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新常态和适应新常态
新常态，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概括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不做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前几年我们热衷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为实践已经证明，高速增长会带来五个严重的弊端：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破坏，产能过剩，低效率，错过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科技创新的大好时机。
2008年国际上发生了金融危机，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发达的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德国、日本都在抓紧技术创新。而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这个时候仍然要大力追求GDP的增长，这样我们错过了结构调整、经济方式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技术创新方面的时机。我们再进一步考察，适应新常态要怎么适应呢？首先要适应中高速增长，而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追求GDP的超高速增长。因为"超高速"不符合经济规律，经济越发展基数越大，每增长1%所代表的内涵远远超过了过去GDP低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适应新常态就是要适应结构的不断调整，经济方式的逐步转变，尊重市场规律。
第二个问题：第三产业产值达到GDP占比51%的意义
2015年第三季度结束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的经济现状，第三产业的产值达到了GDP的51%。今天，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产值一般要占到60%~70%，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的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到了51%，这是中国转向后工业化时期的开始。
转向后工业化时期实际上说明，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经济的变化。第二产业为主的时代，经济增长是可以上去的，不一定上到那么高，但各种情况不一样。到了第三产业占优势的时代，西方发达国家能维持3%，顶多4%，它们认为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很多国家还停留在3%以下，所以中国在这个阶段应该注意到，关键还是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不再是追求数量性的扩张，结构调整比总量要重要。1840年，当时中国的GDP是全世界第一，比英国多多了，可是结构不一样。英国1770年就已经开始工业化，它的GDP首先是靠钢铁、机械制造、蒸汽机、铁路建设，英国棉纺织品是用机器纺织，销售到世界。而中国的GDP虽然大，但以农业、农产品为主，加上少量的手工艺品，中国的棉布是手工制造的。
中国向英国出口茶叶、丝绸、瓷器、桐油、猪鬃，而英国向外出口的主要对象是西欧大陆，出口的产品是蒸汽机、钢铁。结构比总量更说明问题，因为英国的产品结构重新组合以后，站在了技术进步的前列。另一个大家容易忘记的是人类资本的结构。中国那个时候号称4000万人，论人力资源的数量中国远远超过英国。英国小学已经普及了，当时还创办了很多中学，也新建了一些大学，每年培养出大量的科学研究人员、工程师、经济管理人员、金融方面的专业人员。而中国鸦片战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大多数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是为了考科举。中国有几个人懂近代的科学技术，有几个人懂现代的金融？所以结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不调整结构实际上我们是跟不上的。
第三个问题：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继续推进工业化并重
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要并重？因为中国并没有实现工业化，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主要看什么？主要是看高端成套设备的制造能力，高端的成套设备生产在经济中应该占据突出地位，中国在这方面还有差距。我们强调继续实现工业化，正是要把中国经济推上新台阶，因为高端成套设备制造在中国还不如西方的发达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产业也要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是靠什么呢？主要靠消费者，这主要有两点。第一是消费者有足够的收入，这样才能扩大消费。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在世界上还是中后，但是要发展的话，消费能力是最重要的。二是要有消费意愿，要让消费者愿意购买，而且愿意在国内购买，跑到国外买对中国的经济没有太大影响。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做到四点。
第一，让产品更个性化。就是要抓住消费者的习惯、爱好，提供他喜欢买的、愿意买的。第二，让服务业更加人性化。这是我们创造市场、创造新产品销路的重要方面。
第三，把品牌打到国外。将来的竞争实际上是品牌的竞争，品牌是靠不断的技术创新维持的。
第四，把顾客留在国内。这不仅是企业本身的问题，而且和外国产品进口的关税有关系。
我们要背水一战，把中国的制造业搞上去，这是对的。但是光有决心不行，一定要有行动。该关的关，该停的停，该重组的重组。这里面既包括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希望，也有对民营企业转型的希望。
第四个问题：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需要改革和转型
国有企业改革和转型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国有资本的管理。国有资本的管理专门成立国有资本、基金公司也好，投资公司也好，运营公司也好，高层只管资本，管资本怎么运行，这样的目的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国有企业第二个层次的改革是在企业。怎么改？让国有企业独立经营，投资者派董事组成董事会以后，企业服从董事会的决议。中国今天是国家管资本，让资本变活，产生资源配置效率，这是上层的改革。下层的改革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根据投资情况组成董事会，因为行业不同，国家控股的大小是不一样的，这是根据情况来定的。独立经营主要依靠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包括股东会要起作用，董事会要起作用，还要有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在全世界企业发展过程中都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因为原来都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最后到了第二代，能不能维持？还可以。到了第三代，企业能不能再这样下去？一定要看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否产生，职业经理人有一个供给方和需求方，双方才能协调，这样的话管理效率就提高了。
现在中国还没有职业经理人市场，职业经理人不可能像一般的工作者拿着自己的简历到处上门求职。所以这需要有职业经理人的建设或是猎头公司，人才到他们那里登记，他们帮职业经理人去找、去谈。
今后的民营企业走职业经理人道路是有潜力的，潜力在哪里？国有企业过去是国资委主管企业，国有企业领导者退休、辞职以后，可以加入职业经理人队伍，职业经理人是责任制、任期制。所以说，转型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问题，民营企业同样需要转型。我在广东调查民营企业，有的企业感到产权不清晰，比如三个儿子都在父亲经营企业的时候出过力，父亲去世了产权怎么分？分的话，谁出力多少没记录，所以争得不可开交。民营企业的转型必须产权清晰，过去对家族成员是含糊的，所以矛盾就出在家族成员争夺产权，每天处在内乱中，这样的企业还能搞好吗？所以民营企业第一条先得记录家族成员的情况，谁付出多少要清清楚楚。另外，要早日选定接班人。中国无非用两个办法选接班人：一个办法就是从贤，谁最贤谁接班；二是亲，谁最亲选谁。这都是有问题的。
亲中选贤或贤中选亲都不行，维持一段时间还会出问题。最后也应该是职业经理人制度。职业经理人可以经过考察、推荐、试用，最后转化为持股合伙人，企业就延续下去，这都是国外的一些经验，对我们来说很多地方可以参考。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究竟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做这件事？先把职业经理人的市场建立起来，这样就能适应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也适应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
第五个问题：要看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的重大意义
中国的经济要想保持中高速增长，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一定要协调发展。第一是农业。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不发展，就没有足够多的粮食供这么多人消耗。
第二是工业。主要是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高端成套设备的制造业应该快速发展，不然我们始终是世界的制造中心，但不是高端的。而且创造还是在西方。制造业要认识到自己的压力：中低端的产品成本不如东南亚，高端的产品技术不如西方发达国家，所以说第二产业也一定要搞好，要协调发展。
第三是第三产业。商业、零售、消费、服务业，都需要进一步发展。
第六个问题：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只有进行时，没有终点
我们一定要设法让更多人参加到创业、创新的潮流中来。比如现在一些新的创业者根本就不用上班，也不是企业员工，就在自己家里接订单，按合同完成任务，这是一种新的情况。鼓励一般的农民回乡创业，政府要推行三个清单，简政放权，这个非常重要：第一个清单是负面清单，规定了什么行业不能进去，什么行业限制进入；第二个清单是权利清单，就是法律没有授权给你的不能做，法律授权给你的才能做，不然政府就违法；第三个清单是责任清单，就是政府、政府下属的部门在执法、执政的时候必须按程序办，必须按规定的日期批，这就可以制止乱作为和不作为。
这三个清单对我们下一步创业是重要的，第三产业有大量的个人从事服务工作，有服务性的企业，新企业不断出现，就便于开展结构调整了。
第七个问题：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
经济要走市场化的道路，但是宏观经济调控又是必须存在的，这两个不矛盾，主要是方式要转变。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宏观调控今后应该注重微调、预调、定向调。什么叫作微调？就是做轻度的调整。预调是发现问题即将来临，预先采取一些防止措施。定向调就是结构性调整，不是大水漫灌，而是有的放矢，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所以在调控的过程中，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做，非到紧急状态，一般不要采取过大的措施。今后宏观调控的方式要把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政府的第一个任务是执法，依法授权依法治国。政府的第二个任务是通过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基本稳定。另外政府的宏观调控在某种程度上要起到集中引领、规划的作用，为了使将来怎样走、方向在哪里都定得清楚，我们对宏观调控的学习应该是经常性的。
第八个问题：新人口红利
现在一般都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用完了，这话不准确。旧的人口红利的确是在消耗的过程中。现在劳动力不好找，甚至有经济学家预言，10年之后找不到保姆了。旧的人口红利的确是在消失，工资的上升是必然的，因为物价在上涨。
新人口红利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看清楚今天大量的创业创新者，将来会成为中国的新人口红利。上千万人在创业创新，有10%的人多少能成就点事业，1%、1‰能成为大的企业家，就能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就是新人口红利的第一个方面。二是大量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找能发挥自己专长的工作，将来也有可能进一步提升为熟练工人。三是农民。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民开始学家庭农场的思维，农民要学技术，农民要懂得管理，这是西方农业发展的结果，也是将来中国要走的路。这样就可以说，中国不仅将会有新的红利，而且中国的人口多，新人口红利数量也是惊人的。
还有一点要注意到，蓝领、白领工人的界限正在逐步消失。《北京青年报》头版登过一篇报道，北京的环卫工人坐在计算机边上操作，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些技工过去凭体力去扫马路、清垃圾，现在用计算机指挥，使用机械设备在做。危险的工作由机器人去做，所以蓝领和白领的界限将来会逐步消失。
第九个问题：当前农村的两个突出问题
我带调研组到陕西调研，发现汉中市遇到一个新情况：汉中市下了死命令，原有的工厂有污染的全迁走，保证汉江水的清洁。汉江两岸的农田不准打农药、不准施化肥。汉中又很贫困，怎么扶贫？这就要因地制宜了。
我们去汉中市的西乡县调查，西乡县把沿江、沿河两边的山林、丘陵和农田改成种茶树，因为有很好的茶叶，就把茶树作为主要的产品。打工的人回到老家，要么种茶树，要么做茶工，而且茶树是不使用化肥也不打农药的。西乡县就这样因地制宜脱贫。
另外，现在农村送份子钱、送红包的陋习影响越来越大，同村的人婚丧嫁娶都得送，所以负担不了。外出到深圳打工的陕西汉中的民工春节不敢回家，春节过了悄悄回家，就因为怕送红包。
第十个问题：发挥第三种调节的作用
市场调节是第一种调节，政府调节是第二种调节，第三种调节是道德调节。
我们可以这么说，有市场、有政府以后，道德力量调节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清楚地认识这点。道德调节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调节，没有文化调节不行的。道德调节首先是自律，自律是对自己文化
、道德的约束，互相帮助也是一种民间的传统，也体现着道德调节的力量。
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我们都在谈效率，效率有两个基础。一个是物质技术基础，要有一定的物质技术，没有物质技术是不可能有效率的。效率的另一个基础，是道德基础。重要的问题在于，有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那么超常规效率从哪里来？超常规效率是从道德基础上产生的。
本文选自中信出版社《大变局与新动力》厉以宁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