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220年后汉的覆亡至公元589年隋朝的统一，中国的政局 经常地处于分裂状态，特别是东晋以降，南北政权的持续对峙，使得 人们习惯于称这一历史时期为分裂的时代。如果说中国幅员辽阔的 自然地理较易于引发文化的地域性的特征，那么，政治的不安定或政 权的分立局面，往往进一步地导致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况且 南北朝政治地理的诸项条件中还杂有民族因素的介入，这种不平衡 的现象就显得更为突出。一般说来，在政治、军事以及经济体制的建 构方面，北方胜过南方；而在文学艺术的成就方面，南方超越北方。 南北的差异是否就可以理解为文化的排斥与对立呢？回答应该是否 定的。从文化发展的大势来看，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相互间的 融合远远多于相互间的排斥。正是基于这种融合的内在轨迹，才潜在 地开启了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契机。

谈到南北朝文学，有一点世人往往习而不察，即少数民族在传统 的汉族聚居区内建立非汉族政权时，同时也在大范围内接受了沿袭 了汉族文化，首先是语言。语言是人类思想感情的直接现实，即外壳。 非汉族所创作的其本族口头文学，几乎没有传下来。极其个别的如 《敕勒歌》，也已译成了汉语，《李波小妹歌》可能也是如此。佛典梵 文是经过翻译及诵经对汉语文学产生过某些影响，而非直接以梵文 从文学创作上与汉语文学接触，而且也不发生南北问题。所以我们讨论南北朝文学的异同，只是在汉族政权下生活的作者所写的汉语文 学，与在非汉族政权下的作者所写的汉语文学的异同。那么这种异同 是有其个性和局限性的，作者个性每每通过南北文化的地域性而显 示，同时又局限于以汉语为手段来显示。这与后来的宋金文学异同一 样。至于文学创作所赖以发生的文化渊源，所寄托的文化背景，则大 多相同。

正由于此，一方面，因汉化的异族政权不妨碍汉文化传统的传 承，异族政权往往是其与汉族大地主豪门的联合政权，中原士族往往 还表现出对它的相当的信赖感，如杨街之《洛阳伽蓝记》流露出对北 魏的缅怀，就是很典型的。自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迁都洛阳至北 魏覆亡（534），洛阳作为一代政治与文化的中心，不仅象征着高度汉 化的拓跋氏政权的国运，而且也象征着中原士族文化的命脉。因此， 当杨銜之于北魏消亡后“重览洛阳”之际，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 寺观灰尽，庙塔丘墟”，内心涌起强烈的“麦秀之感”与“黍离之 悲”（自序）。这种感情的获得，应该说是基于对汉文化生生不息的理 念。另一方面，汉文化的凝聚力还深刻地表现为具有少数民族血统的 政权决策人物，能表现出以汉文化正统自居的姿态，如奠定北周统治 地位的宇文泰“提剑而起，百度草创，施约法之礼于竞逐之辰，修治 定之礼于鼎峙之日”（《周书•苏绰传》），他所持为榜样而加以发扬光大 的，是儒家理想的三代之治之一的周朝，也就是借周朝礼治的灵魂来 激发强国富民的时政方略。宇文泰的得力佐臣苏绰仿效《尚书》体撰 成《大诰》，“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同上）。这种仿古的文风之 所以有如此的影响力，是因为它符合宇文氏上承周朝政统的现政构 思。

同是汉语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政局 上南北对峙的形势进一步形成，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因而 学术文化上形成一定的差异，“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 其枝叶”(《北史•儒林传》）。文学的南北差异性也更其突出，正如《北

史•文苑传》所概括的：“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 重乎气质”，这是南北文坛好尚异同的基本情况。不过，南北之间正 常状态下的使臣往来，以及非正常状态下的羁留双方使臣，也是客观 上造成南北文风的交融。如果只着眼于差别的形成，而不注意交融的 过程，就难免失之片面。《北史•李谐传》中记载东魏、北齐与萧梁 之间“南北通好，务以俊乂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 者不得与焉”。这种交往的盛况以及所导致的爱赏才俊的风气，甚有 春秋时代列国大夫聘问酬酢、赋诗言志的占意。交流导致互相/解， 从而达到互相学习与竞争。北朝后期热衷于摹拟齐梁之诗的事例很 多，表现了北方文人对南方文人的一定的倾慕。梁武帝萧衍认为温子 升的文学成就是“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魏书•温子升传》）。曹植 与陆机在南朝的诗学著作《诗品》中列入上品，反映着当时人的共识。 可见萧衍对温子升的评价甚高。与此相对，奠定北齐政权的高欢曾对 “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 正朔所在”感到忧虑（《北齐书•杜弼传》）。忧虑也是一种重视。可见 南北文化彼此都构成一定的刺激与影响。反映在文学艺术方面，南北的审美意识也不是绝对悬殊的。

因这一阶段文学发展上总的情况是南胜于北，所以南方文学对 北方文学的影响力较大，南方文人更容易成为北方文人效仿的对象， 如“邢（邵）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收）爱慕任昉而毁沈约”，邢魏 两人间发生的任沈优劣之争还使得“邺下纷纭，各有朋党”（《颜氏家 训•文章篇》）。但这一现象不应使我们忽视相关的另一种现象，即北方 文学朴拙浑厚的气质在南北交融的过程中也有其积极的意义。庾信 是由南入北的最著名的诗人，《四库提要》指出：“信北迁以后，阅历 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符，情文兼至，抽白对黄之中，灏气 舒卷，变化自如。”（卷一百四十八）所谓“抽黄对白”，是指偶俪精切的 技巧，他在流亡北方以前已颇擅长。而北朝文学虽然不废偶倆，但表 现的风格却不同于南朝的精巧。颜之推所记载的“邺下才俊”不能完全欣赏王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对句（《颜氏家训.文章 篇》），就透露了北方文人的审美旨趣。文学技巧上相对稚拙或保守的 一方，有时也能对进步或翻新的一方起反省的作用。杜甫对庾信的评 价，一则曰：“清新庾开府”（《春日忆李白》）；二则曰：“庾信文章老更 成”（《戏为六绝句》），“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 迹》）或与其在南在北之作风不同有关。庾信入北以后能够运浑灏之气 于“抽黄对白”之中，除了他个人才情阅历的原因之外，显然与北方 人文环境的感染有关。

隋唐文学乃至文化进入了融合与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从历史 连续性的观点看，作为隋唐文化大发展的奠基，三个多世纪的南北分 裂并不能认为是文化的失落或萎缩。相反，这一时期南北文化、胡汉 文化、中印文化的广泛而深刻的接触与交融，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性格 的形成，其意义不可低估。即以文学而言，初唐诗风中“汉魏风骨” 的再现，预示着唐代文运的开新，而汉魏风骨所蕴含的文学精神在其 出现之后，也不是完全隐匿失传的。《魏书•文苑传序》称北魏孝文 帝“锐情文学，盖以颉颃汉彻，掩踔曹丕”，虽不无溢美，却在一定 意义上反映了北朝人追攀汉魏的文学心态。所谓“汉魏风骨”，固然 重在有感而发，兴寄为主，具有至真至善的思想容量；但它同时本应 是发摅性灵的文学，因而也不违于至美的趣味。谢灵运的创作，沈约 认为是以“兴会标举”见长（《宋书•谢灵运传论》>，白居易《读谢灵运 诗》特别指出谢诗“往往即事中，未能忘兴喻”（《白氏长庆集》卷七）的 特色。作为南方诗坛代表的谢灵运，他所树立的“兴会标举”的风范， 与陈子昂主张的“兴寄”论，其实也有内在的历史联系。因为经过了 长期实践，《诗序》之所谓比兴，到唐人已与寄托联系起来，它包含 了诗的艺术技巧与社会功能两个方面，在复古中孕育创新。诗人们将 复古与创新结合起来，使诗歌传统中各种对立统一的因素达到新的 融合，才带来诗史上辉煌灿烂的大唐风采。

从古以来，中国人对历史全局就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看法。

从历史发展来看，这是合于事实的。后人对于这种历史现象应当体察 的是：在合中蕴藏着分的因素和契机，分中也蕴藏着合的因素和契 机。所以无论是政治经济或社会文化，总是在对立中显示出统一，从 隔离中倾向融合。魏晋南北朝，由于分裂的时期很长，参与斗争的民 族也很复杂，所以更呈现出特殊的光彩；这-次长期的分裂，也正是 一个长期的融合和互补的过程，其结果是大唐帝国的出现。分裂看来 是坏事，可是分裂后的统一，却往往更加繁荣壮大，这是值得我们回 顾史迹认真玩味的。

近代以来，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已有多方面的实绩。黄节、 黄侃、刘师培、李详等前辈学者的研究形式，多是通过某部书的钻研 而获得对某个专题的独到的发言权。这其实是淸朝以来以朴学风格 治《文选》等学的传统，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像高步 瀛那样以汉学家整理经籍的功夫，做出《文选李注义疏》，我们期待类 似的力作。关于这一时期诗文的资料辑录，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 三国六朝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都以一人之力而提供 了该种文体的基本完备的资料。与此相关的基础性的工程,包括这一 阶段学术或文学年表的陆续问世，以及各种典籍索引的纷纷出现，都 是可喜的现象。对于研究的深化来说，除了有必要继续加强对基本文 献的考订阐释之外，着眼于文学内外诸种关系的综合性的探讨，也是 值得拓展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宗教与文学的相互影响，还是姊妹艺术 间的感应关系，或是非文学的形式参与文学性的创造(如《世说新语》、 《洛阳伽蓝记》、《水经注》），诸如此类的纵横交错的文学现象，本来就深刻 地反映着这一时期的文化趋于沟通与融会的特点，因而如果我们能 够立足于文献，并采用科学的方法，作视野开阔的钻研，相信一定会 取得研究的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