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经济增长的根源：投资推动抑或消费拉动

本文载《财经研究》2016 年第2期

本章导读：现代主流经济学不区分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更不区分消费的类型，而是将所有支出都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甚至将消费乃至奢侈性消费当作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与此不同，古典经济学将投资支出视为经济发展的根本，从而对奢侈性消费持强烈的批判态度。究其原因，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组织，核心议题是国民财富的增长；显然，组织运行的有效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取决于社会分工水平和生产迂回程度，而这都以不断积累和投入的资本为基础。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仅仅关注当下的个人福利或效用，仅仅关注已经存在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从而看不到奢侈性消费和破坏性支出本质上的浪费性和损坏性。同时，古典经济学的投资支出不同于凯恩斯经济学，它依赖于没有消费掉的剩余产品及其在生产中的投入，而不是从民众转移的税收或从未来转移的国债；因此，古典经济学的投资推动增长观有助于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现象。

一、引言

在经济增长的动力根源上，包括马克思经济学在内的古典经济学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存在根本性差异：前者致力于解决物质财富的匮乏，不仅从劳动投入角度来建立价值理论，而且从基于劳动分工角度构建了经济增长的供给推动论；后者则主要关注个体需求的满足，不仅从效用最大化角度来建立福利理论，而且从当下的有效需求不足来构建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理论。相应地，“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基础与其说是新古典经济学（包括凯恩斯经济学），不如说是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经济学），因为他根本上侧重于通过促进分工深化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而提高潜在产出水平。为了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本文对相关议题作一思想史的梳理，集中剖析古典经济学注重资本积累的理论基础，并以此来审视一些为大多数人熟视无睹的社会经济现象。

二、奢侈性消费的思想史审视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和消费理论：（1）边际效用学派认为，消费体现了个人的自由选择以及对个人福祉的追求，消费水平也成为社会繁荣的标志，从而致力于寻找使既定生产要素得到最佳配置并使消费者满足最大化的途径，研究既定目的和手段选择之间的关系；（2）凯恩斯经济学认为，消费支出构成了社会总需求的主体，是决定社会就业量的基础，也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从而研究如何激发个人消费以防止经济萧条，必要时以公共支出来加以弥补。正是受到这些理论的鼓吹和影响，就促生了各种刺激消费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以致追求消费之风逐渐主导了现代商业社会，乃至萌生出追求炫耀性消费的有闲阶级。

那么，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何如此重视消费呢？一般地，这既有社会环境的因素，也有经济思想史的渊源。就社会环境因素而言，（1）西方社会不断推出的技术革新所创造的产品已经超越了在目前社会分配结构下人之欲望的上升幅度和速度，先有产品的生产再引导相应的消费已成常态，因而如何借助广告等媒体来刺激个体的消费欲望之上升就成为重要课题：（2）现代消费已经脱离了简单的生理需求而成了社会性需求，而社会性需求则与知识、信息、趣味以及社会风气有关，因而通过研究消费的变化也就成了促进有效生产的关键。就经济思想史渊源而言，（1）为了提高国家竞争力和促进财富创造，重商主义就大肆鼓吹进行公共工程项目的投资以及奢侈性消费以减少“过多的人员”，这启蒙了凯恩斯，并成为现代各国经济政策的重要特色；（2）重商主义后期的孟德维尔更是以讽喻诗形式为当时的奢侈风气辩护，将奢侈行为视为推动社会繁荣昌盛的力量，而将俭朴行为视为导致社会衰退的原因；（3）桑巴特则分析了奢侈消费对资本主义成长的影响，发现大规模的工业主义首先发生在奢侈业，从而认定资本主义正是由奢侈行为所推动。

不过，在经济思想史上，对奢侈性消费持赞美和鼓吹的学者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情形的观察家和肯定者，主要有孟德维尔、马尔萨斯以及桑巴特等人。这些学者的认知来源有二：（1）从伴随资本主义崛起而盛行的奢侈消费现象中总结；（2）对早期基督教禁欲伦理观的反动。例如，针对当时受到严重贬斥的个人逐利行为和奢侈消费行为，孟德维尔写道：“奢侈驱使着百万穷汉劳作，可憎的傲慢又养活了一百万穷汉”，“在这种情况下，穷人也过着好日子”；而一旦“随着傲慢和奢侈的减少，一切艺术和技巧都相继消失”，整个社会将一片萧条。[1]同样，有感于17世纪末在欧洲广泛出现的不断增长的财富带动的奢侈品需求，桑巴特强调，“奢侈促进了当时将要形成的经济形式，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正因为如此，所有经济‘进步’的支持者，同时也是奢侈的大力倡导者。它们唯一担心的是害怕奢侈品的过度消费会损害资本积累。”[2]甚至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也承认，“奢侈品鼓励了消费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工业的发展，促进工业新产品的发明创造并投入大批量生产。它是我们经济生活的动力源之一。工业的革新于进步、所有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都应当归功于奢侈。”[3]

与此同时，从古典经济学兴起直到边际效用学派崛起之前的学者大多都对奢侈之风持反对态度，代表性人物有魁奈、莎夫兹伯里、哈奇森、斯密、李嘉图、穆勒、巴斯夏、西斯蒙第、李斯特等。他们的认知来源也主要有二：（1）社会经济发展从商业流通到工业制造转向使得学者们察觉到了奢侈性消费带来的严重后果；（2）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使得学者们得以从价值创造和分工拓展的角度剖析到资本积累的作用。例如，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真正鼻祖的重农学派创立者魁奈强调农业的生产性以及其他行业对农业的破坏，并将在一个极其贫困的国家中为贵族服务的奢侈物品生产视为非生产性的。再如，古典经济学开创者斯密主张对奢侈品课以重税，要求在高度公路对奢侈品运输征收比普通货运更高的费用，对“富人的懒惰和虚荣”征税，对酿酒厂课以重税以抑制烈性酒的消费以引导人们饮用有益于健康和保持充沛精力的啤酒和麦芽酒。[4]同样，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穆勒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资料集中以及资产阶级的奢侈生活进行了谴责，认为他们的收入与生产活动并没有必然联系。

可见，在究竟如何理解奢侈性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上，不同学者的理解显然是不一样的。而且，这种不同认识还呈现出明显的历史阶段性：边际革命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多对奢侈性消费行为持批判态度，边际革命以后的主流经济学家则越来越重视需求并高度肯定奢侈性消费的社会作用。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认知差异呢？这又涉及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任务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早期资本主义面临的根本课题是：投资不足对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障碍。基于这一课题，古典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根本上依赖于投资支出，生产性劳动和剩余产品的投入则是经济增长的根本要素，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社会需要大量的剩余产品积累，并且配置到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地方。相反，后期资本主义面临的根本课题则是：社会需求不足对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制约。基于这一课题，现代主流经济学不再区分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更不区分消费的具体内容，而是将所有支出一视同仁地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尤其是，受周而复始经济萧条的影响，它将消费乃至奢侈性消费当做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只有当私人消费需求不足时，才由政府施加替代性的公共投资需求。

问题是，究竟是投资支出还是消费支出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根源呢？事实上，根据皮凯蒂的资本主义第二定律：β=s/g；其中，β是长期资本与国民收入之比，s是储蓄率，g是增长率。[5]一般地，如果β是稳定的，那么，较低的储蓄率必然伴随着较低的增长率。例如，目前欧美发达国家的储蓄率s几乎都在6%以下，那么在皮凯蒂设定的β大约为6的情形下，相应的增长率g就不会超过1%；相反，东亚国家的储蓄率s往往在20%左右，相应的增长率g就可以超过3%；进一步地，目前中国社会的储蓄率s甚至高达50%，从而往往可以实现超过8%的增长率g。如果考虑到β在不同社会的差异，那么，由于储蓄率s的差异将会伴随着更为显著的增长率g。例如，发展中国家的β往往要比发达国家为小，假设当前中国社会的β是4，那么，在50%的储蓄率s下就可以实现12.5%的增长率。显然，储蓄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机制就是转化为投资，从这点上看，是投资支出而非消费支出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根源。正是基于财富生产和创造的角度，古典经济学家极为重视资本积累而贬斥奢侈性消费。

三、如何看待奢侈性消费：破窗理论的审视

巴斯夏虚构了一个场景：一个店主的儿子不小心打碎了一扇窗户玻璃，此时引来了一群围观者，他们对打破玻璃而造成的财产损失表示惋惜，对店主不得不花钱来修复窗户表示同情。但是，一群老练的经济分析家却异口同声地说：“不论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天下总有人会得到好处；人人都得过日子呀，如果玻璃老是不破，要玻璃工干什么呀”；而且，他们还 “说打破玻璃是件好事，说这能使资金周转，说由此可以导致整个工业的发展”。[6]因为店主不得不重新购买一块玻璃，而玻璃商又可用这笔钱去支付给另外的人，如此循环。因此，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这个看起来是有害的破坏行为，创造了需求，引发了资金周转，从而刺激了经济发展增长。而且，当时还有学者宣称，“如果烧毁巴黎，那将有那么多房子要重建，会带来多少生意啊。” [7]很大程度上，这种观点也可以看成是原初凯恩斯经济学，破坏性消费通过乘数效应而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正是受这种流行观点和凯恩斯学说的影响，人们就津津乐道于所谓的“破坏创造财富”说，并进而推广到洪灾、地震、战争等。例如，国内有学者就大肆宣扬，“洪水有利于经济建设”，“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8]相应地，在9·11事件发生后，这些经济学人同样可以说，这次恐怖袭击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会带来建筑业、市政建设的繁荣。实际上，这种千篇一律的安慰已经形成为一种理论，并指导着我们绝大多数的经济制度和实践。当前中国社会就存在非常多的“玻璃工”，很多“窗户”造出来就是为了打破的，从而不断促进地方GDP的增长。同时，鉴于破坏性行为和奢侈性消费之间的极大相似性，社会上就流传开“奢侈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基本动力”之类言论和信条，如“聚藏钱财会使民族的血脉枯竭”，“大人物的奢侈可以使小人物生活得更舒服”，“纨绔子弟毁了自己却富了国家”，“穷人的面包就是富人的浪费做成的”，等等。[9]其实，贪得无厌和奢侈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往往会受到蔑视，资本主义却将贪婪视为一种“动机”而合理化，甚至导致了一种“占有”科学--经济学科的快速发展。[10]

进一步地，这种流行观点还塑造出了这样一种道德标准，它导致人们把他们的道德利益和物质利益看成是对立的。例如，凯恩斯就宣称：“我们越是有美德，越是致力于节俭，我们国家财政和私人财务越是坚持正统原则，我们的收入就会下降得越多”；同时，“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战争都可能对增加财富其作用”，尽管“建造房屋或类似的东西会更有意义。”[11]问题是，这种将奢侈视为美德的道德观合理吗？巴斯夏就指出，天底下所有的父亲无不教导自己的孩子遵守秩序、持家有道、讲究实惠、力求节俭和适度消费，天底下所有的宗教无不痛斥阔气和奢侈无度。[12]同样，西斯蒙第也指出，“任何一个家庭的家长都知道，他要发家致富，就只能靠节约，把他每年所赚的一部分钱，拨入他的资本。”[13]

进而，当今社会的那些奢侈性消费和破坏性行为在经济发展中果真起到了如此的积极作用？巴斯夏支持常识而批判老练经济分析家对于破坏性行为的辩护观点。巴斯夏指出，老练经济分析家的观点仅仅看到了能看到的一面，而没有考虑看不到的一面。在这个事件中，窗户打破而提供了玻璃工的生意，这是老练经济分析家所看到的；但是，如果窗户没有破，店主就可以用那笔钱购买新鞋或新书，从而增加书商或鞋商的营业额，这是老练经济分析家所看不到的。同时，就店主而言，由于窗户被打破，它花钱购买新玻璃获得的享受与以前一样；但如果窗户没有打破，他在获得原先的效用时又可以增加新鞋或新书的效用。所以，巴斯夏说，“破坏、损坏和浪费，并不能增加国民就业”，相反，“有些东西被毫无意义地毁灭，社会损失了某些价值”或者更简单地说，“破坏并不是有利可图的。”[14]

事实上，打破玻璃所带动的经济效用往往是以另外一部分的负效应为代价的，整个社会上的资源并没有增加。米塞斯写道：有人认为“如果富人不奢侈，穷人就会失去收入来源，就会变得无处挣钱，无钱可挣。这种说法很愚蠢，……如果没有奢侈，人们照样可以找到收入来源，那些本来可用于生产奢侈品的资金就将被投放到其他的生产领域，例如用来生产大众化的消费品，人们的生活必需品等。”[15]斯密的老师哈奇森也指出，“在一种用途上不被花费的收入将要用在另一种用途上，它如果不被浪费在奢侈消费中，就必然会用于有用的、明智的目的。”[16]而且，后一种消费有助于收入的分散，从而对社会发展来说更健康，但这些都被现代主流经济学忽视了。这也就是巴斯夏“破窗理论”的涵义：打破玻璃使得有些东西被毫无意义地损坏和浪费，使得社会丧失了价值，从而是破坏而非建设。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奢侈性消费和破坏性行为在特定时期对经济拉动的积极作用：当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奢侈和破坏往往可以触发经济活动和启动经济运转。譬如，如果上述店主是个守财奴，在玻璃没有破损的情况下，他既不会用那笔钱去购买玻璃，也不去购买其他书籍等任何东西，而是将之储藏起来；那么，打破玻璃这一事态显然就有助于促进这些储蓄的使用，从而刺激社会经济的运行。这就好比在经济萧条时期，每个人都因对未来预期不佳而紧缩消费（就像守财奴），那么，浪费性的消费行为以及破坏性的“破窗”举动往往可以成为启动经济的动力，从而就并非不是好事。很大程度上，凯恩斯的消费刺激理论应对的也就是这种极度萧条的经济情形。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巴师夏还是强调，破坏性行为虽然通过迂回途径而启动了经济，但其直接效果却是对社会福利的损害；而且，即使没有打破玻璃这类破坏性行为，人们的正常购买也可以启动经济。

从本质上讲，破坏就是破坏，奢侈就是浪费，这不是价值创造行为。相应地，破坏性发展也就不是一个有效率的途径，更不是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破坏来启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反映出，人类社会的相关制度出了问题，如知识结构、生产结构以及分配结构出了问题，从而昭示我们去改良这些问题。究其原因，人类社会还没有富裕到可以随意浪费的程度，每一次浪费都必然与其他人的穷困同时存在。譬如，每当经济大危机到来时期，大量的牛奶和面粉倒入大海固然成为摆脱包袱而推动经济新一轮发展的现实手段，但在大危机时期往往有更多的人得不到最基本的食物，这正是森发现贫困和饥荒之所以爆发的真正根源，也是马克思等古典经济学家极力批判的社会现象。而且，即使人类社会的物产已经到达了绝对充裕的阶段，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也应该保障人们减少在生产和劳动上的时间投入，从而得以将大量的时间用于提升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显然，维持社会持续平稳发展的关键在于，要建立保障社会正常的生产和消费机制以防止大起大落的经济波动，这包括改善收入分配、促进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制度安排，这也是现代经济学的根本议题。不幸的是，囿于既定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绝大多数经济学人却看不到这一点，无法深入剖析经济波动背后的社会因素，反而将各种市场行为都视为理性的，将市场波动乃至经济危机都视为帮助经济“破坏性重建”的强制性市场出清。正是由于思维为成见所禁锢，这些经济学人的政策主张往往在两个极端之间跳动：当市场繁荣时，人们往往相信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有效的，一切个体行为都是理性的；当市场衰退时，人们转而信奉凯恩斯经济学，主张用国家干预来纠正市场失灵，甚至采取破坏性政府支出和奢侈性个人消费的激励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复苏。结果，人类社会经济体系中内在的问题就永远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经济也就会不断地陷入周期性循环之中。

最后，需要指出，这里之所以将奢侈性消费称为浪费，如凡勃伦所说，“是因为这种消费从整体说来，并无益于人类生活或人类幸福，而不是因为从实行这种消费的各个消费者的立场来说这是浪费或精力的误用。就各个消费者说来，如果他愿意这种消费，这种消费与其他可能不会受到浪费的非难的那类形式的消费相比时对他的相对效用问题就算解决了。不论消费者所选择的是哪一形式的消费，也不论他做出选择时所追求的目的何在，由于他的偏爱，那种消费对他就有效用了。从各个消费者的观点来看，在纯粹解决刘能范围内是不会发生浪费问题的。”[17]但现代主流经济学恰恰从个体理性角度来看待问题，从而就混同了各种消费支出。例如，针对中国社会潜在的粮食危机，袁隆平先生建议政府将浪费当成犯罪行为来限制，但该建议马上遭到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人以及青年经济学子的大肆抨击。这里摘抄一些网络话语：

“袁隆平吃错药了，求设‘浪费罪’。请问有没有一点市场经济的常识？如果生产出来的商品不被消耗掉，不就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源头？”“你点了好些菜，……你自己觉得吃几口就不想吃了，就倒掉，这是你在理性地处理你自己的私产，这不是浪费。是你自己的财产，你怎么处置都是你自己的事，不存在浪费这回事。……（所谓浪费），就是你没有按照你认为最有利于你自己的方式处置你的财产。只有你自己才知道有没有浪费，也只有你才最关心你有没有浪费。……所以你都没法想象会有你自己故意浪费自己的财产这样的事。只有违背自己意愿地处置自己的财产，才是浪费”；“只要不是抢农民的粮、偷农民的粮，或者像统购统销年代那样，强行低价收购农民的粮食，而是用市场价让农民自愿把粮食卖给你，你就对得起他的汗水。买来了不吃，最后扔掉，也不是对他劳动的浪费，相反是让他的劳动发挥出他自己都没料到的价值。他本以为他生产的粮食只能用来吃，结果发现你还能拿来炫耀，吃饱了还买，农民要高兴还来不急。规定农民只能卖粮给只把粮食用来吃的人，那才是对他辛勤劳动的浪费”。[18]实际上，不是袁隆平先生错了，而是这些学子们根本就没有真正理解经济学，他们所学习一种错误的经济学理论就自以为是了。

总之，“破窗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决策只有在考虑到“全盘结果”时才会产生良好的结果，亦即，对于经济决策的评估应该观察其长远的影响而非短期的成果。这包括两点：（1）检验经济决策的效果不要局限于直接带来的利益或缺点，而是应该检验其长期的影响；（2）检验经济决策的影响时不能只观察特定的群体（例如蜡烛制造工匠）或产业（例如蜡烛制造业），而是应该考虑到其对所有人和整个社会的影响。显然，“破窗理论”对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都具有显著的意义。例如，通过节俭和奢侈行为对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和深层效应的比较，巴斯夏就指出，节俭不仅在道德上优越于奢侈，而且在经济上同样优越于奢侈。同样，根据“破窗理论”这一中心思想，巴斯夏还强调，“坏经济学家总是为了追求一些当下的好处而不管随之而来的巨大的坏处，好经济学家却宁愿冒当下小小的不幸而追求未来的较大收益”。[19]显然，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只能是那些不仅看到直接结果，而且也能看到经济政治行为的后续结果的人。巴斯夏这一见解深深影响了奥地利学派，哈耶克将之称为天才的思想，破窗理论也成为一些有识之士用以批评凯恩斯消费经济学的譬喻。如维塞尔就强调，“现实经济在没有干扰因素的影响时，能够把关心和收入分派到未来各期。在预见到特殊的风险、追求更快的经济发展、计划到或者预期到常规收入和支出发生变化时，有必要考虑超出当前时期的经济措施。”[20]

四、古典经济学重视资本积累的理论基础

与现代主流经济学鼓吹消费支出并推出需求拉动增长论不同，古典经济学家大多抨击奢侈性消费行为，并将资本积累作为提高劳动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根源。为此，古典经济学家大多主张对奢侈品征收高额税收。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差异呢？根本原因在于这样两方面：（1）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组织（民族国家），从而关注组织的有效运行，而这根本上关涉社会分工问题；（2）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国民财富的增长，社会财富的创造不仅依赖于生产性劳动的投入，而且依赖于社会劳动的生产率提高，而劳动效率则关涉迂回生产问题。很大程度上，组织运行的有效性和劳动生产率都取决于社会分工水平和生产迂回程度，而这都以不断积累并投入生产的资本为基础。这里就此作一说明。

（一）拓展分工论

对储蓄和资本积累的重视可以追溯到经济学之父斯密，他实际上是以高储蓄、高投资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型的先驱。[21]事实上，斯密的《国富论》就是研究国民财富尤其是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的学问，集中剖析了影响人均国民收入的两大因素：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其中，斯密将生产性劳动定义为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而所有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则被解释为非生产性劳动；劳动生产率则与分工有关，分工是有助于生产力提高的最重要条件。斯密构筑的三位一体理论体系就是分工、劳动价值和自由竞争；其中，劳动价值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劳动分工则通过提高劳动效率而促进价值创造，自由竞争则通过促进劳动分工而扩大市场范围。正如熊彼特指出的，“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人想到要如此重视分工。在斯密看来，分工是导致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22]

既然分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源，现实世界中的分工水平又如何决定呢？在这里，斯密提出了后来为斯蒂格勒命名的著名的“斯密定理”：市场的需求规模限制了劳动分工，相应地，新的劳动分工取决于交换范围（市场）的扩大。斯密写道：“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总是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23]事实上，只有当对某一产品或者服务的需求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专业化的生产者才能实际出现和存在；相反，如果市场范围没有扩大到一定程度，即需求没有多到使专业生产者的剩余产品能够全部卖掉时，专业生产者不会实际存在。正是由于斯密把分工和市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凭借持续引进新的分工而自我维持的增长理论。因此，斯密定理后来也被西方主流经济学视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是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24]

进一步的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分工又是如何得以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这就需要以不断积累的资本为基础。事实上，只有拥有足够数量的资本，企业主才可以购买工场、工具、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劳动工人，才能将这些生产要素结合在进行社会化生产；只有存在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才可以从社会劳动中分离出一部分来从事知识生产和技术创造等活动，进而形成知识生产和知识应用之间的分工；同时，只有以这些剩余产品转化的资本为媒介，才能沟通生产者之间的联系，从而深化生产者之间的分工。从人类社会发展看，在劳力社会中，由于社会没有剩余产品，从而就无法形成有效分工，也就只能重复自给自足的简单再生产；相应地，随着地理大发现、经济殖民等带来的剩余产品，才使得社会化分工和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才促进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剩余产品的多少就决定了社会生产形态以及经济发展速度，并最终决定了社会经济所处阶段，这反映在科恩所列的简表中。[25]

最后的问题是，资本又如何而来呢？斯密指出，资本是先前的储蓄行为积累起来的结果，是节制花钱的结果；而没有事前积累的资财，分工就无法进行，就无法提高生产率。为此，斯密反对奢侈性消费，并把私人储蓄或节俭视为增加资本的唯一途径；相应地，斯密高度评价储蓄行为，把节俭的人称为公共捐助人。这一观点为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所继承。例如，穆勒认为，资本是劳动生产的积累，资本家减少在奢侈品上的消费支出就会增加投资支出，从而能够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为此，社会必须从每年的产出中留出一部分来维持劳动，生产性劳动人数的多少则取决于这部分的大小。进而，基于能否因直接或间接地维持生产性劳动，穆勒还将消费区分为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穆勒写道：“只有用于保持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消费，才是生产性消费。”[26]究其原因，在一个经济中所生产的一定数量的消费品必定会反馈给家庭部门的人力本身的生产，这种生产性消费正是维持人力资本完整无损的必要投入。穆勒还指出，只有生产性消费者才是生产性劳动者，但并非所有生产性劳动者的消费都是生产性消费。

同时，斯密认为，储蓄行为和投资行为之间不存在时滞，因为储蓄转化为投资，而投资产生支出，反过来又用于消费；因此，储蓄并不会损害购买力，而是意味着消费，不是被储蓄者而是被不同类型的其他人消费。究其原因，货币主要是一种媒介，借助它，人们想要方便地获得商品。承袭这一思维，萨伊进一步提出了萨伊定律：供给可以创造需求。当然，萨伊定律也遭受了种种批判，如忽视商品和物物交换的区别、不变的现金余额、储蓄和投资相等、没有货币幻觉、忽视经济体制的不确定性、忽视坎铁隆效应和真实余额效应，等等。但是，正如罗斯巴德指出的，“本质上，萨伊定律是对各种经济学上的不学无知者以及利己主义者所做出的严厉而适当的回应。这些不学无术者以及利己主义者在每次经济衰退或危机时就大声地抱怨普遍‘生产过剩’的严重问题，或者用萨伊时代的常用语言，市场上商品的‘普遍饱和’问题。‘生产过剩’意味着生产超过了消费：即产量从总体上与消费量相比太大了，因此产品无法在市场上售出。”[27]显然，现实世界的供给并没有满足所有人或者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因而经济危机的原因也决不能单单用生产太多了去解释，而应该从供给结构上去分析，是供求结构的失衡造成了“生产过剩”，这才是萨伊定律的真正含义。事实上，穆勒也接受了萨伊定律而强调，对财富的限制永远不是缺乏消费者，而是缺乏生产者和生产能力。究其原因，节省下来的资本总会要给消费掉，或者用于投资，或者用于是非生产性消费，而“富人的非生产性开支对穷人的就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28]在这里，穆勒特别指出，对增加生产构成障碍的重要因素是资本，而储蓄依赖积累的动机，储蓄倾向则在于如何诱导储蓄。

（二）生产迂回说

分工之所以能够提高效率，还有另一个理论基础：生产迂回说。事实上，李嘉图就把资本看作是“间接的”或“物化的”劳动，并认为完全依靠直接劳动生产和利用机器劳动生产的效率和成本是不同的；而且，李嘉图认为，时间因素妨碍了那些周转较慢的资本的产品的供给，其产品需要较长时间到达市场的人必须为此而得到补偿。承袭这一思维，西尼尔最早提出了资本积累原理，社会生产力随劳动能力和产品不断被当作生产手段使用而增进。例如，相同数量的劳动两年投入赚取的利润不止二倍于连续两个一年的投入赚取的利润，第一年的产品可以用来作为第二年生产的工具，如每隔一年赚取100元利润在经济上并不等于每年赚取50元利润。这意味着，劳动以及生产财富的其他工具的力量可以因把它们的产品作为进一步生产的工具而无限增加，因而周转较慢的资本产品也因实际价值在不断增加而有价值较高。进一步地，奥地利学派的开创者门格尔指出，利用高级财货进行生产能够取得更高生产率。

在西尼尔和门格尔的学说基础上，庞巴维克认为，最终（消费者）商品的生产需要耗费时间，而生产这些商品的迂回方式比直接生产方式具有更高效率，但也需要耗费更多时间。例如，鲁滨逊可以直接用双手捕鱼，也可先结成鱼网再用鱼网捕鱼，显然后者具有更高的生产力。为此，庞巴维克第一次提出了“迂回生产”说：迂回方法较直接方法的效率更高但花费时间更长，而且，方法越迂回，花费的时间越长。也即，迂回生产说包含了两大内容：（1）迂回生产往往比直接生产具有更高的生产力；（2）迂回生产往往比直接生产耗费更多的时间。相应地，要使迂回生产的时间延长，就得增添更为复杂的生产设备，即增加资本。庞巴维克强调，迂回生产说是“整个生产理论中最主要和最根本的命题”。

显然，迂回生产说预示了一种新型的资本生产力学说，它认为现在财货具有技术上的优越性，现在财货比同等数量的未来财货更有价值。但实际上，庞巴维克只承认土地和劳动力是生产的原始要素，而拒绝承认资本是与这些要素合作的生产要素。在庞巴维克看来，资本的作用在于增加了土地和劳动的生产力，它的使用是“消费时间的”，需要更多的“迂回的”生产过程而延长了“生产时间”。事实上，维塞尔认为，归属于给定生产要素组合中各要素的产品总和，应该恰好等于要素组合的产出本身；但庞巴维克却认为，现代化生产的优势源于控制各种投入要素的能力，因而分配给要素的价值应该大于投入的价值。也即，归属于各个要素的价值之和应该大于投入要素组合的总价值，庞巴维克将之归属为一种剩余，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当劳动被用在以前积累下来的维生基金时就会创造出剩余，这应归功于迂回生产方式。

承继迂回生产说的思维，杨格1928年将斯密定理发展为杨格定理，主要包括三大命题：（1）递增报酬的实现依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2）不但市场的大小决定分工程度，而且市场大小又受分工程度的制约，（3）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29]其中，第二点是对斯密关于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思想的重大发展，这种发展也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相适应。到了20世纪20年代，由需求引导的分工引进接近尾声，相反，垄断大公司已经开始通过供给有意识地引导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杨格认识到，市场规模不仅取决于人口规模，而且取决于购买力；同时，购买力又取决于生产率，生产率又依赖于劳动分工的范围。这样，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就相互作用并在相互作用中得以不断扩大，最终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不过，杨格认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企业规模产生的，而是源于专业化和分工。在杨格看来，劳动分工的增进意味着生产迂回度的增加，而这有赖于整个社会市场规模的扩大，或者生产工具和技术的进步；为此，他将分工效率放在了生产的迂回度提高的基础之上，把报酬递增视为主要是生产的资本化迂回方法的经济。事实上，正是市场规模的扩张使得机器得以引入、技术得以进步，这又导致了生产迂回度的提高或分工链的加长，从而促进了分工的深化。同时，分工的深化又可以进一步促进市场的扩大：（1）专业化的链式分工使生产的迂回度加大，导致知识的积累，并使生产具有报酬递增性；（2）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生产者必须同其他生产者交换，从而促使了市场规模的扩张；（3）市场不断扩大的前景，又促使产业更精细的分工，产业链加长。因此，杨格定理动态地发展了斯密定理，提出了由分工到分工的累积循环的机制。

五、基于投资推动说的重大经济现象解析

古典经济学强调了投资支出在经济发展中的根本性作用，这种意义上的投资支出并不同于凯恩斯经济学：（1）古典经济学的投资支出依赖于剩余产品，而凯恩斯经济学的投资支出依赖于征税和国债；（2）古典经济学的投资支出着眼供给结构和劳动配置，而凯恩斯经济学的投资支出则着眼总体需求。相应地，两类投资支出的后果是不同的：古典经济学促进了分工的深化和生产力的提高，凯恩斯经济学只是缓和经济萧条而最终却引发了滞胀危机。同时，古典经济学对剩余产品的理解又有这样几层次的思维逻辑：（1）劳动分工和迂回生产往往都以不断积累的资本为基础；（2）资本往往来自没有消费掉的储蓄，经济快速增长想依赖于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3）储蓄率往往与社会收入分配有关：收入差距越大，储蓄率越高；（4）剩余产品必须投入到生产中才能对生产效率和财富创造起到积极作用，而这又与生活制度和企业家精神有关。基于这一思维逻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的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现象。

（一）为何应该重视储蓄而限制奢侈消费？

古典经济学把资本视为实行劳动分工的交换经济的必要基础：没有事先积累的资本，分工就无法进行；同时，随着分工的深入，就必须有更多的资本与数量和生产率都在增加的劳动相配合。斯密就写道：“按照事物的本性，资财的蓄积，必须在分工以前。预蓄的资财愈丰裕，分工就能按比例地愈细密，而分工愈细密，同一数量工人所能加工的材料，就能按更大的比例增加。”[30]因此，古典经济学高度重视剩余产品，认为一定的剩余产品是财富创造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些剩余产品也就是社会再生产中的资本。相应地，罗斯托也指出，一个经济要起飞，必须将生产性投资从5%或更低水平上升到占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净值的10%以上。[31]同时，生产方式的迂回延伸也就意味着需要生产更多的生产资料（或资本品）。承袭这一思路，马克思提出了一个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规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的生产会呈现优先增长的趋势；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条件下，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最后是消费资料的生产。

那么，不断积累的资本从哪儿来呢？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是先前的储蓄，是节制花钱的结果。因此，古典经济学重视剩余产品。这些剩余产品是没有被消费掉的产品，它在社会再生产中就转化为资本。相应地，古典经济学也就高度评价储蓄和投资，而反对奢侈性消费。实际上，马克思经济学也认为，由于收入大多集中在富有的具有较高储蓄偏好的资本家手中，因而资本主义的储蓄率会不断上升，这也导致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维塞尔也指出，“经济预期面对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然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包含着一个规则，必须保持资本储备。那些遵从这一规则并且同时节约它们劳动能力的人，当然也能够在未来所有时间里保持同样的福利状态。一个对未来很粗心的人，不能想象个人对未来的需求。”[32]同时，重视储蓄的理念在现代社会也不陌生。据说哈佛大学第一堂经济学课就教两个概念：（1）花钱要区分“投资”行为或“消费”行为；（2）每月先储蓄30%的工资，剩下来的才进行消费。结果，哈佛教导出来的青年人，把每月储蓄的钱当作是一项最重要的财务目标，只准超额完成而绝不能减少，从而在后来的生活中都很富有。[33]事实上，剩余产品的大量存在意味着较高的储蓄率，每一代人消费掉的要小于其所创造的财富；只有这样，人类社会的生产率和福利水平才能不断提高。维塞尔写道：“人类经济史开始于一种剩余，这种剩余不仅仅源自未开垦土地的自然力量，同时也源自所需要的蛰伏的人类力量。”[34]海尔布隆纳也指出，“在所有的社会中都存在剩余，它使得原始部落向文明社会迈进”。[35]

（二）经济起飞时资本积累方式有何差异？

一般地，经济越是落后，资本与收入比β就越小，储蓄率s对经济增长率g的影响越大。事实上，任何社会为了推动经济起飞，都以获得足够的剩余产品为前提。例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了一个原始资本积累时期，而且这种原始资本积累往往与暴力相伴随：对内开展类似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对外则进行殖民扩张。同时，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迅猛发展还实行“强制性储蓄”政策，这种政策要求国家对低收入群体征收高额税费，通过榨取足够的税收投资于工业化。例如，英国政府就利用间接累退税向大金融投资商支付利息，而这些间接税主要来自低收入阶层。霍布森的分析表明，英国政府所支付的利息款约有80%直接给了伦敦的金融投资商，而通过累退税低收入阶层支付了50%-60%的利息款，在1715至1850年期间，大约有5%的国民收入从贫穷的工人阶层或中低消费阶层转移到了富裕的金融投资商身上，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种再分配的资金总额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9%。[36]

与此不同，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多诞生于不发达的穷国，为了快速实现资本积累过程，社会主义国家主要实行价格差和利率差等政策，以促使资本从农业大量流向工业。同时，为了弥补工业生产中极度稀缺的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还采用科尔奈所指的三种方式——牺牲、延期和忽视消费——来最大程度地供给剩余产品。所谓牺牲，永远放弃了一种不会积累的需求的满足，以现时较少的消费代之以较多的投资，如少吃黄油以增加出口，换回外汇购买机器。延期是指，放弃了应属于现在的存货形式（通常是消费资本形成），但并没有彻底放弃，行为只是被延期，将问题留给了下一代。忽视是指，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放弃现在的消费（流量）或现在消费资本的形成（存货形式），这种方式不仅意味着未来的负担，而且直接导致损失，如忽视教育。[37]显然，三种战略带来的长远影响是不同的：通过牺牲（减少消费黄油），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某些要求，而下一代却在这方面安然无恙；通过延期（如推迟公共设施建设），就会给下一代造成巨大的负担，但公共设施等可以在将来不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建立起来；但由于忽视，如在10年或20年内没有培养足够数量的教师，社会文化将遭受不可弥补的伤害。

（三）经济快速发展与收入差距拉大为何相伴随？

一般地，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大致也就是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时期。这已经为各国经济发展史所证实。究其原因，经济高速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投入依赖于高储蓄率，而较高的储蓄率有两大基本来源：（1）全民较高的储蓄倾向，这与社会文化和风俗有关，如注重家庭的儒家社会就有较高的储蓄倾向；（2）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财富愈集中，往往使得社会储蓄率越高。显然，在储蓄率相对稳定的同一社会中，储蓄率的高低就与与收入差距有关。加尔布雷斯就指出，贫富不均对于资本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收入被广泛地分配，它就有可能被消耗，但如果收入能够集中流入富人的腰包，那么其中一部分就可能作为积蓄，并作为投资。”[38]例如，西欧社会长期实行长子继承制，这一方面有助于财富的继承和积累，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其他子孙努力开创新的事业，最终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诞生。同样，20世纪最后20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迅猛增长的同时社会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拉大，这反映出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现象。

事实上，在一个国家的收入中，资本利润（企业主所得）占有的比重越高，劳动工资份额就越低，从而就会有越高的财富积累率。为此，无论是李嘉图还是马尔萨斯都不主张工人获取国民收入的更大份额，因为他们将会花光所有的收入，从而导致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下降。在实践上，从重商主义直到古典主义早期，西方诸国的劳动工资都非常低，资本积累率则相应很高，从而有利地促进了工业革命的持续推进。皮凯蒂就写道：“工业革命初期（1800-1860年）资本收入比重无疑是升高的。我们拥有英国的最完整数据，现有的历史研究成果，尤其是罗伯特.艾伦（他把工资的长期停滞命名为‘恩格斯停顿’）的研究成果，表明资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35%-40%增加了10个百分点，达到19世纪中期的45%-50%——当时马克思撰写了《共产党宣言》，并着手写作《资本论》。”[39]同样，尽管最近几年中国的储蓄率在50%左右，但居民储蓄率只是20%左右。[40]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储蓄主要来自政府和企业而非居民，而其中收入分配不均显然起到重要作用。当然，收入差距也应该被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否则就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扩大，最终必然会引发经济危机。[41]

（四）相似收入差距下的经济发展速度何以不同？

古典经济学认为，一个社会要取得经济快速增长，关键是要有足够的剩余产品和较高的资本积累率。进一步地，剩余产品要转化为资本并对生产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根本上还在于投入到生产和再生产之中。因此，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因为富人可能会将大量财富用于奢侈性消费，从而也就形成不了很高的资本积累。事实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公正收入分配之所以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在于它将剩余产品投放到了再生产之中；相反，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存在严重的不公正收入分配，却并没有取得高速经济增长，也就在于富裕阶级将大量财富用于奢侈性消费。进一步地，尽管挪威等北欧国家的收入分配显得更为均等，但由于拥有很高的资本形成率，从而也为经济增长夯实了基础。

显然，剩余产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这些剩余产品的投向。譬如，在中国取得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拉美诸国和菲律宾等国的经济却停滞不前，尽管它们的收入分配也存在严重不公，特权阶层占据了大量财富。为什么呢？古典经济学的简单回答就是：在中国社会，剩余产品主要被投向了新工厂、新设备和更多的教育；而在菲律宾等国，富人则把大部分剩余产品用在了奢侈性的消费中。为此，鲍尔斯等写道：“剩余产品这个概念是一个强有力的透镜，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是如何运作的。比如说，为什么中国经济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迅速增长，极大地改善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而与此同时菲律宾的经济则停滞不前，导致大部分菲律宾人处于赤贫之中？简单的回答是中国的剩余产品投向了新工厂、新设备和更多的教育，而在菲律宾，富人则把大部分剩余产品用在了奢侈性的消费中。”[42]同样，海尔布隆纳也比较了早期朝贡社会中的剩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前者呈现出“物质财富”和“使用价值”的属性，主要被用于奢侈消费、维护和部署军队，建造宗教大厦或者仅仅用于炫耀，后者则被当作为为聚积更多财富的工具。[43]

（五）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为何会出现大量出超？

各国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往往呈现出国际收支出超而不是入超，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如此，目前中国也是如此。这种现象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是相悖的，因为根据后者，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本、机器和技术等，从而必然是收支入超。那么，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我们可以基于两方面作一审视。第一，从必要性看。如果较高的储蓄率源于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那么，随着剩余产品的扩大和累积性生产的持续，消费就必然会越来越跟不上生产的增速，从而产生相对生产过剩。既然内部需求不足，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就只能求助于外部需求。第二，从可能性看。与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相关联的就是收入分配不公：企业主的利润瓜分了大部分劳动价值，而工人只取得非常低微的工资。显然，劳动成本低使得该国商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并得以持续向国际市场倾销其廉价商品，从而就会出现大量的国际盈余。这也正如当前中国社会所显示的。同时，大量出超也意味着，经济快速增长往往依赖不断拓展的海外市场。事实上，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就是充分了利用发达国家对中国等的经济封锁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闭关所造成的市场空间。同样，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也是充分利用了海外市场：2002-2011年十年间除2009年外，出口平均增速保持在25%以上；中国出口在全球占比从2000年3.5%上升到2010年9.2%，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进出口贸易国。

从历史上，那些率先进入工业化的国家无论是在重商主义时期实行保护政策还是在古典主义时期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目的都在于扩大海外市场。李斯特就写道：“任何国家，如果依靠保护关税与海运限制政策，在工业和海运事业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因此在自由竞争下已经再没有别的国家能同它相抗，当这个时候，代它设想，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它爬上高枝时所用的梯子扔掉，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44]事实上，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致力于宣扬国际自由贸易，是与英国的经济地位相适应的：自从英国取得世界经济的领先地位之后，在国际贸易中也就处于优势地位。贾根良等说，“自由贸易不是英国强大的原因而是其结果。”[45]同时，开拓海外市场所依靠的武力和自由贸易这两种方式也是相辅相成的，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戈德斯通通过对欧洲各国税收史的考察就指出，“英国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在于其税收和关税的水平，而在于他们是怎样使用这些税收收入的。在1688年以后，英国的议会以及议会为解决皇家债务而建立的银行已经可以确保这些财政收入不会被花在宫廷和皇帝、皇后的玩乐之上，而被直接用于支付政府赤字和皇家海军的开支。高税收以及税收被用于偿还支付赤字这两点保障了英国政府能够得到相当于英国经济规模而言非常巨额的借款，主要用于在战场上打败英国那些敌人。皇家海军迅速膨胀为全世界规模最大和战斗力最强的海军力量，于是又可以保护英国的船只航运，使得英国商人在全世界能够畅通无阻。其结果产生了一个不断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贸易活动上征收的税收被用于海军建设和军费开支，这又为商人的贸易活动开辟了更为安全和广阔的航路。”[46]

六、本文研究的现代意义

古典经济学认为，只有以一定量的剩余产品为基础，一个社会才能以迂回方式进行生产，分工半径才得以不断拓展，生产技术才得以不断改进，劳动有效性才得以不断提高，从而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和价值。从根本上说，一个社会的发展必须有足够的剩余产品或资本，并且需要配置到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地方。在很大程度上，近现代社会的技术创新之所以由中国社会转移到西方社会，主要原因就在于：通过殖民地开拓、奴隶贸易以及圈地运动，西方社会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从而可以开创和维系了实验室、科学机构以及大批科技人员；相反，由于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中国社会就一直不存在独立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从而也没有专门的科技创新活动。正因如此，即使作为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过渡的人物，西尼尔、萨伊、巴斯夏等人在政府与市场间关系上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与后来的边际效用学派以及现代主流经济学都具有很大的相通性；但是，他们在对奢侈性消费和破坏性行为的态度上却不同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其主要原因也正在于，他们还深受斯密和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影响，其关注重点集中在生产投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上。

同时，不仅古典经济学非常重视剩余产品及其在生产中的投入，这种思维也为关注市场动态发展的奥地利学派所承袭。门格尔、维塞尔以及庞巴维克等不仅关注高级财货对低级财货生产的作用，庞巴维克还进一步发展了迂回生产理论；同时，这种传统一直为奥地利学派学者如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等强调。例如，维塞尔就指出：“经济预期面对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然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包含着一个规则，必须保持资本储备。那些遵从这一规则并且同时节约它们劳动能力的人，当然也能够在未来的所有时间里保持同样的福利状态。”[47]米塞斯则写道：“财产所有者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获得的优越的地位，即：他必须将生产资料投放到社会最需要的生产领域中去。假如他不这么做——或将财富储存起来——那么他就会蒙受损失。倘若他还不及时纠正或改变其做法，那么他就会毫不留情地被人从优越地位上挤下来，就在也不是财产所有者了。另外一些比他更适合这一位置的人就会取而代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那些最称职的人才能永远拥有生产资料。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必须不停地将他们的生产资料使用到能够获得最大利益的地方去。”[48]

正因如此，古典经济学者和奥地利学派学者大多重视储蓄和投资，而反对奢侈性消费并批评破坏性行为。例如，针对孟德维尔有关高消费会刺激繁荣的论点，罗斯巴德就写道：“孟德维尔强调的是他所为的‘私人恶习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悖论，而这种‘利益’是需要通过前-凯恩斯主义的消费支出机制来实现的”；“孟德维尔的著作实际上不过是19世纪法国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所称的‘破窗谬误’的活生生的体现。孟德维尔不仅为奢侈消费的重要性辩护，而且也为欺诈的重要性辩护，因为这会为律师提供工作机会；以及为盗贼辩护，因为这的确会为锁匠提供就业机会。”[49]事实上，孟德维尔为奢侈品“恶习”辩护也引起古典经济学先驱哈奇森等人的愤怒。哈奇森宣称，“提供给公众的物品无论如何也不能归功于奢侈者、挥霍无度者和傲慢自大之人，而是源自于勤劳的人们，是他们注定要向所有的顾客供给物品”；并且，嘲讽孟德维尔说，“在甚至连盗贼和劫匪都被者同一作者假定为有助于锁匠就业的情况下，谁还会对那种认为奢侈或骄奢是公共利益的必要条件的观点感到惊奇呢？”[50]

然而，随着边际效用学派从个体需求的满足以及效用最大化角度来建立福利理论，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凯恩斯经济学家都反对储蓄和鼓吹消费支出，并由此发展了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理论。为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发展出了一系列了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型和理论，不仅积极发展刺激消费的各种现代工具，并且积极鼓励和发展以奢侈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甚至赋予这种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以现代性，似乎代表了发展的潮流。问题是，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消费支出意味着物品的消失，而投资支出则可以创造出新的物品，可以促进剩余产品的不断积累，进而促进分工半径的伸长和生产迂回度的延伸。这意味着，在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加总而得相同国民收入的两个国家，仅仅因为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比例后结构不同，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将会完全不同。既然如此，我们又怎可将两者混为一谈呢？显然，基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视角，我们就可以对现代信用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反思，进而，也可以进一步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产业政策。

（一）如何认识现代社会中不断升级的信用体系？

随着工资成本的提高和生产技术的流动，依靠海外市场的经济发展途径就会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从而就需要实现需求从海外市场到国内市场的转变。问题是，不断管制放松的自由市场必然导致收入差距的持续拉大，进而也就必然会造成消费倾向下降和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会造成生产和需求之间的脱节以及爆发经济危机。那么，如何避免需求不足对经济的影响呢？西方发达国家在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需求拉动理论的指引下大肆开发金融衍生品、积极建立和发展信用体系：一方面，信用体系赋予了没有收入的个人进行透支消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另一方面，信用体系赋予了没有财政的政府进行举债支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社会生产与个人消费之间的缺口。正是由于有了信用体系，缺乏现金的消费者和财税不足的政府都可以超前消费。问题是，（1）尽管信用体系平缓了收入流，但它的现实发展已经大大变质了，成为驱使人们过度消费的润滑剂，使得人们有可能完全消费一生所创造的东西；（2）即使人们在经济环境较好的时期花光了所有获得的收入，棘轮效应的存在也使得他们在经济衰退时仍然无法减少消费，而是会借债消费。这样，信用体系在提供便利的同时往往会鼓励人们超额消费，从而导致储蓄率的降低。一般地，一个国家的信用体系越发达，这个国家的储蓄率也就越低。这可以从当今世界最富裕的八国集团(G8)国家中得到鲜明体现：在信用体系方面，美国最为发达，随后是英国，其他欧洲大陆大型经济体——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略微落后，再往后是日本和俄罗斯；相应地，在储蓄率方面，美国和英国排在底部，日本和俄罗斯则位于顶端。[51]

同时，信用体系引发的超前消费往往会使得现世人逐渐消费乃至花光前人所积累的财富，瓦解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从而必然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和内缩。马克思很早就指出，“信用的最高限度，和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就业，也就是和不顾消费限界、极度把产业资本的生产能力拉近的现象实际上是一回事。消费限界也会因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紧张进行而扩大；一方面它会增加劳动者和资本家方面的收入的消费，另一方面它和市场消费的紧张进行，又本来就是一件事。”[52]同时，信用体系往往加剧而不是缓和经济发展的动荡，就像当前西方社会所展示的情形一样。究其原因有二：（1）“透支消费”毕竟是靠透支“未来”来支撑“今天”，它并不能解决整体性的有效消费不足问题，从而可以推迟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而只是把当下不断潜伏的小危机累积起来而延迟到未来总爆发；（2）依靠国债发行和赤字的政府支出毕竟是要还的，它并不能解决长期的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也只能推迟而不能解决总社会需求不足问题，并由此掩盖了本国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很大程度上，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也就直接导源于信用制度的过度发展。不幸的是，人们往往经历多次惨痛的教训才会认识到储蓄和资本积累的意义：储蓄的增加和资本积累是增加新工厂和设备投资的基础，也是劳动分工拓展和迂回生产延伸的基础，是社会生产力提高以及社会生活水平提升的基础。

（二）如何认识现代社会中畸形发展的第三产业？

随着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凯恩斯经济学将经济发展的引擎从投资推动转向需求拉动，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在促进经济增长上是无差异的，从而就不再区分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而是将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加和而构成整个国民收入；同时，它也不再区分不同产品的性质差异，而是依据市场需求状况来评估产品的价值，将盈利最大的产品视为越有价值。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主张按照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以市场供求来生产产品，而市场所追求的是个人利益（效益）而非社会福利（效用），从而就导致了奢侈品的大量生产和低层次服务业的畸形繁荣。究其原因，奢侈品和低层次服务都是富人们所需求的，而富人强大的购买力支撑了这些产品的高需求，相应地，收入差距的拉大就推动了产业结构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的变迁。同时，由于深受自然主义思维的支配，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开始将这种现象视为合理，不仅卖力地鼓吹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还将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等同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受此影响，中国各级政府近年来一直都在积极推动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化，从而导致低层次的第三产业获得了畸形繁荣，却被美其名曰“产业结构优化”。然而，按照古典经济学观点，剩余产品没有消费掉而用于储蓄并且可以积累的劳动产品（物化劳动），它只有用于改进生产技术、投入社会再生产才能深化劳动分工和延长生产迂回度，才能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社会经济的增长，才能产生更多的剩余产品和资本积累，从而形成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当然，剩余产品可以以物质形式进行积累，这表现为物品、设备等物质资本；也可以以非物质形式积累，这表现技术、制度等社会资本。由此，我们需要对以劳动交换和劳动消费为主的第三产业作更深层次的具体剖析：第三产业中的部分劳务有助于非物质形式的剩余产品的积累，如教育就有助于技术创造，所获得的知识也可以储存和传承，从而也就是生产性的；但是，更多的奢侈性服务劳动并没有增加消费者的生产能力，也无法储蓄和积累，从而是非生产性的。事实上，相对于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所提供的劳动服务具有更强的消耗性，那些以满足奢侈性享乐为目的而以直接体力劳动提供服务的低层次第三产业是纯粹消耗性的；因此，这种第三产业并不能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社会经济的增长，而是剩余产品投入的严重扭曲，实质上也就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第三产业的偏盛，发达国家的国内产业就日益空心化，这是西方社会出现经济危机的经济结构基础。同时，在整个西方世界，之所以只有德国最终经受得住经济危机的冲击，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一直注重制造业的发展和技术创新。譬如，2010年，德国的制造业雇佣了22%的劳动者，对GDP的贡献是21%；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0年，美国只有不到11%的劳动人口从事制造业，制造业对GDP的贡献率只有13%。相应地，德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也要比美国高出66%。[53]

可见，重新回顾古典经济学的思维和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反思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需求拉动增长理论，而且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经济发展的“现代性”问题。譬如，现代主流经济学将消费支出视为经济发展的引擎，乃至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日益兴盛的奢侈性消费以及相应的第三产业视为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但实际上，这只是市场经济内在的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进而导致社会需求严重失调的结果，并会严重瓦解社会经济发展的根基。一般地，收入分配的持续扩大会产生两极化的社会需求：一方面，穷人的购买力日趋低下，因而追逐收益最大化的厂商不愿生产那些社会大众有需求却收益不高的必需品；另一方面，富人的消费力日趋增强，因而追逐收益最大化的厂商就热衷生产富人有巨大需求的奢侈品。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大众的教育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还存在明显不足，国内无法生产出满足富人需求的的高端产品和奢侈产品，这又产生这样两大结果：一方面，大量的社会劳动被投入在低层次服务行业中，从而为一小撮富人提供直接性的劳动服务；另一方面，大量的剩余产品被富人用于购买海外的奢侈品甚至是昂贵的海外劳动服务，从而导致国内生产投资资金的不足。显然，要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就涉及到收入分配、价值观念、产品结构、技术水平、教育结构等各方面，也就是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

第二部分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的发展战略抉择

本文载《社会科学研究》2016 年第1 期

本章导读：收入提升与经济增长在理论逻辑上并不存在二律背反，而一些采取赶超战略的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上源于政策失误，因而“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事实上，为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落后国家往往采取收入分化政策来提升资本积累率，并努力开拓国际市场来获得需求支撑；但是，随着财富的积累和收入的提升，海外市场的拓展就逐渐接近上限甚至开始萎缩，从而就需要转换经济发展模式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一般地，政策上需要作两大战略转化：（1）提振国内需求以实现经济增长引擎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这与收入分配有关；（2）提升竞争能力以实现产业竞争由低端市场到高端市场的转换，这与技术创新投入有关。但是，在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指导下，一些国家对外转向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则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对内转向科斯的产权定理而实行自由交换政策，结果，就导致经济模式和需求结构无法根据形势的发展而作出相应的转变，最终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相应地，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思维也应作两方面转换：（1）在发展战略上，要重视生产力而非交换价值，需要比较分析不同时期的经济和技术特点方面来提升生产力，并由此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转型；（2）在分析思维上，要引入权力与结构而非抽象的思维，需要通过对收入分配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结构分析来揭示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并由此发掘由外需转向内需的基本途径。

一、引言：为何重提“中等收入陷阱”

近期，“中等收入陷阱”重新成了中国经济学界乃至新闻舆论界的热门话题，根本原因在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呈明显的下降趋势，重要的促发因素则是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的讲话。流行的观点宣称，中国在未来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并将之归咎于2007年颁布并随后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它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导致了工资增长开始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以致很多投资人选择离开中国；[54]相应地，解决这一陷阱的基本思路就是促进要素的流行和市场的开放，如放弃集体谈判的劳动关系改革，促进劳动力流动的租房落户的户籍改革，减少粮食补贴的农业改革，促进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土地改革，等等。[55]很大程度上，这些观点和措施都是新古典主义的，并且与欧美主导的国际经济机构一脉相承。例如，更早时候，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就宣称，中国已经走到了“中等收入陷阱”边缘，如果不接受世界银行开出的重大改革，将会长期停滞，乃至爆发经济危机和引发社会动荡。问题是，遵循新古典主义而推进贸易开放和要素流动的政策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一步地我们还要探究，“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基本命题？这就需要分析一系列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为获得经济高速增长往往会采取何种经济政策，这些经济政策随着收入的提升将会遭遇什么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又应该采取哪些根本措施，等等。为此，本文尝试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事实及其成因作逻辑化的梳理，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机理作深入的解析，并由此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作全面的审视。

二、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与发展战略选择

根本上，经济的快速发展依赖于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积累及其在生产中的投入，这是分工深化和规模扩大的基础。罗斯托认为，一个经济要起飞必须将资金积累率从5%提高到10%以上。[56]正是基于依靠资本积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就预示了一系列的发展战略选择，这里逐一加以剖析。

首先，如何才有较高的储蓄率以推动资本的积累呢？一般地，一个国家的储蓄率主要取决于全民的储蓄倾向和收入分配状况：前者涉及社会文化和风俗，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后者则涉及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是短期内可改变的。显然，在消费倾向以及储蓄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全社会储蓄率就与收入差距密切相关：财富愈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储蓄率往往就越高。在理论上，这可以由李嘉图模型加以解释：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消费长期被压制在最低生计水平，而具有高储蓄和高投资取向的资本家则获得超出劳动力生计的剩余产品。[57]在现实中，一个国家的收入中资本利润（企业主所得）占有的比重越高，劳动工资的份额越低，往往就会有越高的财富积累率。

其次，一个社会的分配如何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这主要起因于收入分配不公：企业主的利润瓜分了所创造的大部分价值或财富，工人则只能取得非常低微的工资。这充分体现在工业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欧，也体现在当前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往往只能得到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事实上，正是有意无意地实行收入分化的政策，这些国家中都出现了明显的“强制性储蓄”效应，从而得以形成非常高的资本积累率。例如，为了借助收入分化而获得高水平的资本积累率，很多国家都曾对低收入群体征收高额税费，然后再将榨取的税收以国家支出方式转移给私人并投资于生产，如19世纪的英国政府就利用间接累退税方式向大金融投资商支付高额利息。[58]

其三，巨大的收入差距又如何能够维系经济的持续发展呢？事实上，如果较高的储蓄率是源于较大的收入差距，那么，随着剩余产品的扩大和累积性生产的持续，国内消费就会逐渐跟不上生产的步伐，从而必然会出现相对生产过剩。正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依赖相应的需求作支撑，因此，当国内需求存在持续的严重不足时，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就只能诉诸于外部需求。这为历史实践所证实，无论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实现第一代工业化的英国，还是在19世纪中叶实现第二代工业化的法国、美国和德国，抑或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实现第三代工业化的意大利、俄罗斯和日本等国，它们都采用商业和军事并行方式而致力于海外市场的开拓，从而维系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其四，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又是如何开拓海外市场的？一般地，这主要采取两种方式：（1）通过武力胁迫打开外部市场，以国家力量为经济扩张服务，显然，这是霍布森所谓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并充分表现在重商主义时期；（2）通过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开拓市场，以谈判和软实力来打破贸易壁垒，显然，这有利于生产率较高的发达国家倾销其廉价商品，并主要发生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和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事实上，在经济快速增长之际，英国就分别在1839-1842年和1856-1860年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庞大的中国市场。当然，随着工业经济和市场规模的发展，发达国家开拓海外市场所采取的主要方式就逐渐由武力转向自由贸易。其原因有二：（1）武力开拓不仅引起发达国家和殖民地的对抗，而且也引发发达国家之间的直接冲突，从而造成极大破坏；（2）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大公司也逐渐摆脱对政府补贴、垄断特权及关税保护的依赖，并越来越多地依靠低价格和高质量取得竞争优势。正是由于自由贸易符合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和市场拓展需要，因而李斯特将崇尚自由贸易的古典经济学称为英国的国民经济学。

最后，在一个自由贸易的国际体系中，收入差距的扩大为何有助于该国拓展海外市场？其基本逻辑如下：（1）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际竞争条件下，该国的收入差距越大，往往意味着其产品的生产成本更低，从而也就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更有能力争夺外海市场；（2）如果该国处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大的收入差距将进一步维持和增强它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提升其全面的竞争优势而进一步维持和巩固其外海市场；（3）如果该国处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大的收入差距也有助于提升它的国际竞争力，借助比较优势而开拓外海市场。这意味着，较大的收入差距会滋生出两大效应：（1）高储蓄率造就了巨大的剩余产品和资本积累，从而得以投入再生产活动而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2）低成本提供了廉价的商品和劳务，从而得以持续向国际市场倾销而出现大量的国际盈余。相应地，一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往往会伴随着国际收支的大量出超。这也已经为各国经济发展史所证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如此，目前中国也是如此。不过，这种现象显然无法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解释，因为根据后者，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本、机器和技术等，从而往往会是收支入超。

基于上述逻辑，经济快速增长就与海外市场的不断拓展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为先发国家的历史实践所证实，而且对实现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譬如，就20世纪下半叶成功实现第四代工业化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等国而言，它们也是充分利用了特殊历史时期所滋生出的市场空间（如二战后的国际贸易自由化共识降低了各国的贸易壁垒、西方推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提高世界经济的总需求、冷战导致发达国家对东欧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意识形态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闭关，资本积累方式的改变导致西方产业结构调整，等），通过采取积极的制成品出口增长策略来推动经济发展。同样，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放后的20年间，中国也刻意地模仿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通过出口补贴、出口退税、出口信贷、低息贷款、本币贬值以及外汇留存等方式增强出口竞争能力、开拓国外市场，通过扩大出口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增长。

当然，在拓展和争夺海外市场所采取的主要方式上，后发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于率先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事实上，发达国家可以灵活运用自由贸易和武力胁迫这两种方式开拓海外市场，军人和商人往往并肩作战；而且，这两种方式是相辅相成的，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支撑。但是，发展中国家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也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发展中国家往往需要根据自身条件而兼顾两种发展战略：（1）利用主权来保护本国市场不被严重侵占，这就是进口替代战略；（2）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尽可能参与国际竞争，这就是出口替代战略。这就是发展中国家为推进经济快速增长而采取的战略选择，这已经为传统发展经济学所刻画和总结。

三、“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和发展模式转换

经济的快速增长往往依赖外海市场，这也就意味着，传统发展经济学所倡导的两条工业化道路都与市场的保护和开拓密切相关。

首先，就进口替代战略而言，其核心思想为本国的工业发展创造条件和提供市场，体现为在本国市场上以本国工业品替代原来需要进口的外国工业品。这种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依据是李斯特倡导的生产力原则：通过关税保护、进口配额、高估本币等措施限制某些品工业的进口以保护本国刚刚起步的幼稚产业，通过税收、投资和销售等方面的优惠待遇鼓励外国私人资本在本国设立合资或合作方式的企业；通过来三来一补等加工贸易方式来提高本国的工业化水平。当然，由于该战略将资源主要投入于生产进口替代产品，这将减少对生产出口产品的投入，进而会导致出口随之减少。

其次，就出口替代战略而言，其核心思想是使本国的工业生产面向世界市场，体现为用轻工业产品出口替代初级产品出口，进而用重、化工业产品的出口替代轻工业产品的出口。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依据是新古典经济学倡导的比较优势原则：通过扩大有比较利益的产品的出口，以改善本国资源的配置，从中获得贸易利益、积累发展资金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其中，在第一阶段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在第二个阶段主要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成功进入第三阶段的国家则致力于发展知识和信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显然，这种以鼓励出口作为经济动力的发展模式，是对局限于通过进口替代来推进工业发展的传统观点的反动，是一种更为主动、积极的开拓市场和工业化途径。

当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这两种发展战略就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困境。

首先，尽管在和平和开放的国际环境中，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可以自然地拓展海外市场，进而通过交换价值的积累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海外市场的规模拓展终究会受到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种种限制。具体表现为：（1）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国内劳动力成本就会不断上升，从而在国际市场上逐渐丧失竞争优势；（2）不仅整个国际市场的扩张存在一定的限度，而且遭受产品倾销和市场挤压的国家也会采用各种措施来保护它们的国内市场。事实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曾经通过出口替代和进口替代政策而获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都开始面临这些问题：如西方各国因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而制约了世界总需求的扩大，发达国家逐渐将削减贸易壁垒的锋芒指向发展中国家。因此，这些发展中国家就越来越难以借助出口的持续增加来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曾经获得极大成功经济发展战略就会陷入危机，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这一点，可以分别对实行两类战略的国家进行分析。一方面，就实施（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战略的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而言。它们在资本匮乏的情况下实行“举债增长”方式，从而产生了两大问题：（1）“进口替代”并没有能够有效开拓海外市场，从而也就无法产生足够多的剩余产品；（2）“举债式增长”还会因还款付息而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为还债而高估本币则不仅会降低本国出口竞争力，而且会转变为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另一方面，就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而言。它们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国际市场需求，这也会产生两大问题：（1）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冲击，从而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2）将生产集中在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不仅强化了国内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还最终导致本国经济自我发展能力的降低甚至丧失。

其次，如果对小国来说，外需可以成为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大引擎，那么，对大国来说，其功效就会大打折扣。根本上，大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是内需而非外需。一方面，就小国的情形而言：（1）因为地狭人少而市场容量不大，只有积极扩大外贸出口才能使其产品生产达到规模经济要求，进而取得较大的规模经济效益；（2）因为经济总量比较小，经济快速增长所需要的市场增量相对于全球市场规模而言也不大，从而也就不会对全球市场扩张以及其他国家的市场需求构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就大国的情形而言：（1）大国本身所拥有的潜在的庞大国内市场足以支撑任何一种产品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从而无需过分依赖于国外的市场需求；（2）依赖外需的大国经济快速增长将对全球市场扩展以及其他国家的需求空间构成极大压力，从而必然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抵制，这可以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西方国家各种反倾销制裁得到充分体现。也就是说，就大国而言，无论是庞大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巨额剩余产品的积累问题以及闲置生产资源的利用问题，都无法主要乃至仅仅求诸于外需的推动。

相应地，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1）一个国家越大，其经济发展的内生性或内向性程度就越大。例如，英国在产业革命时期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就远高于19世纪末的美国，因而英国的经济外向型程度要更高。（2）在人均收入相近的水平，一个国家越小，其经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越高。例如，尽管德国的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上，但其中一半是对欧盟国家的内部贸易；相反，如果以欧盟为计算单位，欧盟对非欧盟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只有20%多。同样，尽管美国是一个推行自由贸易的国家，但它仍是发达国家中对外贸易依存度最低的国家之一。目前，美国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率在25%左右，而中国则接近50%，这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脆弱性”。

上面两方面的分析表明，依赖外需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并不能持久，甚至会逐渐走上“中等收入陷阱”。显然，这就带来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问题，带来了需求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问题。一般地，为了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就需要且可以从如下两方面加以调整或转换。

第一，提振内需，这涉及收入分配的重新调整等问题。从两方面加以理解：（1）收入分配缩小有利于提升国内需求；（2）收入分配缩小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和冲突。事实上，从世界各国的比较来看，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几乎都是因收入差距拉大而无法有效地实现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例如，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基尼系数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达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0.5；同时，2007年阿根廷达到0.51，而马来西亚则保持在接近0.5的水平上。相反，那些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本上都将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从而实现了增长引擎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例如，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59]

第二，维持市场竞争能力，这有赖于技术和产品的创新。从两方面加以理解：（1）由于收入差距较小会导致资本积累率下降，因而就需要通过提升资本的使用效率来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2）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意味着低工资成本的优势逐步丧失，出口竞争力减弱，因而就需要提升自主创新以在高端市场与高收入国家展开竞争。事实上，日本、韩国等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基本上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从而得以继续维持海内外市场的竞争优势。相反，拉美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等条件的制约而无法进入中高端市场，从而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

四、重视生产力而非交换价值的战略选择

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而维系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措施就是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转型，这实质上就是生产力的提升问题。甚至在200年前，李斯特就强调，一个国家的发展不仅在于财富的积累和交换价值的增加，更重要的是生产力的提高和精神资本的蓄积。李斯特说，“创造财富的能力要比财富本身不知要重要多少倍。”[60]事实上，向别国购买廉价的商品表面上看起来要合算一些，但其后果将导致生产力处于从属的地位；相反，生产力的提高不但可以使已有的财富获得保障，还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因此，一个国家的发展潜力，主要并不是决定于它所积蓄的财富（即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问题是，如何促进生产力的快速提升呢？一般地，基本路径无非是两条：一是自力更生，二是从外引进。那么，究竟应该采用何种路径呢？这就需要考虑时代特征。

（一）早期社会的生产力培育

新古典主义支配的现代发展经济学倾向于回归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则来确定产业结构，并实行与国际市场接轨和贸易一体化的经济政策。但是，李斯特等人却反对这种自由主义主张，而是倡导保护和扩大某些生产部门，特别是那些生产力暂时落后于外国的幼稚工业部门。李斯特写道：“如果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就必须采取保护制度，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手段。在这个目标下实行这个制度有两个步骤：首先是把外国工业品逐渐从我们的市场排除出去，这样工人、才能和资本在外国将发生过剩，它们必须寻找出路；其次，在我们的保护制度下，国外工人、才能和资本流入时应受到鼓励，获得出路，这样国外的剩余生产力才可以在这里获得出路”。[61]李斯特认为，尽管这种保护主义政策可能使后发国家的交换利益蒙受暂时的牺牲，但它根本上将使得“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低偿损失而有余。”[62]

落后国家之所以要实行保护政策，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1）从各国的竞争地位看。一般地，每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同，在国际市场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因而在抽象的一般规则下就不可能享有真正平等的经济自由；相反，只有当不同国家处于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时，取消保护制度才可以实现实质的公平竞争，所有国家在自由贸易中才能获得真正的共赢。其逻辑就如同，处于自然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的市场主体，在市场中无法拥有的相等权力，从而在纯粹市场竞争中也就不可能享有同等的自由。（2）从工业品的生产特性看。一般地，在现代科技的作用下，现代制造业往往呈现出报酬递增的特性，因而自由贸易将使得先发国家取得不断增长的规模报酬，获得不断增强的竞争优势，并滋生和强化整个世界市场的竞争不完全性；相反，发展中国家则只能收获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坏处，最终在国际竞争中被边缘化，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赖纳特就强调，制造业几乎都与技术变迁、规模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相联系，不受限制的市场开放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本国相应企业的成长，因而就需要通过保护来发展本国制造业。[63]

新古典经济学往往想当然地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视为自由贸易史，但实际上，更确切地说，它是一部市场争夺史：一方面对外进行市场扩张，另一方面对内实行市场保护。为此，张夏准在《踢掉梯子：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智力史如何被重写以合理化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文中对这种理论与实践的悖像作了揭露。[64]从历史实践来看，西方各国的制造业发展几乎都是在保护政策下实现的。一直从17世纪延续到20世纪的下半叶，西方社会实行的基本上都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其中实行“自由贸易”的时间仅为6%；因此，即使被视为“自由贸易时代”的19世纪中期，也只不过是贸易保护主义原则的一个例外，而且此时实际上实行的是温和的贸易保护主义。[65]例如，就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而言，在19世纪初，英国的棉纺织工业远远落后于印度和中国，为此，英国通过重商主义政策禁止东方的棉纺织品进口，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本国棉纺织品，进而在逐渐繁荣起来的棉纺织业生产中促生了“产业革命”。所以，古典主义末期的李斯特指出，“一个人当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说的秘密就在这里。”[66]

不仅英国如此，分别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赶上和超过了英国的美国和德国，也都是遵循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而采用进口替代政策。按照刘易斯的估算，在1883年以后的30年间，德国制成品进口的增长慢于制造业的增长，从而在整个时期中都在搞进口替代。美国在1873年到1899年间的进口增长率一直远远低于其实际GDP的增长率，其总体关税率往往在30%-40%左右。事实上，美国自独立之后实行了150多年的贸易保护政策。例如，美英战争在1828年爆发时，美国国会将关税从12.5%提高到25%，随后又进一步提到1816年的35%和1820年的40%。在随后的30年里，关税始终是美国政治紧张的缘由：南方的农业州一直要求降低工业品的关税，而北方的工业州坚称不能降低甚至还要求提高。不断恶化的冲突最终导致林肯采用了武力方式加以解决，从而爆发了“美国内战”。林肯重要的经济顾问之一就是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凯里，林肯当选总统后将工业品的关税提高到美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工业品的进口关税一直保持在40%-50%，是世界上关税最高的国家。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是全世界实施保护主义最积极的国家，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67]

可见，基于生产力的视角，我们就应该且可以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贸易教条进行反思。希尔和迈亚特就写道：“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内工业受到保护，使之免于国际竞争，那么充分大的国内市场可使其有能力扩展，利用收益递增的优势来降低平均成本。平均成本的降低还可以通过制造产出量来实现，以及通过研究和产品开发。这些，没有保护主义政策是办不到的。”[68]事实上，新古典自由主义者往往想当然地认为，正是欧洲各国之间的竞争迫使各国君主通过降低税收和关税、保护私人产权以获得精英和民众的支持，从而为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而那些税收过于苛刻或王室权力过于垄断的欧洲国家，则是通过革命而带来了自由发展。但历史实践却完全无法提供证明。戈德斯通就指出，“那种认为是低税收和自由贸易导致了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发生工业革命并高速增长的英国，同时也正是欧洲甚至全世界税收最高，关税最高和对贸易、航运管制最为严格的国家。”[69]当然，进口替代政策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它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这与政府的合理政策和社会环境有关，否则也可能陷入“李斯特陷阱”。

（二）全球化下的生产力提升

在早期社会的国际竞争中，经济发达国家力图使用各种手段来推行自由贸易和拓展国际市场，经济落后国家则倾向于保护国内市场和幼稚产业，通过自力更生来培育自身生产力。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种发展方式的可行性又如何呢？这就需要考虑社会环境的变动。

一般地，环境主要涉及技术特性和贸易方式。（1）就技术特性而言，影响生产力水平的根本因素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从成熟的机器设备转变为急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显然，在工业革命时代，生产主要以成熟化的机器设备为主，技术进步缓慢且平稳，因而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有充裕的时间来通过自力更生方式提高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但在信息革命时代，生产主要以主流化的信息技术为主，技术进步迅速且动荡，因而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难有充裕的时间来通过自力更生方式来取得技术的领先。（2）就贸易方式而言，发达国家的输出物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显然，商品输出意味着商品生产留在发达国家国内，因而发达国家在获得大量交换价值的同时并没有丧失产业链、没有减少就业岗位，从而没有损害反而增强了自身的生产力。但是，资本输出意味着工作岗位进而产业链的向外转移，因而尽管发达国家通过资本输出并借助于不平等的贸易规则可以获取大量的交换价值，但同时也因就业、产业以及技术的转移而逐渐丧失生产力。

因此，在资本输出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看似获得了暂时的利益，但就业和生产能力的转移却使之丧失了生产力优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情形则相反：尽管暂时失去了大量财富，但资本、产业和技术的转移却训练了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引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知识，从而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也就是说，基于生产力的考虑，以资本输出为主的经济全球化总体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发展，对发达国家的长期发展却是弊大于利，因为它坐享红利的同时却丧失了生产能力。正因如此，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两类国家对待自由贸易的态度就倒了过来：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以及反全球化示威活动更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如美国主导订立的TPP协议在国会就困难重重；相反，发展中国家则更倾向于积极推进与国际经济接轨，通过技术引进来迅速提升生产力水平。

同时，以资本输出为主的经济全球化还带来收入分配效应：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输入可增加劳动相对资本的谈判力量，从而缩小收入差距；而对发达国家来说，资本输出加强了资本的力量而削弱劳动的力量，从而使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以及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显然，这可以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和当前国际经济竞争形势中得到明显反映。赖纳特就指出，“李嘉图1817年提出的贸易理论只是英国保持它在制造业领域的实际垄断地位而采取的工具。100年后，在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之后，英国的农业和工业已经由于自由贸易而遭到严重损害。美国也一样，还是这种贸易理论——将自由贸易错误地描述成一种能够产生自动的经济和谐机制的理论，现在严重地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实力，与20世纪70年代初相比，美国的实际工资根本就没有增长。”[70]正因如此，发达国家的劳工阶层往往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从而也就构成了反对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

相应地，作为资本输入的发展中国家，就可以从经济全球化的获取更大利益。问题是，这个收益究竟有多大，这又要受各种具体社会因素的制约。这里从两方面作一阐述。

首先，能够引进的生产力究竟有多大。相对于劳动力以及社会制度等要素来说，技术具有非常高的流动性，这是世界各国的生产力水平随全球一体化的推进而迅速接近的根本原因。但同时，技术一体化趋势也会受到两方面的障碍：（1）为了维护自身的竞争优势，发达国家会采取各种措施来阻止其技术尤其是高端技术的外流；（2）发达国家还将其从资本输出中获得的大量资金投入到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之中，从而很可能会不断强化其技术优势。这意味着，即使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通过引进方式来提升生产力也应该是次要的和辅助性的，根本途径还在于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而，这又对高等教育提出了要求：高层次教育人才不仅是技术创新的基石，也是有效引进发达国家技术的基础。

其次，遭受损失的交换价值究竟有多大。上面将发展中国家中交换价值的损失视为暂时性的，这个“暂时性”是以国内相关产业能够在不久的将来通过生产力提升而获得相应竞争力为前提条件；但是，如果资本输出导致外资企业控制了整个市场，而本国企业丧失了未来的发展空间，那么，发达国家就可以通过这种产业控制而获得源源不断的交换价值。[71]这意味着，即使在全球化时代，尽管资本输入往往可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甚至可以提高国人的生活水平；但是，外资进入很可能会挤占了本国市场，限制国内企业的未来发展空间，从而导致该国交换价值的持久性损失，这已经为当前世界各国的情形所证明。

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是利大还是弊大的现实效应就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具体行业和应对方式。如果应对不当，就不仅会损失更大的财富，而且也会严重制约生产力的提升。一般地，行业的市场特性不同，外资进入对本国该行业发展和福利提高的影响也就不同：（1）如果某领域或行业的市场规模具有不断拓展的潜力，且该行业主要以缺乏规模经济的以小企业生产为主，那么，外资进入并不拥有多大的先占优势，国内资本和企业在生产力得到提升后就会逐渐取代外资企业；（2）如果某领域或行业的市场规模具有明显的发展上限，且该行业的生产又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那么，外国资本和企业就会因先占优势而形成对该行业市场的全面控制和占有，因而不加限制的资本流入将会严重窒息本国企业的未来发展空间。“破窗理论”告诫我们，一个政策的推出不仅看到短期利益，更要看到长期影响。

正是由于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市场特性，遭受外资进入的影响也很不相同，因此，在制定对外交易的产业政策时，就不应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一般地，只有在行业的市场规模足够大，可以支持无数理想规模的企业时，实行充分的开放政策才是可行的；相反，如果行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有限的市场规模将会产生一个垄断性的行业结构，此时该行业的国内市场就需要获得某种保护。例如，汽车业不仅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性，而且也具有明显上限的市场规模，因而后起的本国汽车企业只有在保护中才能得到发展。纵观各国汽车业发展史，无不是首先依靠国内市场起步的，领先国家固不待说，后起之国也需要一定的市场保护。事实上，日本汽车之所以能够在欧美领先的领域异军突起，也就在于当丰田公司在1933年开始进军汽车业不久，日本政府在1939年就驱逐了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并用央行的钱来援助丰田公司。所以，剑桥大学的张夏准说，“如果日本在1960年代初接受了自由贸易经济学家的教导，肯定就没有凌志车，今天的丰田公司最多也不过是西方某个汽车制造商的小伙伴；更糟的情形可能是，它已经被淘汰出局了。”[72]同样，IT产业也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性，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中国政府对IT行业实施了一系列的保护政策。[73]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前中国的汽车业。为了获得急需的发展资金，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无限制开放政策；结果，不仅通过合资的方式摧毁了原来已经逐渐建立起来自有技术和自主品牌，而且，导致迄今为止无法造就一个能同世界名车比肩的民族品牌。事实上，在30年后的今天，中国新兴的本土汽车业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发展空间，国内汽车市场几乎全为各类外资品牌所占有。例如，2014年中国汽车销量前五分别为：一汽大众、上海大众、上海通用、北京现代和东风日产。究其原因，主要有二。（1）汽车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特征。一般认为，汽车生产最小有效规模在年产30万辆以上。显然，先前进入的外资汽车企业已经在其“最佳规模”处生产，而本土汽车则根本无法获得规模经济，从而无论在技术创新还是成本竞争上都处于明显劣势。（2）汽车业是一个由整车制造业、零部件制造业和汽车改装业构成的有机生产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依托式集群。一般地，一辆汽车的零件约2万件，这为产品的分解和协作提供了空间。显然，外资汽车公司往往都有自己的配套企业，而本土汽车还没有形成这样的配套系统。例如，2014年，《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排名》所列100个上榜品牌中，总部位于欧洲的供应商有35家上榜(德国企业占据19席)，日本与美国分别有29家和23家，韩国零部件供应商则有5家。[74]

可见，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一体化的社会情势中，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领域会在短期内会丧失财富，而在长期内获得生产力；另一些领域则会在短期内提高技术，但在长期内丧失市场和发展机会。因此，我们不应笼统地争辩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利弊，而是要针对具体领域和行业提出针对性政策；不应该简单地在出口替代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之间进行“二择其一”，而是要兼用两大策略来发展和提升生产力。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究竟是采取自力更生方式还是从外引进途径来培育和发展生产力，也应该考虑国内、国际的具体形势。一方面，如果采取依赖保护政策下的自力更生方式，就要考虑两个问题：（1）是否存在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如果企业家不是致力于创新而是寻求保护政策下的租金，就会导致社会经济陷入“李斯特陷阱”。（2）依靠自力更生所取得的创新能否赶得上全球生产力迅猛发展的步伐？封闭的创新很可能因没有分享全世界的信息和知识而为世界潮流所淘汰。另一方面，如果采取基于开放政策下的从外引进途径，也需要考虑两个问题：（1）由此损失的具体交换价值究竟有多大？过大的财富损失将会危害一国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2）由此造成国内产业被挤占的市场空间有多大？过大的市场空间挤占将导致整个产业的萎缩。正是由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效应是双刃的，因而就出现截然对立的政策主张，这些主张往往犯了“破窗理论”的错误，没有全面审视对外经济交往和自由贸易在长期和短期、全面和局部的社会经济影响。

五、引入权力与结构而非抽象的分析思维

对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交换价值上，而需要系统剖析其潜含的财富效应、分配效应以及生产力效应等。显然，这种分析就不再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抽象还原思维，而是引入了权力和结构的具体考察。事实上，只有考虑到国家间相异性以及国际市场上的权力不平等，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国际贸易中的交换价值在国家之间的具体分配，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国际间的依附关系以及国际经济结构。同样，只有引入权力结构的分析，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及其变动趋势，才能剖析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才能找到外需转向内需的基本途径。

（一）消费结构与剩余产品流向

一般来说，收入差距的拉大有助于储蓄率的提高，从而有足够的剩余产品而为经济增长提供物质基础。但是，收入差距拉大对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还取决于这样两大因素：（1）富人将大量的剩余产品投向何处？是用于奢侈性消费还是投资再生产？（2）富人消费的奢侈品来自何处？是国内制造还是国外进口？

首先，就剩余产品的投向而言。一般地，如果富人主要将剩余产品投入到新工厂、新设备以及人员培训之中，那么，就会促进技术进步，深化社会分工，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可以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相反，如果富人主要将剩余产品投入到个人的奢侈性消费中，那么，就会造成稀缺资源的浪费，并不会形成真正的资本积累，从而无助于推动经济的增长。

其次，就奢侈品的来源而言。一般地，如果富人消费的奢侈品来自国内生产，那么，它将间接地为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资金，甚至可以为高端技术产品提供资金支持，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危害就较小（主要是扭曲了国内经济结构，降低了社会大众的福利水平）；相反，如果富人消费的奢侈品来自国外生产，诸如海外旅游、小孩海外留学等，那么，常规项目下的贸易盈余就会被大量流失，社会大众遭遇较低福利水平的同时国内各行业仍然缺乏足够的发展资金。

因此，要深刻考察一国的经济增长状况，就不能简单地局限于分析贸易盈余和剩余产品的总量，而要深入剖析其具体分配，尤其要考虑这些剩余的现实用处，这就是结构主义的分析思路。例如，海尔布隆纳比较了早期朝贡社会中的剩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前者呈现出“物质财富”和“使用价值”的属性，主要被用于奢侈消费、维护和部署军队，建造宗教大厦或者仅仅用于炫耀；后者则被当作为为聚积更多财富的工具，具有明显的资本属性。[75]一般地，只有将增加的收入份额用于资本积累，同时将剩余产品投入到紧要性的生产和再生产之中，才可以真正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显然，这就涉及一个社会的文化以及相应的企业家精神。从历史经验上看，那些经济增长迅速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充盈了旺盛的创业精神。[76]

事实上，就与工业化相伴随的资本主义精神而言，它具有截然不同且相互制约的两大动力：（1）禁欲苦行主义，它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宗教冲动力，这为韦伯所揭示和阐发；（2）贪婪攫取性，它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冲动力，这为桑巴特所关注和宣扬。显然，这两大特性分别来自凡勃伦的工作本能和虚荣本能：其中，工作本能促进了对自然的控制、技术的改进以及社会的发展；虚荣本能则产生了对社会的征服、利益的争夺以及私有产权的保护。同时，这两大动力在不同时空下的地位和表现以及产生的效果又是不同的。（1）在资本主义上升的工业革命时期，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占主导地位，竭尽天职成为精神的和文化的最高价值，从而造就了新教徒们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作风；此时，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则从属于宗教冲动力，主要是培养出开拓边疆、征服自然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2）在资本主义开发后的后现代社会，宗教冲动力受到排斥而逐渐消逝，天职与精神和文化价值的联系被切断，财富的追求也被剥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伦理涵义；此时，资本主义精神中就只剩下经济冲动力，个人不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精神和文化价值辩护。

相应于资本主义两大动力的消涨，社会剩余产品在不同时期的投向也就呈现出很大差异：一方面，资本主义早期出现的主要是禁欲苦行的新教徒，他们倾向于将更大的收入份额作进一步投资的资本积累，而不是铺张的消费；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后期则诞生出了一个热衷炫耀性消费的有闲阶级，他们将获得的大量财富用于显示权势、地位、荣誉和成功的奢侈消费，而不是用于进一步的生产投资。相应地，在不同文化和结构的社会中，收入差距的拉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往往就存在明显不同的效应：在富人主要由新教徒构成的社会中，收入差距扩大往往会促使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相反，在富人主要由有闲阶级构成的社会中，收入差距扩大往往会导致剩余产品的奢侈浪费。

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对中国以及东亚“四小龙”等国（或地区）与菲律宾以及拉美诸国进行比较：（1）两者共同点是，经济增长时期都出现了明显不公的收入分配，其中的特权阶层占据了大量财富；（2）两者不同点是，中国以及东亚“四小龙”等国（或地区）的经济获得了持久的快速增长，菲律宾以及拉美诸国经济却逐渐停滞不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简单而根本性的答案就是：中国以及东亚“四小龙”等国（或地区）根基于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富人们尤其是第一代企业家还保留着勤劳节俭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倾向于将剩余产品主要投向扩大投资和小孩教育，从而有利于培育和提升生产力；相反，菲律宾以及拉美诸国受原殖民宗主国欧美文化的较大影响，充盈富人们的是经济冲动力而不是宗教冲动力，从而偏好将大部分剩余产品用于及时享乐而非再生产。为此，鲍尔斯等写道：“剩余产品这个概念是一个强有力的透镜，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是如何运作的。比如说，为什么中国经济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迅速增长，极大地改善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而与此同时菲律宾的经济则停滞不前，导致大部分菲律宾人处于赤贫之中？简单的回答是中国的剩余产品投向了新工厂、新设备和更多的教育，而在菲律宾，富人则把大部分剩余产品用在了奢侈性的消费中。”[77]

可见，尽管经济快速增长往往以较高的剩余产品为基础，而较大的收入差距往往有助于剩余产品的积累，但是，较大的收入差距并不构成产生大量剩余产品的充分条件，大量的剩余产品也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首先，较大的收入差距能否产生大量的剩余产品？其中的关键在于富人将其财富用于何处：如果用于奢侈性消费，就无法形成较高的资本积累。事实上，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公正的收入分配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在于新教徒们将剩余产品投放到了再生产之中；相反，后来一些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尽管同样存在不公正的收入分配，却并没有取得相应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就在于上层阶级将大量财富用于奢侈性消费。其次，大量的剩余产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其中的关键在于这些剩余产品被投向何处：如果用于非生产性的或者非紧缺的项目，往往就无法产生明显的促进效应。事实上，在当前的希腊债务危机中，欧元货币区国家一直要求希腊通过减少财政开支、勒紧裤腰带还钱；但是，如果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势必会使本已严重衰退的希腊经济雪上加霜。这里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希腊所借的大量外债用于何处？如果只是用于政府开支和民众的福利支出，就不可能显著振兴经济，从而也就根本无法解决债务危机问题。

（二）收入分配与权力不平等

上面的分析将收入差距的大小与储蓄率进而与资本积累率的高低联系起来，问题是，两者间果真存在着正向乃至一一对应的关系吗？首先，随着收入差距的缩小，资本积累率有时并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其基本理由是：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往往会塑造国民之间的信任关系，强化互惠合作，弱化攀比浪费，从而就有利于奢侈性资本的积累，进而为经济增长夯实了基础。例如，挪威等北欧国家，一方面拥有更为均等的收入分配，另一方面又拥有很高的资本形成率。其次，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资本积累率往往也并不会提高反而会降低。其基本理由在于，一方面涉及富人的消费倾向以及剩余产品的投向问题，另一方面则关涉生产所对应的消费问题。西尔斯就指出，在一些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储蓄率却非常低；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中的富人往往不仅极度倾向于花钱须付许多外汇的商品或服务上，而对外汇奇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对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在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里，个人储蓄往往流到国外，或用于奢侈的住房和其他对发展或增长较少或没有优先性的投资项目上。”[78]

一般地，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产生出日益丰富的资本积累，制约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就转到需求方面；尤其是，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而导致海外市场的拓展受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就主要依赖于国内需求。那么，如何提升国内需求一促进经济增长呢？这主要与两大要素有关：总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同时，这两方面都与收入分配结构有关，而一国收入分配状况又决定于其权力结构。

首先，就收入分配对一国总消费水平的影响而言。收入分配越平均，平均消费倾向就越大，从而可以提高一国的消费水平。事实上，在古典主义末期，西斯蒙第就指出，当收入在资本所有者和工人之间分配不均时，就会造成消费不足，使得社会陷入灾难之中。西斯蒙第指出，这“必然给富人纸醉金迷的生活平添新的享受，助长他们的懒惰，使他们能够吞噬新劳动所生产的一切产品。”[79]同样，新古典主义早期的霍布森也指出，消费不足和储蓄过度将导致投资过度，进而使得国民收入偏低和下降；正是由于充斥的商品因消费不足而无法在国内售出，从而就只能输送到殖民地进行投资，这就是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显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缺乏进行帝国主义扩展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无法通过危机转嫁来弥补国内的需求不足，从而就应该实行更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以促使内需的扩大。

其次，就收入分配对一国消费结构的影响而言。收入分配越平均，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越强，从而就会引导具有规模经济的工业品而非小规模的奢侈品的生产。显然，前者有利于推动技术创新，而后者则会浪费大量的生产性资本。事实上，斯密的生产性劳动理论就指出，社会经济的发展首先有赖于生产性资本的投入以及生产性消费的支出，这种生产性消费首先是指必需品的消费，因为奢侈性消费消耗掉了原本可以用于社会大生产的大量物化劳动。同样，巴斯夏的“破窗理论”也表明，奢侈性消费具有明显的非生产性和浪费性，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相反，将普通奢侈品和工业品的消费更有助于收入的分散，对社会经济发展也更健康。此外，维塞尔的自然价值说也表明，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逐利的厂商就会致力于生产那些具有更高交换价值的奢侈品，而对社会大众的需要充耳不闻，从而严重制约了社会效用水平。

一般地，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必须以满足社会大众的正常需求为基础，只有以真实需求而非诱导需求为基础并能对应需求层次提升的产业才具有生命力，一国的经济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这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其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生产的奢侈品所面向的是全球市场，可以从其他国家获取大量财富；但发展中国家的奢侈品则主要面向国内市场，财富只是在国人之间进行转移。同时，市场经济中产业的选择和产品的创造又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只有在收入差距并不大的社会中，现实世界的价格才由社会效用所决定，产业的选择和产品的创造才能体现社会大众的真实需求，这是维塞尔的自然价值理论所表明的。既然如此，如何才可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呢？这就需要引入权力的分析，需要考察市场经济中的权力结构，而不是采取原子个体主义分析思维，不是由此鼓吹自由放任的新古典主义政策。

事实上，卢梭很早就指出，人类个体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个体拥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对社会组织和法律制度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其中，那些强势者拥有更大的力量，从而导致所有人都重新置于最强者的法律之下，从而处于一种新的自然状态。[80]在现实市场中也是如此，市场主体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和不平等性，从而在以力量博弈的市场竞争中所获得的收益份额也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力量越强者所获得的收益份额就越大。同时，人际不平等在市场竞争中还会衍生出强烈的正反馈效应：强势者在交易中获得了更大的收益份额，这又进一步增强了他在下一次交易中的竞争力，从而可以获得更大的份额。正是基于这种机制，市场经济的推行往往会造就出既得利益群体。

从社会实践看，不受干预的市场主义政策往往会造成这样两大后果。（1）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欧美诸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譬如，美国在1979-2007年期间的政策就由新古典经济学所主导，结果，期间上层1%的人从经济扩张中获得了60%左右的收益，其税后家庭收入增长了275%；而家庭中位数收入基本停滞不前，年增长率只有0.36%。[81]（2）经济效率的日渐低下。究其原因，自由放任政策使得强势者拥有任意制定分配规则的权力而不受制约，这使得收入报酬主要与权力而不是贡献联系在一起，这显然反映了市场失灵；同时，不加干预的市场竞争还会促使那些强势者致力于强化自己的垄断权力，努力降低市场竞争而不是增强市场活力。斯蒂格利茨就指出，“过去30年里某些最重要的商业创新不是关注如何使经济更有效率，而是关注如何更好地确保垄断权力或者如何更好地规避那些旨在使谁受益和个人回报统一起来的政府管制。”[82]

可见，要真正认识收入差距造成的需求不足以及产业扭曲等问题，就需要引入权力的分析思维：考虑市场主体的异质性及其产生的不平衡权力结构，进而从市场运行机制中剖析权力和财富集中的强化效应。很大程度上，拉美和东南亚诸国之所以逐渐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前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群集中大量财富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热衷于寻租、投机和腐败，而极力反对对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进行变革。正是通过引入权力的分析思维，我们就可以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反思新古典经济学极力倡导的经济达尔文主义和有效市场假说；相应地，在探究目前经济困境的解决思路时，也就不能简单地就由自由市场机制来决定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相反，一方面要引入其他抗衡的力量来改善收入分配，另一方面则通过收入分配的合理化来维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六、重审“中等收入陷阱”及其战略选择

基于上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挖掘以及相应的对策分析，我们在提及“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时就应该持谨慎态度，要避免简单地将经济增长速度与收入水平直接对立起来，而忽略对具体政策的探究，无视制约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原因。事实上，这既是基于社会现实的理论分析，也是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提供的宝贵经验。由此，针对当前中国社会热议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我们就可以更系统而深入的思维去认识和审视它，而不是为流行的观点所左右。

（一）如何认识“中等收入陷阱”命题

发展经济学起源于古典经济学和历史学派，如它重视生产投资的作用而提出资本积累理论，它关注劳动生产力而发展技术进步理论，它重视教育的作用而倡导人力资本理论，它重视不平衡的社会结构而提出非平衡理论，它重视市场需求的引导而提出进出口替代理论，它承认市场的缺陷而倡导国家调节理论。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拉美诸国开始出现经济增速下降甚或趋于停滞；因此，发展经济学就开始受到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排挤和攻击，从而逐渐式微。尤其是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困境以及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新古典经济学日渐强盛，它开始依据比较优势和自由竞争原则重新改造了发展经济学，因而市场自由和贸易自由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指导思维。显然，根据这种思维，跨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既失去了与低收入国家竞争的成本优势，又缺乏与发达国家竞争的创新能力，因而就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一点看，“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正是就新古典经济学思维和意义上而言的。

同时，“中等收入陷阱”在一些国家的出现，也是由新古典主义政策所引发和强化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后，一群受弗里德曼指导的“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回到拉美，并广泛推行新古典主义的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并没有使拉美国家摆脱经济衰退，反而陷入了更长期的停滞，产生更严重的经济灾难。其中，阿根廷停滞23年(1974-1996年)，墨西哥停滞18年(1981-1998年)，智利停滞18年(1971-1988年)，巴西停滞16年(1980-1995年)。[83]事实上，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等国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进入“中等收入”，但直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人均GDP仍然停留在3000-5000美元。为了给新古典经济学政策的无效性提供辩解，这些“芝加哥男孩”就炮制出了“中等收入陷阱”一词。很大程度上，“中等收入”只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阶段，如果采用了不当的经济和产业政策，就会像拉美诸国诸国那样后劲乏力；相反，由于运用的政策合理有效，更多国家成功地跨入了高收入国家行业。因此，无论在理论逻辑还是历史实践上，收入不断提升与经济持续增长之间都不存在真正的二难，相应地，“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也就是一个伪命题。[84]

很大程度上，“中等收入陷阱”只不过是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为了掩盖其政策在拉美等国的失败而制造出来的一块经济学遮羞布，[85]正如他们制造出“倒U型收入分配曲线”以掩盖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上的缺陷一样。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无论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倒U型收入分配曲线”，都是对世界各国现代化历程的经验性考察，也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基本规律，乃至将增长停滞和收入扩大都视为非国家干预或人为政策所能改变的必然过程；同时，正是通过赋予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轨迹以某种宿命论特性，这就既有助于维护和强化其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念，也有助于避免因其主张和政策所带来的困顿经济现实而遭受社会大众的责难。但实际上，笔者在一些文章已经指出，“倒U型收入分配曲线”根本上是人为的社会制度和特定政策的作用结果，源于制度的改良和优化而不是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后者内生的马太效应只会产生不断拉大的收入分配；[86]同样，“中等收入陷阱”也是人为的社会制度和特定政策的作用结果，源于糟糕的经济政策和扭曲的市场结构，而经济政策的适时调整将会产生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收入的持续提高。

（二）重审楼继伟部长的“中等收入陷阱”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转而可以对楼继伟部长有关“中等收入陷阱”的学术认知和政策主张进行审视。

首先，需要剖析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楼继伟部长将之归咎于《劳动合同法》实施而带来的劳动成本提高，这种认知正确吗？其实，劳动成本提高仅仅是当前中国竞争力逐渐下降的次要原因，根本原因在于，产业结构的升级滞后而导致竞争层次依旧停留在低价值产业链上，技术创新的严重不足而导致劳动生产力提升遭遇天花板；同时，即使就2008年以来的经济困境而言，其促发因素根本上也不是源于《劳动合同法》，而是源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具体表现为：（1）发达国家因遭遇百年一遇经济危机下而需求锐减，并进而针对中国设立了一系列的贸易壁垒；（2）美国主导的TPP谈判试图将中国排挤在世界市场之外，这引发那些进行全球布局的厂商开始逐渐外迁到加入TPP的国家和地区。究其原因，TPP达成实质性协议后作为一种关税同盟将对中国形成巨大的贸易歧视与贸易转移效应：目前不仅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中占了半壁江山，而且对美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出口又占中国对外出口的一半左右。

其次，需要探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对策。楼继伟部长提出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五大措施，这些措施有效吗？其实，由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着两大问题：（1）生产力的提升乏力导致了竞争力下降；（2）海外市场的拓展受限而遭受外需冲击。相应地，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应该作两方面的转变：（1）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促进产业升级，（2）调整收入分配以促进内需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从收入分配和产业升级两方面着手。而且，这两方面也是相辅相成的，都会直接导致内需不振：（1）较大的收入差距导致社会大众的需求能力不足；（2）产业结构的扭曲导致高价值需求外流。相应地，如果外需日益受到抑制，内需也因收入分配拉大和产业结构扭曲而无法提升，那么，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就必然会遭受严重制约。但遗憾的是，楼继伟部长提出的五大措施似乎既无法促进内需增长也无法促进产业升级，而只是致力于降低传统产业的劳动成本；同时，这些措施尽管可能会在短期内缓和劳动力成本带来的竞争压力，却是以限制收入提高和抑制内需提升为条件。

因此，楼继伟部长对“中等收入陷阱”成因的认知是片面的，所推出的相应措施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它们根本没有解决如何保障收入提升和经济增长同时进行的课题，最终只是推迟而无法从根本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实上，楼继伟部长的学术认识和政策主张都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将此应用到当前中国社会就形成这样的思路：一方面，中国的竞争优势就在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中等收入陷阱”危机的成因就是劳动力成本上涨以及人口红利的消失；另一方面，为了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基本思路就是释放农业劳动力，从而继续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为经济增长补充人口红利。然而，大量依靠人口红利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适应于收入水平低下的经济发展初期，此时自然资源的不足以及资本的匮乏往往可以切只能依靠劳动的投入来替代和补充；不过，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就逐渐降低，因资本的不断积累和丰富而产生的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就逐渐成了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同时，劳动力的丰富也并非是支持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有时反而可能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究其原因，就如“荷兰病”一样，巨大的人口红利会使得一个国家将大量的资金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会降低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资金支持和物质激励，从而根本上无法提高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显然，在当前中国面临的经济困局中，只有及早地跳出对人口红利的依赖并采取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适当政策，才能有效实现从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马克思增长类型转向以改进生产率为基础的库兹涅茨增长类型，[87]才能逐渐增加劳动所占的收入份额而提高收入分配的均等性，才能实现需求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从而最终根本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部分

经济全球化下的“高等收入陷阱”：兼论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差异效应

本文载《经济学家》2016 年第7期

本章导读：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的，而主要是经济政策的失误造成的；相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高收入陷阱”却具有“必然性”，体现为政策上的二难困境：自由开放与保护主义的冲突。同时，引发“高收入陷阱”的根本因素就是全球一体化下的资本流动，因为资本输出将产生不同于商品输出的经济效应。显然，通过对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之不同经济效应的考察以及对相应的“高等收入陷阱”的揭示，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也具有明显的政策寓意：根据市场和行业特性来积极规划资本引入和资本输出。

一、引言

“中等收入陷阱”说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也为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但实际上，它主要源自经济和产业政策的失误，而不是必然的或不可逾越的。与此相反，社会发展中却真正存在着一个“高收入陷阱”，它更具“必然性”。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考察经济全球一体化下的资本和商品流动，需要剖析资本输出与商品输出所衍生的经济效应差异。长期以来，资本输出都被视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殖民主义的重要工具，掠夺和抢占第三世界原料和市场的工具，剥削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工具，也是不合理国际分工和经济秩序的根源。似乎资本输出对发达国家“百害而无一利”，因而发展中国家必须加以抵制。既然如此，为何当前反对经济全球化和资本输出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民众呢？那些不能融入全球经济中的很多国家为何迟迟无法摆脱贫困呢？本文就此作一剖析

二、“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个伪命题

当前中国社会之所以推行“供给侧改革”，一个重要的现实和理论基础就是传言中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正逐渐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侧重需求的传统政策对此无能为力。事实上，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2015年上半年就指出，中国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从而需要采取五大措施：（1）减少粮食补贴和鼓励农产品进口的农业改革，目的是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弥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2）打破户口障碍和允许租房落户的户籍改革，目的是促进劳动力流动，从而将人口转移到真正稳定的大城市；（3）否定和放弃集体谈判的劳动关系改革，目的是让企业和员工个体自由决定就业和工资关系；（4）促进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土地改革，目的是建立没有政府的买卖双方自主交易的土地市场；（5）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社会保险改革，目的是适当降低社保费率以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社保机制。[88]显然，这五大改革措施的根本上都是为了促进资源流动和引导资源配置，为了提高生产力和有效供给，从而也就是供给侧改革的内容。毋庸置疑，基于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增强产品的有效供给，对任何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都是重要的。但是，如果将“中等收入陷阱”当做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进而将“供给侧改革”视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剂灵丹妙药，那么就有问题了。究其原因，“中等收入陷阱”只是源于特定经济政策的失败，而不是一种必然的经济规律。

事实上，无论在理论逻辑还是历史实践上，中等收入的继续提升与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之间都不存在真正的二律背反，也不存在政策上的根本冲突。因此，从本质上说，“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个伪命题。首先，从经济史上看，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英国、19世纪中叶的法国、美国和德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意大利、俄罗斯和日本以及20世纪70-80年代的东亚四小龙都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都步入了高收入行业；相反，被认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是指那些经济取得起飞和快速增长后转而出现停滞的国家，典型国家是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和以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其次，一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原因有二：（1）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未能成功地根据生活形式变化而进行发展模式转型；（2）后来的经济停滞又进一步为盲目推行的新古典主义政策所强化。这意味着，“中等收入”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特殊现象，它根本上也是源于政策失误：如果采用了不当的经济和产业政策，就会导致发展后劲乏力；相反，如果运用的政策合理有效，就可以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业。很大程度上，“中等收入陷阱”一词也是在拉美推行新古典经济学政策的“芝加哥男孩”所炮制的，将收入增长的停滞提升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实现为其政策失败进行辩解的目的。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中等收入陷阱”这一特殊事物，我们可以梳理一下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首先，一般地，与经济快速增长的赶超战略相适应，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往往是粗放式的。一般地，粗放式经济增长的具体政策有二：（1）通过收入分化政策来提升资本积累率，（2）通过开拓国际市场来寻求需求支撑。其次，随着财富的积累和收入的提升，海外市场的拓展就逐渐接近上限甚至开始萎缩，这时就需要转换经济发展模式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一般地，政策上需要作两大战略转化：（1）提振国内需求，需要通过收入分配来实现增长引擎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2）提升竞争能力，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竞争由低端市场到高端市场的转换。最后，从历史实践上看，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几乎都有这样两大特征：（1）由于收入差距持续拉大而无法有效地实现消费市场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2）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等条件的制约而无法成功地进入国际中高端市场进行竞争；相反，那些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具有不同的两大特征：（1）大多能将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限度内而避免市场需求出现的断崖式下降，（2）大多能走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而得以继续维持海内外市场的竞争优势。

三、“高等收入陷阱”具有普遍必然性

不同于“中等收入陷阱”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需求结构转换而得以摆脱，发达国家却面临着更一般的经济增长逐渐下降和收入水平停滞的现象，经济长期衰退不仅是发达国家的新常态，而且也反映了一种更为普遍的经济现象乃至一般规律；这就是“高收入陷阱”，它体现为发达国家的持续经济中潜含了政策上的二难困境。这里对此作一解说。

（一）富裕国家必将趋向经济保护主义

一般来说，经济的快速增长需要有不断提升的市场需求，而这往往依赖一个不断扩展的海外市场。这已经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所证实，尽管各国往往依靠军事和经济两种力量进行海外市场的掠夺。不过，在一个自由贸易的国际环境中，一个国家对海外市场的拓展程度主要依赖其经济竞争力，而决定经济竞争力的则有两大主要要素：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工资水平的比率越大，国际竞争力就越大。相应地，在生产率水平相近的情况下，如果一国的工资水平比较高，那么其产品就缺乏国际竞争力；此时，往往就只有依赖保护政策才可以建立起稳定的工资体系，从而就会走上保护主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美国在建国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地广人稀使得劳动工资比西欧要高很多，几乎是欧洲平均工资的4倍；究其原因，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获得几乎免费的土地，如果没有很高的工资，人们宁愿到乡下去建立自己的农场而不是在工厂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受到保护，美国制造业根本无法与欧洲竞争。为此，当时的富兰克林都主张实行高关税政策，从而避免本国市场受到欧洲低成本的倾销。[89]事实上，美国在自独立之后实行了150多年的保护政策，甚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工业品的进口关税一直保持在40%-50%。[90]

不仅处于落后的美国如此，即使在跃居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地位后，英国的古典经济学也开始宣扬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但在实践中，在斯密《国富论》出版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国依旧实行了比绝大多数国家都高得多的关税，见下表。戈德斯通就指出，“发生工业革命并高速增长的英国，同时也正是欧洲甚至全世界税收最高，关税最高和对贸易、航运管制最为严格的国家。”[91]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只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此时的英国经济实力和企业竞争能力已经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不过，也仅仅是30年左右的时间，英国就开始遭遇新兴经济体德国、美国的严重挑战，乃至又开始回到以前的保护主义政策上。事实上，由于生产技术的扩散，各国的劳动生产率具有接近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水平就越来越成为决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在当前世界中也是如此，由于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比发展中国家高很多，因而除非在一些技术水平和生产力遥遥领先的一些行业，西方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必然会处于竞争劣势，甚至只有在政策保护下才可以生存和发展。相应地，随着竞争力的下降和经济发展的停滞，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诉诸于市场保护政策。正因如此，进入21世纪以来，保护主义思潮在西方迅速崛起，尤其是在选举期间往往充斥着保护主义论调。譬如，2016年12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从而维持以市场经济第三国的相似商品价格而非中国商品的实际成本数据为依据对进口中国的产品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究其原因就在于，欧盟一些企业和工会组织担心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后，将有更多中国商品进入欧盟市场，从而威胁欧盟企业生存、影响欧盟就业。同样，美国领头打造的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目的也就在于将中国产品排挤出占全球经济40%的市场之外。当然，这些国家内部也存在越来越尖锐的冲突，因而相互之间的贸易壁垒也在不断增加，如德国舆论大幅转向反对与美国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贸易协定。就TPP而言，不仅加拿大、日本、韩国、泰国的舆论都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甚至 最大的反对声音还是来自于美国国内，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都已表示反对。

（二）富裕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二难困境

尽管富裕国家会逐渐趋向于保护主义，但在技术急速扩散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保护主义政策对富人和企业主是不利的。究其原因，一方面，发达国家中的普通劳动生产力并不比发展中国家高多少，因为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等具有高度流动性，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水平也在迅速提高；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中的工人工资却数十倍于发展中国家，如瑞典人的工资几乎是印度人的50倍。显然，在制造业受到政策保护之下，即使本国产品可以免受外来竞争而在国内生产，但企业主也只能获得低微的利润；更不要说，国内高涨的劳工运动，以及相对于劳动力更快增长的资本积累，这些都迫使工资的上升和利润率的下降。实际上，在古典经济学家中，无论是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马克思还是巴斯夏、凯里等都认识到利润率下降倾向，这主要就是从一国封闭经济而言的。问题是，资本的本性在于追逐更高利润，因而只要有可能它就会努力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和利润源。在开放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中，逐利的资本必然就会在全球流动，流向那些资本短缺而利润更高的地区，从而必然会引发大规模的资本输出。

相应地，现代社会中发达国家就会遇到一个二难困境。一方面，在自由开放的经济全球化中，日益激烈的外来竞争将会以致本国工资水平的上升，甚至出现实质性下降，或者工资水平长期无法提高；显然，这种情形必然会引发广大工薪阶层的不满和抱怨，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上升相对照家强化这种不满情绪，乃至就会出现不断升级的社会抗议和街头运动。另一方面，在推行保护主义政策的情况下，国内高昂的生产成本必然严重削弱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利润的下降也会刺激资本外流；显然，这种情形必然会使得国内产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制造业的萎缩就会导致就业人数的下降，最终导致经济的全面崩溃。一般来说，为稻粱谋的社会大众和工薪阶层更关注日常生活，更关注当下的生活水准；相反，为布局谋的政府官僚和企业家更关注经济发展，更关注长期的全球竞争。相应地，在民主时代，政府在选择和推行经济政策时也就会面临这种困境：一方面，基于选票的考虑，在野政党往往会发表种种保守主义的封闭政策宣誓，那些争取连任的政府也不得不努力迁就声势浩大的民粹声音；另一方面，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在野政党也不得不接受大公司、大商人通过各种隐秘途径所施加的影响，现任政府更是不愿意公开实行会受到大公司反对和抵制的的封闭政策。

显然，上述困境很难摆脱，至多取得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因此，经济全球化中的发达国家就会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高收入陷阱”：一个社会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国际竞争力就会逐渐下降，从而导致高收入水平难以为继。具体表现为：国内投资低迷、制造业不断萎缩、产业空心化严重、失业率不断攀高、收入不增反降、社会两极分化、创新能力下降、产业升级不畅、出口能力下降，外贸赤字剧增、政府债务膨胀、经济停滞不前。[93]从现实情形看，欧美和日本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高收入陷阱”。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工人的工资就实际上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就美国工人的小时工资而言，从1973年到2006年的年增长率为0.4%；就美国工人的平均收入而言，从1983年到1989年的年增长率是0.2%，从1992年到2000年的年增长率是0.1%，从2002年到2007年则根本没有任何增长。[94]同样，东亚的日本、韩国、香港、台湾也是如此，这可以从香港和台湾地区这些年不断爆发反对与大陆经济一体化的民粹主义运动窥见一斑。其实，根据H-O-S定理，生产要素的价格具有均等化的倾向；在经济全球化倾向中，工资差距也会不断缩小。试想：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付出的同样甚至更高的努力，创造了同样乃至更大的财富，为何就应一直拿如此低的工资，过如此糟的生活呢？但是，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一些人士往往将过去所享有的富足和富人视为理所当然的，随着大陆生活水平的提升就滋生出日益强烈的不平衡情绪，甚至转化为反大陆的民粹主义运动，但这最终只会扼杀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四、资本输出与“高等收入陷阱”

现代发达国家之所以会陷入“高收入陷阱”，主要与两大因素有关：（1）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2）发达国家的输出对象从商品转向资本。显然，这两大因素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不同。究其原因，资本的流动将伴随着就业岗位的转移、生产力的传递、技术的应用。事实上，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依赖于劳动投入和劳动效率，劳动效率则与劳动分工有关。同时，无论是对生产劳动的需求还是技术的应用都依赖于一定的资本基础，无论是劳动分工的拓展还是市场规模的拓展也都依赖于不断积累的资本。因此，古典经济学高度重视资本积累，将资本积累视为一国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基础。同时，这种认知不仅体现在古典经济学，而且也体现在奥地利经济学中。米塞斯就写道：“那些反对所谓‘奥地利’观点的经济学家，在处理资本问题时通常假定：用于生产的技术总是一成不变地决定于技术知识的现状。另一方面‘奥地利’的经济学家则指出，在许多已知的生产技术当中，决定采用那些技术的，乃每个时期可以利用的资本品供给量。”[95]具体分析框架如下：

（一）资本输出对发达国家的影响

发达国家采取商品输出还是资本输出的方式来处理它的过剩生产力，将对其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迥异的效果。

一方面，就商品输出而言，它往往有助于一国生产力的提高：（1）它通过海外市场的开拓而获得规模经济，进而可以开发和使用更高水平的生产技术；（2）它通过贸易盈余而扩大了资本积累，从而有助于增加教育和科研的投入；（3）资本积累的扩大有助于深化劳动分工，从而促进产业链的延伸和新产品的创新；（4）资本积累的扩大会降低资本利息，从而衍生出产业向资本密集型转化李嘉图效应；（5）资本积累的扩大还有助于劳动工资的提高，从而不得不研发先进技术以维系竞争优势。这样，经济发展就会进入这样一个良性发展路径：商品输出→资本积累→工资上涨和利息下降→产业升级→技术革新→效率提高→竞争优势扩大→商品输出扩大……。

另一方面，就资本输出而言，它对一国生产力往往会带来相反的效应，并使得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的恶性循环。其发展逻辑如下：资本输出在全球寻找投资机会→全球投资带来高额交换价值→高额交换价值降低以技术创新提升资本效率的压力→资本输出迫使劳动工资处于低水平→社会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更多的资本输出→更低的国内工资水平……。不过，由于资本家往往只关心自身所获得的交换价值，从而也就必然会倾向于资本输出，这实际上是自由经济国家的囚徒困境。

既然资本输出对发达的输出国是不利的，发达国家能否通过立法等措施来限制资本输出来持久维持其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呢？也不可能。究其原因，即使将资本限制在国内，也无法维持持续的商品输出和领先的技术创新。首先，就商品输出的可持续性而言，（1）商品输出将导致前发达国家的贸易赤字持续扩大，最终反过来会抑制发达国家的商品输出，更不要说次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会对市场实行保护；（2）商品输出无论如何也会导致技术扩散，这必然会降低各国间在技术水平和生产率水平上的差距，从而竞争优势也会逐渐减弱。其次，就技术创新的持续领先而言，（1）对后发国家来说，由于先发国家生产的产品、产业和技术为技术创新提供了一种路标，从而无论技术创新的速度还是成效都比较好，但对先发国家来说，由于没有这种路标，因而技术创新的成本要高得多，发展方向和效果都更不确定；（2）由于技术发展的不确定，导致持续商品出口所带来的大量资金往往并不用于技术创新上，反而会造成资金的闲置和无效配置，甚至会造成富裕阶层的奢侈之风，从而更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正因如此，发达国家往往会分散资本的投资，其中必有一部分用于资本输出以换取现实的更大交换价值，从而也就必然会促使生产技术在全球的更快扩散。显然，无论采用哪种发展方式，发达国家都必然无法持久维持其领先地位，因而“高等收入陷阱”也就成为现代社会的必然现象。

（二）资本输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输入就意味着资本的增加，意味着投资的增加，这不仅为劳动雇用提供基础，而且也有助于现代技术的应用。关于资本短缺对经济增长的制约，笔者曾经在其他文章中介绍了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这里转向奥地利学派的分析来说明。米塞斯分析了1860年期间的罗马尼亚所面临的情形，并提出了两个观点。（1）当时罗马尼亚所缺乏的并不是技术知识。其理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知识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不仅大量的罗马尼亚青年在西方的技术大学里充分接受这些知识，而且成百上千的外国专家也准备将其知识和技能用于罗马尼亚。（2）当时罗马尼亚所缺乏的正是可以参照西方模式改变当时落后的生产设备和教条通讯设施的资本品。其理由是，只有存在足够的资本品，罗马尼亚才能使工人和物质生产要素用于时期较长的生产程序，才可以成功地生产那些建立初级工厂必要的工具，而这些初级工厂则再生产那些用以建立和经营现代工厂、农场、铁路、电报线和建筑物的设备。由此，米塞斯得出结论说，“一个人如果以前没有积累资本，他就与他追求的目标距之甚远。这就是资本不足的含义所在。因为他过去不做这件事，中间产品就不够，尽管中间产品所产生的自然资源是有的。资本缺乏乃时间不够。这是由于人们为实现其目标动手太迟。如果不凭时间因素的‘迟’‘早’，那就无法描述可用资本品提供的好处和缺乏资本品贫乏的不利”；相反，“有资本品可以使用，就等于更接近追求的目标。资本品的增加，使我们无需减缩消费而可以实现较远期的目标。相反地，资本品的损失使我们不得不放弃原本可以实现的某些目标，或者减缩消费。假定其他事物不变，拥有资本品也即在时间上占了优势。”[96]

那么，一个国家或地区如何取得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本品呢？这有两个途径：（1）依靠自身的储蓄，这是早期封闭社会的根本方式；（2）依靠外来的资本输入，这是现代开放社会的重要途径。事实上，李斯特在分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政策时就说，在狩猎部落、畜牧业公社和农业共同体这三个时期，由于没有足够的剩余产品，因而就无法快速发展生产；相反，通过交易可以获得交换价值，通过与先进国家接触可以吸收先进技术，从而就可以刺激本国工业的发展。李斯特写道：“一个国家，其农业愈不发达，愈没有机会吧自己的剩余农产品通过国外贸易换取外国工业品，在未开化程度上陷得愈深……这时如果实行自由贸易（及输出农产品，输入工业品），也就格外能起到促进繁荣欲文化的作用。”[97]显然，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现代社会，一个国家不仅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来积累内源资本，更可以通过直接投资方式来引入外源资本。所以，米塞斯写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把一些资本品借给落后国家，这些资本品乃改变后者之生产方法所必须。这一来节省了他们的时间，使他们可以很快地增加其劳动生产力。其结果，对罗马尼亚而言，他们可以很快地享受到现代技术带来的利益。”[98]

可见，资本流动和商品流动所衍生出的发展效应是不同的：资本从发达国家流动到发展中国家将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相反，商品从发达国家流动到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是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能源等原材料。所以，米塞斯就发现，“外国资本的流入，并不伤害接受国的利益。美国和英国的一些自治领地的经济之所以突飞猛进，乃得力于欧洲的资本。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如果没有接受外国资本的帮助，就不得不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享受今天如此之多的生产和运输设备，而其实质工资率和农业方面的收获也不会像今天这样高。”[99]相应地，发展中国家要更加注重资本输入而提防过多的商品输入。米塞斯继续写道，“如果不了解这种大规模的资本输出的重要性，就不可能懂得最近几百年世界局势和东西方关系的发展。西方给予东方的不仅是技术和医学的知识，也给予了许多可以直接应用这些知识的资本品。东欧、亚洲和非洲的这些国家，由于外国资本的输入，也就能够提早收获现代工业的成果。为了积累足够的资本品，他们已不必那么缩减他们的消费了。”[100]当然，资本之所以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发达国家希望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和生产能力，相反，主要是资本家追逐更高利润的结果。米塞斯也有深刻的认识：“是消费者的需求迫使西方资本家不得不向外投资。消费者要求那些在国内根本不能生产的商品，他们也要求那些在国内只能以高成本生产而在国外生产则较便宜的商品。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不这样做，或者那些阻止资本输出的法制障碍最终不可克服，则资本输出的事情就不会发生。那就只有国内生产的更多的纵向发展，不会有跨国的横向扩张。”[101]

五、如何理解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上面的分析指出，资本输出将会减缓经济增长，泉流经济一体化下的资本流动将会引发“高等收入陷阱”，这已经为英国、法国、日本、韩国以及香港、台湾等地区所证实。但与此同时，我们在现实世界也似乎看到了一个反例：美国是资本输出大国，但它似乎没有陷入“高等收入陷阱”，因为它似乎还在表现出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这又如何解释呢呢？一般地，我们这可以从几方面作一审视：（1）尽管美国资本输出的绝对规模很大，但这是由于它的经济总量大，而资本输出量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却并不高。事实上，从1990年到2013年，中国的海外投资占GDP比重从34.9%飙升至47.8%，而同期美国则从21.5%降至19.3%。[102]（2）长期以来，美国实际上是资本净流入国，流入的资本维持了它的投资和生产。（3）美国社会拥有大量的外来移民和竞争的市场机制，前者为经济发展注入了生产劳动和技术创新，后者则进一步激发了收入分化和资本积累。这里就此作一分析。

（一）外来移民的经济作用

美国往往被认为是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如相同数量的美元在美国要比在其他富国可以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但实际上，世界上还有不少国家如挪威、卢森堡、瑞士、丹麦、冰岛、爱尔兰和瑞典等国的人均收入都超过了美国。既然如此，为何人们往往感觉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更高一些呢？这涉及市场汇率和实际购买力之间的差异：市场汇率主要由国际市场上进行贸易的货物与服务的价格所决定，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则由该国所有的货物与服务的价格来决定的。显然，在非贸易性的货物中，最重要的是个人的劳动服务，如开出租车、餐馆服务以及理发等。就打出租车或吃饭之类事情而言，在瑞士和挪威这样的高收入国家里就非常昂贵，而在拉美或东南亚等国则要便宜得多；究其原因，前者的劳动力价格非常昂贵，后者的工资则较低。因此，根据按购买力平价（PPP)来构建的“国际美元”标准，富国的人均收入将低于用市场汇率衡量的收入标准，而穷国的收入则高于用市场汇率衡量的收入标准。即使就发达的富国而言，按“国际美元”标准的人均收入也取决于劳务提供者的工资：以美国为不变标准，其他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将大幅度下降。这也意味着，美国人用其收入可以购买到世界上最大数量的货物和服务，因而人们往往会感觉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更高。

问题是，美国人的实际购买力之所以如此高，根本上在于美国存在大量低工资的制造工人和劳务人员。那么，美国的底层工资为何如此之低呢？又在于有大量来自穷国的低工资移民。正是由于移民的大量涌入，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底层工人的工资比较低，工作条件也更恶劣，从而在美国打车和吃饭都要比在其他发达国便宜。相反，其他发达国家中取法这样的移民，工资就比较平均；相应地，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就相对较高，从而提高了服务品价格，并降低了本币的购买力。例如，如果在瑞士日内瓦打车，一段5英里（约合8公里）长的路程需要花费35瑞士法郎或者35美元，但同样的路程在美国波士顿只需要15美元。在挪威奥斯陆，吃一顿饭需要花费550克朗或者100美元，而在美国圣路易斯不会超过275克朗或者50美元。面对针对这种现象，顾客当然会很高兴，但出租车司机或者餐馆服务员就很不幸。这意味着，尽管一个国家有更高的平均收入，但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国民都比其他国家的国民过得更好，这还与具体的收入分配结构有关。因此，张夏准说，“美国民众（与其他富国的民众相比）之所以具有较高的购买力，主要得益于不少美国人仍处于贫困状态，工作没有保障感，这在服务业尤其如此。美国人还比其他竞争对手国家的民众的工作时间更长。而且，在每一工时中，美国人的收入比起好几个欧洲国家来说都明显偏低，即使是在购买力方面也低于它们”；[103]进而，“相同数量的美元之所以在美国要比在其他富国可以购买更多的东西，主要是因为美国的服务价格比其他国家更低廉，这主要归功于大量移民的涌入和恶劣的就业环境的存在。”[104]

最后需要指出，要理解移民对美国经济学的影响，我们还可以对涌入美国的移民进行细分考察。（1）就低层次的劳务移民者，他们为美国的农业和制造业的持续发展注入了生产劳动，拉动了商业和餐饮业的增长。事实上，这些低层次的移民通常从事那些需求量很大、而劳动力供应很小的行业，因而不但与本土美国人构成不了竞争关系，反而会形成互补。譬如，根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在美国的200万农场工人中，至少一半是非法移民，正是这些移民提供的廉价劳动力为美国农业创造了高达300多亿美元的产值。[105]显然，正是这些低层次移民的大量存在，使得那些技术行不强的行业和岗位的工资保持在低水平，不仅使得美国人可以享受物美价廉的服务和农产品，也可以使相关行业的企业得以扩大生产规模。（2）高智商和高学历的技术移民者，他们为美国的技术创新和国际竞争力增添了新鲜血液和力量，也为美国节省了大量的教育和培训费用。事实上，移民美国的成年人42%受过高等教育，其中的大约23%具有硕士学位。[106]因此，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很大一部分也是出生于国外的移民，大学教师中移民的比重也越来越高。近期，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的调查报告就称，美国有35.5%的技术创新者是移民，另有10%实在美国出生但父母有至少一人来自其他国家。[107]显然，正是这些外国科技人员的流入，大大促进了美国的科学科技进步和提高了美国的总体生产力水平，并且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例如，在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的20世纪80-90年代，硅谷中24%的企业是由外国出生的工程师创建起来的。[108]（3）就属于靠投资移民的富人，他们为美国带去了大量的资本，创造了大量的就业。例如，2012年，投资移民为美国GDP贡献了33.9亿美元，创造了超过4.2万个工作岗位。[109]美国政策全国基金会的研究报告则显示，截至2016年1月1日止，全美87家资本逾10亿美元的新创公司中，有44家(占51%)创办人是移民，这这44家新创公司资本总价值达1,680亿美元。[110]（4）由于移民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所交的税收增加了美国的财政收入，他们所交的社保维持了美国的福利保障体系。

（二）自由竞争与收入分化

美国社会的经济繁荣往往也被视为充分展示了自由市场制度的优越性。张夏准就写道：“从美国模式赞赏者的角度看，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允许人们无限制地进行竞争，并对赢家进行无限制的奖励，而且不会受到政府干预和平等主义文化的掣肘。因此，该制度为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美国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可以随时雇佣和解雇工人，并允许企业自由灵活地处事，因而使企业更具竞争力，这样，企业就可以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快地重新调动并有效地利用工人，以及快速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在企业家得到丰厚回报的同时，工人不得不快速适应变化，因此，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的确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不平等。但是，拥护该制度的人认为，即使成为游戏中的输家，他们也会甘心情愿地接受这种结果，因为考虑到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很高这一因素，他们的孩子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托马斯.爱迪生、摩根或者比尔.盖茨。美国人就是在这种动力的驱动下努力工作和发挥聪明才智的，怪不得美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111]问题是，这种竞争也造就了收入的差距。张夏准就指出，“考虑到该国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如果与收入分配更平等的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较，那么美国人在生活水平方面到底如何的判断并不是很准确。在美国更低的健康指标和更高的犯罪率的背后隐藏着更大的不平等。”[112]事实上，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下表反映了1990年经合组织（OCDE）14个成员国中雇员工资最高10%与最低10%的比例。[113]

因此，人均收入指标明显高估了美国大多数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可以说，美国人较高的平均生活水平是建立在众多人生活水平低下和工作条件恶劣的基础之上的。譬如，尽管美国的平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医疗保健的统计数据指标仅位列世界第30名左右，美国的犯罪率也高于欧洲和日本（美国的在狱人数率是欧洲的8倍，是日本的12倍），这些表明在美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下层阶级。既然如此，为何人们还是感到美国人生活水平更高呢？张夏准列举两大原因：（1）这是美国比欧洲国家更不平等带给作为过客的旅游者的假象，因为“外国旅游者到任何国家都很少能够看到其贫困的一面，而在贫困方面，美国要比欧洲更普遍”；[114]（2）只看到收入水平而没有看到收入背后的劳动付出，因为美国人的工作时间要比人均30000美元以上的国家都长，通常比大部分欧洲国家长10%，比荷兰和挪威长30%，而2005年的工资/小时（以购买力平价衡量）居卢森堡、挪威、法国、冰岛、比利时、奥地利与荷兰之后而列第8位。[115]由此，张夏准说，“一旦我们从更宽泛的角度理解生活水平而不仅仅是从一国平均收入能够购买多少东西来衡量，那么，美国所谓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因为美国存在的巨大收入差距意味着，它的平均收入在衡量生活水平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那么具有指标性，这反映在像健康水平和犯罪率等指标中，在这些方面，美国的表现要比其他国家更令人失望。”[116]

最后需要指出，市场价格结构本身就与收入分配结构密切相关。一般地，收入差距越大，低层收入越低，底层的购买力越小，因而大众产品越便宜；相应地，上层收入越高，上层的购买力越大，因而奢侈产品越昂贵。因此，市场价格就是购买力的函数：消费者的购买力越高，他所需要的商品的价格就越高。显然，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低层大众的购买力就会下降，从而导致必需品的价格下降；与此相反，上层富人的购买力则会上升，从而导致奢侈品的价格上涨。相应地，收入分化就必然会造成价格分层；进而，价格分层又会衍生出双重效应。一方面，穷人需求的必需品以及其他大众商品往往价格低廉，包括中产者在内的人都从中可以就获得极高的消费剩余，从而往往会感到生活指数高。维塞尔写道：“一个经济体中收入和财富的阶层越多，最高和最低阶层的财力差异越大，价格分层就越显著。如果一个国家的所有公民都有大致相同的收入和资产，那么面包和钻石价格之间的差异……就不会像实际中那样大。……钻石的价格不是所有社会成员对钻石的评价；它只是一个支付能力特别强的阶层对钻石的评价，这个阶层形成对钻石的需求边际序列。大多数人对钻石的评价及给出的出价和通行的市场价格相比是如此之低，以至于他们没有购买欲望。”[117]另一方面，富人攀比式消费所追求的高档品和奢侈品往往价格高昂，这又不是一般大众所能消费得起的，从而根本感觉不到。维塞尔写道：“广泛使用的大众商品在市场上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至于财富充足的买方不必要将他们的购买能力使用到极度就可以完全满足他们的需要。比如面包在市场上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所有阶层的消费者需要都可以被供给，富裕的买方甚至可以到完全满足点，只有收入最有限的买者才被迫根据环境来节省。”[118]同时，富人对奢侈品的追求固然会诱发技术创新，相互攀比也会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展，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它也会加大社会矛盾，耗费社会资源，从而也会潜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

六、本研究的政策寓意

正文通过剖析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所带来的不同经济效应，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高等收入陷阱”。由此，对当前各国经济发展也就具有明显的政策寓意，这里就我国的经济政策导向作一简要说明。

显然，在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上，中国迄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甚至还处于世界后段。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社会理应扩大生产和投资以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内源资本不够则需要继续引入外源资本。不过，近年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正在快速转变：“中国资本”逐渐取代“中国制造”而成为中国的新名片。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我国2014年就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1195.6亿美元，对外资本输出规模为1400亿美元，而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从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算起，200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27亿美元，在短短的13年后这个数字增长了约52倍。其中，中国五矿、中国人寿、国家电网、安邦保险等央企成了中国资本海外并购的主力军，而以平安保险、中民投等为代表的中国民营资本也在加快海外资产配置的步伐。例如，2014年成立的中民投在2015年就砸下10亿英镑打造伦敦新金融城。同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以及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公共产品陆续付诸实施，中国将很快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资本输出国。[119]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又是如何跨越本国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提升而大规模进行资本输出呢？主要原因有二：（1）就国内环境而言，收入差距拉大而造成储蓄率持续超高，需求持续疲软又造成投资需求不足。事实上，中国有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资金需要通过合适的投资渠道获得增值，否则就会造成闲置和浪费。（2）就国际环境而言，海外市场的拓展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从而无法通过商品输出的方式来消化过量的资本品。事实上，一方面美国积极组建TPP来维度和限制中国对外贸易，另一方面美国和欧盟至今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从而不断地以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来压制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目的都在于建立对中国的贸易防御。但无论如此，我们必须清晰这样两点：（1）当中国社会欠缺资本而无力推动经济发展，我们更应该积极引入资本输入而不是商品输入，否则必然会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附庸，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2）当中国经济的崛起而积累起大量资本时，我们也应该积极扩大商品输出而不是资本输出，否则必然会重复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所走的道路，必然会陷入“高等收入陷阱”。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资本输入并不全是益处，它也会导致资源和财富的流失；同时，资本输出也并非全是坏处，只要投资方向应对得当就行。因此，这里从两方面作一补充说明。（1）强调引入外源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迅速起飞的重要性，并不是说所有行业应该无条件开放，而是应该考虑不同的市场特性和行业特性，这已经在其他文章中做了说明；（2）强调扩大商品输出对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并不是说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不要去投资，而是要加以甄别并有限度。一般地，对那些市场规模有一定限度且具有规模经济的行业，谁先进入，谁就拥有先入优势和规模经济；因此，中国过剩资本的输出也应该选择这样的行业，这包括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也包括能源等行业，而不是一般的制造业。同时，对一般制造业也不是绝对不能输出，因为你的资本不流入，别的资本也会流入；这样，就不仅会失去高收益的投资机会，而且还会失去由此带来的外需市场。不过，资本输出确实需要作有效规划，要防止资本输出对本国相关行业的影响，要避免对本国行业和经济的冲击和瓦解；同时，要确保本国行业拥有相对优势，这包括技术领先和高附加值垄断，这方面日本和国美等已经提供了明显的经验和教训。

最后需要指出，本文的论断和政策建议都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主要关注的本国和本民族的利益，它建立在“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世界经济学”或“个体经济学”之上。正是基于特定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考虑，就不存在普遍性的经济政策，相反，不同国家应该采用不同的经济政策。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重温斯密和李斯特的政策主张差异。大河内一男就指出，“李斯特在理论上——确切地说是在‘词句’上——固然是和斯密相对立的，但在他所从事研究的‘问题’上，或者说在他不得不专心致志要攻克的‘问题’上，却与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要解决的课题相同。李斯特企图在德国，在各种各样不利的、落后的内外条件下来完成这些课题。……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经济理论及其正确性在英国和在德国是没有差异的，并不意味着1776年的真理也是1841年的真理。”[120]李斯特之所以撰写出不同于《国富论》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其原因就“是‘祖国的现状’，是‘德国的利益’。如果他是英国人，或许他会写一部《国富论》，至少当时他会是斯密的信奉者之一。然而，由于他的祖国是德国，出于德国的现状及其利益而撰写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换句话说，他指出经济学的成立，仅仅以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现状和利益为依据是不行的，而只有从‘祖国的现状’和‘德国的利益’出发才是可能的。从而，这件事又使得斯密经济学与李斯特经济学具有了相互对立的性质，并以这种对立为归宿。”[121]

第四部分

正视“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偏误

本文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7期

本章导读：“供给侧改革”不仅具有迫切的现实基础，而且也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供给侧管理”主张通过促进分工深化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而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其理论基础是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经济学）而非新古典经济学（包括凯恩斯经济学）。关于这一点，我们需要重新全面审视萨伊定律的深层含义，并剖析供给学派对萨伊定律的偏至性发展。相应地，我们也应该努力堤防“供给侧管理”在具体政策措施上可能的偏误：滑入传统供给主义的窠臼。

一、引言

2015年，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供给侧改革”的推出，其目的在于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下滑，以致各预测机构都下调了中国经济的增速预期。而且，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多次兴衰和调整，但调整时间却越来越长；尤其是，本轮调整从2007年下半年算起已持续了8年，从2012年二季度经济增速“破八”也已3年多。当前这种严峻的经济局面如何造成的呢？一些学者重新捡起了20世纪80-90年代广有影响的“中等收入陷阱”说，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也正面临这一境地。其次，如果当前中国经济的低迷也是源于“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如何摆脱呢？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基于凯恩斯经济学的需求政策都是世界各国解决经济萧条的不二法宝，但中国过去几年不断加大的需求刺激政策却收效甚微。为此，一些学者和官员转而寻求从需求到供给的政策转变，这就是“供给侧改革”。那么，“供给侧管理”能否成为一剂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新的灵丹妙药？同时，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的“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就在于促进增长方式应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这也是经济学界的历来共识。但是，由于现在使用了“供给侧”概念，就被赋上了由凯恩斯经济学回归新古典经济学尤其是供给经济学之意，并由此引发经济学不同流派间的理论和政策争论：赞成者顺势鼓吹新自由主义和市场机制，否定者则猛批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供给侧管理”以及与此相关的萨伊定律和供给革命呢？本文从以下几方面作一解读。

二、“供给侧改革”的现实基础

传统侧重需求的管理认为，需求不足导致产出下降，从而主张依靠“刺激需求”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而消费、投资、出口则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是，这三驾马车在中国却陷入泥潭：（1）在过去几年采取了增发货币、降息、减税等种种措施，但国内消费不见起色，海外消费却迅猛飙升；（2）2009年以来的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只是导致经济短期回升，而效率递减很快就致使投资支出的刺激作用越来越无力；（3）全球出口增速10 年见顶回落使得中国贸易形势越来越严峻，低端制造业正加速向东南亚转移，从而很难再通过外需拉动经济。同时，需求政策还引发了当前中国经济的二难困境：资产泡沫膨胀和物价水平回落并行，生产成本高涨和企业利润收窄并存，实体经济低迷和股市投资震荡并行，重化产能过剩和创新投资不足并存。为此，“供给侧管理”提出，弥补需求与生产脱节不能仅从需求角度着手，而更主要是供给；同时，这里的供给不是从数量而是从质量上而言的，需要提供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否则就等同于需求侧的投资需求了。显然，“供给侧管理”的经济政策就集中在产品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上，在当前体现为产能过剩的化解、产品和要素价格的调整、资本和劳动流动的引导、人口结构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等，长远则在于提升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很大程度上，今年下半年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是对上半年热议的“中等收入陷阱”说的继续和政策实践。譬如，4月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提出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时，就将2007年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拐点，并提出了避免这一陷阱的五大改革路向：减少粮食补贴和鼓励农产品进口的农业改革，促进劳动力流动和租房落户的户籍改革，否定和放弃集体谈判的劳动关系改革，促进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土地改革，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社会保险改革。改革路向的要点就在于促进要素的流动和市场的开放，目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与此相适应，10月份倡导的“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也在于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优化要素配置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从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这四方面推行改革，包括计生改革以补充人口红利、户制改革以消化地产库存、土地改革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税费改革以降低企业成本、金融改革以降低财务成本、社保改革以降低人力成本、简政放权以降低制度成本、国企改革以提升运营绩效、构建激励机制以提高创新能力，等等。显然，“供给侧改革”和“中等收入陷阱”之间存在政策上的关联性和相通性。

三、“供给侧管理”的理论基础

要真正理解“供给侧改革”，不仅要认识它所面临的现实环境，也需要认识认识它的理论基础。其实，尽管在过去大半个世纪里，需求拉动增长论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流思想，但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经济学实际上主张的却是供给推动增长论。究其原因，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核心议题是国民财富的增长，并且信奉劳动价值论，认为社会财富是由劳动创造的；同时，社会财富的创造不仅依赖于生产性劳动的投入，而且依赖于社会劳动的生产率提高。显然，劳动生产率很大程度上就与两大要素有关：一是由技术水平决定的个体生产率，二是由分工水平决定的社会生产率。进而，无论是技术水平的提高还是分工水平的增进都依赖于不断扩大的资本积累：一方面，只有存在事先积累的资本，社会分工才得以展开，生产才能采取迂回方式，而分工半径的拓展和生产方式的迂回延伸又需要有更多的资本相配套；另一方面，只有存在一定的社会分工，才会出现专门的实验室、科学机构以及大批科技人员，才能有生产技术的迅速提升，而由此创造出更多剩余产品又可进一步深化知识分工。为此，古典经济学把不断积累和投入的剩余产品或资本视为基于劳动分工的经济增长的必要基础，马克思经济学则进一步提出了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规律。

然而，与古典经济学关注生产的倾向相反，现代主流经济学则关注个体需求的满足，不仅从效用最大化角度来建立福利理论，而且从当下的有效需求不足来构建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理论。一方面，边际效用学派强调，消费体现了个人的自由选择以及对个人福祉的追求，消费水平也成为社会繁荣的标志；为此，它致力于寻找使既定生产要素得到最佳配置并使消费者满足最大化的途径，研究既定目的和手段选择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凯恩斯经济学则进一步从宏观视角剖析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消费支出构成了社会总需求的主体，不仅是决定社会就业量的基础，也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为此，它致力于研究如何激发个人消费以防止经济萧条，必要时以公共支出来加以弥补。正因如此，自边际革命以降，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凯恩斯经济学家都反对储蓄过度和鼓吹消费支出，并由此“设计”出了各种刺激消费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显然，“供给侧管理”与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思维和政策主张具有很大相通性：消费支出与投资支出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于资本积累和投资推动而不是消费拉动；同时，拉动经济增长的根本方式在于通过促进生产能力以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其核心在于通过促进分工深化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尽管流行的观点将“供给侧改革”视为市场经济和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但实际上，“供给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是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经济学）而非新古典经济学（包括凯恩斯经济学）。

四、“萨伊定律”的全面审视

尽管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经济学都关注资本的积累和生产的投资，但流行的观点往往将对产品供给的重视追溯到萨伊定律。不错，萨伊处于古典主义时期，从而也像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一样关注产品的供给；但是，他对供给与需求间关系的理解往往过于抽象和偏至，以致萨伊定律被简化为“供给创造需求”原理。究其原因有二：（1）萨伊本身就是一位极端的自由放任主义者；（2）萨伊还深受法国笛卡尔理性主义的影响。因此，当“供给侧管理”被引向萨伊定律时，要正确认识“供给侧管理”，就需要对萨伊定律加以全面而系统的审视。事实上，正是通过这种简化，萨伊定律撇开了货币的影响而将商品的供求直接联系在一起，而这种简化思路也与古典主义时期流行的货币数量论相一致。结果，在学说史上，萨伊定律得到了李嘉图、西尼尔、麦克库洛赫以及穆勒父子的赞成，并为马歇尔、庇古等新古典经济学默认，同时，却遭到马尔萨斯、西斯蒙第以及马克思等人的激烈批判。当然，早期的批判主要是基于社会事实而非理论逻辑，而没有区分物物交换经济和货币经济所带来的需求差异，没有考虑货币幻觉、坎铁隆效应及真实余额效应等，而这些构成了1936年的凯恩斯革命对萨伊定律进行批判的基础。正因如此，萨伊定律成为几乎所有自由主义经济学尤其是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凯恩斯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等的批判对象。相应地，当“供给侧改革”被等同于向萨伊定律的简单回归时，也就必然会引发不同经济学学派间的激烈争论。

然而，萨伊定律所表达的实际上是一种更深层的含义：总需求和总供给并非彼此独立，任何一个工业部门（或企业，或个人）产品的分需求都源于所有其他工业部门（或企业，或个人）的供给，因而供给的增加将导致需求也随之增加；相应地，危机的原因就不能单单用“生产过剩”去解释，而应从供给结构上去分析。究其原因，现实世界的供给并没有满足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只是供求结构上存在严重失衡而造成“相对过剩”，这源于产品供给的不合理而非社会需求的不足，从而也应该从产业结构的调整而非总需求的刺激上寻找解决办法。罗斯巴德就强调，“本质上，萨伊定律是对各种经济学上的不学无知者以及利己主义者所做出的严厉而适当的回应。这些不学无术者以及利己主义者在每次经济衰退或危机时就大声地抱怨普遍‘生产过剩’的严重问题，或者用萨伊时代的常用语言，市场上商品的‘普遍饱和’问题。‘生产过剩’意味着生产超过了消费：即产量从总体上与消费量相比太大了，因此产品无法在市场上售出。”[122]显然，每次的经济大危机却表明，尽管有巨额的商品因滞销而丢弃，有大量的资源因“闲置”而浪费，但同时往往伴随着更多的人得不到最基本的食物等生活必需品，大量的穷人流离失所。再如，就当前中国社会而言，大多数农村都缺乏卫生医疗设施，众多家庭连厕以及自来水都都没有，很多儿童甚至没有得到最基础的教育，我们又如何说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生产过剩呢？至多说明了供给结构不合理，这也正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问题。事实上，古典经济学根本关注的课题是富国裕民，要不断提升人们的福利水平，一个基本视角就是生活必需品的不断提高。正是基于这一点，穆勒就指出，对财富的限制永远不是缺乏消费者，而是缺乏生产者和生产能力。不过，正如熊彼特指出的，萨伊和所有时代的许多其他经济学家一样都染上了“李嘉图恶习”，从而急于实际利用这个命题，而没有用心地表述它，以致萨伊定律也就被简化为“供给创造需求”原理，并进而严重误导社会经济政策。

五、“供给学派”的偏至性发展

萨伊定律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复活主要归功于供给革命，并且由于渗入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理性预期说而进一步获得了偏至化发展。事实上，针对西方社会普遍出现的滞涨危机，供给学派所提出的思维革命本质上是双重的。一方面，在问题的成因上，它将现代经济问题归咎于产品供应不足，而这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相应地，它反对通过增加需求来刺激经济增长的需求管理政策，而主张通过提高生产力来实现经济增长。显然，这是对自边际革命以来单方面鼓励消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否定，并且实质上是向古典经济学的回归。另一方面，在解决的政策上，它将市场主体的行为视为对报酬刺激的反应，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而自由市场则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相应地，它主张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显然，这又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经济学的否定，并且是向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回归。也即，供给学派实质上具有双重性：不仅反对只关注消费和需求的边际效用学派经济学，而且反对主张政府干预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经济学。究其原因，两者的问题关注和政策视角是一致的：自边际革命以降，经济学重视生产和供给推动的经济发展路径就为重视消费和需求拉动的经济发展路径所取代，凯恩斯不同于边际效用学派之处只是在经济衰退时主张用国家干预来代替市场机制或用公共支出来弥补个人支出的不足以提升社会总消费。因此，供给学派主张摒弃当时流行的“需求自动创造供给”信条而回到古典经济学重视供给的传统中去，乃至复兴了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原理。

然而，由于供给学派针对的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经济学政策，并将当时问题归咎于国家的过度干预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公共开支的增加抑制了储蓄和私人投资，并导致财政赤字的扩大和货币供给的过多，最终酿成通货膨胀和滞涨危机。相应地，供给学派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与凯恩斯经济学相对立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显然，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特色就是，主张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推崇企业家在市场活动中的积极角色，而企业家行为往往是对利润机会和经济刺激的反应。为此，供给学派强调，政府的基本任务在于通过改变经济刺激来影响个人和企业行为。同时，针对当时的经济衰退，供给学派提出刺激生产的基本举措就是：减税。其理由是：经济主体进行活动的最终诱因是获得报酬或利润，因而税率特别是对工资、利润、利息、租金等增加部分所征收的边际税率的高低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刺激因素；相应地，降低利润收入税可以增加富人的储蓄，而随之带来投资增加，扩大生产和就业。另一个相配套的政策则是：削减福利支出。其理由是：实行减税政策的同时如不削减政府开支将会导致财政赤字，从而加剧通货膨胀；而且，失业保险会鼓励人们失业，社会保险会削弱个人储蓄，社会福利会抑制人们工作积极性。显然，正是由于供给学派强调由市场主导的供给，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并以简化的萨伊定律为理论基础，从而就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成分。

六、“供给侧管理”的政策防偏

流行的观点还将“供给侧改革”引向供给主义政策，由市场自动调节而使实际产出回归潜在产出。但实际上，这种取向必然导致政策的片面性和短时性，根本无法解决当前所面临的产能过剩等问题，这也正是正确实施“供给侧管理”需要大加提防的。固然，“供给侧管理”注重从供给角度来引导需求，但是，它根本上是建立在对人们的真实需要以及相应的产品供给有深入认识的基础上；否则，很可能会忽视市场上受到诱导的非真实需求，夸大市场机制在引导消费需求和结构调整的作用，最终滑入传统供给主义的窠臼。究其原因，奥地利学派的维塞尔等很早就指出，市场机制的运行根本上是基于效益原则而非效用原则，逐利厂商主要生产那些能带来最大收益的富人所需要的奢侈产品和服务，而反映穷人需要和社会目标的那些需求则会遭到严重忽视；而且，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越大，富人的购买力越高，由市场机制决定的社会资源就更显著地集中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上。同时，在“生产者主权”的“劝说”和“诱导”下，个人需求因受社会心理的影响而相互攀比，从而激发出大量脱离实际需要的非真实性需求。尤其是，由于这种非真实需求潜含着大量的商业收益，因而社会就会对此不断投资，从而形成不断延伸的产业链，呈现出了奢侈品产业的畸形繁荣。但是，消费能力毕竟不可能无限扩张，从而被诱导的这种需求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相反，这一发展过程一旦因某种偶然因素而发生动摇，人们首先会大肆削减这种被诱导的非真实需求的支出，从而就会造成整个需求链的突然崩溃，导致相关领域的大量投资成为泡影，这也就是目前的产能过剩问题，更甚者则会由此爆发出严重的经济危机。从历史实践来看，尽管20 世纪70 年代英美实行的供给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经济走出了衰退，但它也导致财政赤字不断派生，并使得美国经济不久就陷入了战后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最终导向了2008年的全球经济大危机；同时，这些政策也没有帮助拉美诸国的摆脱经济衰退，反而使之陷入更长期的停滞。

然而，新自由主义的供给政策却根基于比较优势原理，它应用到当前中国社会就会形成这样的思路：一方面，中国的竞争优势就在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中等收入陷阱”危机的成因就在于劳动力成本上涨以及人口红利的消失；另一方面，为了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根本思路也就在于释放农业劳动力，从而继续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为经济增长补充人口红利。很大程度上，这也正是目前学者们大力鼓吹而相关政策又是重点关注的。问题是，大量依靠人口红利促进增长的方式往往只是适用于收入水平低下的经济发展初期，此时因为自然资源的不足以及资本的匮乏而只能依靠劳动的投入来替代和补充；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就逐渐降低，资本的不断积累和丰富就使得资本对劳动的替代逐渐成了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因此，简单地基于比较优势原理所采取的措施似乎既无法促进内需增长也无法促进产业升级，而只是致力于降低传统产业的劳动成本；同时，这些措施尽管可能在短期内缓和劳动力成本带来的竞争压力，却很可能是以限制收入提高和抑制内需提升为条件的。相反，只有及早地跳出对人口红利的依赖并采取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适当政策，才能有效实现从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马克思增长类型转向以改进生产率为基础的库兹涅茨增长类型，才能逐渐增加劳动所占的收入份额而提高收入分配的均等性，才能实现需求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从而最终根本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七、结语

简言之，“供给侧改革”既不是对凯恩斯经济学的维持和继续，也不是朝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向和回归，而是体现了古典经济学的再生和复兴。关于这三大经济学流派的差异，我们可以从促进经济增长的供求侧面和政策措施作一比较：凯恩斯经济学着眼于社会总需求的提升，并采取国家干预和公共支出的措施；新古典经济学着眼于个体需求的提升，并采取市场竞争和需求刺激的措施；古典经济学则着眼于产品供给和劳动配置，并采取市场竞争和制度优化的措施。在这三大经济学流派中，只有古典经济学真正从供给角度看待经济增长，它关注要素投入和劳动分工，注重产品结构和产业升级，重视技术创新和生产力提升，从而成为“供给侧管理”的真正基础。当然，在古典主义时期，制约社会运行的瓶颈主要在于生产方面，生产出来的东西往往会随即就被消费掉，从而就不需要依靠专门的消费刺激政策来引导生产；尤其是，制造业发达的英国等，生产出来的产品面临着“无尽”的海外市场，本国产品生产所依赖的市场需求主要由其他国家的国民消费能力而非本国的国民消费能力。为此，古典经济学就不太关注通过刺激消费的政策来引导生产，相反唯一要做的是降低贸易壁垒和流通障碍；相应地，古典经济学总体上主张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而这在供给学派中获得了偏执性的发展，由此实施了名副其实的自由放任政策。问题是，自古典主义末期以降，海外市场规模的扩展速度已经逐渐接近了上限，国内市场逐渐成为商品的主要消费场所；同时，由于工资的低水平和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本国的消费能力无法跟上。因此，由供给直接引导需求的有效性就每况愈下了，不仅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脱节不断加剧，也造成了私人需求和社会需求的失衡，产生了私人繁荣和公共贫困的并存。实际上，无论是凯恩斯经济学的“需求决定供给”还是供给学派的“供给创造需求”，都局限在总量分析上，从而必然都是片面的，由此产生的政策也只可以解决一时衰退而无法保持持续发展。而任何现实经济的问题都是结构问题，都体现为产品结构的失衡，都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力和产品创新来解决，也都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以及相关经济政策。显然，这又需要且可以从马克思经济学中汲取营养。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萨伊定律来理解“供给侧改革”，更不能将“供给侧改革”等同于供给学派经济学。

第五部分

谨防将“供给侧改革”简单化：几个流行主张的审视

本文载《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本章导读：在“供给侧改革”的浪潮下，推动经济继续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一个流行主张是：放开生育政策以补充人口红利，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以推动城镇化发展和第三产业发展。然而， “第一人口红利”的持续注入即使能够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却也无法根本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土地私有化改革必将造成土地的大规模兼并和集中，失地农民进入城市和制造业也存在种种困难；大量农民提供低廉的劳动服务造成了低层次第三产业的畸形繁荣，但这根本上不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实际上，西方社会中高比重的第三产业主要是收入分化和享乐主义盛行的恶果，这种现状不仅不是合理的，反而是社会经济衰退的征兆。因此，我们必须对那些简单化政策加以审慎的反思和提防。

一、引言

相对于传统的需求侧管理，“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经济结构。在优化要素配置方面，由于随着资本的积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报酬递减现象，为弥补这一点，劳动力和土地就成为维持经济增长的重要的替代要素，人口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也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人口制度改革的主要取向是：（1）放开生育政策，补充人口红利；（2）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动。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取向则是：（1）确权和加速农地流转，从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2）促进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寻找新的土地红利。此外，流行的观点还认为，通过加快劳动力的流动和土地的流转，有助于促使农民迅速入城，不仅可以加快城镇化建设，而且可以为制造业提供就业人口，尤其是可以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持续增长，并最终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危机。问题是，简单地借助市场机制来配置劳动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果真能够实现如此任务吗？本文就此作一详细的剖析。

二、以人口红利来维系竞争力的反思

一般来说，后发国家往往是依赖廉价的劳动力参与国际竞争的。当存在大量产业后备军时，劳动力就处于无限供给阶段，此时工资就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相应地，技术提升所带来的利益则主要转化为资本的利润，从而带动投资和生产的扩张，经济也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势头。当剩余劳动力逐渐被工业吸收而导致产业后备军快速降低时，劳动力就逐渐由剩余变为短缺，劳动力工资水平开始不断提高；相应地，资本利润就逐渐下降，投资和生产的扩张势头受到抑制，经济也开始缺乏后劲。这两大阶段的更替也就是“刘易斯拐点”。显然，“刘易斯拐点”后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就开始衰减，此时，劳动力更充足、工资更低的地区就会继起，承接并发展更具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应地，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的地区，就必须进行发展模式转换和产业结构调整，否则就会丧失国际市场竞争力，收入水平也就无法继续提高，这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从经济发展史看，伴随人口红利的全球制造业相继在19世纪末从英国转向美国，接着在20世纪中叶又转向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然后在20世纪90年代转向了中国大陆地区，中国也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但是，中国劳动力供给在2012年出现了拐点：2012年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减少了345万人，2013年16-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244万人，2014年16-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进一步减少了371万人。[1]显然，人口下降在缓解就业压力的同时提高了劳动力成本，进而影响到制造业和出口行业的竞争力；相应地，大量资本和企业开始从中国大陆转向劳动力更充足和成本更低的东南亚乃至非洲地区，这造成中国总体经济的下滑。实际上，人口红利的消退是长周期的，因而中国经济也开始步入了下行周期。

因此，众多学者和官员都将中国正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危机归咎于人口红利的消失，从而主张通过放开生育政策来补充劳动力，以人口红利来继续维系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进而得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例如，蔡昉认为，中国人口红利在2013年之后迅速衰减，并且会在2030年前完全消失。而且，蔡昉认为，人口抚养比每升高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将降低0.115个百分点。因此，为了避免经济发展速度的逐年下降，就应该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同时将支撑经济增长的源泉从就业的增长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问题是，通过放开生育政策就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而维系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吗？事实上，如果放开生育政策是基于社会伦理、亲情的考虑，笔者是赞成的；但如果仅仅是从获取人口红利以维系经济增长的角度，那就大错特错了。

首先，就“中等收入陷阱”的摆脱而言。人类社会发展和福利水平提高不是基于总量而是人均，“中等收入陷阱”的摆脱也不体现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是人均收入的提升。在经济学说史中，关注国民财富增长和社会福利提高的主要是古典经济学家，其开创者斯密也是以人均国民收入而非总收入或国民财富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标准，因为总产值中减去维持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费用才获得国民收入，而国民收入要分配到每一个国民才形成真正的福利水平。试想：如果个体人力资本没有没有提升，劳动生产力没有提高，社会经济结构也没有显著改善，即使经济总量随着人口总量的增加而增长，这对国民来说又有多大意义呢？对“供给侧改革”下的中国经济“新常态”来说，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远比维系较高速度更关键，追求人均收入的提高远比经济总量的增长更重要。根本上说，当前中国经济的困境就在于，由于长期注重发展依赖人口红利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却没有适应社会形势变化进行调整，从而经济增长就缺乏新的动力。

其次，就人口红利的发展趋势而言。人口红利本质上是由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产生的经济增长潜能，主要体现且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大于非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人口结构。究其原因，儿童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例高的国家，需要将大量资源用于儿童和老人的赡养，从而不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相反，劳动年龄人口越高的国家，则有有较高的产出和较高的储蓄，能够投入生产和再生产的资源比例也就越高，从而也就越有利于经济增长和收入。相应地，人们把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称为人口红利，并用人口抚养比来度量。目前学术界和国际组织广泛接受的人口红利判断标准是：如果人口抚养比低于0.5左右，也即每个劳动人口所抚养的非劳动人口不到半个个，此时该国存在着人口红利。就中国的情形而言，按照联合国人口司的统计，2005年中国人口抚养比为0.3809, 2010年达到最低点0.3452，以后开始上升，2015年为0.3658，远低于全世界0.523的水平。[3]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上年末下降0.6%；2013年16-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6%，2014年16-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0%。[4]从中可以看出两点：（1）人口抚养比的绝对水平，当前中国社会还存在明显的人口红利期；（2）从人口抚养比的变动率，中国社会的人口红利已经处于逐年下降时期。

再次，就人口红利的实质内涵而言。事实上，人口抚养比的提升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即使放开生育政策也无法改变，如发达国家的人口抚养比往往较高。其原因有二：（1）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转变，但生育率下降往往滞后于死亡率下降，从而导致人口增长往往会伴随着人口抚养比的上升；（2）即使新出生人口进入工作年龄后可以降低人口抚养比，但这些人进入退休年龄后也会提高人口抚养比，从而最终还是会丧失人口红利。尤其是，在当前中国，放开生育不仅会导致出生率远高于死亡率，而且也会短期内大量增加非劳动年龄的儿童；相应地，这就必然会导致人口抚养比的迅速上升，并严重抑制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因此，简单地通过放开生育，并不一定会带来人口红利，更不一定会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其实，就人口红利对人均收入水平的影响而言，这不仅与人口抚养比有关，更与劳动生产率水平有关。究其原因，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市场竞争力，有助于增加每个劳动者的产品剩余，有助于提高资本积累率。为此，一些学者将人口红利细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二人口红利”则是指既定人口抚养比下由于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一步地，劳动生产率水平又与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有关。显然，人口结构转变对人力资本投资有重要影响，因为随着“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社会的来临，人的寿命延长，从而更愿意进行教育投资以增加人力资本，这才是人口红利的实质内涵。

其四，审视一下美国社会的人口红利影响。从1900年到2010年这一百多年里，美国人口增长了约4.5倍，而且已经连续50年里美国人口增长率保持在8.0%以上。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具体增长率为：1960-1970年为13.4%；1970年-1980年11.4%、1980年-1990年为9.8%，1990-2000年13.1%，2000-2010年8.46%。[5]正是高人口增长率维系并巩固了美国的全球优势地位，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发展。但是，美国的高人口增长率并不是源于较高的生育率，而主要源于大量的移民，美国的生育率要低于法国、英国等很多国家。相应地，源自移民的高人口增长率就为美国社会带来了这样的影响：（1）美国社会不但没有陷入人口老龄化困境，反而有助于缓解社会养老压力；（2）美国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并且长期都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一方面，就美国从移民中的受益而言，大量的移民不仅带来了带来了庞大的消费，从而为美国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而且，还带来了巨额的资本和人力资源，从而为美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事实上，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很大一部分是出生于国外的移民，他们或者在本国完成学业后移民到美国或者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后留下来；这些外国科技人员的流入，不仅大大减少了美国的教育支出，而且还大大降低了美国的研发成本，提高了美国的科技水平和劳动生产力。另一方面，就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拉大而言，大量移民的涌入不仅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从而降低普通大众的劳务工资；而且，还恶化了就业环境，从而导致了明显比欧洲人长的工作时间。事实上，美国服务业人员的工资就比欧洲国家低，如在美国打车和吃饭都比在其他发达国便宜，因而美国人较高的平均生活水平是建立在众多人生活水平低下和工作条件恶劣的基础之上的。也即是说，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和收入提升的人口红利主要源自海外移民，而这种人口增长也造成了美国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

最后，审视一下重商主义的人口红利政策。以人口红利推进经济增长的典型例子是重商主义时期的欧洲：新兴民族国家为了生存和壮大，就必须快速壮大自身经济和军事实力，尤其是在国际竞争和对外贸易中积累资本。显然，一国的国际竞争能力以及净出口规模与其产品价格进而工资高低成反比，因而各国都努力将工资保持在较低水平；但同时，较低的工资水平往往难以吸引到足够的劳动者，因而各国又通过各种措施来保障劳动力的充足供应。事实上，为了最大限度地驱使人们进入劳动大军，西欧各国都制定严苛的法律来惩罚那些身体健康的游手好闲和乞讨者。例如，伊丽莎白女王的法令规定：未经许可的14岁及14岁以上的乞丐都要受到鞭打并被打上烙印，除非有人愿意雇佣他们，第二次将被处死，除非有人愿意雇佣他们，而第三次则被视为重犯而被毫不留情地处死。而且，当时有一个流行的看法：被送到国家济贫院的儿童自4岁时就可以在适合他们年龄、体力和能力的任何制造业作坊里工作了，这有助于培养他们持续工作的习惯。[6]如法国财政部长柯尔贝就认为，“一个儿童早期的懒惰是他后来不能正常劳动的根源所在”，并由此颁布法令，所有居民必须在他们孩子六岁时就将其送入花边生产厂工作，否则处以罚款。[7]所以，罗斯巴德说，“对于重商主义者来说，‘充分就业’明确包含的逻辑结论是：强迫劳动。”[8]

问题是，重商主义时期各国关注的是国强而非民富：国强注重经济总量的增长，民富则注重人均收入的提升。正是由于劳动者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而且参与工厂劳动并无助于个人生活的明显提升，因而人们往往积极地逃避工厂劳动，政府则实行强迫工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这也与当前中国情形有类似之处：很多农民工之所以返回农村，也就在于缺乏保障劳动者利益的《劳动法》等制度，同时在工厂劳动所获得生活水平也并不比农村生活好多少。与重商主义广泛存在的自愿失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前欧美社会存在大量的非自愿性失业：人们积极寻找工作却难以获得工作机会。究其原因在于，西方社会相对完善的劳动法等保障了劳动者的利益，人们参与工厂劳动所获得工资要远远大于单干，从而就会积极寻找工作；与此同时，企业利润的相对摊薄使得企业主并不需要相应的劳动者，因而如何缓解工作供不应求的矛盾就成为政府的重要课题和难题。同时，低工资政策在重商主义时期之所以能够成功也在于，重商主义将海外市场作为商品处理的主要乃至唯一场所，从而商品生产所依赖的市场需求主要由其他国家的国民消费能力而非本国的国民消费能力，而工资作为出口产业的生活费用反而成了负担；为此，重商主义一方面以法律来强制实行低工资政策，另一方面则以法律来强制保障劳动力供给。当然，严重依赖海外市场的重商主义政策并不能为所有国家同时实行，也不可能为一国长期实行；随着市场需求能力由海外向国内转移，体现国民消费能力的高工资对经济增长来说就不再是坏事了，因而斯密就反对重商主义的低工资教条。

可见，尽管流行观点认为放开计划生育能够对目前处于下行的经济注入人口红利，并由此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危机，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首先，简单地以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持续拉大收入差距，这已经为各国经济发展史所证实。究其原因，当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弹性时，经济增长伴随的是利润而非工资提高。相应地，人口红利的注入主要是增强了国力以及少数资产者的利益，却无法有效提升一般工人的工资水平和普通大众的福利水平。其次，就中国社会现象而言，相比于其他主要国家，当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高的。试想，如果在这种情形下已经失去了人口红利的话，那么随着生育的放开以及老年化时代的进一步来临，又何言人口红利呢？再次，就社会经济的发展基础而言，一国经济增长往往严重受制于它的自然和社会资源，人口数量的持续增加必然会导致人均自然资源量的减少；此时，如果不通过发展技术等社会资源，经济发展必然会趋向停滞，收入水平也无法持续增长。最后，从中国历史上看，社会动荡往往与人口增长密切相关。例如，到康乾盛世期间，人口爆增到1.43亿，从而直接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因此，要真正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并促使经济持续增长，关键不是不断注入“第一人口红利”而是“第二人口红利”，而这根本上有赖于教育文化水平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三、私有化路向的土地制度改革审视

土地制度改革是当前经济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通过促进农村建设用地流转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面。问题是，究竟如何进行土地改革？这在社会各界充满了争论。基于市场有效的信念，新古典经济学人的观点是，初步目标是建立没有政府的买卖双方自主交易的土地市场，最终目标则是土地私有化。在他们看来，一旦土地私有了，不仅加速土地流转而促进了有效配置，而且农民也可以获得根本性的财产保障而不再受有关方面通过土地征收之类进行的盘剥，进一步地，农民贫困、城乡两极化以及房价飙升等问题从此也就可以迎刃而解。果真如此么？这里作一分析。

（一）土地增值归私存在理论和政策障碍

新古典经济学人之所以主张土地私有化，其主要理由是：（1）地价上涨所带来的收益应该归原先占有或使用这些土地的人所有，且只有抛弃政府集体土地征用这一环节而建立直接交易市场，才能使得土地原有人真正享有这些收益；（2）土地资源只有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完全私有化才会有真正的配置效率，才能促使土地价格进而房价的下降；（3）只有以这种土地收入为资本，失地农民才可以进城购房而缓解房产库存。果真应如此吗？这里从理论和政策两个层面作一剖析。

首先，土地增值归私没有合理的理论基础。这里从两方面作一说明。（1）土地增值究竟应该归属于谁？这涉及对城市土地租金来源的理解，因为土地增值源于租金的变动。实际上，近年来城郊土地之所以迅速增值，主要是由于社会发展以及城市规划的结果，任何规划的稍微改变都可能使土地价格发生巨大变化。也即，地价上涨不是源自土地所有人的劳动，而是社会共同开发的结果。李斯特就写道：“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地段的土地，如采石场、沙坑、牧场等等，也产生地租，但从来没有由人力施以耕种，这种地租只是附近一带文化、资本和人口所有增进的结果。”[9]从这个角度上讲，城市土地的租金甚至与货币资本的利息和生产资本的利润也存在不同，因为后者还与所有者自身的努力有关（如发现活动以及风险承担），而前者则完全与自身活动无关。（2）合理收入究竟应该来自何处？迄今为止，为人类社会普遍接受的依然是劳动产权说，但土地收入主要是垄断而非劳动的产物。显然，基于利益所得与劳动支出或贡献相称的角度，源于垄断的“租金”不能完全归特定个人所有，而应该按照一定规则在利益相关者或者全民中分配。事实上，在经济学说史上，从魁奈、斯密、李嘉图、穆勒父子到亨利.乔治等古典经济学家等都指出，因非人类劳动投入而产生的土地增值应该归公，政府通过征税的方式对这部分利益进行再分配。

其次，土地增值归私无法处理各种补偿问题。这里从两方面作一说明。（1）无法处理影响不同的土地补偿问题。如果因城市开发而带来的土地增值应为特定个人所独占，那么，另一些原有房产因城市规划或道路建设而价格下跌，这种损失又应该由谁来补偿？在过去的实践中，政府可以像垄断厂商那样从盈余项目补偿浮亏项目。但抛开了政府这一中间环节，受损人的损失就应该由那些受益人来补偿。问题是，这又如何建立有效的谈判和补偿机制？（2）无法处理不同用途的土地补偿问题。如果规定土地增值归特定个人所有，甚至允许土地在私人间自由买卖，就必然会产生这一问题：土地将被大量用于短期附加值高的商业项目，而公益性项目则不能获得任何土地。此时，城市又如何合理规划？传统上往往会区分公益性与非公益性用地并给予不同价格：一些用来建公园和学校的土地获得的补偿很少，而用来房地产开发的土地所获得的补偿则巨大。问题是，同样的一块地，我凭啥愿意给你建公益项目？其实，西方社会已经形成了有效的制度：法律给出一个公正补偿标准，而不是根据规划的目的进行补偿，使用土地的人是否赚钱跟补偿没有关系。因此，土地依然可以通过政府征收，但征地产生的价值增值不能归属于特定土地所有者。

再次，土地增值归私不能使农民真正受益。这里从三方面作一说明。（1）目前迅速增值的土地主要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的郊区，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张及工业化的开发而产生巨大的土地需求，那么,此地农民凭借对土地的私人占有就可以成为暴富者。问题是，边远农村的土地卖给谁呢？这些地区的农民又如何致富呢？（2）即使就城郊农民而言，他们也可能因相伴随的暴富心理及其相应行为而转眼失去这些骤得的财富。究其原因，绝大多数农民所受教育的水平都比较低，甚至不少都沾上了懒散和好赌等恶习，乃至衍生出具有很高的风险偏好倾向。明显的事实是，一些赌博或博彩行业就闻风而动，专门在那些拆迁村庄开设赌博活动。（3）即使土地面临未来增值的空间，其增值也并非就能为土地原有人所获得。究其原因，农民并不像现代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具有高度理性，而往往只看到短期利益，从而很可能在土地增值之前就因某些事件（如赌博）主动或被动地将土地廉价卖掉。从历史上看，那些失地农民之所以最终穷困潦倒，大多是因为他们为应付短期困境而主动卖掉了土地。

最后，土地增值归私还会滋生出各种不健康行为。这里也从两方面加以说明。（1）土地增值归私将会滋生出投机活动。一般地，如果土地增值为特定个人所有，就必然会激发出地皮炒作之类的行为，从而加剧市场和经济的波动。基本方法是：那些拥有强大金钱资本的集团到处猎地，并以重划地为目标，猎地后再养地然后售出以谋取暴利，期间必然会造成大量土地闲置。这种现象在台湾非常凸出，乃至成为选举的重要话题。（2）土地增值归私还将滋生出违法活动。开发地的选择往往是因为公共决策尤其是特定政府部门的决策，因而在法治不健全的社会中必然会滋生出大量的寻租行为。方法很简单：拥有社会资本或权力资本的权势者在价格低廉时事先买下某些地块，然后再通过官商勾结而怂恿政府对此进行发展规划，从而带动地价飙升，然后再抛售获利。事实上，台湾陈水扁被控的龙潭购地弊案就是经典案例。试想，现在的官商勾结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么，私有化后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吗？

可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土地增值归私的主张都是不可行的。一方面，它潜含着严重的社会不公，会加剧社会矛盾，并严重阻碍城市规划和发展；另一方面，它潜伏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会使得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并滋生各种投机和违法行为。事实上，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人看来，似乎一旦土地私有了，农民们就可以获得根本性的财产保障，就不再受有关方面通过土地征收之类进行的盘剥，农民贫困、城乡两极化以及房价飙升等问题从此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但这种乐观信念显然是理想的，现实情形要复杂得多。

（二）土地私有化必将引发土地兼并危机

新古典经济学人往往认为，土地私有化能够为农民带来巨大收益。问题是，农民们果真可以认识到且有能力保有土地增值的红利吗？历史提供的经验也似乎恰恰相反，百姓每次都是被迫在廉价之时卖出土地和房屋，而在地价和房屋飙涨之时则流离失所，从而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反兼并、分土地”的大规模斗争。因此，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必然会导致土地兼并，这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而且，在现代商业社会，土地私有化所激发的土地兼并无论是在速度上还是在所带来的问题深重上都远非封建社会所能比，必然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沉重的灾难。这里作一简要说明。

首先，就土地兼并的速度而言，现代社会中的土地兼并速度要几何倍数于以往的封建社会。究其原因，在封建社会，被兼并的土地主要用于农作物耕作，而地主使用的耕作工具与一般农民使用的工具并没有多少差异，从而导致土地收益在兼并前后并没有多少显著变化，收益增长缓慢也就限制了大规模土地兼并浪潮的出现。相反，在现代社会，被兼并的土地主要被用于工业和地产行业，这些方面的收益要远大于目前从农业中获得的收益；即使被并的土地仍然被用于农业，大规模生产中的先进技术应用也可以带来比小规模生产更高的收益。事实上，汤因比就指出，英国小农的衰落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但这一进程自1760年议会圈地运动开始以后就大大加快，以致到19世纪初小农作为一个阶层就已经消失了。

其次，就失地农民的处境而言，现代社会中的土地兼并所引发的农民困境要几何倍数于以往的封建社会。究其原因，在封建农业社会，土地无论掌握在农民还是大地主手里，用于农作物耕作都需要相应的劳动力，整个封建时期的农业技术进步缓慢使得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在数量上没有什么变化；因此，这种历史环境为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了就业场所，从而也就获得生存的生活保障，尽管也可能变得越来越艰难或没有尊严。相反，在现代工业社会，土地从农业转向工业必然会迫使农民离开土地，即使是大规模农业生产模式也会导致土地所承载的农业劳动力锐减，更不要说被兼并的土地还会大量用于房产开发等非生产性领域，甚至在没有确定高额报酬项目之前更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土地闲置。也就是说，封建社会中失地的农民尽管会生活困顿，但还可以以佃农身份维持生活；但是，现代社会中失去土地的那些农民将一无所有，也一无所依。

最后，尤其在当前中国社会，土地仍然是大量农村人口赖以生存的基础。作为一个极度稀缺的要素，如果土地的流转和使用得不到一定的限制和合理的规划，就必然会很快地出现集中和集聚，并主要用于一些强势阶层的需求方面，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显然，为了避免流离失所，大量的农村人口只有进入城市、转入工业一途。问题是，现实条件能够允许农民大量进入城市和工业吗？如果不能进入城市和工业，那些没有生活基本保障的失地农民又能怎么办呢？很有可能走上暴力掠夺的极端道路。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多数“主流”经济学人对当前农村困境所开出的对策大多离不开土地私有化这一途呢？很大程度上，这是是受了教材上自由流动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一基本教条以及受了欧美社会土地私有化这一基本现实的遮蔽，而没有真正地去考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甚至忽视了中国农村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一个基本常识。

可见，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形下，推行私有化的土地制度改革将会其暗含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因为它必将导致土地的兼并和集中，造成农民的生存危机，乃至滋生出尖锐的社会矛盾。迄今为止，历史上的土地兼并和集中引发的农民问题最终都是在改朝换代后通过重新分配土地才得到解决的。之所以只有通过改朝换代才能根本解决土地问题，又在于：（1）中国土地的法理上属于国家的，改朝换代也就推翻了依据某个朝代法律体系所积累财富的合理性；（2）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每个朝代末期都已经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已经任何小部分或细节上的改良都已经不可能。问题是，现代社会还可以切应该走以前的老路吗？

四、失地农民何以进入城市和工业？

一些经济学人之所以鼓吹土地私有化改革，还在于他们认为，这不仅有助于促使农民入城而推进城镇化建设，而且可以为工业补充劳动力。中共十八大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不过，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率在逐年提高，但不少经济学人和房地产商却将之称为“伪城镇化”。在这些人看来，城镇化必须具备两大要素：（1）人民的自由迁徙权，（2）土地的自由流转权。其中，自由迁徙权包括农民可以到城市自由择业以及市民可以到农村自由购房居住，其理由是：只有当人们的收入来源于城市的二产和三产时，他才是真正的市民，而不管他居住在何地；自由流转权则根本上体现为土地私有化，其理由是：只有农民的宅基地能能够变成资本，才能促成进城农民在城市立足，否则土地收益就会被政府占有。

同样，这种观点也得到很多新古典经济学人支持，他们把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受限归咎于缺乏土地私有制，这不仅导致农民进不了城，也使得城市富余能力无法随城市发展向其他区域转移。在这些新古典经济学人看来，如果农民可以将宅基地变成资本，就为在城市立足提供了保障；因此，即使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失地农民也可以从农业转入工业或服务业，从而大大有利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城。例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土地的流传和兼就迫使大量的农民进入城市和制造业，农民成为城市制造业工人后所获得的薪酬高出农业工资的两倍。问题是，中国当前的那些失地农民果真可以轻易地从农业转向工业或服务业吗？这里，从当前中国农民的生产能力、产品的国际市场情形以及社会新形势等方面出发对此问题作一简要剖析。

首先，就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而言。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主要工业是毛纺织业和棉纺织业等，这些行业的制造工作只是重复性的体力活动，只需要低层次的劳动力就行了；但是，现代社会的工业生产对劳动力却有更要的要求，需要劳动者具有相当层次的教育水平。在城市病日趋严重的今天，农民大量进入城市和制造业而不造成严重问题所依赖的条件是：农民要具有相当的教育和人力资本。试问：当前中国农民具有从事工业品制造的技术能力吗？事实上，进城打工者所接受的教育水平普遍不高，无法参与和扩大城市现有的劳动分工，而只能生产出已经过剩的低挡工业品，从而导致当前中国社会的城市病日趋严重。

其次，就“中国制造”的市场状况而言。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大量农民之所以能够转换成工人，主要在于两个方面：（1）英国工业革命刺激了羊毛业和毛织业的发展，产生了对制造业工人的大量需求，为城市制造出了许多的就业机会，并为产品需求提供了巨大的国内市场；（2）欧洲直通印度新航线的开通、美洲大陆的发现和环球航行的成功促使英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尤其是英国通过殖民而拥有广泛的海外市场，农民进入制造业后生产出的产品被源源不断地流向整个世界，供应整个世界市场。但是，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以及更为先进的现代技术，中国生产的低档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达到了饱和，世界各国都在通过各种方式排斥中国的低档产品。试问，当下中国农民大量进城、进入制造业所生产出的产品供谁消费呢？显然，由于中国农民只具有非常低水平的劳动技能，只能生产低档的产品，他们进入城市和工业后，就面临着市场需求的限制。

再次，就提高工资的民生要求而言。工业革命时期，为了提高在国际竞争中的竞争力，英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往往非常低，并采取强制措施来迫使失地农民去工作。例如，英国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的游民，如果不在规定的时间里找到工作就一律加以法办：对于那些流浪的农民，一旦被抓住就要受到鞭打，然后送回原籍；如果再次发现他流浪，就要割掉他的半只耳朵；第三次发现他仍在流浪，就要处以死刑。但是，当前人类社会的基本权利诉求已经大大拓展和深入，社会福利尤其是穷人福利得到普遍关注和重视；同时，过去一段时间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却在持续扩大，并已经滋生出了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试问：当前中国制造业能否以极低工资吸纳失地农民来保持国际竞争优势呢？事实上，在劳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要持续地将制造品推向海外市场，关键在于价格低廉以及低水平的工资成本，而这又与社会现实相悖。

其四，就第三产业的发展基础而言。一些学者认为，即使农民目前不具有制造业的生产技能，也可以通过市场的充分开放将他们引入到第三产业中，而第三产业是城市化的更重要特征。他们举例说，中国和德国、日本的制造业就业人口比差不多，都是20%左右，但它们的第三产业就业占60-90%；因此，主要是中国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太慢，从而严重限制了城镇化的发展。但实际上，第三产业的高度发展是以第二产业高水平的生产力和人的物质需要的充分满足为基础的，否则必然是畸形的，必然会造成社会需求的扭曲，最终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疲软和中断，2008年的经济大危机根本上也源于此。试问：中国目前具有普遍发展高比重第三产业的社会经济基础吗？

最后，就海外移民的现实困境而言。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农民除进入城市和工业外，还有很多选择和发展机会：他们可以留在农村，也可以流向城市；可以留在国内，也可以移民海外。事实上，英国的圈地运动规模的扩大与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活动是同时进行的，一批有魄力、有极强冒险精神以及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与好奇心的农民开始移居海外，而且，他们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后仍然从事农业劳动。究其原因，相比在本国而言，当时对一个农民来说，与其移居到曼彻斯特当一名工人，还不如移居到加拿大的农村做一名农民。因此，当时的英国农民只要有胆识、有能力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不成问题。试问，当前中国的失地农民有这种选择吗？

可见，上述种种分析都表明，通过土地私有化来推进城镇化的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因为世界市场已经容纳不下中国失地农民所能生产的低质产品。显然，要解决这一问题，根本上只能依赖进城者教育水平的提升，而对中国农民来说，这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事实上，即使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大量的失地农民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后也仍然从事农业劳动。因此，针对新古典经济学人的根本诉求：放开限制城镇化的资源和障碍，彻底解决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问题，尤其是实行土地的私有化改革，从而引发农民从农业转向工业，我们显然必须持慎重态度。

五、服务业畸形繁荣是结构优化吗？

流行的观点还认为，失地农民入城后，即使无法进入制造业，也可以凭借自身劳动从事服务业，这不仅有助于解决过剩产能和缓解就业压力，而且还有助于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和优化产业结构。事实上，“供给侧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重点就是推进现代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推进消费升级和消费结构调整；究其原因，第三产业的发展往往被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化以及第三产业的比重也就成为评估产业结构优化的基本指标。问题是，即使大量的失地农民进城后从事服务业工作，从而产生了低层次服务业的畸形繁荣，这就预示了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了吗？我们逐层进行分析。

首先，就社会生产力的提升而言。一般地，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社会生产力往往又与社会分工和生产迂回度有关，体现了社会劳动间的分工与协作以及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显然，无论是劳动的深化和生产的迂回度延伸都依赖于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如果将大量的劳动投入于直接的服务消费，就会造成资本积累的不足。事实上，古典经济学就强调，无论是对生产劳动的需求、劳动分工的拓展还是市场规模的拓展，都依赖于资本积累；为此，它高度重视资本积累，将资本积累视为一国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基础。[10]由此，我们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审视第三产业的发展：（1）第三产业的出现以及比重的提升反映了社会需求的提升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与产业细化和分工深化相联系；（2）第三产业的合理发展又应该以满足大众的普遍需求以及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限度。从这个角度上说，并不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越高就越健康，尤其是服务业劳动投入的“度”必须适应社会的总体需求水平，并且必须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为基础。[11]

其次，就经济发展的基础而言。一般地，任何社会经济发展根本上有赖于生产性资本的投入以及生产性消费的支出，为此，古典经济学家注重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也注重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重视资本积累及其投资到扩大再生产中。同时，资本根本上来源于劳动创造的产品，是消费后的剩余产品，这种剩余产品是超出再生产补充劳动力、工具、材料以及生产中使用或消耗的其他投入劳动的那部分；因此，在古典经济学中，剩余产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它的增加能够促进就业而限制富人的非生产性消费，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也可见上图。[12]由此，我们就可以更深刻地认识第三产业中的劳动投入和消费：（1）第三产业中奢侈豪华的餐饮、纵奢极欲的娱乐等劳动服务几乎是纯粹消耗性的，运输、金融等劳动服务则因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力而是生产性的；（2）相比较于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所提供的劳动服务具有更强的消耗性，它往往难以积累和储蓄，从而就难以成为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基础。[13]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根本没有考虑不同类型消费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同效应，因而其研究视野具有严重的狭隘性。

再次，就奢侈品的现代认识而言。古典经济学关注生产性消费，生产性消费首先是指必需品的消费，尽管必需品本身是一个社会性而非生理性概念，其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空的转换而变迁。但无论如何，必需品的基本内涵是指社会大众的需求。那么，在当前社会，服务性需求已经成为社会大众的必需品了吗？即使从社会发展的视角而言，尽管奢侈性消费对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起到刺激作用，甚至成为技术变革的引擎；但是，这种奢侈性服务业中的劳动在任何社会中所占的比重都不能太高，否则就会浪费大量的稀缺性资源。为此，古典经济学家大多对奢侈性的劳动需求往往“贬”过于“褒”，坚持应该将有限的劳动和资源配置到人类最为紧迫的并满足所有人需要的必需品生产中去。[14]而且，这也为当前一些有识之士所认识和强调。例如被国际发展伦理学会尊为“发展伦理学之父”的古莱就指出，人类合理的发展应该满足这三点：（1）所有国家，不论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都应集中它们主要经济力量充分供应所有人的第一必要货品，这包括食品、住房、保健以及教育服务等，而任何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反对这种优先急迫性的经济制度或政策从道德角度上说都是不公正的；（2）其次应该生产那些使所有人便于获得加强性货品，这是直接关系到人们实现人类潜能的知识性、情感性、文化性、表达性和创造性物品，这类需求具有最高的内在重要性；（3）只有在上述需求相对充分满足之后，才可以合理地使用主要的经济力量来生产奢侈品，如果给予这类奢侈品更为优先的地位，将会造成社会的无序。[15]在古莱看来，在他人处于急需的必需品稀缺下，过于追求奢侈品是非人性的；将时间和精力用于奢侈品消费而不是追求知识等，也明显不利于社会进步。

最后，就低层次服务业兴盛的原因而言。一般地，一国的服务劳动比重往往与其收入结构有关：大凡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越大，就会有越多的劳动力被用于直接的服务型支出。例如，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在20世纪90年代，各国被雇为家庭佣人的劳动力比例，巴西是7%-8%，埃及是9%；德国是0.7%，美国是0.6%，英国和威尔士是0.3%；而挪威是0.05%，瑞典则是0.005%。基于面板数据的比较也反映了这一点：在1870年没有大约8%被“有偿雇用”的人是家庭佣人，知道19世纪90年代德国的比例也大致为8%，在1950-1920年间英国和威尔士的这一比例则高达10%-14%。[16]事实上，当收入分配极不平等时，大量贫困人口就被迫投入到劳动服务市场中，此时，富人用极少部分的收入就可以雇用到大量的劳动服务；与此同时，这些富人为得到他们所支出的这部分收入之需付出极少的“劳动”，甚至根本不需付出任何劳动。因此，大量失地农民进入服务业乃至造成低层次第三产业的畸形繁荣，也与两大因素有关：（1）“人”比“物”更便宜，乃至享受佣人或家政服务并不占用太多的家庭支出；（2）收入社会差距悬殊，乃至有很大一部分富人家庭可以享受穷人的劳动服务。为此，面对第三产业尤其是低层次服务业过快发展的时下现象，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收入差距的拉大，并且会造成稀缺性社会劳动的错误配置，从而最终阻碍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问题是，既然任何社会都应该将其稀缺性的社会劳动配置在满足人类必需品的生产上，任何产业的发展都必须是为了满足社会生产和人们需求的正常需要，为什么一些经济学人又极力为低层次服务业的畸形繁荣进行辩护呢？一般地，这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在理论上，现代主流经济学将所有产品都视为同等性质的，而且将盈利最大的产品视为越有价值。这种认知源于边际效用学派提供的“传统智慧”，它认为必须将经济学与它所关注的物品的判断分离开来，应当将必要的与不必要的、重要的与不重要的物品的观念严格地排除在经济学科之外。正是接受了这种教导，“造就了经济学的古怪特性：一个不称职的经济学家对要求更多食物的合理期望与要求更昂贵汽车的奢侈欲求之间竟然不能做出任何评价。”[17]而且，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主张按照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以市场供求来生产产品，而市场所追求的是个人利益（效益）而非社会福利（效用），从而就导致了奢侈品的大量生产和低层次服务业的畸形繁荣。究其原因，奢侈品和低层次服务都是富人们所需求的，而富人强大的购买力支撑了这些产品的高需求。相应地，就产生了产业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的变迁，这尤其表现在大城市。为此，深受自然主义思维支配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开始将这种现象视为合理，从而就将第三产业的比重提升视同为产业结构优化，从而卖力地鼓吹第三产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在实践上，打上深深“被殖民心态”的中国经济学人往往倾向于将欧美发达国家的一切社会制度、经济形态都视为值得仿效的。显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美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迅速提高，相应地，中国经济学人也就基于西方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来鼓吹第三产业的发展，乃至将低层次服务业的畸形繁荣视为产业结构优化的标志。问题是，事实存在就一定否合理吗？首先，欧美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发展服务于全世界，并在全世界占据有利的分工地位，从而有助于推动国家整体实力的增长；但是，当前中国第三产业主要体现为国人之间的相互服务，从而并无助于提升整体国家的经济实力。其次，即使就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而言，它也存在比重过高的问题，这种现状主要是享乐主义盛行所引发的后果，并且也产生了产业空心化等日益严峻的问题。事实上，这不仅导致这些国家近年来经济萎靡不振，而且还造成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不断扩大，最终爆发出了全球性经济危机。下图显示（略），引发此次经济危机的美国、希腊的产业结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历了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的过程（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也都大体具有相似的产业结构演变模式）。

可见，对待第三产业的发展，我们必须持辩证的态度：（1）要充分认识到第三产业的发展是现代产业升级和社会需求提升的需要，也是社会分工拓展和生产迂回延伸的需要，而不能将包括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视为非生产性的；（2）又要提防第三产业的发展脱离必要的度，防止第三产业的过分发展导致制造业的空心化，而不能简单地将第三产业视为产业结构的高级形态，将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视为产业结构的优化。然而，第三产业的现实发展却逐渐与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和人们需求的满足这两大基本目的相脱节，乃至形成了低层次服务业的畸形繁荣。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形，很大程度上与社会收入分配的两极化和享乐主义的偏盛有关：前者使得少数富人在绝大多数人的必需品还没有满足之前就追求劳动消耗性的奢侈服务，后者使得消费的相互攀比而产生炫耀性消费；同时，两者又相互强化，从而产生了普遍性的非真实需求，这是经济危机的根源。[18]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西方的产业结构看成是合理的，更不能以西方产业结构的现状来极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为当前那种低层次第三产业的畸形繁荣进行鼓吹和辩护。

六、结语：简单化“供给侧改革”不可取

无论是以户籍改革促进劳动力流动还是以土地改革促进土地流传，无论是开放生育政策以维系人口红利还是农民入城以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实际上都只是简单地回到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然而，当前中国推行的“供给侧改革”根本上不同于供给学派盛行时期欧美所面临的形势：20世纪80年代的欧美面临是政府干预引起的物价上涨和失业增加这“滞涨”问题，从而偏重于市场化转向，通过减税等提高产品总量供给和扩大就业；但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是的产能过剩和劳动力不足，从而更加注重结构性改革，通过提升生产力水平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模式转换。显然，对“供给侧改革”来说，增加经济总量并不是主要目的，毋宁说是提高人均国民收入从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才是更主要和直接的目标；相应地，“供给侧改革”不能简单地委诸于市场机制，相反，政府在经济结构转型中也必须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

其实，减税等供给经济学政策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也不见得成功，究其原因，减税政策的依据是拉弗曲线：当税率超过了由税率和税收所形成的倒Ｕ形曲线的顶点之时，通过降低利润收入税可以增加富人的储蓄，富人随之增加的投资可以扩大生产和就业，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问题是，现行税率是否已经超越倒Ｕ形曲线的顶点？大量的经济学文献都显示这是毫无根据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降税产生了不断高筑的财政赤字而不是投资增加和经济增长。同时，供给学派又以宣称“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为理论基础，而萨伊定律在处于简单商品生产阶段的早期资本主义也许具有一定的时代适用性，但在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大地脱离社会现实了。实际上，在萨伊定律中，货币仅仅起交换媒介职能的一个面纱，但这没有区分物物交换经济和货币经济带来的需求差异，也忽视了经济体制的不确定性、坎铁隆效应及真实余额效应，等。实际上，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再爆发，西方社会基本上已经不再相信简单化的萨伊定律了；只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危机，基于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反对，新兴的供给学派菜创新拾起萨伊定律，理性预期经济学则以严格的形式逻辑来为之提供证明。但实际上，这正反映出现代主流经济学与现实之间的脱节，从而需引起我们的反思，而不是简单地套用现有流行理论来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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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朱富强.纯粹市场经济体系能否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J].财经研究，2013(5):17-28.

第六部分

“供给侧管理”下的互联网经济

——基本特征、发展瓶颈和二难困境

本文载《福建论坛》2016年第5期

本章导读：“互联网+”企业的创新和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是推行“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能否成功根本上有赖于技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的缺乏就可能成为当前制约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瓶颈。同时，互联网经济具有产业集中化和产品主流化这两大基本特征，由此必然会衍生出技术创新的二难困境；因此，如何在技术的创造和利用以及报酬激励和研发投入之间取得平衡，就成为互联网经济时代值得研究的核心议题。此外，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市场保护、经济虚拟化、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这些都需要加以深入研究。

一、引言

“供给侧改革”注重从供给角度推动经济增长，注重提供满足人们需求的优质产品和服务，其中，创业突破口和引擎在“互联网+”企业，产品结构转型的关键则是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就指出，互联网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工具。所谓“互联网+”产业，也就是互联网加传统行业，不过，这不是两者的简单相加，而是两者利用互联网技术与互联网平台的深度融合，并由此创造出新的价值与新的发展生态。就“互联网+”发展的形势而言，它不仅已经全面应用到第三产业之中，并直接创造出诸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通、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等新兴产业；而且还逐步向第一和第二产业渗透，并有力地促进了传统产业变革。同时，借助于网络获取信息、进行预测和决策，现代制造业的管理变得更加柔性化，不仅有助于实现精益化管理，从而促使生产流程、供应链组织变得更加高效，而且还有助于推动“供给侧管理”，从而能够提供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最后，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越来越依赖信息网络，网络成了信息交流和产品交易的舞台，并衍生出庞大的互联网经济。问题是，如何保障互联网经济和“互联网+”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以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活力呢？实际上，在现实发展过程中潜伏着一系列的新挑战，处理不好将会引发社会经济的新困境。基于防微杜渐的考虑，本文互联网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重大问题作一逻辑的剖析。

二、互联网经济的基本特点：集中化和主流化

互联网经济的最大特点是它的规模经济：规模越大，效率越高。相应地，就产生了这样两大重要特征。（1）互联网产业的集中度非常高。实际上，如果在一定时期内的市场容量具有上限，那么，互联网产业的典型结构必定是高度集中的。（2）互联网产品具有主流化趋势。实际上，随着知识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技术创新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那么，市场中的主流化趋势就会越来越强盛。同时，产业集中和产品主流化之间也存在相互强化，这不仅使得自由竞争的基础遭受瓦解，而且对流行的经济理论也构成了挑战。

首先，就产业结构的集中而言。互联网产业结构的集中程度非常明显，如电子商务领域的沃尔玛、亚马逊、eBay全球、阿里和京东等，搜索引擎领域的谷歌、雅虎、百度和360等，即时通讯的Skype、QQ、Facebook、飞信和信鸽等，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微信支付、余额宝、易付宝、百付宝和快钱等。事实上，正是由于产业的高度集中，并且依靠广大的国内市场，中国企业以后来居上之势已经占据了世界互联网十强中的四席：阿里、腾讯、百度、京东。譬如，阿里2014年中国零售平台交易总额2.3万亿，占据中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多；其零售平台活跃买家数量3.34亿，占据中国网民数量的一半。[123]正是由于互联网产业的高度集中性，尽管政府极力鼓动和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给予减税降费、种子基金等支持，并由此迎来了万民创业时代，但是，互联网企业创新发展一定阶段后，必然会出现大规模的企业兼并潮。我们可以乐观地预计，在未来十几年在中国的绝多数互联网行业都会形成几家企业巨头，否则，就无法与那些跨国互联网企业相抗衡。

其次，就产品的主流化趋势而言。主流化的通俗说法就是“剃须刀和刀片”原理：赠送剃须刀是为了售出更多的刀片，或赠送刀片是为了售出剃须刀。究其原因，一旦数以万计的用户对你的产品产生了依赖感，你就锁定了这群用户，并消除了竞争。21世纪初就出现这样一个事例：英国以1美元价格向加拿大出售了一架航空母舰。为什么英国会进行这样一个看似亏本极大的买卖呢？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主流化的思维：英国所着眼的并不仅仅是航空母舰这活生生的可见产品，而更主要是着眼于今后长期的服务交易。同样，1995年法国也曾希望免费赠送中国一架“克莱蒙梭号”航母，条件是购买法国的雷达系统和通讯系统，但中国鉴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气候而拒绝了，法国运用的也是主流化思维。同时，主流化还存在一个的基本原理：占有的市场份额越大，获得的收益也就越多。为此，主流化的目标就是要锁定一大批固定的客户。例如，Compuserve公司本来遥遥领先，但1995年AOV（American Online）通过赠送数百万份PC机桌面软件而迅速占领了市场。[124]

主流化现象在当今社会之所以迅速崛起，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知识越来越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以知识为主的产品生产具有这样两大特点：（1）固定投入很高，如技术创新和开发投入都需要很大成本，相应地，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后来者的进入门槛，并巩固先入者的市场地位；（2）边际生产成本很低，几乎降到了零的地步，甚至边际成本已经变成了负的，相应地，这就有利于先入者迅速扩大它的规模。事实上，工业社会时代，企业的固定成本大约占40%-60%，其他则为可变成本；但信息社会时代，企业的固定成本几乎占了99%，而只有1%是可变成本。例如，1990年以来，大英百科全书多卷本的销售量下降了50%，光盘技术使得全书的成本从原来印刷型的200-300美元，下降到光盘型的1.5美元。而且，信息技术改变了企业的成本结构，带来了信息技术的成本转换效应：企业可变成本将大量地沉淀为固定成本。[125]在这种情况下，提升市场份额就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相应地，主流化效应在高薪产业以及互联网产业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梅特卡夫(R.MetCalfe)定律就指出，对于一个联结有n台机器（计算机、电话等）的通信网络来说，其潜在的价值以n的平方（确切地应该是n(n-1)）数增长，即网络的价值随着网络新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增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法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微型电信网(Minitel)——一个给每个家庭提供类似于万维网(www)信息的首家法国国内“互联网”系统，它通过赠送其电线设备而赢得了1500多万用户，从而使其网络终端赢得了用户的广泛接受。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电脑公司都是如此，不仅包括诸如英特尔、Bay Networks、世嘉、索尼、乐声、Matshushita等硬件公司，也包括微软、网景、Adobe、Macromedia、SpyGlass、Cybercash等软件公司。而且，像世嘉、索尼、乐声和Matshushita等公司每售出一台游戏机都要亏损150美元，甚至更多，但它们依然做这种亏本买卖，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客户，为其游戏软件赢得市场份额。打个比方说，在信息经济中，消费者吃得越多，就越感到饥饿。譬如，网景公司就是通过将其环球网浏览器的价格降至冰点，而使其普及程度一夜之间升到了沸点。

最后，互联网经济时代之所以盛行着主流化现象，根本上与技术不断加速的更新有关。例如，IT产业中流行一个的摩尔定律：计算机处理能力每18个月就翻一番。这种不断升级换代的技术竞争压力使得每一个企业都必须牢牢地把握传统顾客，并开拓新的顾客，那些最终推出新技术的企业就会取得主流化优势。达维多定律则指出，进入市场的第一代产品能够自动获得50%的份额。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企业在本产业中都会努力第一个淘汰自己的产品，因为被其他企业淘汰业就意味着失去了市场。譬如，Jupiter的研究报告说，1999年网上销售额的94%将来自企业老产品的市场，如Charles Schwab的网上证券交易已经吞食了它的传统交易收入的70%；相反，1998年年初还保有65%网上保密系统销售份额的Security Dynamics因担心新技术侵蚀老技术的市场，而将一个新技术的部门分离出去，结果短短三个月内就从盈利变为亏损。[126]而且，即使自己的产品还不完美，但也必须在其他公司的产品推出之前打进市场，否则就会失去先机。譬如，微软凭借它的办公室自动化软件对市场的占领，每年通过常规升级就可以创造出数十亿美元的利润。究其原因，高昂的培训费用以及微软公司的品牌与使用该软件的用户之间形成了团结合作的社区效应，以致很少有客户打算放弃使用该产品。

三、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瓶颈：企业家精神

鉴于互联网经济的两大基本特征，一个国家要发展互联网经济，关键在于技术创新，而且是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事实上，即使由于历史原因，一个企业似乎暂时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甚至处于暂时的技术领先地位，但是，如果缺乏技术的更新和主导，那么，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原先的市场份额也会失去，原来领先的技术就会瞬间陈旧。尤其是，从互联网技术角度上讲，迄今欧美国家还一直处于技术领先地位，国内互联网企业依旧处于跟随者地位，同时，社会需求往往又受技术领先的跨国企业所诱导；因此，国内企业目前占据的市场份额往往并不稳定，这些市场份额在市场开放后很可能会迅速丢失，从而导致相关行业的萎缩以及整体经济的衰退。

当然，一个国家要发展和壮大互联网经济，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不仅依赖于企业的自主投资和创新精神，还需要国家力量的支持，其中关键是形成一套有效的国家创新体系。

首先，就国家的创新体系而言，这主要表现为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提供种子基金等来降低创业成本和风险，从而培育一批新型产业和企业。事实上，任何时代的经济发展都依赖于基础设施，这有助于为市场有效运行提供支持，对市场不及或失灵的地方加以补充。同时，在任何时代，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都是政府经济职能的主要方面，目的在于为市场机制运行夯实基础结构、完善保障结构。按照贝尔的分类，现代社会的基础结构主要有三种：（1）运载人员和货物的交通运输，如公路、铁路、运河等；（2）输送动力的能源公用事业，如石油管道、煤气、电力等；（3）输送信息的电讯行业，包括电话、电视以及因特网等。[127]显然，在互联网经济时代，互联网就成为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正是通过将具体经济活动附着在互联网上而形成各种“互联网+”企业，如广告业和互联网相结合就出现了百度，传统集市与互联网相结合就出现了淘宝，传统百货卖场与互联网相结合就出现了京东，传统银行与互联网相结合就出现了支付宝，传统安保服务与互联网相结合就出现了360，传统婚介与互联网相结合就出现了世纪佳缘，传统农业与互联网站相结合就出现了阳光舌尖。正鉴于此，近年来国家层面部署了“众创空间”平台，不仅通过减税降费措施来支持创业创新，而且还设立400亿元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各省市也在积极推动万民创业创新战略。

其次，就企业的自主创新而言，这主要体现为企业自主地将互联网与经济行为相相结合，利用互联网平台的长尾效应创造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并通过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创造规模经济效益。互联网经济毕竟是由市场主导的，一切竞争行为归根到底发生在企业之间，因而根本上依赖于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而结合具体环境的不断创新则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凡勃伦认为，技术创新、改进和不断成熟根本上源于人类的“工作本能”(Workmanship)和“随便好奇心”(Idle Curiosity)，而这种“工作本能”和“随便好奇心”则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它推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壮大。从实践来看，那些行业领军的互联网企业主要都是依靠自主创新来不断开拓市场的。譬如，主导中国互联网发展近20年的三大巨头百度、阿里和腾讯（合称为BAT）就是在企业家精神的主导下得以不断扩张和壮大：百度绝对控股了爱奇艺、PPS、91、糯米、去哪儿，并领投了天天用车、优信拍、百姓网、公交WiFi以及“e袋洗”等；阿里则在电商外进一步扩展了影业、音乐、体育、健康四大核心业务，旗下成立阿里影业、阿里健康、口碑网、阿里音乐集团、阿里体育集团；腾讯则将实物电商打包给京东，而布下滴滴、京东、58、大众点评四大棋子。除了发展自身核心义务外，三大巨头也展开交叉竞争，如阿里入股优酷土豆，与百度旗下的爱奇艺、PPS以及腾讯视频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同时在竞争中也进行合作，如阿里旗下的快的与腾讯旗下的滴滴合并，从而占有超过90%的市场份额，总估值高达60亿美元。[128]

不过，互联网经济的兴起体现为互联网技术能够广泛运用到几乎所有产业，从而就不能仅仅依赖几家公司，而是需要形成普遍性的大众创业；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和发展互联网掀起一场新的经济发展或企业革命，并由此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同时，理论和实践也表明，持续的创新往往并非源自领先的巨头企业，而是来自第二集团的追随者，并由此形成倒逼机制而形成此伏彼起的创新潮。威廉姆森总结说：“作为一般规律，一种行业的四个最大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比例和生产力上来说均比不上紧随其后、小一些的对手们”。[129]例如，诺基亚的手机曾雄踞整个市场，诺基亚的塞班系统也是大众心目中的主流系统，而谷歌的安卓系统仅仅只是一种非主流，从而受到市场的排斥；因此，安卓系统积极创新，它带来的体验效果也比较好，从而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究其原因，小企业难以获得规模经济，难以采取总成本领先的竞争战略；为此，小企业就只有打破既定格局才能最大化自身收益，从而就会选择创新。事实上，一旦创新成功，落后的小企业就可以取代大企业的地位，而即使创新失败，也没有多大损失，因为大企业并不能完全占据整个市场，博弈式见图1。

与此不同，领先者往往不需要创新就可以占据市场，同时往往也不敢创新。这是因为，在不确定的市场中，如果推出的创新产品恰恰不幸为市场所排斥，反而会危害现有的市场地位构成，博弈式见图2。相反，在不确定的市场中，领先公司为维持其优势地位，往往采用这一策略：模仿尾随者。具体做法是：首先观察其他公司的创新产品在市场中的检验结果，然后再迅速跟进那些成功创新的企业。这是相对保守也相对保险的策略，博弈式见图3。例如，尽管腾讯公司在当前国内IT业中名列前茅，但它就长期以来都是在模仿其他IT厂商的创意，如微信模仿米聊，QQ直播模仿PPLive，超级旋风抄袭迅雷，QQ拼音输入法模仿搜狗输入法等等。事实上，腾讯公司的基本策略是：让其他IT厂家率先推出相关产品，在它证明符合市场需求并开拓了市场之后才采取模仿策略，选择了恰当时机推出相关产品，并借助自己积累起来的庞大用户群而抢占市场。在竞争性市场中，即使领先公司为尽可能地获得更大市场而进行创新，也会努力避免创新危及原来的地位或者冲击原来占有的市场，从而会针对新的收益或市场而推行产品差异化的创新策略。博弈式见图4，其中差异化创新取得成功 的概率r要大于全盘创新成功的概率q。譬如，腾讯在进行模仿的同时还着手优化创新，从而继续吸引用户，并不断拓展业务。

显然，创新依赖于企业家精神，问题是，当前中国社会是否存在足够的企业家精神以推动互联网经济革命呢？这正是关键所在，企业家精神的缺乏构成了当前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瓶颈。事实上，今年上半年股市之所以暴跌，除了实体经济增长缓慢、先前过快上涨而回调、大（海外）资本操纵者的刻意做空、媒体对利空消息刻意渲染、“追涨杀跌”的非理性效应、杠杆交易产生的扩大效应等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的触发因素就是，创业板管理层的“套现”行为；这反映出管理层本身对自己企业发展缺乏信心，这种悲观前景经过媒体的宣扬，最终毁掉了民众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从而在虚高股市中就出现了恐慌性杀跌。譬如，乐视网6月3日晚间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贾跃亭于6月1日和6月3日通过大宗交易分别减持公司股份1751万股、1773.03万股，减持价格分别为68.50元、73.33元，此次套现金额约25亿元。[130]万邦达公司股价从8.67元一路上扬到51.96元后，包括董事长、多位董事、监事甚至董秘的配偶等在短短3个月内共合计减持1.66亿股股份，累计金额达到59.81亿元。[131]据wind资讯统计，仅在5月初至5月27日收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创业板上市公司中就已有583家次公告了包括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高管等重要股东的减持行为，而4月份和3月份的这一数据仅为227家次和389家次。按市值算，3月至今，创业板重要股东合计减持市值已逾410亿元。而从2015年年初到6月17日，有1234家上市公司的重要股东累计减持4771亿元。[132]

其实，当创业板股指从1500点左右一路狂飙到进4000点，以致６月５日收盘创业板平均市盈率已达143倍时，大量资金之所以还不断涌入创业板，它就不再是依据当前的盈利率，而是看中企业的发展前景，相信在新一轮的发展机遇中各行业都会出现几个像亚马逊、谷歌、facebook、ebay、阿里、百度、腾讯、网易、搜狐、新浪、360之类的巨型互联网+企业。而且，中国社会也完全有基础建立起这样一系列的巨型互联网+企业。究其原因，互联网+企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特性，而中国庞大的地域和人口则提供这样的市场规模，现在需要的是利用某种契机将之启动和壮大。不幸的是，在创业板股指高涨之际，这些互联网+企业的大股东和管理者不是利用所获得的大量资金进行规模扩张、产品创新和企业并购，而是选择减持股票以套现，乃至不惜辞职了事。这些都充分暴露出，这些新企业的创办者和管理者本身对企业发展缺乏信心，这种心理传递到市场就会迅速降低投资者的信心，从而导致在股指高位的恐慌性抛售。

企业家精神缺失的更明显例证是：出现大面积和大规模的互联网+企业的跑路。为了鼓励大众创新，2013年就出台了一系列发展P2P（peer-to-peer）互联网金融，此后P2P网络贷款经历了爆发式的增长；但不久，跑路、资金链断裂或倒闭等现象频频出现。据报道：自2011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500家平台出现问题，其中，2015年达到风险暴露高峰，出现问题的平台达到896家，占比超过一半，而跑路有487家占又超过一半；同时，2014年全年问题平台为275家，跑路127家，占比接近一半。[133]有的公司甚至开张一天就跑路。有媒体将跑路的平台分为五种基本情形：（1）纯诈骗平台。如网金宝和科讯网等平台皆因低行业门槛、无监管等使用虚假信息资料实施诈骗。据网贷之家统计，截至2014年7月底，纯诈骗平台有20多家，约占跑路平台数量的14％。（2）非法集资，即平台吸收投资人资金自用或给关联公司使用。这就造成了投资资金安全度低等问题。如自融平台多为“借新还旧”，若后续资金填补不上，则将发生资金流断裂。（3）搞资金池，即不使用第三方托管机构，将投资人的钱放入平台关联的资金池中，再由平台借给借款人，资金流向不透明。（4）平台自行担保，即P2P平台自身为借款人做担保，或网贷公司之间进行“同业拆借”。由于审核机制、风控能力等的缺乏，借款人的信誉问题往往难以确保，或者把一家平台的兑付风险传到另一家，最终导致出现坏账等问题。（5）单人借款金额大导致经营风险。有些网贷平台单个借款人的贷款额与平台资金实力不匹配，存在大标逾期风险和绑架风险。一旦大借款人效益不好，还款逾期，平台也会随之倒闭。

很大程度上，那些热衷投机和逐利的人是商人而非企业家，企业家的真正本色在于创造和创新。关于这一点，这里重温一下美国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伦的学说。凡勃伦认为，人类主要有两大本能：改进技术的工作本能和追求利益的虚荣本能。显然，由两类本能衍生出了两类制度：工作本能产生了改进技术的动机，并促进了技术制度的动态发展，它表现为“机器操作”，如机器过程、发明、生产方法和技术等；虚荣本能在动态的技术制度之基础上衍生出了一套有关特定产权的礼仪制度，主要是指产权、社会与经济结构、金融制度等。同时，两类本能还衍生出两类资本：技术上耐用的工业资本和能够带来高额利润的礼仪资本，并进一步产生了作为工作性的产业和作为掠夺性的商业。受虚荣本能的支配，企业主的兴趣在于赚钱而不是制造产品，从而会将大量的资本投放在广告以及非耐用奢侈产品（如时髦商品、专卖品、高能耗的汽车）等的生产上；同时，基于营利的目的，企业家所企图的只是对产业作暂时的控制，以便提前抛售或获取某种间接利益。这反映出，企业主所努力的目标不在于如何维持工业设备的恒久效力，而是在于如何影响目前的市况，或别的大户的心理，或投资者一时的信心，而这种逐利行为最终会破坏财货生产。为此，凡勃伦将财货生产和营利动机区分开来，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根植于“工作本能”而非“虚荣本能”，追求“制造物品”而非“营利动机”，致力于生产手段和机器的创造和设计而非价格控制、企业兼并以及广泛的欺诈行为。

可见，当前那些创业板创办者和管理层在股市高位套现行为已经深深地暴露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缺乏以技术创新和产品制造为己任的精神；相反，他们只是追逐短期利润的投机者，把赚钱当作了主要或惟一动机。正是由于这些高管们不是真正的企业家，从而必然不会关心企业的长期发展和壮大，也就缺乏对企业的有效管理和技术创新。进一步，正是由于企业家精神的严重匮乏，就构成了当前互联网经济发展的瓶颈，也必然会严重制约“万民创业”战略的实施效果。事实上，尽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声音甚嚣尘上，“今天你创业了吗”、“总理喊你来创业”等成了网络流行语，似乎中国社会已经迎来了万民创业时代。但试问：当前中国社会有这么多企业家吗？大众创业的基础坚实吗？显然，在缺乏企业家精神的社会，任何产业革新和经济发展都可能成为短期狂热。

四、互联网经济面临的新挑战：二难困境

互联网经济带来了明显的主流化现象，此时的市场竞争呈现出这样一个显著特点：越来越取决于新产品推出的速度而不是产品的质量。为此，在互联网经济时代，大多数公司不仅要努力推进技术创新，而且为了取得主流化优势而被迫缩短创新周期，乃至在产品还存有缺陷时就推向市场，进而不断地退出新的补丁或者新的系列产品。这意味着，互联网经济时代的市场竞争具有强烈的短视效应，并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短视行为，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互联网的锦标赛报酬体系以及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所决定的，因为锦标赛制报酬体系使得只有领先者才可以获得投资回报，因而为了使自己的投资不会白费，各企业就必然会存在发明冲动，不仅会加大基础创新投入，而且会加快超过提炼，从而就必然会造成研究的拥挤和资源的浪费。关于这一点，运用博弈思维可以得到清楚的解释。

在图5中，假设，发明的总成本C和总收益R的当前折现价值都随发明期待时间而递减：对收入来说，发明日期的延迟减少了从发明使用中（或特许他人使用中）得到的收益的现在价值；对成本来说，发明时期越短，需要投入的成本就越高（显然，如果t为0的话，发明的成本将无穷大）。显然，如果该技术创新是独家投资的，那么该投资者将会在T*时产出知识，此时他获得的利润最大。但在现实中，每一个领域都存在着众多的投资者，并且往往只有一个竞争者能够实际完成投资，而其他投资者的先前投资则都将成为沉淀成本。正是由于存在竞争性威胁，就会对成功发明者的时间选定产生显著影响。

在图6中，假设，原先有投资者1，他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应该选择在T1*时完成发明；但是，现在新进入一个具有更高发明成本的投资者2，显然，为了获得投资回报，投资者2就不会选择在其最大利润的时点上完成发明，而是会抢在时间点T1*前推出发明。考虑到这一点，为了防止可能的投资浪费，投资者1也就不会等到时间点T1*时才推出发明，而力争在投资者2推出发明前率先推出。这样，博弈的最终结果是，投资者1将在投资者2的利润点T2'期时就完成发明，从而保证自己的利润。进一步地，如果有更多的竞争者参与，发明的期限就可能一再提前。因此，冲动性的发明与先入优势的强化效应相互强化，会加速发明的掠夺性开发，促成浪费性的过早发明，同时降低了发明的收益。

同时，在主流化竞争态势下，为了抢先占据市场，竞争性企业往往在技术还没成熟之前就将有缺陷的产品推向市场。譬如，英特尔公司的微处理器并不总是性能最好、速度最快的，但总是新一代产品中最早的。曾有一次例外，IBM、Motorola和苹果三家公司联手先于英特尔公司推出了PowerPC微处理器，对英特尔造成了强大的冲击，迫使英特尔公司缩短了当时极其成功的486处理器的技术生命，而推出了586，这也就是名噪一时的新闻“英特尔牺牲486，支撑奔腾586”。同样，微软公司也深知，与其成为最佳产品，不如成为首家产品。正因如此，软件业曾经预测微软公司要经过三个版本的改进才能使其完善，而事实上微软公司也从未使其产品达到完善状态。相反，一旦其产品完善了，用户也就没有必要购买该软件的下一个版本的，而没有版本升级，微软公司的销量就会暴跌。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流化所造成的短视和浪费也正是过度竞争的结果，而这是很难依靠市场机制自身加以克服的。

此外，主流化竞争中的短视行为，不仅会造成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投入拥挤和资源浪费，而且还会因产品的缺陷而给消费者造成更大的损失。例如，费尔斯通的轮胎就因产品故障导致了将近175人死亡和700人受伤，其对手固特异（Goodyear）轮胎则造成了120人受伤和15人死亡。相应地，近年来产品召回事件就不断重演。我们举丰田为例：2010年4月20日，丰田宣布在国外市场召回LEXUS雷克萨斯品牌GX460及TOYOTA丰田品牌PRADO的部分车型约3.4万辆，原因是存在汽车稳定控制系统（VSC）程序设定不当的问题。2010年10月21日，丰田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召回153万辆问题汽车，原因是刹车总泵油封存在缺陷而可能会影响行驶安全。2010年11月4日，丰田宣布在日本和欧洲召回Compact iQ与Passo两款小型汽车约13.58万辆，原因是震动会使动力转向感应器失灵而导致汽车转向困难。2011年1月26日，丰田宣布将在日本国内召回2000年5月至2008年10月期间生产的170万辆汽车，其中包括日本国内市场的120万辆以及海外市场的42.1万辆，原因是存在漏油隐患。2011年2月24日，丰田宣布在美国市场召回217万辆汽车以解决油门踏板存在的问题，原因是相关汽车的踏板可能陷入车底垫中或卡入驾驶员一侧的脚垫。2011年3月23日，丰田宣布召回部分进口2003-2006年款雷克萨斯(Lexus)RX300/350汽车约5202辆，原因是进行驾驶员侧地毯压板作业时有可能会造成地毯压板向加速踏板方向倾斜，并接触到踏板臂，可能造成加速踏板无法回位。2012年10月10日，丰田宣布召回小型车“威姿(VITZ)”等六款车型共约46万辆汽车，原因是电动车窗的开关存在缺陷。这种召回事件几乎发生在所有现代科技产品上，如2015年8月苹果公司就宣布召回在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之间售出的iPhone 6 Plus。

最后，审视一个流行观点：专利制度不是最优也是次优的制度安排，某些人之所以垄断了技术进步红利，也就在于他对人类做出了相应贡献；相反，如果没有他的贡献，人类社会将损失更大。这也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为市场收益分配尤其是企业高管高薪辩护的理由：没有这些高管的贡献，企业损失将会更大。果真如此吗？马特.瑞德利（Matt Ridley）的《基础科学真能产生很多新发明吗？》一文提出了反驳，他说：“创新是一件神秘的、难以指挥的事。技术似乎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演化的进步而变化，我们大概不能阻止它，也不太可能大大促进它。”而且，他还举了发明史上的大量例子：在爱迪生之前，至少23个人已经发明了某种形式的白炽灯；伊莱沙.格雷（Elisha Gray）和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在同一天申请了电话专利；在谷歌于1996年横空出世前，已经有几十个搜索引擎存在；有6个不同的人发明温度计，3个人发明皮下注射，4个人发明疫苗接种，5个人发明电报，4个人发明照相，5个人发明轮船，6个人发明电气铁路。基础科学方面也是如此：英语国家的波义耳定律（Boyle’s Law）就是法语国家的马里奥特定律（Mariotte’s Law）；牛顿和莱布尼茨都宣称独立发明了微积分；达尔文在华莱士的竞争刺激下发表了他的理论，两人都是在读了同一本书——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之后想到了同一个理论。为此，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认为，技术是自组织的且可以繁殖并适应环境。[134]

可见，基于上面一系列的分析，我们就发现了互联网经济时代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如何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同时避免资源的浪费。事实上，知识是可重复使用的，相同的知识的重复制造对整个社会并不会带来额外的价值，而锦标赛制报酬体系激发的主流化竞争必然会导致知识利用的不充分。一般地，互联网经济的竞争关键在技术创新，但技术创新的报酬激励效率和的研发投入效率之间存在二难：一方面，如果报酬激励不强（如知识产权保护较弱），技术创新就难以获得市场回报，而且还具有“公共产品效应”，从而必然会导致研发投入不足；另一方面，如果报酬激励过强（如实行锦标赛报酬体系），那么，又会引起投资拥挤而造成资源浪费。同时，技术的创造效率和利用效率之间也存在二难：一方面，技术发明只有在不存在利用障碍的情况下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它的价值，这意味着，诸如专利、版权和基于商业秘密的财产权等的作用对社会总福利而言都是无效率的，这是知识的公共性决定的；另一方面，科技发明如果得不到保护，研发创造就会失去激励，从而技术的创造效率下降，这是知识产权的私有性决定的。因此，如何在技术的创造和利用以及报酬激励和研发投入之间取得平衡，就是互联网经济时代的核心议题。

五、尾论：互联网经济带来的其他问题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和经济形态，有助于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从而提升全社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成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同时，互联网将生产和需求有机结合起来，消费者的需求通过互联网可以瞬间反映到生产供给端，因而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也成为“供给侧改革”的基本立足点。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互联网产业也取得了快速发展，互联网产业增速超国家GDP增速的5倍，互联网经济占GDP的比重也已经超过很多发达国家。但是，正如文章分析的，“互联网+”能否塑造产业结构的新常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创新的水平以及相应的企业家精神；同时，互联网经济的技术创新还面临一系列的二难困境，这种挑战要求必须找到平衡兼顾的解决方法。除此之外，基于互联网经济不同于传统经济的根本特性，它将给整个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影响，而如何应对也就需要加以深入研究。为此，文章最后就一些重大问题再作一简要阐述。

首先，全球一体化下的市场保护问题。“互联网+”是典型的规模经济行业，先占者具有显著的先入优势；同时，在有限的市场规模下，将会产生一个垄断性的行业结构。因此，在技术为发达国家主导，且存在亚马逊、谷歌、Facebook、eBay、雅虎以及twitter等巨型跨国互联网公司背景下，就需要对国内市场加以保护。在目前世界市值最高的20家互联网公司中，美国占了11家，中国占了6席，日本占2席，韩国占1席。美国互联网公司之所以能够占领世界各国市场，就在于它仅凭自身的庞大市场就可以获得规模经济，而其他国家不仅市场狭窄而且不加保护。同时，中国互联网公司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政府对IT行业实施了一系列的保护。事实上，最初华为只是模仿朗讯，腾讯只是模仿facebook，阿里只是模仿ebay，甚至百度也是模仿谷歌，但很快，后者就逐渐赶超前者，甚至将它们挤出中国市场。同样，要使得互联网经济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使得各领域都出现互联网创新和企业的成长，依旧需要市场的保护，因为在很多领域美国企业都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此外，由于互联网经济面临着报酬激励和产权保护上的二难困境，从国家利益考虑，国家在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上应该内外有别：对本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要大，因为这有利于本国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对国外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则应适可而止，否则将严重制约本身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当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知识产权日益受到关注的情形下，如何平衡两者关系也是一个重要技巧，也将考验主政者的智慧。

其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平衡问题。本质上，虚拟经济表现为货币经济，它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又会与实物经济的脱节，从而误导实物经济的发展，误导资金的投资方向，乃至造成需求结构扭曲和失衡，并最终可能导致经济的崩溃。显然，“互联网+”产业根本上不是制造业，它既不能生产产品，也不能简单地增加生产能力；相反，它的主要功能在于增加消费端的基础设施供给，通过新供给来创造新需求，进而由新需求推动新消费，再由新消费倒逼促进产品的创造和产业的变革。由此，如果互联网经济走上非理性发展路径，也可能造成商业支配工业的局面；相应地，“企业经营热情”将盖过“机械操作”，并导致工业品技术创新的投入不足。这意味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本身也是个双刃剑：一方面，它为实体经济提供信息、交易以及投资等支持，从而有利于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可能虹吸实体经济的利益和资金，从而严重制约实体经济的发展。显然，在当前中国互联网热潮中，泡沫实际上已经开始在酝酿了，这反映中国互联网领域的资本虚旺。事实上，即使阿里、百度、腾讯和京东这些巨头公司，它们的业务能力也仅仅是在国内，BAT总市值甚至也不及一个谷歌。更不要说很多小型“互联网+”企业的创办往往就是基于一个美妙的故事而不是确切可行的盈利模式，发展到后来甚至连好听的故事都懒得编了；同时，为了避免别人抢占先机，每个公司都抢着烧钱补贴用户，导致股值不断飙升的同时却没有真实赢利。正因如此，一旦资本市场有风吹草动，创业板就会剧烈震荡，上半年的股市震荡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最后，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控制问题。互联网产业具有高度和集中性，因而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加速收入的集中。例如，2014年底，中国四大互联网巨头（阿里和腾讯、百度与京东）的总市值将达到4260亿美元，而美国四大互联网巨头（谷歌、Facebook、亚马逊和eBay）的总市值更达7970亿美元。[135]2014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马云、李彦宏和马化腾位列三甲，雷军和刘强东也挤进前十强。2015年胡润全球华人富豪榜中，王健林和李嘉诚分立第一、第二，科技方面的马云第3，马化腾第6，李彦宏第10，雷军第12，刘强东第40。尽管占24%的房地产是上榜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富豪最主要财富来源，但近年来互联网的造富速度则要快得多，出现了层出不穷的互联网新秀。例如，垂直化妆品B2C电商平台聚美优品2014年在纽交所挂牌上市后市值近40亿美元，聚美CEO陈欧个人财富也高达15亿美元，而这仅用了4年时间。而且，由于互联网企业是资本密集型的，因而它一方面催生了大量的富豪，另一方面却造成普通大众的事业。例如，百度2005年在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后造就了8位亿万富翁、50位千万富翁和240位百万富翁，而百度当时的总员工数量才750人。再如，阿里2014年赴美上市，更是以创历史造富记录的速度“批量生产”了上万名千万富翁。按阿里50%的员工持股计算，阿里持股员工约为11000多人，上市后每人平均可套现将近42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91万元。[136]显然，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会对收入结构产生根本性影响，形成日益显著的金字塔型收入结构：最上层的1%乃至0.1%所获得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大。相应地，这就潜伏了巨大的社会危机，从而就需要引起学界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1] 参见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56页。

[2] 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

[3] 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4]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453页。

[5] 皮凯蒂：《21世纪的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页。

[6] 巴斯夏：《财产、法律与政府》，秋风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7页。

[7] 巴斯夏：《财产、法律与政府》，秋风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9页。

[8] “经济学家骇人语录网上流传：房价涨得快是好事”，http://news.dayoo.com/finance/200901/08/53869_5127876_2.htm.

[9] 巴斯夏：《财产、法律与政府》，秋风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84页。

[10] 海尔布隆纳：《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马林梅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

[11] 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马春文等译，长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7、353页。

[12] 巴斯夏：《财产、法律与政府》，秋风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7页。

[13]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胡尧步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85页。

[14] 巴斯夏：《财产、法律与政府》，秋风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8页。

[15] 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16] 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59页。

[17]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3-74页。

[18] “财知道：袁隆平错了 设立浪费粮食罪或损害农民利益”，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caizhidao97/。

[19] 巴斯夏：《财产、法律与政府》，秋风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5页。

[20] 维塞尔：《社会经济学》，张旭昆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

[21] 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22]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85页。

[23]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6页。

[24] 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2期。

[25] 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29页。

[26]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册），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9页。

[27] 罗斯巴德：《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二卷）》，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3页。

[28]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册），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6页。

[29] 杨格：“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6年第2期。

[30]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54页。

[31] 库兹涅茨：“评起飞”，载罗斯托编：《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贺立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32] 维塞尔：《社会经济学》，张旭昆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8页。

[33] 陈添富编著：《哈佛大学的第一堂理财课》，哈尔滨出版社2013年版。

[34] 维塞尔：《社会经济学》，张旭昆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页。

[35] 海尔布隆纳：《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马林梅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36] 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29页。

[37] 科尔奈：《突进与和谐的增长》，张晓光等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38] 加尔布雷斯：《富裕社会》，赵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39] 皮凯蒂：《21世纪的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28页。

[40] “中国储蓄主要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40428/101713148.shtml。

[41] 朱富强：“马克思经济学发现经济危机的社会哲学观和研究方法论”，《当代经济科学》2010年第2期。

[42] 鲍尔斯等：《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孟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页。

[43] 海尔布隆纳：《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马林梅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44]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7页。

[45] 贾根良等：《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4页。

[46] 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关永强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页。

[47] 维塞尔：《社会经济学》，张旭昆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8页。

[48] 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49] 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57页。

[50] 罗斯巴德：《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一卷）》，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59页。

[51] 加拿大是个例外：加拿大人一方面得益于美国的金融专长和产品，另一方面保留了与寒冷气候相称的节俭与谨慎。

[5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59-560页。

[53] 丹.布莱兹尼茨：“德国缘何能在技术创新上压倒美国”， 《哈佛商业周刊》2014年6月30日（原文标题：《Why Germany Dominates the U.S.inInnovation》）。

[54] 祁月：“关于中等收入陷阱 楼继伟到底说了啥？”2015年5月3日，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7541.

[55] “财政部部长：中国有50%以上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426/13664167_0.shtml.

[56] 库兹涅茨：“评起飞”，载罗斯托编：《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贺立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页。

[57] 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3-76页。

[58] 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29页。

[59]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具有哪些特征？” http://www.hxqs1688.com/caijingyaowenshow-21-28294.html.

[60]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8页。

[61]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7页。

[62]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8页。

[63] 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陈国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64] Ha-Joon Chang, 2002,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How the Economic and Intellectual Histories of Capitalism Have Been Re-Written to Justify Neo-Liberal Capitalism, Post-autistic Economics Review, 15(September), http://www.btinternet.com/~pae_news/review/issue15.htm.

[65] 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54页。

[66]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7页。

[67] 张夏准：《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严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1页。

[68] 希尔、迈亚特：《你最应该知道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荒谬》，夏瑜译，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308页。

[69] 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关永强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页。

[70] 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陈国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文版序。

[71] 朱富强：“中国反垄断的政治经济学解读”，《产经评论》2014年第6期。

[72] 张夏准：《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死与资本主义秘史》，严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73] 朱富强：“中国反垄断的政治经济学解读”，《产经评论》2014年第6期。

[74] “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分析：欧美日占比近九成”，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5/02/09/93064yp4.shtml。

[75] 海尔布隆纳：《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马林梅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76] 哈巴库克：“关于经济发展基本条件的历史经验”，载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200页。

[77] 鲍尔斯等：《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孟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页。

[78] 西尔斯：“发展的含义”，载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79]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31页。

[80]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高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81] 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265-266页。

[82] 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32页。

[83] 江涌：《中等收入的“陷阱”为谁而设？》，《国有资产管理》2013年第1期。

[84] 参见刘福垣：“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南风窗》2011年8月3日；叶德磊：“‘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命题”，《东方早报》2013年6月18日；朱天：“‘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存在”，《金融时报》2015年6月05日。

[85] 卢麒元：“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纯粹是伪命题”，2015-06-01，http://www.js.xinhuanet.com/2015-06/01/c_1115468768.htm.

[86] 朱富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顶层设计”思维：重温邓小平的南巡精神》，《经济学家》2013年第1期。

[87] 参见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88] “财政部部长：中国有50%以上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426/13664167_0.shtml.

[89] 张夏准：《经济学的谎言：为什么不能迷信自由市场主义》，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68页。

[90] 张夏准：《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严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1页。

[91] 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关永强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页。

[92] 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页。

[93] 何自力：“发达经济体或将掉入‘高收入陷阱’”，《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8日。

[94] 张夏准：《经济学的谎言：为什么不能迷信自由市场主义》，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页。

[95] 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15页。

[96] 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17页。

[97]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5页。

[98] 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16页。

[99] 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22页。

[100] 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17页。

[101] 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余晖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年版，第517-518页。

[102] “‘中国资本’时代来临：从产品输出到资本输出”，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economics/20141016/175420559594.shtml。

[103] 张夏准：《经济学的谎言：为什么不能迷信自由市场主义》，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109页。

[104] 张夏准：《经济学的谎言：为什么不能迷信自由市场主义》，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102页。

[105] “移民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贡献还是负担”，http://news.chinesewings.com/cgi-bin/i.cgi?id=cq0509094835284。

[106] Lucas R., 2005,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UK: Edward Elgar, pp.7-8.

[107] “美国创新人才超三成是移民”，http://news.sohu.com/20160226/n438596741.shtml。

[108] 田学科：“美国如何为创新能力‘保鲜’”，《科技日报》，2014年05月29日

[109] “投资移民为美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http://jiaju.sina.com.cn/news/q/20140306/349794.shtml。

[110] “移民对美国经济和社会贡献巨大”，http://www.worldwayhk.com/newsdetail206147.html。

[111] 张夏准：《经济学的谎言：为什么不能迷信自由市场主义》，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页。

[112] 张夏准：《经济学的谎言：为什么不能迷信自由市场主义》，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102页。

[113] 皮凯蒂：《不平等经济学》，赵永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114] 张夏准：《经济学的谎言：为什么不能迷信自由市场主义》，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页。

[115] 张夏准：《经济学的谎言：为什么不能迷信自由市场主义》，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页。

[116] 张夏准：《经济学的谎言：为什么不能迷信自由市场主义》，孙建中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109页。

[117] 维塞尔：《社会经济学》，张旭昆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9-260页。

[118] 维塞尔：《社会经济学》，张旭昆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8页。

[119] 章玉贵：“中国将很快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资本输出国”，《上海证券报》2015-03-02。

[120] 大河内一男：《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胡企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

[121] 大河内一男：《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与弗.李斯特》，胡企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

[122] 罗斯巴德：《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经济思想史（第二卷）》，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3页。

[123] 钛媒体：《阿里全年总成交额突破2.3万亿元，比2013年增长了47%》，2015年1月29日，http://www.tmtpost.com/191775.html，2015年12月27日。

[124] 勒维斯：《非摩擦经济：网络时代的经济模式》，卞正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125] 谢康等：《企业信息化的竞争优势》，《经济研究》1999年第9期。

[126] 汪丁丁：《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汪丁丁论网络经济》，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127]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銛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1976年版序言。

[128] TechWeb：《BAT2014年度财报解读：腾讯营收利最高 阿里市值最高》，2015年3月31日，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331/13597764_0.shtml，2015年12月27日。

[129] 威廉姆森：《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行为》，张群群、黄涛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21页。

[130] 徐鹏：《贾跃亭减持3524万股乐视股票 套现近25亿》，2015年6月4日，http://news.zol.com.cn/524/5242162.html，2015年12月29日。

[131] 新京报：《万邦达高管高点套现近60亿 股民称“太过巧合”》，2015年7月6日，http://money.163.com/15/0706/07/ATQS48GG00254U80.html，2015年12月29日。

[132] 谷东和李隽：《创业板大股东套现加速 龙头股已现调整》，2015年5月27日，http://www.yicai.com/news/2015/05/4623728.html，2015年12月29日。

[133] “每2家问题P2P中就有一家跑路 有平台被整体转让”，《第一财经日报》2016年04月12日；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bank/bank_hydt/2016-04-12/doc-ifxrcizs7293596.shtml?cre=financepagepc&mod=f&loc=2&r=9&doct=0&rfunc=31。

[134] 马特.瑞德利：《基础科学真能产生很多新发明吗》，《华尔街日报》2015年10月23日；http://www.010lm.com/redian/2016/0404/1472193.html。

[135] 网易科技：《全球市值最高20家互联网公司排名出炉：阿里第三》，2014年9月18日，http://www.idcps.com/news/20140918/77722.html，2015年12月30日。

[136] 王新喜：《中国互联网为什么盛产富豪？》，2015年8月25日http://view.inews.qq.com/a/TEC2015082502799403，2015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