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纲先生如今已少人提及，往往是伴着胡适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那段年月一闪而过。即便是魏道明来接下胡适卸下的大使担子，使其有闲在纽约城又做起了学问（继续从事《水经注》研究），四年后又回国接了老友蒋梦麟的班，任了北大校长，短短三年又再乘克里夫总统号自沪赴美，胡博士仍旧引来了太多目光，而本不存心地瞥到了童世纲。
童先生1911年生于湖北汉川县，毕业于当时中国首设图书馆学系的武昌文华大学，三四十年代在张治中麾下做特务工作，张将军对其“才华和为人深为赏识”（张治中之女张素初言）。在胡适四六年回国赴校长任时，童世纲恰恰得脱“中统”，受聘哈佛燕京书馆，理书四载，同时在波士顿大学摘了个公共管理专业的硕士学位，养得一身清气。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老胡适正式接受了普大校长陶德之邀，得了个葛思德东方书部主任的闲差，倒也乐意，不仅在普大的书林里做了蠹虫，也能添些柴米之资。他也深知这份差事的冷暖，次日就在写给赵元任夫妇的信里说得很规矩：“Princeton 的事，昨天（五月十四）正式发表了，名义是Fellow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y and Curator of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with Rank of Full Professor”。在复信里才多抱怨了两句：“我没想到，决定接受一个大学的聘请，还不够改换护照上的临时（Temporary）身份。……我的左手无名指得一怪病，叫做Trigger finger——大概是常想开枪打人的心理！”是年九月初动身赴普大任职。
胡先生虽早在一九二三年《国学季刊》发刊词中倡导了整理国故运动，并提点学人广编引得（index)以助学问，但毕竟一人之力难以尽善，面对葛思德（Gest）与义理寿（Irvin Van Gillis）购藏来的这些图书难免有些措手不及，故向老友严文郁求援，严遂荐童世纲，二人方才得遇。
记得那是一个细雨连绵的清晨。循例地，我驱车到火车站去迎接每于星期二、五必来「普大」办公的适之先生。不料是晨，固定的班车已到，却不见适之先生的人影。我不禁茫然！茫然地，我回到了办公室。
时光在疑虑焦急中消逝。
忽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对方说话的，正是我所惦念的适之先生。『对不住！我在火车上睡着了。一直坐到了「春藤」车站（「春藤」系新泽西州的省会，离普城十二英里），现在准备换车回头，希望你能再来接我。』他一边说，一边笑。笑声里洋溢着豪爽，而豪爽中又含蓄着懊丧。
半小时后，我又到了火车站。
一上汽车，适之先生就迫不及待地对我说：『昨晚我因赶写一篇文章而打夜工，快到天亮才睡觉，睡觉之前，我一面吃安眠药，一面开闹钟。昨晚睡眠实在不足，所以今早疲惫不堪。……说来更可笑的，昨晚翻阅我自己的「文存」，结果却不曾找到我要引用的材料。……』
『我觉得您的「文存」似乎应该加上一个索引，要不要我来替您编？』我一向心急口快，居然不假思索，便毛遂自荐起来。
『当然要！只要你有工夫。』长者喜形于色。
后来，引得的编辑在断而复续中完成了；但是，索引的发表却又在阴差阳错中搁浅了。搁浅已久的索引而今能获问世，在编者个人，真是亦喜亦惭！现在适之先生虽已作古，但他的遗著，必将永存人间。拙编倘能对「文存」参考者稍有裨益，那么，适之先生也将含笑于九泉之下了！
这是童世纲一九六九年二月廿四日（七年前这个日子胡适心脏病发猝死）于普大东方图书馆写下的回忆，作为自序附在这本“民国五十八年（1969）三月”由台湾学生书局印行的初版平装本《胡适文存索引》里。这种颇有五四新文学小说遗风的序言也少能见到，活脱脱一位老胡适从普镇车站的鸣笛声中走出来，也能窥出其作息不律，常服安眠药导致了心脏进一步恶化的积弊。胡适也曾回忆到：“我去年（1951）生日。正从学校（普林斯顿大学）讲学坐火车回家，当时气候冷，大雪纷飞，我坐在车厢里独自沉思，胡适今年六十一岁了，患有心脏病，不但常常带药瓶走路，连人寿保险公司也拒绝我这个顾客，生命很可能忽然结束，所以应下决心，无论如何应在有生之日还清一生中所欠的债务。”（《胡适年谱》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曹伯言，季维龙编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以下简称《年谱》）这段回忆与“童序”中所描述胡适的身体状况颇为相似，但“童序”中未述及具体时日，《年谱》中也未记述此事，但有“细雨连绵的清晨”的描写，大致可以推测童世纲提起为《胡适文存》编一引得之事最早应在一九五一年春秋之际。且据《年谱》所载，同年五月间胡适题赠给普大《胡适文存》合订本一部，据胡适题签内容，此部为“民国十四年的第八版”，多有错讹，“到十九年才重排第十三版！”故，胡的题签应书于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文存》（第一集）扉页之上，此版本自1921年12月印行以来至1930年1月共印行十二版，总计四万七千部，恰好在1930年后重新排印过，并多收自序一篇。这样一来，也便于童世纲着手展开编纂工作。“童序”足见这本文存索引缘起不俗，成编不易，原本干巴巴的一部引得倒也浮出几星普镇那天清晨的微雨。这部书，老胡适是无福消受了，但却给先生身后的清庙进献了不少香火钱。据台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胡故院长遗著整理委员会编辑委员会”会议记录载，1969年5月23日召开管委会临时会议，所议诸事中便有如下记录：“学生书店转来童世纲编的「胡适文存索引」稿费七千五百元，捐赠本管，作为经常费之用。”此外童本人也在此管委会成员之列，1962年11月6日召开首次会议时，对胡的遗著整理工作做出了以下两条决议：“（1）整理已发表而未收入文存的散文，推定徐高阮、蓝乾章及胡颂平负责收集。（2）胡故院长所有英文著作部分，推定徐高阮、蓝乾章与在国外的杨联升、袁同礼（守和）、童世纲收集。”由此可知童先生当初是负责胡适英文著作的整理工作。
倒是胡夫人江冬秀老太太得享高寿，成了这本《胡适文存索引》的受献人，童先生的心意印成了粗体墨字题在扉页：“谨以本编奉献胡夫人江冬秀女士”。老太太时年不过七十九岁，还躺在那张非要从美国带回，让唐德刚和王纪五好生为难的破床上偶尔捧读金庸呢！
一九五二年因普大经费问题，童世纲得以接下胡先生衣钵任葛思德东方书部主任，老陶德碍于面子，授予胡博士“终身名誉馆长”的虚位（可以说是虚上加虚，据唐德刚先生所述，图书馆长在五十年代美国高校中本就是个不起眼的虚位，委屈了老胡适），最要紧的是没有薪资，这下看来又要倚重“胡伯母”的牌技了。费正清的那位高徒格里德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一书中对胡适九年纽约寓公生涯的描述倒也贴切：“在纽约城一套堆满书籍和手稿的公寓中隐居起来，过着文雅而零乱的文字和学术生活。”老胡适也未甘寂寞，像个孩子王似的领着一群后辈留美学生常常出没在林太乙、黎明主编之《天风》月刊和白马社的诗会之中。
这位小胡适二十岁的童世纲，既算是胡门的后学，也是胡馆长的部下。普大发给这位年轻人的年薪是3480美金，而当初给胡博士开出的价码是5200美金，所以，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之下校方选择了前者，老胡适竟被自己信奉一生的实用主义给弄得“失业”了。胡先生没什么脾气，还告诉童：“你至少需要在这里干上十年，才有成功的希望，将来你就是一位文化大使。”童并未让其失望，在接手后的二十六年里，东方书部发展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善本比重列全美第一，总集藏量由十万册增至三十余万册。后也竟得了个与老胡适同样的名分，成了终身名誉馆长，镌匾上书：“凡是利用这个图书馆的人，都应该感谢童世纲先生的贡献。”比起那幅被弃置在哥伦比亚大学中文书馆仓库里的胡适油画像最终被不情愿的挂起要气派多了。
从此书目录来看可分为三部分，一为一幅胡适致童世纲信札手稿影印图；二为序言，除上文所录童世纲自序外，还有一篇屈万里先生序；余下部分才为索引说明及内容（附一页四角号码检字法图表文字说明）。
书前影印的这封信札写于“一九五八，一，廿四”，恰是胡适返台前夕的一段光景（同年四月九日返台），其中可见这段时间里他与童世纲的交往主要还是围绕着《水经注》研究，从而托童世纲查阅或借寄葛思德馆藏版本以资考证。更为重要的是，信中胡适提及文存索引编纂一事，并提出补编分题索引的建议。可以看出胡先生相当上心那日于普镇车站童世纲顺口吐露的想法，虽然他还是有些不好意思，觉得劳烦了这位小弟。另一方面，此信也体现了当时童先生的编纂进度，若是按《胡适文存》顺序来编，已编的就有第一集（共四卷），第二集（共四卷）起码至第三卷，并印制了草本以供校改。现将全信录下：
世纲兄：
那天承你单身带了那么重的三大捆书来，真使我百分不安，百分感谢！
第二天曹树铭带来的书，也都到了。其中《侯鲭集》真是李友棠的，使我很高兴！此书甚是罕见，是精写精刻本。我可能写一短跋附在书里。
关于《胡适文存》的索引，我忘了一点：你的索引好像没有为第二集“这一週”做一个分题索引。（二集卷三，页145-272）这六十多篇短评，在当时是十分用心写的，现在我颇觉得删了“这一週”是可惜的。所以我盼望你试为这六十三篇做一个分题索引，如果不太费时间！
四库全书珍本内有一部《水经注集释订讹》（沈炳巽），请你为我检查第一册目录后的“提要”尾上记的于乾隆几年几月校上。并请抄“提要”尾上记的“总纂官”与“纂修”是何人。
匆匆道谢，并祝
双安
弟胡适
一九五八，一，廿四
近收到大陆上印出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本）。我想借Gest的那部赵刻本聊斋一比勘。倘蒙寄我，至感！
无论是这段与胡适共事普大并协理研究的八年时光，还是胡五八年赴台任中研院长一职后，童世纲及夫人吴元清都与胡适保持着信件往来。据台中研院档案载，从1953年5月4日至1978年10月31日，童世纲（及夫人）与胡适（及秘书王志维）可查信函往来共二十七件，其中“南港档”十四件（胡致童五件；童致胡七件，包含实寄封一枚，电报一封；童与王志维两件），“美国档”十三件（胡致童四件；童致胡九件）。其中多涉及请托童世纲查阅、借寄书籍资料；相互赠书事宜；葛思德书馆公务问询；日常问候及致谢；对其他朋友的相关事宜（如对林家翘先生可否回台讲学一事）以及胡适身后与王志维谈及遗著整理工作等几个方面。
胡适常常赠书予葛思德东方书馆，往往是委托童世纲转赠。1953年5月4日胡适至童世纲信述及将私藏之伪满本《清实录》全本托童转赠一事：“赠书的信写了，现寄上请你看了之后，将原本交给馆长，副本留存你的file里。…我不愿意因此事得著publicity，故能避免宣传最好。”且据《年谱》载，此前胡适已经去信普大图书馆馆长狄克斯和副馆长海尔述及此部《清实录》的价值，“（这）是一部极完整的清代宫史”，“是伪满时代以清宫原藏的底本影印的版本”。又，1961年10月1日童世纲复信胡适告知葛库已收到其寄赠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并询可否再送一部？这部书对于胡适来说弥足珍贵，也耗神不少。1961年2月初由台湾中央印制厂承印，原本是胡先生私藏，由供职印厂的张祖诒（此人为江冬秀从内侄女江小波的丈夫，称胡为“姑父”）结来印缘，此书印制不惜工本，纸张采用重磅质精道林纸，每部重约二磅。共印一五〇〇册，胡先生自存一百部。还专门撰文《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缘起》，述及他得此写本的经过和对印厂人员的答谢，以献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民国十六年（1927年）夏天，我在上海买得大兴刘铨福旧藏的‘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的《石头记》旧抄本四大册，共有十六回。……到今天为止，这个甲戌本还是世间最古又最可贵的《红楼梦》写本。……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我在北平，曾让两位青年学人兄弟合作，用朱墨两色影钞了一本。……今年蒙中央印制厂总经理时寿彰先生与技正罗福林先生热心的赞助，这个朱墨两色写本在中央印制厂试验影印很成功。”可见其中用心，也足证先生慷慨。
至于请童世纲代查、借寄善本资料的往来信件颇多（1954年12月15日以及1955年7月7日胡适至童世纲函内容皆是），检其中有趣处一二，以开生面。民国四十四（1955）年七月七日去信童世纲，因其听吴光清曾说过可用Inter-Library Dean的方法借书，便请童去华盛顿特区时帮忙借取国会图书馆藏吴琯刻《水经注》一用。在信尾胡适托童向华府和剑桥两地老友问安，颇为有趣的是胡适又写到：“新的红笔，十分适用，故试用他复写，乞恕之。一份寄Cambridge，一份寄Washington。”这样的小细节反而显出二人感情的亲近，少有客套，多可人。还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五日，胡适在台致信童世纲：“承寄《碛砂藏》Photostat七卷，我特写长信送给中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说明是你赠送的。图书室的新主任是你的同学蓝先生，我请他特别向你道谢。”此处也成趣，老胡适赠予普大书时不愿张扬，而童世纲赠书一事他却要特别说明，要人家特别感谢。又，此处所提之“蓝先生”为蓝乾章，蓝早年亦毕业于武昌文华图书馆系，民国三十年于国立西北大学图书组任组员，四川仪陇人士，后来成为台湾图书馆学界扛鼎人物，也是胡适遗著整理成员，蓝为文华1938届，童世纲为1933届，故胡适信中有“同学”之说。而这部《碛砂藏》在去此信前半月时就勾起了胡适对普大岁月的回想，十一月十六日夜里写下《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思德东方库藏的<碛砂藏>原本》一文。“文中追叙他在担任该书库主持人期间，‘一个有趣的发现就是证实了那半部二千三百多本宋刻和元刻的藏经确实是碛砂延圣院的大藏原本’”（《年谱》一九五九，十一月十六日）。也正因这份感念，胡适在信中叮嘱童世纲代其向普城的诸位先生们送上圣诞和新年的祝福。
二人信中也常常聊及日常琐事，倒也轻松愉快。1956年9月24日，胡适专门致函童世纲、吴元清夫妇表达其对二人于8月31日远道专程赶赴机场相送一事的谢意并告知近日行程，还打趣地说：“到这里（指旧金山）已近四个星期，还没有写信去谢谢你们两位的厚意，真是该打！”，“我这个从不会开汽车的人，真不配来到这样‘摩登’的加里福利州！”在胡即将返台前夕，童世纲特意来函（1958年1月28日）述及胡先生近几年对其关照爱护的感激之情。1961年胡适身体每况愈下，3月3日童世纲夫妇拍来电报希望其身体早日康复。胡还常常去信述及在台北的生活情形，并仍关心葛思德书馆的发展事宜。
关于《胡适文存索引》一书的编著进程，胡也多在信中关心。1956年11月2日胡随信附了一份著作目录选编，8日童世纲即复信随寄《胡适著作目录》一册。也得见这本最终成编的《胡适文存索引》是在二人不断交流和校改、增补的基础上完成的。即便是老胡适西去，童仍然收集整理胡的英文遗著，并寄给王志维（1968年1月5日童寄王“适公手谕影印本十二种”），或由屈万里转交（1978年10月31日王去信童表达让屈万里代为转交《先秦名学史》一册，精印本英文演讲集《中国抗战也是保卫一种文化方式》一册的谢意）。
张素初（张治中将军之女）于1979年，中美邦交恢复后赴美继续学业，其首个假日便去普城拜访了“童大哥夫妇”，“在美国我和他夫妇相遇，倍感亲切，他们对我照顾也十分周到，体贴入微。从那时起我就称呼他们为大哥大姐了。”屈万里先生也在那篇序言说：“我很幸运，能和敦三这样品德高尚的人做朋友；我更高兴，能替敦三这本精详的索引作序文。”童先生一生爱书，读书，却没能像他那位老师及同事胡适那样埋骨中华。张素初曾问过这对大哥大姐回国之事，童答道：“我和元清是打算回国看看的。我们在国内还有亲戚，我们正在准备搬家。我的书籍资料太多，租了两间汽车房还放不下。现买了一幢新房子，等搬好新家，安置妥当后就回国，也许可以和你一道回国呢！”谁料，1982年12月23日童先生病逝，长眠于普城。
说来，要给胡先生著述编目的人也不少，李敖就曾以祝胡适七十大寿之名，将自己先前做好的一套《胡适先生著作编年目录》卡片装在一个皮鞋匣子中寄来，老胡适也看重，说要好好审查一番。并嘱咐胡颂平，“我觉得我的信倒值得收起来，你先做一个目录，再选一些编起来，其中全是应酬一类的都不要！”而童先生这部《胡适文存索引》是独一无二的，不同于一般引得，他将四种胡适遗著版本进行了对比性编辑，包括：
甲、胡适文存（第一、二、三集）民国一〇至二九年（1921-40）上海亚东图书馆铅印本（简称「亚」）。
乙、胡适文存（第一、二、三、四集）民国四二年（1953）台北市远东图书公司铅印本（简称「远」）。
丙、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民国二五年（1936）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简称「论」）。
丁、胡适选集 民国五五年（1966）台北市文星书店铅印本（简称「文」）。
索引体系分为「篇目分类索引」和「篇目及其中要词混合索引」两种，检字法包括笔画、四角号码、罗马拼音等三种系统，无论手头所持是哪个版本，习惯使用何种检字法，都可一索而得。
胡适和童世纲的交情也许在胡博士的众多人际中仅占如此谦薄的一隅，但如屈翼鹏先生总结，“适之先生的故旧门人遍天下，而协助他从事图书馆事业的，童敦三先生是仅有的一个人；适之先生的著作风行于天下，而替他的著作作索引的，童敦三先生这部胡适文存索引，也是仅有的一部书。”再合适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