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当选韩国新总统，这是“革新派”政治家时隔九年后首次入主青瓦台。鉴于过去革新派总统如金大中、卢武铉执政时期对朝鲜采取了和解优先的“阳光政策”，而文本人也表示愿意同朝鲜领导人会面，在选举过程中，还表示“萨德”问题将由下一届政府决定。

这些都引发了不少乐观的预测和分析。有的认为，文在寅政府可能会重新引入“阳光政策”，而萨德问题也会随之出现转机；还有的预测韩国会与美国保持距离及转向中国，朝鲜半岛形势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笔者认为，文在寅当选必然在对朝鲜和美韩同盟政策上会有变化，但韩国的政策创新有三大深层次的挑战，而中韩关系的未来，并非主要取决于总统的政治倾向，而是在于如何帮助韩国在减少上述挑战的基础上发展。

“阳光政策”很难重现

金大中执政时期对朝政策的优先目标，是以民族和解为基础的接触政策。双方实现了历史性的首脑会晤，韩国对朝鲜进行经济援助，双方展开经济合作，例如开城工业区、金刚山旅游等。卢武铉执政时期延续了这一做法。

“阳光政策”之所以会在1990年代末首次提出，并不是一些专家分析所认为的源于金大中长期自由和革新政治倾向的结果。诚然，金大中的个人因素不可忽视，但更重要的是冷战结束，以及过去几十年韩国政府敌视朝鲜政策并没有改善朝鲜局势。美韩同盟也没有能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器，加上韩国进入民主化进程，民众对于过去对朝政策的敌视、孤立和一边倒做法开始产生怀疑和不满，金大中的“阳光政策”正好满足了当时韩国社会求变的心态。“阳光政策”当时具有吸引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背后的逻辑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保守政府的政治孤立和军事威慑政策。

“阳光政策”逻辑起点认为，朝鲜的挑衅行为和强硬外交没有那么可怕，主要目的在于生存，而非侵略韩国和统一半岛。只要朝鲜的基本安全诉求得到保证，经济上极度困难和政治上高度孤立的朝鲜，必然选择改革和开放的政策，正如1970年代末的中国。而朝鲜的变化将会急速增加其对于外部世界和韩国的依存，韩国持续的接触和解政策会让这一过程加速，最终带来半岛的持久和平与和平统一，朝鲜核问题也会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解决。

尽管“阳光政策”一度获得支持，但韩朝关系在过去10多年动荡，特别是李明博总统时期，“延坪岛事件”后双方关系急剧恶化，让这一政策的吸引力丧失殆尽。

新的接触政策面对三大挑战

文在寅执政后无疑会采取同前任不一样的对朝接触政策，而韩国的民众也不愿意看到战争，接触政策也是民意，但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接触，而是怎么接触。文在寅的新接触政策至少将会面对以下三大挑战。

第一，对朝鲜的和解政策究竟是单方面愚蠢绥靖（unilateral foolish appeasement），还是对韩国也有好处？反对“阳光政策”人士主要指责韩国对朝鲜的单方面友善让步和支援，只会让朝鲜进一步强化自己不用改变就能生存的思维，还会在接触过程中对韩国提出各种得寸进尺的要求。在他们看来，和解政策就是放弃大棒，而只是用萝卜去填充一个无底洞。对朝经济援助还可能会被朝鲜用于发展军事。他们批评“阳光政策”不仅没有改变朝鲜，韩国安全环境也没有改善。

每当朝鲜强硬表态，他们就会攻击接触政策，进而造成民意对政策持怀疑态度和政府支持率下降。在目前韩国经济不是很景气、年轻人失业率高达10％的情况下，新总统的接触政策步伐太大，很容易被批评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日程利益，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而目前执政党在国会里并没有占多数议席。此外，文在寅是一个人权律师，在对朝政策考量上容易受到道义束缚。

第二，如何平衡和解政策的长期效果和短期国家安全诉求？随着朝鲜核武器和导弹能力的发展及半岛局势持续紧张，韩国在朝鲜问题上面临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矛盾越来越明显。

朝鲜越来越被看成是韩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些年来韩国的耐心被磨得所剩无几。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总统如果只是强调须耐心等待和解政策的长期效果出现，将很难获得民意支持。文在寅的过度对朝和解姿态，将会被批评为软弱表现，以及无视现实和对韩国国家安全不负责任。这将会对文在寅的对朝政策表态及萨德等问题构成牵制。

第三，朝鲜坚持美朝双边谈判，韩国的接触政策有意义吗？从朝核危机开始以来，朝鲜的战略重心是寻求朝美双边谈判取得突破。在韩国看来，美朝如果谈判有成果，肯定对韩国不利；即使谈判没有结果，也没有让韩国发挥作用的空间。换言之，韩国和解政策非常可笑和幼稚。

文在寅想要在接触政策上有创新，就不可能回避上述三大挑战，否则国内共识不形成，任何接触政策都是脆弱甚至短命的。

中韩关系的定位

从表面上来看，韩国对朝政策的变动源于总统个人政治倾向。革新左派倾向和解政策，保守右派则选择强硬政策。然而，这样的分析忽视了韩国在朝鲜问题上深层次存在的困境，即一方面韩国希望通过接触避免战争，但对朝鲜日益失去耐心，结果国家共识缺失，让对朝政策上的重大创新变得很困难。对于文在寅执政下的中韩外交分析，需要建立在这个超越韩国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深层次国家困境的基础上，而不是单纯政治领导人的变化上。

第一，中国是否需要积极的对韩政策，以促成文在寅的接触和解政策？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主要必须促成朝鲜能够有积极回应。韩国如果在外交上对朝鲜的态度缓和，将会为中国开展斡旋恢复和谈提供有利条件，所以中国当然要积极努力。但对新总统来说，回到过去的“阳光政策”的可能性很小，和解政策优先也将是建立在互惠及可视的原则上，重点要放在如何让朝鲜同样释放善意，回报韩国新政府可能做出的善意言行。

第二，中韩关系的定位要适度，过度期待新政府迈向亲华离美不现实。面对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韩国国内认为需要通过强化美韩同盟，强化日韩合作来增加威慑的声音很强，这不会因为文在寅执政而消失。面对上述“内压”，一方面中国须积极对韩外交改善国民感情，同时证明中国外交努力有成绩，这是为了不让同盟强化论垄断；另一方面，不要让美国和韩国国内保守派认为文在寅正在倒向中国。换言之，中韩关系发展的速度不应该过度超越美韩关系步伐。这就要求中国对韩外交上既不能消极等待，又不能过度积极，这确实是不小的挑战。

第三，以对朝外交的成果，间接推进对韩外交的进展。韩国新总统面临的三大挑战不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决，中国的对韩外交空间就不大。中韩关系在2013年后曾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蜜月期，当时有专家还提出过中韩结盟论。但2015年后，中韩关系出现了很大的困难，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上述三大挑战带来的社会和政治的动摇。例如中国能否说服朝鲜认识到过度坚持美朝双边谈判至上，会挫伤韩国进行接触政策的动力。

中韩之间在朝鲜问题上并非只有萨德，双方是有一些基本共识的，包括不能有战争、必须接触，问题在于接触方式要达成新共识，双方须建立互信和有效沟通。

从长期来看，朝鲜问题的解决还是需要建立地区安全框架，韩国持续对朝和解政策无疑非常重要，但这需要强大的国内共识存在，而促成国内共识的形成，应该成为中国对韩外交的重要内容。

韩国国家安全的现有主流共识，是美韩同盟保证安全。虽然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被证明过的假设，但的确是一个让韩国感到安心的有效政治工具，所以中国对韩外交绝不能把重点放在如何拉开美韩。相反地，中国如果能够在朝鲜问题上证明地区方式、和解方式也能够为韩国提供安全，美韩同盟的意义就会自然减弱。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联合早报