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20年前与季风相识的，应该是季风最早的读者和书友。
我记得1997年，季风开在陕西路一个很小的门面里，那时候书架排放的满满的，给人放不开身的感觉。
我与季风老板严搏非是多少年的老朋友，其实他是一个一流的学者，后来“下海”办书店，我们当时都觉得很惊讶，一个学者出身的人办书店是需要点勇气的。
但是在97年的时候，北京已经有不少这样的学术的书店，万圣是一家，还有门面更大的风入松，有好几家这样的书店围绕着北大。
上海居然没有这样一家由读书人自己办的书店，所以严搏非在上海属于吃螃蟹的。当时这对文化界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上海终于有一家读书人自己办的书店。在这之前，上海也有一家凤鸣书店，它在圈内有知名度，但是由于包括格局、地段在内的各种原因，对整座城市的影响毕竟有限。
季风书园开在陕西路，1号线又是上海第一条地铁，客流量是最大的，因为处于这样繁华的地段，所以马上就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季风书园很快就有了知名度，当时大家都有这样一个观念：如果要买书就去季风。
那时候已经有上海书城了，但上海书城的书太多了，太杂了，太乱了。我自己对书店好不好的判断标准之一，就是看分类行不行。上海书城最差就是分类不行：有多少个学科都被归为一类“社会科学”，这还是老新华书店的模式。
但是季风是学者出身的人开的书店，所以非常懂得文化人、读书人、学者要看什么书。后来季风以后把旁边的溜冰场拿了过来，规模扩大以后，就非常考验书店的专业性，但我觉得季风当时最让我欣赏的就是分类非常专业，就像风入松、万圣一样非常清晰，哪怕你不熟悉书店的布局，也可以马上找到自己想要的书，因为这种分类是我们所熟悉的。
那时候要买书还是比较难的，图书的流动性不太好，要买一本好一点的书，有时候还要托北京的、出版社的朋友代买代寄，但是季风起了这样的作用，很快经营的非常好，严搏非就做了很大的决策，把溜冰场盘了下来。当时觉得他魄力太大了，这么大一个场地，租金管理各方面都要跟上，从经营上来说是冒进，我还挺为他捏一把汗，但他居然成功了。
书店扩张以后，影响就变得更大了，因为品种也变多了，基本上你想要的书都有，没有的话也可以托他订。于是到季风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要买书到季风，要找朋友也去季风，每一回都能看到熟人。
过道面积小的一部分在卖外文书，面积大的那一部分就成了咖啡廊。书店又有了一个辅助的功能，坐在过道里大家就开始聊天。就从这条小小的走道开始，书店不仅是书店，同时成为上海文化人、学者生活中小小的、不可缺少的公共空间。
和朋友约在季风，既不怕朋友迟到，也不怕自己迟到，不管早到晚到反正先看书。季风一开始就是家书店，然后慢慢变成文化人一个雅居，一个公共文化空间。哈贝马斯论述的17、18世纪的公共领域，就是一些文人交往的空间，这些公共空间甚至可以为政治提供合法性。这些公共空间最早是以沙龙、咖啡馆、酒吧的形式来呈现，然后才是报纸杂志。
当代中国的公共空间你可见是从书店开始，你很难想象一座一线城市居然没有书店，或者没有文化人的书店。所以从21世纪初开始，从那条咖啡廊开始，讲座就进入了书店。
那时候大众书局也在办一些活动，但这些书店办的公共类的、文化类的讲座不多，会比较倾向于办一些专业性比较强或者日常生活类的活动，季风会选择办公共性更强的活动。
季风在上海图书馆时期成为了公共空间
如果说季风有陕西路和上海图书馆店两个时期，那我觉得在陕西路时期，季风（对我们而言）是以买书、会朋友为主的，讲座不太多，偶尔为之。
到了陕西路的后期，有了当当、亚马逊之后，实体书店就受到了来自电商很大的冲击。13年季风迁址到上海图书馆之后，我觉得这不仅一个场地的改变，书店也进入了第二个时期。简单的说，书店卖书的功能在弱化，我们到书店主要不是买书了，习惯到网上买书，后来好像看有什么新书也不必来季风了，这十年，图书的资讯太丰富了。
我当时也出席了搬到图书馆以后的开业典礼，好多朋友挤在咖啡吧里面，我记得那时候我讲的话：书店更重要是公共空间。那个时候在我的期望当中，季风扮演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卖书，更多的扮演了一个城市的公共文化空间。
而季风搬到上海图书馆以后，她更大的影响并不是体现在书上，她吸引人更多的是讲座。不是买书去季风，而是要听讲座去季风。特别是这些年季风与各大出版社越来越广泛，出版社也越来越重视营销，稍微上品味的，特别是文化类的书，很多安排在季风。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季风作为一个公共的文化空间，已经奠定了她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地位和影响。这个变化不仅是季风的，中国各大城市都有这样一家或者几家书店，在一座城市的文化生活中发挥这样的功能。但是在我看来，季风在上海又是不可被替代的，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是她的品牌很重要，毕竟20年，已经在上海、全国、世界，形成了品牌，很多外国朋友知道，特别是学界，有相当的知名度，上海恐怕没有第二家书店有像季风这样的品牌。
当年季风在陕西路似乎有危机，然后要关门，很多人联名呼吁，我想大家要保留的不是一个买书的地方，那时候买书已经不成为问题了，书店多一家少一家不重要。问题是季风已经成为上海文化人的一个公共空间，一个心灵上和文化上的家园，这是不可替代的，她的功能更多在于这里。而被公认是上海文化人、读书人的共同家园的大概也只有季风了，虽然这几年冒出不少同类的书店，在各自的圈子里有自己的影响，但是被公认，大概季风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意义上，她和中国其他城市的书店，如北京的万圣，贵州的西西弗，厦门的纸的时代 ，杭州的晓风，南京的先锋，广州的学而优一样。
因为上海的特殊地位，在我看来，如果北京和上海是双城的话，万圣和季风就像双子星座一样，代表和象征了民营的书店和公共空间的意义。
从文化人的家园，
到满足白领阶层文化上的新需求
季风在这两个时期另外很重要的变化，就是读者、书友发生了变化。在季风的陕西路时期，读者、参与者主要是上海的文化人和学者。我发现，到了上海图书馆以后，季风的书友的构成显然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就是说季风读者的主体，从文化人、读书人变成了这个城市的主流——白领阶层、中产阶级，这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变迁，就在这五年到十年期间，上海的白领阶层已经走向了文化舞台。
在季风早期，在金融、会计、贸易等领域工作的白领，这些主流人群脑子里想的是赚钱，大部分并不关心文化。但随着生活达到小康，生活富裕了，心灵却发生了枯竭，所以这些白领，包括一部分企业家，越来越重视文化。上海这个阶层流行一句话“现在穷得只剩下钱了”，钱是有了，但灵魂却被掏空了，他们开始对知识有一种渴望，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知识来了解社会的未来，掌握世界大势，寻求心灵的归宿，反正各有各的动机，越来越注重读书，开始听讲座，开始和学者、文化人发生紧密的关系。
这也就是这五年出现的情况，就是季风搬到图书馆以后所出现的新趋势，季风在图书馆时期，讲座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活跃，一个与总经理于淼的理想有关系；但另外一定要说，这与城市发生的新的需求有关。
现在听讲座的学生是不多的，90后的学生大部分人是很功利的，他们是网络的一代，更多通过移动网络、手机看资讯，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并不像上一代人这么热切，今天的大学里面，学生原来不读书，这种现象很普遍的。
与之形成反差的反而是城市的中产阶级、企业家，不是所有人，但越来越多的人注重学习，而且学得都是无用的知识。他们有社会经验，很多问题都有所思考，虽然他们的身份不是知识分子，却像知识分子有家国天下的情怀，这是个人的生活的阅历、经验乃至这个城市所赋予他的。
所以读书的重心从大学转移到了社会。过去，大学是一个城市的文化重心，但我发现大学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已经被边缘化了，而社会自身出现了文化和读书新的中心点，还有各种书店、论坛都扮演了这种作用，但季风既是书店又办各种讲座，所以她的象征意义、影响地位，使她成为了文化地标。
文化的中心从校园转移到了社会，这是很大的变化，从陕西路到上海图书馆，季风的影响在扩张，这个扩张与我现在说的背景有关。更多的文化人，学者也开始走出校园，直接面向社会公众谈知识，谈读书，谈心灵、谈国内外大事，这差不多就这五年到十年发生的变化。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季风对这个城市的意义。由此来说，这是一个城市的骄傲，现在上海终于有胆量说要建立世界一流的文化大都市，这个文化大都市要在全国乃至世界发生辐射性影响，不能仅仅靠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扶植，更重要的是要借助社会的自发产生的文化需求、形成的文化秩序和格局。
上海本来在历史上就是个文化大都市，在民国时还是文化中心，由于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再加上这些年经济的发展，白领阶层的崛起，才形成了这样的文化格局，放在这个格局里才能理解，季风对这个城市的意义何在？但季风独一无二，如果上海没有季风，这个城市会寂寞的。
一个大都市，通常都有这些地标性的书店和文化空间。实际上上海季风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纽约、伦敦、巴黎都是不是一家而是好几家这样的书店和文化空间，像这样，上海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意义上的文化大都市，培育更多的类似季风这样的文化书店和空间，为之创造各种条件，反正中国有法律，只要在法律界限里，文化都是自由的。
求知的中心已从校园转移到了社会
最早我是一个读者、购书者，后来开始成为季风讲座的主讲者，这是第二阶段。近一年来，我现在成为季风人文讲堂的一个老师，现在的季风不仅有讲座，也有自己的系列文化课程。
我感觉，我自己从1982年留校任教，有35年的教龄，对一个老师来说上课是不是享受，完全取决于听众。
我可以很坦率的说，过去在大学上课是快乐的，我最早是从60后的学生教起，现在00后都快读大学了，但至少教了60后、70后、80后、90后四个年龄段的学生，可以说到1985年前后是一个断层，这之前我觉得学生的关怀和老师的关怀是相近的，1985年后出生的学生入学以后，我们明显感受到一个断层，父与子两代人的断层。
这个断层不是知识——知识是我们教给学生的——而是知识背后的关怀，这是没法教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几年在学校教课，常常让人感到一种错位，让你激动的事情，学生是无感的，优秀的学生也会提一些问题，但他们提的更多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知识也有技术和价值两个不同的层面，这就是学术与思想的区别。从技术的层面上来说，优秀的学生是很细腻的，但是他们可能缺少社会经验，不太关心知识背后的价值问题，现在的学生大部分是以技术、学术为动力，而缺少价值上的、思想的兴趣。当然他们有心灵的追求，但心灵追求一回事，知识追求另一回事，这是两张皮，知识无法解决灵魂中的那种饥渴，他们往往诉诸于宗教。
但是在季风上课，我特别关心学友的职业构成，我发现白领，金融、医生、各种慈善公益、培训机构各色人等都有，但很少有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当然也有学生，但很少。他们大部分都不是文史哲出身，基本要么理工科、金融、会计啊这些，他们提的问题都不专业，但是他们很敏锐。现在大学学生提的问题和他们的生活没关系，从书本到书本；但是在季风碰到的学友提到的问题是从他们生活中感受出来的，与人生经历、痛与爱是相关联的，你感觉的出来他们是活生生的人。
我也特别享受的上课的时候学生求知的眼神，那种对知识的渴望。现在在大学很少看到，下面常常一片茫然。我觉得他们进入社会后可能就会有改变，这个和我们大学的风气有关：今天的大学一方面成为社会的路演，学生过于早熟，缺乏求知的单纯；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生活经验，非常书斋气。这是今天大学的问题，他们与社会唯一相关的，是功利的那些东西，而今天的书店来听课的学友，他们是带着某种困惑来求知的。
所以季风在华师大的分店完全是个失败，这个失败有客观的原因，去了不久就开始修路了，所以书店就流离在校园之外。但更多与今天校园发生的变化有关，学生、老师不读书，对书没兴趣，只读有用的书，不读无用的书，而季风卖的都是无用的书，这是文化的书的特点，而今天的学生、老师，大部分实际上对无用的书没兴趣。书店在大学也会承载公共空间的功能，但因为各种原因，季风在大学这种功能也发挥的非常有限，这与今天季风在这里的处境是一样的。
一家书店20岁，可以说已经是满长寿了，也可以说很年轻。一家书店不在于能活多久，而在于活得是否精彩，这和人生是一样的，长寿有时候也会寿则多辱，人生最重要是活出精彩。哪怕季风在20岁时戛然而止，我也会说，她会在这个城市的文化史上，留下痕迹，一定的，至少，在我晚年的回忆录里，我一定会留下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