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起历史上的强盛，似乎只有汉武牧马天山、康熙平定三藩；说起历代君主的开明，似乎只有汉初文帝、唐代贞观。很少有人因北宋而振奋，为北宋而贲张，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只看到赵宋败于契丹、败于西夏、败于女真、亡于蒙元，“积贫积弱”已为这个王朝盖棺论定。然而，许多人想不到，北宋时期特别是仁宗一朝，恰恰是一个政治开明、文化繁荣、科技进步的时代。先不说政治与经济，就文化来说，我国历史上的唐宋文章八大家，就有六人（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活跃在仁宗时期；就科技而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就有三项（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诞生于仁宗一朝。

讨论皇帝的开明，不能按照权由民授、权力制衡的现代政治学的理念，符合当时的标准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依此标准，唐太宗李世民几乎成了一个“民主皇帝”。不过，人们赞赏李世民，在其从谏如流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一个英武强大的气场。虽然宋仁宗赵祯同样虚怀若谷，然而，在人们的印象里，其宽厚近于窝囊，其仁慈偏于懦弱，仁弱毕竟不如英武。一些人习惯于皇帝的总揽全局，一手遮天，比如李世民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却对赵祯的“仁慈”“忍让”不屑一顾。赵祯没有李世民纳“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豪气，然而，他毕竟不同于“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的孙辈宋徽宗（赵祯养子宋英宗之孙），这个“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的仁宗皇帝，其实并不缺乏驭人之术。这从他处理范仲淹引起的一场政治风波可见一斑。

景祐三年（1036），赵宋朝廷内部发生了一场风波。此时，吕夷简为当朝宰相，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垄断了朝廷的用人之权，不可避免地大搞“任人唯亲”，于是“进用者多出其门。”（《宋史》第29册，中华书局，1977年，页10269）其实，这种做法并不稀奇，在皇权专制制度下，少数人从少数人中选拔少数人，早已是不成文的规矩。只是这吕宰相如何官出其门，如何任人唯亲，史籍语焉不详。时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也就是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记》的作者，不仅“忠亮谠直”，而且“言无回避”，在深入调查研究之后，他画了一张“百官图”上报朝廷，以直观可见的方式，分析了朝廷人事政策的弊端。这张“百官图”其实暗含了当代程序政治的因子。范仲淹分析了官员队伍的现状，并附图指出，“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于是提出建议，“进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同上）这无疑于剥夺了宰相的人事大权。吕夷简得知此事勃然大怒，竟然挟嫌报复，奏明皇上罢免了范仲淹的京官职务，到鄱阳湖畔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去了。

吕夷简“圣眷正隆”，得罪了宰相也就得罪了皇帝。范仲淹在宋廷为官端正，见解卓著。范仲淹被贬之际，竟被加上了“朋党”的政治定性。在北宋政权存续的160多年里，正是在此时出现了以“朋党”整人的邪恶苗头，以至于欧阳修专门为文论述这《朋党论》。好在当时的国家中枢集中了一大批忠诚正直、气节高洁的朝廷官员，他们并不似后来大量存在的拜伏于权力脚下迎风承旨，整天把“大忠”“铁忠”“真忠”挂在嘴上，一有机会就献媚邀宠的谗谀奸佞之徒。看到范仲淹受到不公正的处理，秘书丞余靖公然在朝廷庙堂之上为之辩护，仲淹“今坐刺讥大臣，重加谴谪。倘其言未合圣虑，在陛下听与不听尔，安可以为罪乎？……陛下自亲政以来，屡逐言事者，恐钳天下口，不可。”（《宋史》第30册，页10407）余靖直接批评皇帝控制言论，堵塞众口的施政方针，看来缺乏的不仅是大局意识。太子中允尹洙更加出格，他在皇上面前公然声称，宰相不是指责范仲淹结党营私、拉帮结伙吗，范仲淹是我的师友，也曾向朝廷推荐过我，既然范仲淹遭到贬黜，我愿意一同接受“黜降”。（《宋史》第28册，页9831）今天的人们一定感到不解，当今官场哪有这样的“弱智”，爬到这个位置谈何容易，别的官员倒霉，不肯落井下石已属高风亮节，明哲保身当是上佳选择，怎么可能与范仲淹这个倒霉官员陪葬呢？仁宗皇帝并不缺乏当机立断的魄力，果断拍板将这两个不开眼的官员贬到边远之地担任基层酒税，余靖被流放到了筠州（今四川筠连），尹洙被发配到了郢州（今湖北钟祥）。（《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1985年，页2786）

当此之际，另一位书呆子粉墨登场了。欧阳修与范仲淹一样，在历史上大名鼎鼎。他此时担任馆阁校勘，很为范仲淹的际遇抱不平。不过，他没有直接抱怨皇上，而是将矛头指向了担任右司谏的高若讷。欧阳修给对方写信说，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在朝廷“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的情况下，你身为谏官，不但不为范仲淹说句公道话以“辨其非辜”，因怕得罪宰相，竟然“随而诋之，以为当黜”，形同落井下石，真可谓“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页989-990）不论写信人还是收信人，当时都不曾意识到，这篇名为《与高司谏书》的信函，后来竟然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书信体议论文的代表作品。欧阳修似乎已预感到此事之风险，他在信的末尾写道，“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同上）似乎做好了英勇就义的心理准备。此事被欧阳修说中了，高若讷正是这么干的，他转身即打“小报告”，并将此信递交皇上，欧阳修随即被贬窜到长江三峡的夷陵（今湖北宜昌）当县令。

风波仍未结束，北宋四大著名书法家——苏黄米蔡之“蔡”、西京留守推官蔡襄（字君谟），本来他是这场风波的旁观者，然而，他竟情不自禁地写下一首组诗——《四贤一不肖诗》。所谓“四贤”是指在这场风波中遭到整肃的那四名官员，即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所谓“一不肖”是指在这场风波中角色不太光彩的高若讷。从诗的命题已可看出蔡襄其人的爱憎倾向。蔡襄对于高若讷的批评，主要体现在下面几句：基于“积羽沉舟毁销骨，正人无徒奸者朋”的社会现实，高若讷“反谓范文（范仲淹）谋疏阔，投彼南方诚为宜。永叔（欧阳修）忤意窜西蜀，不免一中谗人机。”（《蔡襄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11）正因如此，“高君携书奏天子”的行径才显得特别卑鄙和无耻。这首组诗在当时影响很大，“布在都下，人争传写。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虏使（契丹使者）至，密市（秘密购买）以还。”“（宋）使过幽州（今北京，时为契丹之南京），馆中有书君谟诗在壁上。”（《渑水燕谈录》，中华书局，1981年，页15）可见这首诗的影响不仅遍于城乡，而且及于境外，甚至有心人还借机发了横财。

在任何一场政治风波中，都有一些见风使舵之徒，他们窥伺时机，以求一逞，他们认为这场风波既是邀宠良机，也是投资契机，只要站对队，表对态，就是一个向上爬、攀高枝的绝好机会。于是，泗州通判陈恢不顾官小职卑，挺身而出，不失时机地向朝廷呈上奏章，“乞根究作诗者罪。”（《续资治通鉴》第9册，页2787）要求追究作诗者的罪行。陈恢的举动很露骨，具有承旨希恩，讨好宰相的动机，不过他的如意算盘遭到了左司谏韩琦的阻击。韩琦弹劾陈恢“越职希恩，应重行贬黜，庶绝奸谀。”（同上）宋仁宗对此一概进行“冷处理”，不仅韩琦对陈恢的弹劾不了了之，而且陈恢对蔡襄的奏报也不了了之。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以范仲淹为首的朋党集团已俨然成型。令人意外的是朝廷对这个集团的处理方式，其首领与同党并没有正式打成有组织、有预谋的“朋党集团”，也未定性为“敌对势力”，既没有实行喷气式，也没有流放夹皮沟，他们只是被降职安排，远离京城而已。甚至一些参与者与同情者竟未受到任何处理。赵祯是个“仁宗”，如果范、余、尹、蔡、欧阳诸位活在明清两朝，早已身首异处，株连九族了。仁宗皇帝的统驭之术如同放风筝，线放的长点还是短点，取决于他的掌握。他至少不会让这些大臣变成断了线的风筝。赵祯对这些官员施以“薄惩”，保护了一批优秀干部，从而使他们在此后的施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他的政治性格与施政作风，蔡襄与陈恢（甚至包括韩琦）作为攻守双方才被轻轻放过。

事犹未了，光禄寺主薄苏舜钦又跳了出来，对朝廷“戒越职言事”的政令提出批评。他认为，这一政令，只会“拥蔽陛下聪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亏损朝政，实亦自取覆亡之道。”（《续资治通鉴长编》第9册，页2788）“亡国灭种”这种说词，如果出于皇帝之口，那叫“忧患意识”；如果出于臣下之口，那就叫居心叵测了。更为过分的是，蔡襄竟公然为范仲淹等人的被黜鸣冤叫屈，他危言耸听地说，如此处理，只会“使正臣夺气，鲠士咋舌，目睹时弊，口不敢论。”（同上书，页2789）他这套说词，分明是指责朝廷对范仲淹的处理是错误的，皇帝也并非总是“伟光正”。由此可见，北宋时期的蔡襄远不如南宋时期的朱熹，后者就发现了皇权时代的一个普世价值——“臣子无说君父不是底道理。”（《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5年，页233）于是，弘扬传统文化的时代，蔡襄只是一个书法家，朱熹几乎成了永远的国民教育大师。不识相的蔡襄继续引经据典地论证，“下情不得上通”是最大的“国家之患”。其实，宋仁宗登基之后，既未删帖，也未封号，一方面“使百官转对”，一方面“设直言极谏科”，并且“置匦函”，勤求直言，广开言路，已经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博大胸怀。蔡襄的言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显然属于妄议皇帝。他批评道，如果朝廷这一政令得以执行，就会导致“欺罔成风”，“窃恐指鹿为马之事，复见于朝廷矣！”（《续资治通鉴长编》第9册，页2789）这显然是以暴秦来影射大宋，以秦二世来讽刺宋仁宗，带有明显的“恶攻”性质。

“闻鼙鼓而思良将。”宝元元年（1038），党项人李元昊叛宋立国，自称大夏，屡次兴兵犯边。陕西前线的宋兵连战皆北，边情紧急。康定元年（1041）三月，朝廷采纳了韩琦的建议，恢复了范仲淹的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未及到任，又任命他为陕西都转运使。不久，又晋升其为龙图阁学士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与韩琦共同肩负起抵御西夏进犯，巩固西北边防的重任。有意思的是一个细节，皇帝与宰相在商议范仲淹的起用时，吕夷简竟意外提议，“请超迁之”（请破格提拔）。皇帝与范仲淹谈话，要求范正确对待，与吕尽释前嫌。范仲淹回答道：“臣向所论盖国家事，于夷简何憾也！”（《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0册，页3014）意思是说，我之前讨论的都是国事公事，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成见！二人的高风亮节可见一斑。范仲淹成为西北边帅，随即制定了守边城，实关中的方针，屯田守备，筑垒练兵，很快扭转了宋军的被动局面。当时边境有一段子：“军中有一韩（琦），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宋名臣言行录》卷七）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成为庆历新政的主要推动者。

康定元年六月，作为这场风波的受害者，欧阳修被朝廷任命为复出后的范仲淹帐下的掌书记。对于这项任命，欧阳修拒绝到任，他认为，“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宋史》第30册，页10376）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只可共苦、不可同甘的逻辑，欧阳修对于范仲淹的支持，并非朋党政治或者人身依附，并不是为了日后得到范的提携，完全是出于道义坚持。另两位受到风波冲击的余靖与尹洙，在范仲淹复出后，也陆续得到起用或重用。尹洙曾任经略判官、右司谏、知渭州等职。余靖后来是庆历新政的积极参与者，在英宗朝曾任工部尚书。在朝廷建言、地方施政与外交事务方面都卓有建树。

在这场风波中，受到欧阳修谴责的高若讷，虽然被蔡襄贬为“不肖”，但此人也并非奸臣或坏人。高若讷也是一个学者，他不仅通晓申、韩、管子之学，而且因母病自学医术而成为专材。张仲景的《伤寒论》、孙思邈的《方书》等均由其考校而得以传世。在政治上，高若讷后来官居参知政事、枢密使；在人品上，同样受此次风波牵连的尹洙也认为，高若讷 “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欧阳修全集》，页988）看来并不是一个见风使舵、承旨献媚、落井下石的卑劣政客。

这场风波持续时间并不长，一个多月就风平浪静了，在风波中受到冲击的人们，也在此后的两三年内陆续得到起复或重用。这不仅说明，北宋时期与士人共治的方针所带来的宽松政治，也说明赵祯此人作为皇帝也体现了相当程度的开明与自律。鉴于唐太宗李世民执政的23年与宋仁宗赵祯亲政的30年，同样的政通人和，同样的人才济济，在皇权体制之下，到底是开明君主成就了人才荟萃，还是人才荟萃促进了君主开明，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而在北宋末年赵祯的孙辈宋徽宗执政时期，昏君当道与六贼横行，则是一个相反的例子。无数史实证明，哪个朝代奸臣多，哪个朝代的皇帝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似乎是一个粪坑与苍蝇共生共存的关系。即使污浊的宋徽宗时期，在政治文明的程度上也比后来的明清时期残害士人、文网密布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进步性。

在这场风波中，无论得势的一方，还是失势的一方，没有谁可以称作国贼与奸佞。在元人修纂的《宋史》中，活跃在仁宗时期政治前台的大臣们，似乎没有谁被归为“佞幸”与“奸臣”两类。吕夷简与范仲淹，欧阳修与高若讷，包括其他士大夫，他们之间的弹劾、奏报、谴责、指斥，只是那个时代的保守派与革新派、强势者与弱势者之间不同治国思想、不同施政理念、不同从政风格的博弈与冲突。他们如同北宋天空中飞翔的不同造型、不同姿势的风筝，这些风筝的真正控制者恰恰是这位宋仁宗。这也是皇权社会的基本构成。只是宋仁宗给予这些风筝的空间相对广阔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