作者简介］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17年第4期
中日关系是国际社会极为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在中日关系间的诸多问题中，台湾问题是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台湾问题本是中国内战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完全属于中国内政范畴。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相关规定，台湾问题涉及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台湾与日本的关系仅仅是一种民间关系，是隶属于中日双边关系的一种对外交流形式。
冷战后，日本政府从自身的政治利益出发，违背《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的承诺，不断提升同台湾的政治及安全等领域的关系。日本学者也例称：“正如2013年4月签署的‘日台渔业协议’所反映的那样，以社会推动政府的形式，双方开始了一种新型的政府间关系的探索。这就使中日关系中的台湾因素日益复杂化，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受到阻碍。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及日台关系的变化，导致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凸显。其根源在于，日本基于历史、地缘政治因素，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含有现实利益考虑，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和强大，于是力图用发展日台关系来牵制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本文拟就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嬗变历程，梳理和解析日本对台政策生变与中日关系恶化的因果关系及影响。
一、中日关于“徐立德事件”的交涉及影响
1972年9月29日，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中日联合声明》载明，“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日本随后宣布与台湾“断交”。
日台“断交”后，日本右翼势力很不甘心，千方百计推动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发展实务关系，使日台交流出现从民间向“官方”升格的倾向。冷战结束后，日台高层交往更加频繁。日本亲台势力打着“学术交流”和“经济贸易”等幌子，为日台高层互访牵线搭桥，扩大交往渠道和规模。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不断提升访台官员的规格。不仅如此，日台高级官员还经常以参加国际性和地区性组织或会议的名义进行“政治外交”。日台关系不断升级，逐步从后台走向前台。
随着冷战结束前后国际格局的变动，日本朝野均在台湾问题上蠢蠢欲动，不仅放宽了对台湾官员访日的一些限制性措施，而且放宽了对政府有关人员与台湾当局接触的限制。1991年5月，日本外务省首次决定派课长级人员以“长期休假”方式出任驻台“交流协会”总务部长。同年11月在汉城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上，日本通产大臣渡部恒三与台“经济部长”萧万长举行了“部长级会谈”。以此为契机，日本放松了此前在外务省奉行的“禁止本省课长级以上官僚与台接触，禁止国立大学的教授以公务身份访台”的内部规定。1992年5月，日本同意将台湾驻日的民间机构“亚东关系协会东京办事处”更名“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使日台交往的“准官方性质”愈益明显。此后日台关系继续升级，各种接触和往来十分频繁，双方政要互访之风日盛。这主要表现为，日本开始允许台湾的一些“部长”访日。1993年2月，台湾“外交部长”钱复借观光之名访日，搞“度假外交”。日方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对此事听之任之。
及至1994年，日台关系又有新“突破”，导致中日关系的裂痕加深。其时，日本政府不顾中方的一再强烈反对，允许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参加广岛亚运会开幕式，并默许他到当地和东京进行政治活动。这严重违背了中日关于日本只与台湾当局维持非官方往来的协议，严重违背了《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
早在1994年9月，即广岛亚运会前夕，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发表声明，不邀请东道国以外的政界人士参加广岛亚运会。但日本拟邀请李登辉前去参观，后因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而未能如愿，但还是允许徐立德访日。日本政府宣称的理由有二：一是徐立德的身份是2002年亚运会台湾申办委主席，二是日本官方不准备同徐立德接触。就此，《人民日报》评论指出：“这些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无论是在广岛亚运会期间，还是在此后举行的亚奥理事会上，都不审议2002年亚运会的申办权问题。何况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地区，按照亚奥理事会章程，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技术上，台湾都不具备申办条件。至于不进行‘官方接触’云云，更是自欺欺人。把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当作客人请到广岛，这还不叫接触吗？特别是，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已经明确表示不同意邀请徐立德，日本作为本届亚运会东道国而不遵守亚奥理事会的决定，是毫无道理的。”“日本政府如果在台湾问题上背信弃义，一意孤行，无视历史责任，势必开创一个恶劣的先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中日关系造成严重后果。
1994年9月1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田增佩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就徐立德借亚运会之机将赴日活动一事提出严正交涉。田增佩强调：“日本政府允许徐立德入境，违反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原则，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
导致目前这样复杂的事态，日本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要求日本政府不折不扣地遵守《中日联合声明》的原则，履行只与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不进行任何官方接触的郑重承诺，不做失信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事。国务委员李铁映为此事取消了访日计划。
同年9月26日，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与日本副首相兼外相河野洋平在联合国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徐立德访日”及中日关系的最新事态发展交换了意见。河野洋平首先重申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并为日本政府允许台湾政要出席广岛亚运会作了辩解。他说，台湾将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参加广岛亚运会，没有国歌，没有国旗，作为一个地区体育代表队参加。日本政府愿意保证在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在日逗留期间，日本政府绝不会同徐立德接触，不希望日中关系因这件事受到影响。他还重申日本政府将严格遵守《日中联合声明》。钱其琛说，中国有句古话：“言必信，行必果。”我们注意到日本政府的表态，但更要看行动。钱其琛进一步指出，台湾在国际奥委会改变了名称、更换了旗帜以后，历届亚运会都进行得很顺利。但遗憾的是，这次在广岛举行亚运会前连续发生李登辉、徐立德等台湾政要企图利用体育运动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事件，这给中日关系带来了干扰，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严重关切。钱其琛指出：“本届亚运会和亚奥理事会根本不谈申办2002年亚运会的问题。台湾政要企图到日本去活动，根本不是什么体育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台湾方面对他们的政治意图也是直言不讳。日本政府对此不可能不了解。……中国政府为维护中日友好的大局，排除台湾当局对亚运会的干扰，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但日本政府的做法已明显违反了《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违背了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郑重承诺。日本政府这样做，为台湾在国际上利用体育进行政治活动开创了一个很恶劣的先例。”钱其琛指出，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的做法和解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由于这件事而损及中日关系，责任完全在于日方，不在中方。允许徐立德赴日将招致12亿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为两国正常关系蒙上阴影。
即便如此，1994年10月第12届亚运会在广岛举行时，日本竟不顾中方的多次交涉，公然允许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参加亚运会开幕式并赴东京活动，徐立德还同村上正邦与矢野哲朗等自民党议员共进晚餐，会见了前法务大臣秦野章等人。在广岛期间，徐立德以“行政院副院长”名义向和平公园原子弹爆炸受难者纪念碑献花。徐立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不能说这次访日没有政治意义，徐立德是日台“断交”后访日级别最高的官员，大大提升了日台官员的访问层次，“对此中方给予强烈抗议”。中国国家副主席荣毅仁10月28日在日本与村山富市首相会谈时表示，希望日本政府恪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11月14日，江泽民主席在雅加达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村山富市首相时表示，中日双方应“努力在《中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把两国睦邻友好合作不断发展到新水平”。关于台湾问题，村山富市首相说：“日本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则，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不会搞两个中国。
对于日本政府无视历史责任，在台湾问题上的背信弃义和一意孤行，中国政府表示了严厉抗议。“徐立德事件”是中日1972年复交后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这个恶劣的先例给中日关系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给两国关系留下了严重裂痕，使台湾问题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突出因素。
事实上，日本在台湾主权归属的认定问题上，从未十分明确承认台湾主权在中国。“徐立德事件”是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试探，随之在安全层面也拿台湾问题“试水”。日本充分利用日美同盟机制和《日美安全条约》，在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名义下，力求在安全层面介入台湾问题。“徐立德事件”后，中日关系陷入困局，纷争不断。日本右翼势力为阻止台湾回归祖国，混淆国际视听，大搞舆论活动。日本国内出现了所谓“台湾变质论”、“民意决定论”以及“台湾冲突国际化论”等一系列破坏中日关系的言论。
“徐立德事件”绝非偶然，是国际环境和格局变化在中日关系上的体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初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苏联解体使得日本北方安全问题得到缓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涉及的安全问题和共同安全利益下降，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凸显。尤其是，“由于历史、文化及战略等多方面因素，日本人对台湾怀有一种特殊的心态，形成了浓浓的‘台湾情结’，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日本力求发展对台关系，违背了《中日联合声明》精神，突破了与台湾维持非官方往来的承诺。
二、中日高层互动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重申台湾问题
1997年2月，根据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在1974年缔结的《中日航空协定》中“关于开辟台湾航空公司与日本的航线，将在中日两国间进行协商”的规定精神，中国政府认真考虑了日本方面的提议，同意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开设直飞日本关西机场的航班，从而使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断绝了20多年的台湾到关西的直飞航班得以恢复。3月29—30日，池田行彦外相访华，受到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接见，并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举行了会谈。在这次访问中，中日两国达成协议：在迎来中日恢复邦交25周年之际，桥本龙太郎首相和李鹏总理在年内进行互访；在迎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20周年的1998年，江泽民作为国家主席首次正式访问日本。这标志着，日本政府开始以实际行动修复一度遭到破坏的中日关系。
应国务院总理李鹏邀请，桥本龙太郎首相于1997年9月4—7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李鹏总理同其举行了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地交换了意见。江泽民主席、乔石委员长等也分别会见了桥本首相。在这些会谈中，双方主要就加强对话、历史认识、台湾问题和日美安保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此次中日首脑会谈中最受瞩目的议题是安全保障问题和台湾问题。“尤其是与台海危机一起联动的日美安保关系‘重新确认’，使得中国大陆极为担忧台湾问题。对于“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时日本官房长官梶山静六曾言及“周边事态”也包含台湾的言论桥本首相再次强调日本政府坚持《日中联合声明》中的基本立场，说明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没有针对中国的意图。对此，李鹏总理一方面表明“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无法接受曰美安保将台湾纳入范围”，反对梶山有关修改防卫合作指针的发言，另一方面也表示同意桥本首相的意见，平息一系列事态。会谈后，两位领导人一起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修改航空运输协定附件的换文》和《关于日本向中国提供1997年度日元贷款的换文》的签字仪式。
作为中日首脑互访计划的组成部分，1997年11月11—16日，中国总理继1989年4月之后首次访问日本。访日期间，李鹏总理与桥本首相举行了会谈，一起出席了《中日渔业协定》和《中日发展资金合作项目换文》的签字仪式。通过会谈，两国政府首脑再次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和友好条约是中日关系的准则；桥本首相重申日本不承认“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1998年11月25—30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日本政府邀请，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日，是一次“以史为鉴，开拓未来”的友好访问。江泽民主席与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会面，与日本首相小渊惠三举行了会谈，会见了日本众参两院议长、主要政党领导人、七位前首相、日本老朋友和部分亲属及后代，出席了日中友好七团体和日本经济团体举行的招待会，在早稻田大学做了演讲。两国领导人着眼于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就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江泽民主席与小渊惠三首相会谈时，在全面阐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后，积极评价日本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并根据双方达成的有关谅解，同台湾维持了民间和地区性往来。近年来日本领导人还多次表示，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无权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然后，他话锋一转，严肃批评日本国内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的四种错误认识：第一，在台湾地位问题上，日本国内经常有人曲解《中日联合声明》有关条款，认为日方在声明中只是表示了“充分理解和尊重”，不等于承认中国政府的立场。第二，还有人说，日本只是放弃了台湾，无权表明台湾归属了谁。联想到“台独”分裂势力最早就是在日本开展活动的历史，我们不能不对此动向高度关注。第三，在日台关系上，日本一些亲台势力对现状不满，还与台湾当局遥相呼应，总想突破现有日台关系框架。第四，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问题上，日本国内还有人重提作为冷战产物的所谓“远东条款”，试图将台湾列入日美安全合作范围之中。
关于中方在这四点上的立场，江泽民主席在会谈中大都谈及，茲归纳如下：关于第一点，他希望日方切实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恪守自己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作出的郑重承诺，妥善处理好台湾问题。关于第二点，他明确指出，台湾的归属已经确定，这是客观历史事实。
关于第四点，他严正指出：日美安全合作无论直接或间接地把台湾列入其中，都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和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坚决反对。关于第三点，日方显然接受了中方的意见。江泽民访日期间发表的《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明文规定：“日方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
对此，日本学界有学者却认为：“在日中联合宣言中‘侵略’和‘一个中国’的表述第一次记入外交文书”，“从而带来了增加两国关系脆弱性的可能性”。有的日本学者甚至认为：“1998年11月江泽民访日时中日发生的摩擦，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巨大变化。”“中日两国失去了在20世纪的最后时刻达成‘历史和解’的珍贵却稍纵即逝的机会。”这些观点表现出日方对于冷战后中日关系的走向缺乏建设性的战略思路，依然抱持历史修正主义的对华理念。
总体来讲，《中日联合宣言》是继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第三个重要文件，其中日方明确“日方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有效抑制了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升级的态势，对面向21世纪的中日关系有着深远影响。
三、李登辉访日对中日关系的不良影响
早在1994年亚运会前夕，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就表示要参加广岛亚运会开幕式，暴露了他谋求访日的政治图谋。同年8月25日，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参议院决算委员会就亚奥理事会邀请李登辉出席广岛亚运会表示，李登辉访日是困难的，强调政治参与体育的事应慎之又慎。9月12日，亚奥理事会最终决定广岛亚运会不邀请包括李登辉在内的政治人物与会。
1995年2月25日，日本参议员村上正邦等人赴台会见李登辉，邀请他出席“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预定5月底在东京举行的“追悼并感谢亚洲共生共荣大会”。同年5月，美国宣布李登辉访美后，日本亲台势力借机大肆活动，前文部大臣藤尾正行以117人组成的“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的身份，紧急召开亲台头目会议，决定促使日本政府向美国政府看齐，也邀请李登辉访曰，出席京都大学校友会，并作为“经济大国台湾”的首脑，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5月20日，内阁官房长官五十岚广三会见记者时强调，日本的对台政策不变，11月在大阪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不会邀请李登辉与会。27日，河野洋平外相在参议院外委会表示，不允许李登辉赴日出席京都大学校友会。6月7日，李登辉出席康奈尔大学校友会返台后表示，希望以京都大学校友或其他有价值的参加方式赴日，但能否成功要看日本方面。对此，日方做出“积极反应”。日本文化振兴理事会会长栈胜正代表总裁六条有康亲王率团访问台湾，在次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将邀请兼任“中华文化总会会长”的李登辉访日。6月15日，自民党“日华议员恳谈会”的干部约20人举行紧急会议，再次要求日本政府允许李登辉访日。
1995年9月21日，李登辉会见日本参议院议员代表团一行后，单独与日本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村上正邦会谈。台湾媒体透露，村上正邦具有日本特使身份。李登辉再次表示，希望参加大阪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10月17日，日本驻亚太经合组织特使濑木博基访问台湾，就亚太经合组织大阪会议事宜与台湾方面磋商。同月30日，日本政府亚太经合组织特使松永信雄赴台湾访问，与李登辉会谈。11月3日，松永信雄再次赴台会见李登辉。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松永信雄赴台的目的是为敦促李登辉不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11日，李登辉指派辜振甫出席19日在大阪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就此，日本亲台势力基于“徐立德事件”及大阪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企图顺势邀请李登辉赴日访问的图谋落空。
1998年6月8日，日本众议院通过《出入境管理法修正案》，取消对台赴日旅客发行“入境证明”的签证方式，直接在台的“护照”上加签。这项法律正式成立，台湾“护照”被承认为有效护照，日本可直接对台湾居民核发签证，恢复72小时过境免签待遇。11月10日，李登辉会见访台的“日华议员恳谈会”干事长藤井孝男，就日本政府承认台湾“护照”并给予台湾旅客72小时过境免签待遇表示感谢。2000年3月7日，日本参议院议员会长村上正邦发起成立由自民党、自由党议员组成的“邀请李总统访日筹备委员会”。12月15日，日本拓殖大学校长小田村四郎授予李登辉名誉博士学位，并邀请李登辉出席2001年拓殖大学建校百周年庆典。
对于日方的频繁“邀请”，李登辉以探亲访友、出席校友会、治病等一系列名目图谋赴日本活动。2001年初李登辉以治疗心脏病名义申请赴日，4月5日森喜朗首相倾向于发给签证，但因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自民党内倾向于谨慎行事10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表示，即使李登辉提出赴日申请，日本也不会给他发放签证。福田还表示，基于日本的慎重态度，估计李登辉不会向日方提出申请。
就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4月16日就李登辉企图以赴日治病为由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日本政府应当履行的义务。我们希望日方恪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以明确的态度，阻止李登辉赴日活动，不再做损害中日关系、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4月19日，中国驻日大使陈健会见了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代表中国政府严正表明立场：坚决反对李登辉访日。在此问题上日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然而，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仍于4月20日允许李登辉以治病为由访问日本。当天中国立即表示强烈反对。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奉命紧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就日本政府决定允许李登辉赴日表明中方的严正立场。王毅表示，中方已通过各种渠道反复阐明李登辉访日问题的严重政治性质，要求日方恪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联合宣言》的基本原则，阻止李登辉赴日活动。令人遗憾的是，日方不顾中方的多次交涉和严正立场，执意为李登辉放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抗议。王毅强调，日方允许炮制“两国论”、大搞分裂活动的李登辉赴日，严重违背了《中日联合声明》的原则，背弃了自己作出的郑重承诺，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阿南大使表示，日方将把李登辉赴日严格限制在治病的范围之内，日本政府坚持《日中联合声明》原则的立场不会改变。$同日，中国驻日大使陈健也向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川岛裕提出严正交涉。
然而，拿到日本签证的李登辉还是于2001年4月22日晚从大阪国际机场入境，开始他所谓的“私人性质的就医旅行”。以“治病”为幌子赴日的李登辉抵日后，每天活动频繁。23日，日本冈山仓敷医院循环内科主任、李登辉的主治医师光藤和明指出，李登辉的检查和治疗在台湾就可以进行，24日李登辉到冈山医院只是接受术后复查而已。舆论认为，这进一步证实李登辉到日本治病不过是个借口，其真正的企图是要为“台独”张目。中国立即对此作出强烈反应。26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此指出：“李登辉是‘台独’势力的总代表，他访日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日本政府允其赴日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发给李登辉到日本治病的签证，致使李登辉得以前往日本从事分裂活动。中国《法制日报》评论指出：日本“亲台的政客和媒体支持李登辉入境的理由无非有三个，即李登辉来日属‘私人访问’；日本不应向中方的压力低头；所谓‘人道主义’考虑”。“他们说李登辉是一介平民，来日本是‘私人访问’，但4月12日，台‘外长’说得清楚，李登辉来日是台‘前国家元首’的出访问题，是关乎台‘整个国家’的问题。”“他们说日本不应向中方的压力低头，然而，这半个月来，日本改变当初不准李登辉入境的方针。”“‘人道主义’更是一个动听和动人的词汇，但对于人道主义，恐怕同山和台北的医生们最有发言权，台北的医生已经对李登辉‘非要到日本才能治好他的病’的说法嗤之以鼻，冈山的医生也对李登辉的做法提出了抗议，原来，李登辉来日本要治的不是心脏病，而是他的‘政治病’。”
此后，日本亲台的政客和媒体支持李登辉入境的呼声更高，《读卖新闻》于2002年发表社论，指责外务省拒发李登辉签证是“放弃外交自主性”。2004年12月21日，李登辉再次获得访日签证，赴日本关西、北陆地区展开为期七天的活动。中国外交部事前曾就此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驻日大使王毅约见日本外务次官竹内行夫指出，李登辉是“台独”势力的总代表，是两岸关系及地区稳定的破坏者。日本政府一^方面声称坚持一个中国，一方面又为分裂中国的急先锋开绿灯，言行不一，自相矛盾。中方对此不能接受，并表示坚决反对。王毅还表示，中日关系的改善需要双方作出努力，日方如一味制造难题，挑动事端，必将自食其果。
2004年12月29日，李登辉及其家人从名古屋乘列车前往石川县金泽市和七尾市参观，“日本李登辉之友会”和日本当地“狮子会”等团体约200人举牌欢迎。12月31日，李登辉抵达京都时，“在日台湾同乡会”等团体组织的旅日台湾人和日本人约200人夹道迎接。李登辉想去60多年前曾经留学的京都大学，但校方以李登辉可以来校但不许警察入校为由，婉拒了李登辉的要求。
2007年5月30日至6月9日，李登辉实现在2000年5月从台湾地区领导人职位上退下来之后第三次访日。尽管事前李登辉事务所称“这将是一次文化、学术交流及《奥之细道》的探访之旅”，强调没有政治目的，但此次访日行程中安排了在日本国际教养大学发表题为《日本的教育与台湾——我所走过的路》的演讲和在东京大仓饭店以《2007年及其之后的世界情势》为题的演讲以及会见记者等内容。李登辉打着“学术文化交流”的幌子，进行为期11天的访日活动，日本媒体发文大肆表示欢迎；对于李登辉的演讲内容，日本政府也未作限制。2015年7月22日，李登辉第七次访问日本，并在日本众院议员会馆就“两岸关系”和“台湾民主化”等问题发表了演讲，包括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下村博文在内，约有400名朝野政党的国会议员到场。李登辉在国会设施内对日本现任阁僚等发表演讲尚属首次。7月31日，李登辉在冲绳县石垣岛发表演讲，强调保持着紧密联系的日本和台湾是“命运共同体”。
李登辉频繁访日，是他及日本亲台分子精心策划的政治图谋，企图借此突破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达成的日台关系框架，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力求推动曰台实质关系的既成事实。特别是，由曰本亲台分子在新世纪初成立的“日本李登辉之友会”、日本亲台议员组成的“日华议员恳谈会”及“台日国会议员联谊会”等团体的活动十分积极，公然提出要尽快改变传统上日本对于发展日台政治关系的低姿态。可以说，日本政府屡屡发给李登辉赴日签证并任其访日，严重违背了《中日联合声明》等一系列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中日关系造成严重损害。
四、中日“战略互惠”与日方对台“四不”承诺
进入21世纪后，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及日台关系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体现出四个新特征：一是日台之间人员往来频繁，层次不断提升；二是新的日台交流机构与组织不断涌现，尤其是政界“台湾帮”对日本制定对台政策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三是日本大幅放宽对台关系既有限制，日台“官方”性质的高层接触公开化、密切化；四是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图谋加深，且意图逐渐公开，可以看出，日本对台政策有脱离《中日联合声明》及相关政治文件精神的迹象。
2003年底，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不顾中方严正交涉，以参加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联合校友会的名义访问台湾，并与陈水扁和李登辉接触，刻意提升日台关系。2005年2月19日，美日安全协商委员会会议在华盛顿举行，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第十项中将“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海峡相关问题”以及“鼓励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列入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之一。对此，《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出：“美日举行安全磋商，理应讨论他们双边的问题，不应就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说三道四。更不能把台湾问题列为他们的共同战略目标。”“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日的共同声明是在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日本学者也指出：“这是首次在安保问题相关文件中明确写入中国是日美安保的对象。”并认为，“就台湾海峡问题日美安保关系的强化，对中国来说是比历史问题还更加敏感的问题”。可以说，美日这次发表的联合声明，是对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挑衅和干涉。
尤其是，日本企图用“台独”势力牵制中国。陈水扁当政时着力拉日本为其推行“台独”路线“壮胆”，不断提升日台关系。日本出于其遏制中国发展壮大的考虑，日台实质关系日显。2006年日本农林水产省副大臣宫腰光宽以“私人身份”访台，并与陈水扁、苏贞昌等人会面。日台军事交流也出现新动向。2006年8月，台湾当局的“陆军总司令”胡镇埔以“观光目的”访日，并观摩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日方上述危险动向，中方要求日方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承诺，维护中日关系大局。从日方的表态看，日本奉行分裂的对台政策：一方面承诺坚持《日中联合声明》，另一方面则希望台湾海峡两岸维持现状，不统、不独、不战。
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需要通过政治磋商加以化解。2007年4月11日，中日就温家宝总理访日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披露：关于台湾问题，日方表示坚持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立场。福田康夫于同年9月出任首相后，在台湾问题上对华作出郑重承诺。福田首相对华友好，明确表示不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回避“价值观联盟”和“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既往方针，表现出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积极姿态。这使两国关系出现了进一步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为缓解中日双方的相互疑虑、增进战略共识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2007年底，福田首相访华进一步推动了中日战略互信与合作的深化。同年12月28日，福田首相明确表示，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坚持日方在《日中联合声明》中表达的立场，不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也不支持台湾当局搞“入联公投”。他郑重声明：“我们知道，台湾问题关系中国的核心利益，日方一直遵循我们之间的承诺，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与《日中联合声明》中的一样，没有任何改变。”福田首相作出上述承诺的积极意义在于：与中国反对“台独”的鲜明立场相比，他的“不支持”政策虽然还不完全到位，但毕竟与陈水扁当局的“入联公投”闹剧划清了界限，从而有助于遏制“台独”势力。福田首相发表的对台“四不”承诺表明，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会轻易改变日中复交时的承诺。但是，对日本亲台势力的破坏活动，仍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福田访华并作出对台“四不”承诺后，通过一系列战略对话机制的完善，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共识形成期，基本体现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和内涵。及至2008年，应日本国政府邀请，胡锦涛主席从5月6日至10日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十年后再次访日。访日期间，胡锦涛主席会见了明仁天皇，同福田康夫首相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通过这次为期五天的“暖春之旅”，全面推进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双方发表了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可以说，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的确立，进一步巩固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为新时期两国关系的推进确定了发展方向。该文件与台湾问题有关的内容主要有二：第一，双方确认继续恪守1972年9月29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8月12日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1998年11月26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的各项原则，重申上述文件构成中日关系稳定发展和开创未来的政治基础；第二，日方重申，继续坚持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表明的立场。
五、民主党执政时期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依旧
早在世纪之交，日本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就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2000年10月14日，朱镕基总理在会见日本主要政党领导人时强调，台湾问题是涉及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原则问题。由于历史的因素，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很关注，希望日本各党按照《中日联合声明》的原则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鸠山由纪夫当场表示，理解中方的立场，愿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希望看到中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
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执政后，由于鸠山由纪夫、小泽一郎等要人长期以来与中国保持交往的连续性，一贯坚持修好日中关系的理念，因而民主党表示，中国对于日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邻国，从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角度出发，将不断加深与中国的友好协作关系。日本民主党还将通过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定期交流机制”，进一步加强两党间的交流与协作，不断深化两党间的信任关系。但是，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和相互依存关系开始发生历史性变化。民主党上台执政后，中日关系保持正常发展的同时，台湾问题及领土与海洋权益等问题仍然是困扰中日两国关系的现实症结。
民主党与自民党执政时期的对台政策并无实质差异。民主党的“政策公约”主张“推进与台湾基于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但仍顽固坚持“2005年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到的被作为日美共同战略目标的台湾问题”的立场。并进一步表示：“民主党在不支持台独的同时坚决反对中国对台湾付诸武力。在以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为前提下，将开展预防性工作作为缓和两岸局势的手段，并将其归为最重要课题之一。日本民主党的这一对台政策表明，其针对国家层次的对华要求强硬、明确，只有一种解释（反对大陆对台动武）；针对台湾地方层次的对华要求则温和、不明确，可作两种解释（或反对“台独”，或既不反对也不支持“台独”）。
这规定着，日本就台湾问题对华表态有很强的延续性。譬如，2009年9月21日，胡锦涛主席在纽约会见鸠山由纪夫首相时强调，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慎重妥善处理这两大问题，是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关键所在。中方希望日方恪守承诺，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慎重妥善处理有关重大问题。鸠山首相表示，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将坚持“村山谈话”精神，在台湾问题上将继续恪守《日中联合声明》。同月28日，冈田克也外相会见杨洁篪外长时，就台湾问题作了同样的表态。及至同年12月14日，习近平副主席在东京会见鸠山由纪夫首相时表示，涉台、涉藏、涉疆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领土主权完整，中日作为友好邻邦，应该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鸠山首相重申，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尊重中方立场。
因为“台独”分子访日、民主党内部分亲台议员的现实存在，“台湾问题”已成为有损中日关系的政治诱因。尽管如此，中国仍不失时机地与日本民主党政权加强联系。一个突出的事例是，为了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王毅于2010年3月17日至21日访日，就台湾问题对日本朝野做工作。王毅访日的背景是：2008年以后，台湾局势发生重大积极变化，两岸关系出现难得发展机遇。鉴于美国是涉及台湾问题的主要因素，王毅于2008年担任国台办主任后，即于2009年6月访美。中国这样做，意在抑制消极因素、引导积极因素，营造有利于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环境。王毅访日亦然。他以最大的诚意，在日做了广泛、大量的工作。
一方面，王毅在日期间，先后会见冈田外相和鸠山首相，就台湾问题交换意见。王毅向冈田外相介绍了两岸关系取得的改善和发展，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由两岸中国人通过协商以和平方式寻求解决。同时，台湾问题也涉及台海稳定与地区和平，希望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邻国的理解和支持。他表示，希望日本继续坚持《中日联合声明》的基本立场。冈田说，两岸关系在稳定地改善，日本不打算改变迄今为止的对台政策。他对两岸关系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希望这一势头能够继续保持下去。他重申，日方将继续按照《日中联合声明》所确定的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王毅会见鸠山首相时表示，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也关乎所有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应由两岸中国人通过协商寻求和平解决。王毅还说，在这次访问中，他向日本朝野各界介绍了大陆方面的对台方针政策以及两岸关系发展现状，并注意到日本各界普遍对两岸关系改善发展表示赞赏，且一致支持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他希望日本政府继续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等双边文件确定的原则，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继续谨慎处理日台关系。鸠山首相说，日本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虽然日本的政权发生了更迭，但本届政府仍将继续恪守《日中联合声明》等双边文件所确定的涉台问题原则，不支持任何企图谋求台湾独立的行径。鸠山还表示，两岸关系的改善发展也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构建东亚共同体来说也是一个积极因素，
事实上，在民间层次，日本民主党执政期间，“台独”分子访日的现象有增无减，使得台湾问题仍是有损中日关系的政治因素。在官方层次，日本民主党执政时期的对台政策，与自民党执政时的对台政策并无实质差异，仍是影响中日关系的症结所在。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民主党的政策有两面性：积极面是承诺政治上不支持“台独”，经济、文化上把日台交流保持在民间层次；消极面是在反对中国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六、台湾岛内变局对中日关系的深刻影响
2016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地区领导人及民意代表选举中落败后，伴随着蔡英文的上台，台湾岛内出现重大变局。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两岸两会协商谈判中断、国台办与台湾方面陆委会的沟通机制停摆。两岸关系出现明显的整体性倒退。这使得日本亲台势力意识到提升日本对台实质关系的时机已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自然成为其争取合作的重点对象，尤其是其不失时机抓住台湾岛内的任何政治变局大做文章，充分利用“台独”势力离间“两岸关系”，破坏中日关系。
日本亲台势力一直未放弃让台湾地区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战略意图。早在2009年5月，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斋藤正树公然宣扬“台湾地位未定论”。对此明显违反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的言论，中国政府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事实。他严正声明，炮制“台湾归属未定论”的任何企图，都是对中国的核心利益的挑战。中国政府、人民绝对不接受，
但是，日本和台湾之间的互动日益频繁。2009年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在其日本之行中就针对钓鱼岛问题称，台日之间对此的“主权争议”是台日之间的问题。她在2011年赴日时又称，民进党对钓鱼岛的立场从未改变。由此不难看出，蔡英文在“在野”期间多次就钓鱼岛问题向日本表态，意在获取日本亲台势力的支持。自民党2012年底重新执政后，也力推日台关系实质提升进程，利用“台独”势力遏制中国和平统一。2013年4月，日本与台湾马英九当局签署了搁置多年的关于钓鱼岛周边渔业权的协议。之所以签署如此顺利，日本的意图是：认可台湾渔船在钓鱼岛周边渔业的作业，防止大陆与台湾在钓鱼岛问题上联合应对日本。2015年10月蔡英文访日，日方着眼于民进党取代国民党当政的预期，安倍安排其身为众院议员的胞弟、“促进日台经济文化交流青年议员会”主席岸信夫带蔡英文访问自己的家乡山口县，力图同蔡英文构筑私人沟通渠道。蔡英文借与日本跨党派议员团体“日华议员恳谈会”成员会谈时称，“希望今后继续与日本构筑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关系”，表明了除经贸外在安全领域也与日本开展合作的意向。安倍之所以关注台湾政局变动，是因为在他看来日台有着“战略性利害关系”。为了牵制中国崛起，与位于东海与南海连接点上的台湾“合作”必不可少。
2016年1月16日，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台湾领导人竞争中胜选。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孔铉佑于次日会见了日本驻中国大使木寺昌人，针对台湾岛内变局，向日方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但是，安倍首相仍然表示：“台湾是日本的老朋友，在言论自由的基础上通过选举选出新领导人。这是台湾自由与民主主义的证明。”“由衷表示祝贺，期待今后日本与台湾的合作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所谓“价值观”拉近与蔡英文的关系，恶意破坏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随后，安倍以政党间交流强化对台关系的名义，特意派遣跨党派议员联盟“日华议员恳谈会”的干事长古屋圭司前往台北的民进党总部，向蔡英文递交了署名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的亲笔信，表明加强日台关系的意向。岸信夫于2016年5月初率日本自民党众议员代表团访问台湾，虽然受到时任领导人马英九就冲之鸟礁冲突问题的当面批评，却受到了台湾民进党方面的热情接待，与蔡英文进行“会面”。岸信夫同蔡英文就所谓“台湾加入TPP”“日台关系走向”等问题展开交流。岸信夫先后与蔡英文、李登辉等人会面，足见对于“日台关系”的重视态度。中国前国务委员唐家璇5月4日在北京与由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担任会长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会晤时，就日本国会议员与台湾方面的交流“显露出不满”。唐家璇在会谈中表示看到日方出现不遵循日台“断交”历史的动向，质疑日本政要为何相继赴台。高村狡辩称“与政府立场无关的国会议员前往台湾也合乎情理”。
但日本并未引以为戒，反而不断提升同台湾间实质关系。蔡英文就职后，立即委任两大亲信谢长廷和邱义仁为“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和台湾“亚东关系协会”会长的要职，向日示好。安倍晋三于2016年8月5日把自民党“促进日本与台湾经济文化交流年轻议员会”会长岸信夫任命为外务副大臣，加大发展对台关系的力度。通过蔡英文上台之后台湾当局与日本在上述人事任命方面进行的调整情况，不难看出蔡英文与安倍晋三遥相呼应、重视发展“日台关系”的实质。谢长廷、邱义仁和岸信夫所代表的台湾“亲日派”与日本“亲台派”是两股不容忽视的势力，尤其是岸信夫为代表的“亲台派”势力对于未来日本对台湾地区政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2017年1月1日起，日本率先将对台窗口“日本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3月25日，日本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赴台北出席介绍日本地方特色的“多彩日本”活动开幕式并致辞。3月29日，安倍晋三听取自民党青年局成员访台报告时称：“台湾是拥有共同价值观及利害关系的重要伙伴，希望以青年局为主强化关系。”5月17日，台湾地区对日窗口“亚东关系协会”也更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这不是普通民间机构的名称变更，而是日台双方力求使驻对方交流机构向“准国家机构”升级的渐进式互动，企图以此逐步突破“一个中国”的底线。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是由联合国决议等一系列国际文件确定的准则。对于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合谋更名，企图提升日台实质关系，表示强烈不满。
对于日本不断提升对台实质性举动，中方要求日方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关于台湾问题的承诺。2017年5月29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举行了中日第四次高级别政治对话。杨洁篪强调，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日方应该言而有信，按规矩办事。杨洁篪在会见安倍首相时就台湾问题强调，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对两国关系的稳定而言极其重要。他在会见岸田外相时特别提到：“中日关系要实现稳定改善，必须妥善处理好敏感问题。日方应本着诚实守信态度，不折不扣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的精神，慎重妥善处理好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等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维护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总之，日本亲台势力一直未放弃让台湾地区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战略意图。台湾岛内变局对中日关系影响巨大。蔡英文上台以来，日本虽然在表面上以民间关系界定同台湾的关系，但事实上有将对台关系向“准国家关系”层面提升的图谋，因而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凸显势在必然。日本亲台势力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台湾是日本“拥有共同价值观及利害关系的重要伙伴”，是离间两岸关系、遏制中国统一的战略支点，因而具有重要对外战略价值。
七、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特殊性与未来
台湾问题涉及中日两国的历史、战略布局以及地缘冲突，更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日本基于历史、地缘政治因素，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含有更大的现实利益考量。特别是，日本自冷战后，基于北方安全压力的消失，重拾对台湾殖民历史的记忆，强调经由台湾的海上通道是‘生命线’、‘利益线’，实则日本很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统一和强大。于是，它便企图利用发展日台关系来牵制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特殊性，使之成为中日关系中高度敏感的突出问题日益显现出来。
(一）在作为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灿之一的台湾问题上，冷战后中日一再冲突，责任在日方，台湾政要访日问题引人注目
1994年日本允许入境的徐立德是台湾当局的现职政要“行政院副院长”，赴日目的不是体育，而是政治，企图使日台关系“半官方”化乃至“官方”化；2001年日本允许入境的李登辉是台湾的前领导人，是“台独”势力的总后台，赴日目的显然不是“治病”，而是分裂中国。日本政府一再允许台湾政要入境，目的只有一个：改变日台关系的民间性质、纵容“台独”势力。在这两个事件的冲击下，中日关系倒退，责任完全在日方。
(二）冷战后日台关系不断提升，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且曰方仍在扩大事态
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外交上，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日本感到其在亚洲的地位受到严峻挑战，致使中日关系出现明显的倒退。在日本的“中国威胁论”看来，如果中国国力的提升太快，就会削弱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对其走向政治大国构成威胁。因此，发展日台关系，成为日本对华遏制战略中的重要一环。结果，日本通过不断提高日台交往层次，既强化对台政治影响力，又用“台湾牌”来牵制中国，未来染指台湾问题的可能性不断增大。其二，军事上，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掣肘中国的企图始终没有放弃。曰本《防卫白皮书》中曾指出，“中台间的军事平衡正朝有利于中国的一方f頭斜。”“中国正在着手获得台湾问题以外的任务执行能力。对日本的安全保障的影响值得担忧。日本防卫省曾宣称，将重新设定日本最西端冲绳县与那国岛周边的防空识别区，将穿过该岛上空的防空识别区扩大到周边靠近台湾一侧的海面上。日方这些涉台言行，表明了其对两岸问题的真实想法。其三，这是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不健康使然。近年来，日本学界对两岸关系的解决主要持三种观点：（1)希望两岸关系能够和平解决，即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2)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这是多数日本学者所持的观点。（3)倾向于台湾的独立建国。这突出表现在某些右翼学者的言论中。当然，也有个别日本学者告诫日本政府最好不要介入中国的两岸关系。在此背景下，日本一些政要频繁访台，极力提升日台关系。特别是日本政坛有“台湾情结”的“台湾帮”增大对日本政府对台政策的影响力度，千方百计地为台海两岸的统一设置障碍。譬如，前任日本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就两岸关系拿出“民主毒药”：是统还是独，应该充分尊重台湾的民意，而不是随执政党的意愿而定。
(三）事实表明，在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众多因素中，台湾问题成为当今中日关系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之一
从2006年、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第三、第四次“中日舆论调查”的结果看，对于日本对中国实现和平统一会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选择“反对”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别占被调查者总数的35.7%和33.1%。认为“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比例也有所增加，分别占被调查者总数的27.2%和29.0%，从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对于日本一些关于台湾的错误言论，中国民众时刻予以高度警惕和关注。譬如，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17年）》指出，台湾是连接东海、南海、太平洋的海上交通要冲，其“战略重要性”将会上升，并称“如果台湾对自卫不投入力量，中国的行动也可能进一步扩展”。日本有学者称：“台湾的归宿对东亚和整个西太平洋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这番话道出了不少日本政坛人物的“忧虑”，也是日本提升对台实质性关系的根本原因。这些言行已经成为干扰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
(四）为了尽量减少台湾问题对中日关系造成的消极影响，中国政府依据中日双边政治文件不断告诫日方
中国政府一再与日本政府交涉，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双边文件中：一是1998年发表的《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二是2008年发表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两个文件的地位很高：（1)都是中国国家元首访日时发表的，规格高。不仅如此，中国只有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位主席作为国家元首访问过日本。
(2)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和2008年的《中日联合声明》的历史地位很高：是继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后，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第三个和第四个重要文件。（3)从文字上看，这两个文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不同：日方“重申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的内容只见于1998年的文件。但是，鉴于2008年的文件确认继续恪守1998年的文件的各项原则并重申1998年的文件构成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可以认为，这个相异之处实际上并不存在。这表明，在冷战后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上，如何继续保持日台关系的民间性质的问题突出了。两者的相同之处可概括为：日方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表明的立场至今未变，今后也将继续予以遵守和坚持。
(五）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会轻易改变日中复交时的承诺，但日本亲台势力始终企图改变日中复交以来关于‘一个中国’的协议、承诺及历史延续性。
日本亲台势力认为：“若仅把日台关系独立出来看，则‘中国’对于日台关系的维系与发展，常常成为阻碍的要因。”“台湾与日本双方关系的难处，在于‘中国’总夹缠其中。”正如这些人在2016年5月20日台湾岛内变局后所言：“蔡英文新政权下的日台关系，将非常可能比过往都来得安定，且将更容易谋求双方关系的深化。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正如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会见日本众议院议院运营委员长逢泽一郎时所指出的那样：从两国关系发展的历程看，最核心的是历史和台湾问题。这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总之，冷战后的历史事实表明，中日关系要顺利发展，就必须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习近平指出，在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台湾等重大问题上，不能打任何折扣，更不能有一丝倒退。只有这样，中日关系才能不偏离轨道，不放慢速度。日本政府如果在台湾问题上言行不一，且无视历史责任及承诺，势必给中日关系及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造成严重不利影响。（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