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民主两者在中西文化发展史上，似乎是生死与共、“一有俱有、一无俱无”的关系。欧洲近代的文化形态或思维方式是“主体—客体”二分式：主体与客体（人与人或人与物）是彼此外在的关系，人对人或人对物具有独立自主性。前者的独立自主性是民主的根源，后者的独立自主性是科学的根源。1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两大发现，一是发现了自然，一是发现了人。前者表现了人对自然的独立自主性，从而催生科学；后者表现了人对人的独立自主性，从而催生民主。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和发展，科学上的辉煌成就和民主革命的兴起构成启蒙运动的两大特色。欧洲近代史似乎是一个民主与科学两者一有俱有的历史。
和欧洲不同，中国在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以前的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或思维方式，以“天人合一”为主导。“天人合一”尽管有精神境界高远之类的优点，但其原始性的特征是强调不分人与我，不分人与物，人与我或人与物皆浑然一体，从而把人湮没于与自然“合一”的“一体”之中，人依赖自然，受制于自然，缺乏以自然为对象，要求认识自然、研究自然的科学，故梁启超说：“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把人湮没于与封建等级制社会群体“合一”的“一体”之中，人皆一味依赖于盲从统治者意志的社会群体，缺乏自我的个性和独立性，故缺乏民主。中国古代史似乎是一个民主与科学两者一无俱无的历史。
中国古代史绵延几千年，其文化形态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间，“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民贵君轻”的思想，要求个性解放的悲壮事迹，科学方面的成就，都值得珍视。但是，一部中华古代文化史，总体来说，却不脱“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总范畴。直至鸦片战争前后，魏源等一批先进思想家才公开明确地批判“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引进西方“主体—客体”二分式的“主体性哲学”。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更提出“科学”与“民主”两大口号，被称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启蒙运动。比起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来，这次启蒙运动晚了几百年，而且这次启蒙运动虽然提出了“科学”与“民主”两大口号，但在“科学”方面完全缺乏实际表现，更谈不上像欧洲启蒙运动中那样的科学上的辉煌成就。可以说，有“科学”之名，而无“科学启蒙”之实。与此同时，中国启蒙运动中的“民主运动”虽有强烈的具体表现，但最终“民主启蒙”的梦想不断受阻，至今尚未能真正实现。中国的启蒙运动似乎说明，无“科学启蒙”之实，则“民主启蒙”亦难成功。这与欧洲启蒙运动之同时成功实现“科学”与“民主”两启蒙，形成鲜明对比。
为什么“科学启蒙”与“民主启蒙”如此“生死与共”？
“科学”源于实践中的“惊异”（“好奇心”），“惊异”的本质特点是理性与自由的精神，一种不受任何实际利害关系之束缚而不断追问“为什么”的精神。亚里士多德称科研工作者所做的科研活动是一个处于“惊异”状态下由无知到有知的过程。古希腊人的科学精神就是这种理性与自由的求知精神，是“为知识而知识”——此种知识是“自由的知识”。显然，科学之不断追问“为什么”的理性精神和不计较任何利害关系之束缚的自由精神，与反对盲从权威、反对唯一至尊、反对独裁专制的民主精神，是必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一有则俱有，一无则俱无。理性与自由的精神，盖“科学”与“民主”生死与共的关键。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结尾处曾感叹“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即“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在德国当时已完全丧失。他所赞赏的“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包括：（1）其活动本身“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2）“不管它是否违反警章”。恩格斯的论断不仅继承了古希腊人的科学理性与自由的精神，而且具体指出了科学直接要求民主（“不管它是否违反警章”）的品质。的确，哥白尼（1473—1543）的太阳中心说与教会教义对立，布鲁诺（1548—1600）因宣传哥白尼和其他“异端”思想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伽利略（1564—1642）因多方面的伟大科学成就两次遭到异端裁判所断罪，如此等等科学上的悲壮事迹，都隐含科学家忍辱负重的毅力，让科学的辉煌成就最终复活了人的尊严，赢得了民主的胜利。另外，古希腊时期的科学家阿基米德在沉思他的数学命题时，面对罗马士兵的刀剑，还不动声色地说“别踩了我的圆”，终遭残杀。这也是科学家不畏暴力的一个壮烈例证。我国南北朝时期数学家祖冲之的儿子祖暅，在路上行走时沉思数学问题，碰撞了一位官人，亦不在意。此事虽小，却生动说明了科学家思考问题专心致志、不为外物所累的理性、自由精神。——看来，纯真的科学家也是呼唤民主的人士或同路人。
罗素在谈到欧洲近代启蒙运动的思想状态时，把反民主的“教会威信”之衰落与催生国家民主的“科学威信”之上升两者并提。他在《西方哲学史》中说：两者的区别在于，“教会威信”是“统治”，是“预设一套完备的体系，概括”一切，武断“宣称自己的论断绝对确实，万年更改不了”；“科学威信”则是“理性”（理智），它不预设体系，凭“理性裁断”一切，实事求是，随时准备修正不合理的东西，宽容不同意见，不因利害关系而改变理性所获得的真理。罗素讲的是欧洲近代早期的文化状态，但他关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气质”的论述，却普遍性地指出了科学与反民主势力的对立，深刻地揭示了民主之所以能与科学并生的关键在于，科学重理性思维，独立思考，凭理性裁断一切，反对独断盲从。以原始“天人合一”为主导，片面重直觉而不重理性的中华传统文化，在未来进一步的启蒙中，应可从罗素的这番论断中得到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