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0年，卡斯特出版了《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文版）一书，这预示着网络社会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世界里被重视起来，也同样被学界厘定为这是网络社会，虚拟社会的完成。然而，在中国网络社会的崛起，并非是2000年，而是1994年左右。只不过，到了2000年才开始逐步的形成一个具有“中国体验”（周晓虹，2014）的独特之物。又，作为虚拟社会的网络社会，博弈却又无处不在。因为博弈而导致的政治对抗或利益冲突，进而就发生了网络政治研究。加上作为独特性的中国网络政治存在，那么它到底关心的是什么议题，有什么特点，方法如何，意义何在。这即为本文试图去厘清和建构中国网络政治研究论纲的根本目的所在。
关键词：网络政治学；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技术路线；论纲
一、什么是“网络政治”
20世纪90年代，网络政治学（Cyber politics）逐步的发展起来，且之所以产生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学科，主要原因是因为网络信息技术的变化和发展。随着信息技术的飞跃式进步，政治，经济和文化也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尤其是政治方面。[②]正如董文秀等人（2013:82）所说“谁都无法想象，网络民主，网络参政，网络文化和网络政府等很多网络开头的概念，已经成为当下讨论社会政治的一些关键词，并且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形态。”[1]同时，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网络对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权力，政府管理，国际关系；领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建立网络政治学，可以更好的服务国家政治实践和治理。[2]
那么，什么是网络政治学呢？一般都认为，国内的学者认为网络政治学是以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学科，网络成为政治活动的主线，政治活动的输入，转换，输出都依靠网络进行，其内容和特征与传统的政治学有相似性，又有不同点。[3]而国外的研究当中，类如扎里·乔克里认为（Nazail Choucri），理解网络政治学的关键在于网络是何种意义。[③]这意味着西方学者往往把网络政治和虚拟现实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把网络政治与信息联系在一起。[4]并且，在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比如刘文富的《国外学者对网络政治的研究》，《网络政治学解读》等论文，还有一些把中国作为一种“特殊性”加入到了网络政治当中反观“中国的网络政治”的兴起与发展，比如熊光清的《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与政治文化的变迁》；陈潭、罗晓骏的《中国网络政治研究：进程与争鸣》；宋迎法的《中国网络政治研究综述》，等等。
并且，本文大致同意的一种看法是，吴海晶所认为的“网络政治学是以网络技术与政治的互相关系及作用机制为研究对象，以网络技术对政治的影响，政治实体对网络社会治理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兴型学科。[5]这里，需要认清的是，吴并没有把中国的特殊性深度地考虑到网络政治学本身当中。这恰好是本文的一个特别强调的地方，即很多学者对网络政治的界定没有“本土性”的考虑，而是照搬西方的一套。而所谓中国的网络政治本土性，如按照吴的看法，即两个方面需要再考虑：第一，网络技术对政治的影响，在中国是如何发生的？第二，政治实体对网络社会治理，在中国又是如何的？
众所周知，1994年，中国开启第一个互联网节点。这就是学界常常把20世纪90年代定义为中国互联网起步的一个重要原因，2006年的“两会”，“博客”为了政府听取民声的一个重要方式。2009年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线与网民进行交谈。2009年4月18日，工信部发布消息，最新的网民数量达到3.16个亿。[6]一直到2015年7月23日，中国网民数量达到了6.68亿人。[④]且“中国网民通过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接入互联网比例分别为68．4％和42．5％；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2014年底的85．8％提升至88．9％ ；平板电脑上网比例为33．7％，较2014年底下降了1．1个百分点；网络电视使用率为16．0％。”[⑤]从这样的一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手机将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一种上网终端。并且，加上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发展，对于信息的管理，将越来越难。问题恰好就出现在这里，中国的网络政治与自媒体的博弈，出现了一种纠缠的局面。一方面，网络谣言的兴起，特别是一些网络谣言最后都会成真。而政府对于网络谣言的管理和控制，往往借着“杀一儆百”、甚至是利用“谣言”，让一些人“罪加一等”，从而降低对政府权威性与合法性的质疑。另外一方面，网民利用手机等工具，翻越了以前政府所设置的“信息栏杆”，导致新媒体现在做新闻都在重复自媒体的信息，而政府更是难以控制这样的局面。如果不是谣言，那么事实和真相就会跨过政府的网络监管而一五一十的呈现在网民面前。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只有一些事实被呈现，还有一些知识性的传递，导致中国的网民不仅仅获得更加真实的信息，还被启蒙，诉求权力。这恰好是网络改变了政治结构（主要是平权），所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网络政治生态。
通过以上简短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在中国的话语语境中去讨论网络政治学的话，并非如吴海晶等人所定义的那样。那么，中国的网络政治学又该如何定义呢？我们认为，其主要是指以网络技术与政治的互相关系、权力结构、交互形式与后果及作用机制为研究对象，以中国的网络技术管理方式对政治的影响和中国的政治实体对网络社会治理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兴型学科。
二、网络政治的研究对象
宋迎法、李翔认为（2009：89），中国的网络政治学主要研究的是政治权力、政治行为、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等内容。[7]这样的界定，从本质来说，的确如此。因为政治学应该关注的就是权力问题。而政治权力，又可以包括政治行为，参与，和发展等内容。所以，顾名思义，所谓网络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政治权力。
而吴海晶等认为，网络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际关系、国家主权、政府体制、公共管理、政治参与、政治文化等。并且，还应该关注的是虚拟形态下的电子政府、电子政务、电子民主等，也应该纳入到研究的对象当中来。[8]我们当然承认的是，网络所带来的政治结构与交互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所谓国际关系在网络社会中其实并不多见。这又涉及到了中国本土性的问题。以微博为例，在中国，其其实是一个半封闭式的社区或共同体。甚至，就是一个封闭的共同体，因为一般而言，是无法与推特、脸谱等对接的，而只能说，当一个热点事件发生以后，可能会被自媒体的用户发布到“微博”这样一个局域网以外的地方，如“脸谱”等。这样，世界才形成对中国热点事件的认知和了解，但是一般的生活事件，并非都会得到如此的待遇。这里面，没有对接，就构成不了带着书生气的“理论”认定，即如上述中这些并不按照事实来判断的研究者的结论。故而我们并不同意的是，没有中国特殊性的网络政治学并不是中国的网络政治研究。恰好，这构成了我们研究中国网络政治的一个必须注意的点。
那么，注意归注意，在中国的网络政治当中，又该包括那些研究对象呢？通常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网络政治文化；第二，网络政治运作；第三，网络政治权力。接下来，我们将对这三个部分，进行更为详细地论述。首先是网络政治文化。顾名思义，网络政治文化与网络结构与沟通是存在一定关联的，一方面，网络结构导致网络中存在各种不同程度的自由表达空间，这为网络社区中的自由文化塑造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关键在于，如何防范自由的滥用和网络暴力的发生。[⑥]另外一方面，有学者认为，网络成为西方文化入侵的一个渠道，“容易使网络霸权主义抓住这一有利工具和机会，向世界传播西方的价值观与道德观”（王柏松，2008:12）这种“文化入侵说”不是没有道理，关键在于网民的如何判别和鉴别，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对于这样一种文化的态度。到底是全盘封杀，还是有限度的允许一部分西方价值的流入。但不可置疑的是，当代中国的网络社会，主要呈现出两种态势：（1）网络暴民的“舆论混杂”而不主要是西方的价值在作为主要行为的主要支撑；（2）“西化”从市场经济开始就已经多少流入，这并非是网络能够阻碍的，反倒是现实社会中早就呈现出了“崇洋媚外”的国民心理，故而网络只是一个强化的工具。其次，网络政治运作。网络政治学本身所具备的三种特性之一“平等性”[⑦]这构成了“权力结构扁平化”的可能，而网络政治运作恰好是在这样的结构中得以实践，故而网络社区中的每一个主体都具备实践其权力的可能，比如微博上的舆论“倒逼”、“死磕”就是典型的另类网络权力实践。同时，政府依靠微博、微信等网络工具，包括网站在内的网络平台，对政治进行回应（及时的或延时的），对举报进行处理（微博举报、贴吧曝光等），对合理的诉求进行满足，对相关的信息进行发布等。这与先前的传统信息传递与发布，利益诉求与满足，权力监督与回应等不同。至少我们从“网络社会的崛起”（卡斯特，2000）以后，便可以发现，及时性的发布、回复与处理，已经成为网络政治权力运作的一种常态。再者，网络政治权力。“目前，对网络政治权力研究较为深入的当属英国伦敦大学的政治学家蒂姆·乔丹（Tim Jordan），他发表的第一本系统性的论述网络权力的著作《网络权力—网络空间与因特网上的文化与政治》（Cyberpower：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yberspace and the Internet）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力。他认为，网络权力是组织网络空间与因特网上的文化与政治的权力行使，网络空间的权力之争主要表现在技术精英与个人之间。”[8]显然，这样的判断对于中国语境下的网络政治学存在误判。中国的情况更多的是，政府权力与民间权力的博弈，包括其过程与结果在内的博弈一再说明，赋权作为网络对于民间的一种机会，给予平民更多的监督与限制“绝对权力”的可能。而非技术精英与个人之间的争夺。况且，把控政府部门的并非都是精英，而个人之中去政府博弈最多的三个群体，主要是：中国的记者、学者和律师。这三个群体反倒是在个人或民间群体中有精英角色的可能。[⑧]
这即为网络政治学研究的三个对象。从上述发现，三个研究对象分别对应的是网络社会中的“文化”[⑨]、“结构”与“权力”。[⑩]而政治学更多关注的也是权力的问题。反过来，权力又受到文化与结构的影响。最后构成了我们对中国网络政治学研究对象的一个宏大的图景、认知与想象。
三、网络政治的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1）研究方法
“所谓政治学规范研究就是运用思辨的方法，通过严格的逻辑论证，对政治生活的合法性、合理性、有效性所做的价值判断。”（杨芳，2008:90）有的学者认为，需要靠思维抽象力对政治本质的把握，以揭示政治的特性与活动规律。还有学者侧重于用具体方法和步骤的角度进行规范研究。“规范性方法论证的方式是历史主义的，它的理论分析与推理总要以历史为依托。”[9]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研究方法的根据，无论是什么样的研究方法的依托，都意在强调政治学研究的方法的目的在于皆是规律，进行有效地价值判定。而中国的网络政治学研究方法与政治学研究方法，又有所不同。
表1：中国网络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通过表1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网络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更多的可以利用定性的分析或者定量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分析。抑或是将二者进行结合。而在当前，比较流行的分析，类如政治学类的景跃进的“文本分析”（属于定性范畴）与“关键词研究”（属于定量分析）等。几乎都是在这两者之间抉择、摇摆和结合起来共同分析某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传统的分析方法，从杨芳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推理性的规律总结与预测，往往都是利用“理论+经验”的分析模式。这种模式依然传递到了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当中，但是并不是太适合网络时代的内容分析，因为网络自身蕴含了大量的数据（Data）和文本（Content），前者可以利用定量，后者可以利用定性，特别是结合跨学科的优势，比如说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就可以发现，“文本分析”出来的研究结果会不同，且具有更多研究意义上的效果。
（2）技术路线
所谓网络政治学的技术路线，主要是指类如网络提案、网上投票、网络论坛、电子民主，电子政务等方面的问题。“网络政治实现了由纯技术问题到现在的融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于一体的转变。正是通过网络政治学的学科建设，我们才有了对网络政治的社会基础，文化基础，技术基础的清晰认识，有了对网络政治的作用，意义，功能的正确评估。”[10]恰好，提供类如网络论坛、电子民主等内容的原因在于，网络改变的权力结构的改变，由垂直性结构变成扁平结构。还包括其所提供的参与政治的渠道等都为网络政治学的技术路线提供了可能。[11]
四、网络政治研究的未来发展
“当前网络政治研究学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是国内发表的研究电子政府、电子治理的相关著作不少，并且理论已经趋向于实践当中，但是研究电子民主，电子选举，网络政治的专注较少，有关学科建设的著作不多，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性的分析。第二，研究理论和方法方面，借鉴其它学科的情况虽然很普遍，但是原创性的观点和方法较少，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的太少，缺乏现实化与个性化的思考。”[11]
并且，近些年来，对于网络研究的课题数虽然在增加，也出现了不少的论述，但是依旧没有改变的是，对于中国的网络政治学研究，缺乏一个整体性的论纲和指导性的“概要”，特别是如上文所说的，缺乏对中国现实社会判断。
表2：网络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
（资料来源：陈潭、罗晓俊：《中国网络政治研究：进程与争鸣》，《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4期，第88页）
从表2可以看到的是，政治学、社会学在80年代左右对网络政治学开始有了大量的研究和关注，属于成长阶段。而现在，对于网络政治的研究，相信成果更为的丰富。但是，美中不足的除了不依据现实社会之外，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网络政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是建构出来的东西。所以，发挥网络效能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需要依靠公众参与渠道的多元化。这是网络政治学研究未来的一个重点，即如何利用公众参与来达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效果。第二，一个学科的发展，往往需要回应的是该学科是否能够站在问题的对立面，敢于直面问题，关注最为棘手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网络政治如今面临的问题，最棘手的就是“权力监督”与“电子民主”这两大议题。前者往往在如今的中国社会当中，有所呈现，但是有人认为这是“假民主”，是一种“孤独的狂欢”与“群氓的沸腾”（刘晨，2014），我们认为，这样的假象并不能代表我们的网络政治真正地实践好了，而是如何在下一步将网络政治与“权力监督”对接，并且保护好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这是另外一个重大的议题。第三，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网络的兴起与网民数量的不断加大，计算机所起到的基础作用，会越来越好，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技术所提供的政治参与，不仅仅是删除、屏蔽等。这并不利于网络政治的发展，进而更不利于网络政治的研究。这对于网络政治学这一学科的发展，也就不利了。
所以，总而言之，如今中国的网络政治，我们认为，依然还在起步阶段，甚至还谈不上发展，而网络政治学的研究，虽然早在上世纪70、80年代刘文富等人就已经有所建树，但是依然没有多大的起色和傲人的成果。一方面，可能是学界还没有注意到这一方面的问题，也没有对“网络”所蕴含的政治价值加以重视。另外一方面，网络作为特殊性的一种，对于中国社会与政府而言，往往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加强监管等，导致萎靡大于发展，尤其是在微博这样的公共话语平台当中，由此导致网络政治中的“网络博弈”变成了“网络发布”。又重新回到了“单向度的传播”当中去了。这从国家治理的层面来说，应该是害大于利。因为，在中国利益诉求的渠道，本身就不多，而且也从未制度化。
参考文献
[1]董文秀等,网络政治的兴起、概念及研究意义[J].理论导刊，2013年第11期.
[2][4][8]王柏松,解读网络政治学[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3]唐杰,论网络政治学[J].人大研究，2002年第10期.
[5][8][10]吴海晶,网络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内容、技术路线及其它[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6][7][11]宋迎法、李翔,中国网络政治研究综述[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9年10月.
[9]杨芳，论政治学研究的规范方法[J],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4期.
注释：
[①] 刘晨（1988年—），男，汉族，湖北荆门人，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政治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知识分子社会学、网络政治学。联系方式：liuchen_hust@126.com
[②] 在经济方面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网络政治学，所以暂且不论网络经济学。
[③] 见米德米：《网络政治学：虚拟和真实》，原载《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④] 见新华网：《我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了6.68亿人》，转引自中国青年网，2015年9月15日。http://news.youth.cn/jsxw/201507/t20150723_6915109.htm
[⑤] 同上。
[⑥] 参见刘晨：网络暴力：“多数人的暴政”与言论自由的滥用，《红旗文稿》，2013年第9期。笔者在文章中谈到：言论自由的滥用在上述事件中已经凸显的相当严重，网民背离“自由”的事实，而走向了靠侮辱性的语言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并且完成了一次次的利益博弈，成为了一种网络社区的闹剧。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言论自由的异化与滥用，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为何要以异化后的言论自由去泛滥性的达到自己的不满情绪？来回的微博博弈再一次说明，这就是利益（包括荣誉、尊严、形象等抽象化的利益）问题，而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
[⑦] 其它两种特性为：虚拟性与直接性。
[⑧] 这三个群体在网络社会中，更多充当着曝光者，监督者和死磕者的角色，通过舆论，公布真相等方式倒逼政府权力做出让步，而网民更多的是在这三种精英的引导下，形成抱团式的“紧随其后”，进而巨大的舆论洪流便足以让权力做出更为妥当的处理。
[⑨] 网络政治文化的相关研究，更多可以参见熊光清：《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与政治文化的变迁》，《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⑩] 唐杰在《试论网络政治学》一文当中还提到网络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还包括国际关系，笔者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在一个半封闭的网络社区当中，何以有国际关系被设置于网络当中，反倒很多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内部的方式去解决。而国际关系在中国的网络社会当中，并不真正的存在，故而本文没有将其列入到讨论的议题中。
[11] 刘文富认为，互联网改变了权力的分配，呈现出三种特点：知识化、扁平化和分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